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说明

本书共有十章：旧社会的女性地位;早期女性运动;1949年以前的CP与女性运动;革命后的女性政策;女性与教育;女性与劳动力;女性在管理中的地位;女性在政治中的地位;堕胎、避孕与性行为;一些结论。

书名为译者自拟，英文原版为《中国女性》，法文版为《中国革命中的女性》。作者凯蒂·柯蒂是加拿大女性主义者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根据Katie Curtin, Women in China, Pathfinder Press 1975翻译。

翻译：Freya

排版：疯石

第三章 1949年前的CP与女性运动

CCP与女性解放斗争的关系史必须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1927年之前的时期——党将女性运动视为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盟友;之后的时期——虽然支持同前资本主义时期最严重的虐待行为作斗争，但在斯大林主义领导层之下，党越来越将女性运动视为党的从属，并经常试图将女性的要求限制在实施国民党法律的民主条款上，而非超越这些条款以实现全面解放。

CCP早期深受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革命纲领的影响。1917年至1927年间，苏维埃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律，给予女性与男性正式的法律平等，修改了结婚和离婚法律，并赋予每位女性按需免费堕胎的权利。俄共1919年的纲领指出*“在目前，党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彻底消灭过去的不平等现象或成见的一切痕迹，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落后阶层中尤其要进行这一工作。党不只限于使妇女获得形式上的平等权利，而且尽力使她们摆脱那些旧时家务的物质重担，方法是用家务公社、公共食堂、洗衣站、托儿所等等来代替。”*(《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补版)》，第36卷，第407页。)

在此影响下，CCP以对女性运动毫不吝惜的投入而著称。1922年7月，CCP二大宣言呼吁赋予所有人选举权，不分性别，并废除一切限制女性的法律。1920年代，CCP积极组织了大量代表会，以动员农民和劳动女性。党还组建了斗争性的“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的领导层，其在1925年至1927年间拥有30万名成员。[1]

女性运动的命运与整个革命运动的命运密不可分。1920年代初，CCP经历了飞速发展。它从最初弱小的少数成长为一个在数百万工农群众中具有影响力的群众性政党。然而，1925年开启的巨大革命浪潮最终以失败告终，这是共产国际斯大林主义领导层强加给这个年轻的**的政策所致。

自成立起，共产国际就敦促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度的**支持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独立斗争，哪怕这些斗争是由资产阶级国族主义(bourgeois-nationalist)力量领导的。但共产国际坚持认为，这些地区的**在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同时，必须保持组织上的对于资产阶级的独立性，必须保留自己的自由，为工人的利益提出诉求，同资产阶级力量相对抗。

有了这项规定，在CN，寻求建立一个国民党和CCP的联合阵线(united front)，共同对抗帝国主义列强和当地军阀，便是可以的。然而，1922年8月，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荷兰籍**员亨利克·斯尼夫利特(Henryk Sneevliet)(化名马林)重新诠释了“联合阵线”的策略，使其包含CCP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做法。马林开了CCP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即“西湖会议”)，不顾CCP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坚持要求**员作为一个整体加入国民党。

然而，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项决议强调，“只要国民党实行客观上正确的政策，CCP就应当在国民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CCP无论如何不应当与它合并，不应当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已的旗帜。”[2]

当斯大林掌舵苏共后，马林的错误政策更加恶化。国民党被置于共产国际“同情支部”的地位，并接受了苏联的大量援助，这使其从一个松散的派系联盟转变为一个纪律严明的资产阶级政党，并且拥有自己的军队。

斯大林通过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理论为CCP服从国民党的政策辩护。首先，**必须与资本家携手驱逐外国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一国家。然后，经过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或许数十年——工人阶级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资产阶级由于其与地主阶级和外国资本的联系，无法发挥进步作用，无法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传统任务。CCP为了维持与所谓进步资产阶级的联盟，采取了限制群众的政策，实际上解除了群众的武装，为1927年国民党对上海工人的大屠杀铺平了道路。

1925年，国民党在CCP的支持下夺取了广州周边地区的政权，并建立了反军阀政府。1926年3月，蒋介石在广东地区建立了其独裁统治，然后在1927年4月，蒋介石在击败各地军阀的北伐过程中，动用军队残酷镇压了上海成功的工人起义。[3]数万名激进的工人和女性活动家惨遭杀害，这标志着革命高涨时期的终结。[4]

