历史以可笑的方式重复自身——新时代与旧时代的德意志帝国上下永远也不会想到，一个全社会都弥漫着空前的国家崇拜，民族狂热和对外拓殖的沙文野心的国度，有一天竟然也会被邻国威胁。但是，无论社会党人如何鄙视德意志帝国这个国家，他们也不可能无条件地欢迎施加于平民身上的武装暴力，不可能立刻主张Deutsches Heer放下武装，纵容俄国人长驱直入。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做了，那么他们所做的就不仅不是和平主义的努力，而是对帝国主义的纵容，是对人权，生命和自由的彻底否定——这一点在今天的乌克兰问题上，已经是很明确的了。

为此，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写信给恩格斯，征求他关于‘即将到来的’俄国侵略战争的看法时(此事的起因是俄国在1891年9月向法国大举借贷以发行军事公债，引发德国社会的极度恐慌)，恩格斯所给出的并不是简单的口号是的答复，如‘立刻调转枪口’‘主要敌人在国内’。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口号无助于社会民主党人的胜利。其原因有二：第一，在俄国国内不存在强有力的反战力量，在短时间内必然受到暴力机构的裹挟——正如我们在今天也看到的，自由主义和左翼政党在选举中被彻底‘碾碎’了，更不用说在当时的俄国，连选举和公开活动的自由也没有了。第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仍然有限，它自己在国内的‘自卫战争’语境下(这与本国发动战争的情形截然不同)很难动员起反战运动。在1891年10月14日写给考茨基的信当中，恩格斯说到，‘在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夺取政权并实现我们的原则以前，严格地讲，对我们来说就谈不上什么反动的一帮，不然，整个民族(国家)就要分为反动的多数和无力的少数。’然后的结局不过是我们作为少数派被碾碎罢了。

为此，恩格斯在此的回答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他首先(在9月)致倍倍尔的信中，安抚党和社会舆论，‘战争一旦爆发，恰恰是我们应当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全力促使俄国的侵略野心无法实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恩格斯强调，一旦遭受入侵，固然，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进行抵抗。

但是如果人们据此以为恩格斯是在鼓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去加入到德国朝野上下的恐俄大合唱，乃至主张支持对俄国的强硬态度，那就大错特错了。之所以上恩格斯的此番话是一种安抚，是因为他在接下来的整个信件当中，都在谈论由俄国主动挑起战争的不可能性。恩格斯写道，
 

‘我对俄国外交界现在以及过去使用的方法和惯用的手段作过多年研究，深知战争对俄国来说总是意味着外交的失败，因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往往是俄国所不希望的事。首先，得手的外交恫吓比较便宜，也比较可靠;其次，每一场新的战争只是证明，俄国军队要实现征服性的目的，其力量还非常不足。俄国军界把自己的战斗准备夸大到如此地步，即使外交界把他们所说的打个七折，也还会对军队的战斗力估计过高。外交界必须考虑的诸因素中，本国军队的力量是最难估算的。只有在别的国家为俄国作战的情况下(1813—1814年)，俄国外交界才愿进行战争。如果格莱斯顿在这里上台执政，那末，俄国外交将处于近数十年中它所能期望的最有利的地位。法国作为积极的盟友，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这已经很不错了。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将会剑拔弩张。但是，战争如果真的发生，这却是违背他们的愿望的。’

在此意义上，谴责俄国的军事冒险倾向，反对它的扩张野心，尽管在辞令上听起来与外交声明一样，却并非不可接受。但是，如果说这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人对Deutsches Heer的大力支持，那就大可不必了。威胁本身就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到那样的地步，以至于需要同它们‘联合’。

更重要地是，恩格斯指出，俄国以其自身的力量，既然无论如何都没有能力发动战争，那么发动战争的现实因素，实际上完全取决于‘法国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更重要地是能不能在法国与德国共同组织起反战运动来抵制两国政府的野心。在这一点上，恩格斯说，我们绝不能诉诸威胁，相反，‘我们应当声明，1871年以来，我们就一直准备同法国和解(这与现政权的态度截然不同);而我们如不让亚尔萨斯—洛林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未来，就不能执掌政权。’换言之，最根本地是，我们必须与当局的军国主义划清界限，以便为和平留出空间，这就是，在‘亚尔萨斯—洛林’的自决权问题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表现出完全的支持。在尊重普遍的人类权利的基础之上，与法国的社会党人一同，和平就能够得到保障。

可是，如果战争真的爆发，如果甚至在法国，这个以民主制度著称的地方，也无法组织起反战运动，那么又该怎么办呢?恩格斯说(在10月13日的信中)，这要取决于事态的发展有多么迅速：如果战争不是在‘明年春天’就爆发，那么我们就还有时间来扭转舆论，做好准备，而不需要通过所谓的战争拨款，而‘假如我们确信春季将爆发战争，那么，我们在原则上就很难反对此项拨款。因为这将使我们陷入颇为尴尬的境地。那时，所有卑躬屈膝的政党就会欣喜若狂地叫嚷，结果是他们对了，而我们现在不得不践踏我们自己二十年来的政策。这样一个毫无准备的转变也会在党内引起剧烈的摩擦，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只会被冲昏头脑，以至于反对战争拨款的社会民主党人，将沦为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况且在此意义上，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太可能有机会反对。

但是，对战争拨款的支持也不意味着对Deutsches Heer的支持。恩格斯写道，作为德国最有影响力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必须主导武装计划的实施，即动员大量的民兵而非加强常备军。‘在战争威胁加剧的时刻，我们可以向政府表示，我们准备支持它反对外敌——如果给我们以应有的对待，使我们有这样的可能，其条件是，政府要用一切手段，包括革命的手段，毫不留情地进行战争。’——恩格斯强调，如果不能反对那些‘企图保全自己财产的资产者和容克们’，所谓的‘民族防卫战争’也就根本不可能胜利。为此，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不是在战争期间对政府表示顺从与支持，而恰恰是要揭露后者的虚伪无力——和俄国那些色厉内荏的执政者相比，德国又有什么不同的呢?难道它们自己的财产和利益，不是也在法国的金融市场里吗?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将成为唯一真正坚决的主战派(但不是为了国王)。我们将由此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使1793年重演(即法国大革命的历史)。’

恩格斯的论述在今天仍然能够给予我们无限的启示：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依照他的见解而行动，走上了一条非民族主义的反帝国主义道路，从非民族主义的角度来反击俄国与法国的军事威胁，并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对其加以分析，历史的走向是否会有所不同?恩格斯在信中嘲讽了李卜克内西，‘但是，如果李卜克内西主持国外栏目，将怎样对待这种战争政策呢?他的对外政策(帕涅尔、在尼斯为加里波第举行的纪念日等)是不值一驳的。他如此崇拜这样一个明天就到来的共和国，以至于那里很快会出现内战。’——因为李卜克内西直白的反战呼吁在当时，在党还有回旋余地的情况下，是一种政治上的不明智，并且无助于未来的，更加长远的胜利，但是，既然党本身没有在1891走上恩格斯所设想的这样一条道路，那么，等到1914年来临的时候，一切也都已经晚了。最终，讽刺的是(在今天也是一样)，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争论了十余年的‘外国威胁’，其结果却是以德国自己率先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告终，在那一刻，只有李卜克内西，这个‘头脑简单’的，恩格斯最不看好的外交事务家，守住了党的最后一丝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