在1927年的清洗中，蒋介石对女性活动家尤其残酷，摧毁了大部分女性协会。斯大林在他的政策在主要革命中心招致失败后，为了徒劳地抵抗，下令在广州于1927年12月发动起义。在起义被镇压的过程中，约有两三百名女性仅仅因为留着短发(象征着解放)就被国民党处决。在这一血腥的反动年份里，超过1000名女性领导人被杀害。

1927年也见证了CCP官僚化进程的顶点。在此之前，CCP一直只是在抗议中不情愿地执行斯大林的政策。上海的大屠杀后，CCP创始人兼总书记陈独秀被当作失败的替罪羊，并被免职。从此以后，CCP领导人的选拔都以是否认同斯大林的路线为标准。

失败后，CCP部分力量退守农村，在湖南和江西建立了农民军和“红色根据地”。这是共产国际全世界范围的“超左主义”(ultraleftism)时期的一部分。这种“超左主义”在斯大林主义体系中被称为“第三时期”，其兴起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首要因素是苏联的内部危机。斯大林领导的苏共派系过去抵制快速工业化，反而奉行允许富农增加财富的政策，而托洛茨基主义者则预言，这种政策最终会导致富农试图摧毁苏维埃政权。当这种情况的确发生时，农民们开始拒不向城市运送粮食，斯大林主义者被迫对富农进行反击，并且着手强制推行集体化。为了包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他左翼的独立革命者——他们曾预言斯大林过去的政策将会是灾难性的——斯大林主义者在全世界采取了超左政策。

共产国际政策的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1935年决定转向与资产阶级政党在“人民阵线”中合作。

在**撤退至的农村根据地，在群众动员的影响下，女性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们获得了继承权和财产权，以及结婚和离婚的自由。江西根据地的1万名女性参加了地方妇联。女性们还被组织成队伍，为红军制作衣物和鞋子。当男性在前线作战时，她们被动员到田间劳作，而且在许多村庄，女性被组织成游击队，在男性不在时保卫地区。[5]

在《翻身》一书中，韩丁(William Hinton)生动描绘了CCP控制区内农村女性生活发生的巨变。一位名叫仙娥的农村女性要求同她那几乎要将他打死的丈夫离婚。在她的村子里，此前从未有过离婚的先例。为了赢得村民的支持，仙娥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述了自己所遭受的苦难。经过这番情感激烈的讲述，群众被说服，以压倒性多数投票赞成她离婚。[6]

土地改革、财产权和离婚权赋予了女性新的独立和尊严，这体现在以下几位农村女性的简单陈述中：

“等我分到了土地就和我男人分家，以后他就无法再压迫我了。”

“先前我们两口子一吵架，我男人就说：‘你从我家滚出去!’。这回我跟他来个针尖对麦芒，我可以说‘你自己从我家滚出去!’”[7]

然而，江西的农村根据地无法支撑CCP抵抗蒋介石政权的进攻。因此，1934年10月18日，该根据地被放弃，CN红军开始了“长征”，前往CN西北。

366天后，红军抵达陕北，此前他们徒步跋涉了上万里，几乎持续遭到蒋军的攻击。10万名士兵从江西出发，沿途又招募了约2.5万人。但仅在最初的十周内，就有近6万名官兵阵亡或负伤。到行军结束时，红军仅剩不到2万人。

只有50名女性参加了长征，她们在军队中被限制在特殊岗位上——尤其是在公共卫生和后勤部门。其中一位名叫Ku'o Chun-Ch'ing的女性女扮男装，迅速晋升，并被授予军队最高荣誉——“杰出军人”称号。然而，在她受伤送医后，她的真实性别被发现。康复后，她与其他女性一起被调到公共卫生部门。[8]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M成为CCP的中央领导人，并在1945年通过清洗党内高层中剩余的反对者巩固了其至高地位。

CCP进驻陕西延安之际，正值共产国际右倾，转向“人民阵线”。此后，CN斯大林主义者试图恢复与蒋介石因1927年屠杀而中断的合作。

日本已经占领了满洲和CN北方的大片地区，显然正在策划进一步的入侵。1936年12月，蒋介石的一些军官在西安俘虏了这位大统领，并准备处决他，除非他同意与CCP建立共同战线，共同对抗即将到来的入侵。斯大林亲自呼吁CCP介入，以保住蒋介石的性命。周恩来前往西安，与蒋介石谈判达成了一项新的国共合作的协议。

作为交换条件，CCP放弃了土地改革的纲领，同意承认蒋介石为抗日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并淡化了女性组织的活动。CCP强调，抗日战争期间女性运动的主要作用是组织女性从事生产活动。CCP改变了对婚姻的立场，不再提及“废除封建家庭”。在1936-1945年近十年的这段时期内，CCP背离了其在江西时期倡导的离婚自由原则，并对这项权利施加了一系列限制。

女性的确在抵抗日本侵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她们参加了1935年在北平(后来的北京)举行的反日示威游行。1935年12月，上海成立了“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并组织了以“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妇女们只有参与抗战才能解放自己”等口号为主题的示威游行。女性杂志也相继问世，例如《妇女生活》、《大众妇女》和《小姊妹》。上海和青岛成万的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在日本人经营的纱厂罢工。[9]

战争结束后，CCP与蒋介石展开谈判，寻求以少数党的身份加入国民党政府。CCP宣称的目标是与国民党合作，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CN。它将其纲领——包括女性问题——限制在国民党内的自由派原则上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蒋介石拒绝了美国顾问对于他接受M提议的敦促，并且在1946年7月对M控制的前日占区发动了军事进攻。毛主义的军队进行了抵抗，并在些许犹豫之后，采取了更为激进的社会纲领，以激发群众动员，最终赢得对蒋介石的斗争。这其中包括在家庭和离婚问题上采取更为激进的立场。女性被鼓励反抗“封建”家庭。CCP的女性团体组织了“诉苦会”活动，女性们聚集在村庄里，公开讲述旧制度下遭受的屈辱、殴打和强奸。这种独特的斗争形式将女性的个人痛苦转化为对制度的集体愤怒。

女性开始反抗她们的压迫性主人。起初，冒犯她们的男性只是被礼貌地警告;如果他们不听从，就会遭到女性协会的严厉惩罚。杰克·贝尔登在他的《CN震撼世界》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众人向他袭来，嚎叫着将他打翻在地，许多只脚跳到他身上猛踩他。几个妇女扑到他身上，挥拳痛击。那些在后边的也冲过来，撕他的衣服，揪他的肉，乱拧乱掐，身上许多被抓破的地方流出了血。挤不到他跟前的人蹲下身子抓他的腿，狠狠地咬他的肉。张疼得嚎叫起来。“别打我啦!别打我啦!”他惊恐地哀求道，“我愿意改造。不要再揍我了。”妇女们一阵痛打，使他很快就叫不出声来了。大家这才住了手。金花向躺在地上的丈夫瞥了一眼，只见他像死狗一样一动不动地躺着，嘴里全是泥土，衣服被扯成碎条，血从鼻子里慢慢地淌出来。“过去他就是这样打我的,”金花想着，抑制不住心里的高兴，对妇女们说，“多谢啦，姐妹同志们，多亏你们帮忙，要不，我还出不了这口气呢。”[10]

注释

[1]Helen Snow, Inside Red China (Doubleday, 1939).

[2]Quoted in Allan S. 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 1924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241. 中译引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CCP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CCP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年)》，第578页。

[3]Snow, Inside Red China, p. 170.

[4]Helen Snow, Women in Modern China (Morton & Co., 1960), p. 242.

[5]Snow, The Chinese Communists, p. 244.

[6]William Hinton, Fanshe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p. 457. 中译文出自：韩丁，《翻身》，“五十一、年轻媳妇打头阵”。

[7]Ibid., p. 397. 中译文出自：“四十四、等我分到地时”。

[8]Salaff and Merkle, pp. 61-62.

[9]Soon Ching Ling, The Struggle for New China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3), pp. 154-155. 根据：宋庆龄《为新CN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第129页，“CN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写于1942年7月)。

[10]Belden, p. 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