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最近这段时间，我的心情很是复杂。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我这人平时说话比较直，在网络上的一些“红群”里，莫名其妙地被拉进了许多新的圈子。这些群名头都很响亮，满屏的红旗飘飘，大家张口闭口都是热爱毛主席、热爱马列毛主义。初入其中，你会觉得这真是一片赤诚的热土，仿佛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但是，随着观察的深入，我发现了一个让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现状。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个别的微信群，甚至可以说是弥漫在整个左翼网络圈子，乃至扩大到某种社会心态中。那就是一种极其幼稚、却又极具杀伤力的“道德绑架”和“纯洁性测试”。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每当你，或者任何人，在群里发出一些特别革命、特别激昂，或者是探讨革命历史现实困境的话语时，总会有那么几个人，阴阳怪气地跳出来，冷冷地抛出一句：“你觉得自己能扛得住严刑拷打吗？”

这句话，初听似乎是在拷问灵魂，实则是一种极其恶心的心理霸凌。说这话的人，往往带着一种上帝视角的傲慢，仿佛他们已经预设了你是个软骨头，或者他们自己就是钢铁铸成的巨人。他们用这种极端的假设，试图从道德高地上碾压一切理性的讨论，仿佛只要你不敢拍着胸脯保证自己能受得住满清十大酷刑，你就没有资格谈论革命，没有资格谈论信仰。

今天，我就想借着这篇文章，要把这句话，把这种心态，把这段历史里的幽微人性，彻底地剖析一番。我们要把那些被神话遮蔽的真实，把那些被偏见误解的英雄，以及那些在人性边缘挣扎的灵魂，都拿出来晒一晒。

第一章：肉体凡胎与钢铁意志的辩证法

首先，我要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可能扛不住严刑拷打，但这并不代表我就注定要成为一个可耻的叛徒；哪怕真的身体崩溃了，也未必就要做那种出卖灵魂的死硬叛徒。

同志们，我们要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们承认，也是必须承认，人是由碳水化合物组成的生物体，人的痛觉神经是客观存在的。当烧红的烙铁滋滋作响地按在皮肉上，当竹签一根根钉进指甲缝里，那种生物学层面的剧痛，绝大多数普通人，包括此时此刻敲击键盘的我，恐怕都是无法在生理上“无动于衷”的。

那些阴阳怪气的人，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他们把“扛得住严刑”偷换概念成了“革命的前提”。他们的潜台词是：“你看，你也会疼，你也会惨叫，所以你那些豪言壮语都是吹牛，真到了那时候你也是个汉奸。”

错!大错特错!

革命者不是痛觉缺失的怪物，革命者是有血有肉的人。真正的英雄主义，不是感觉不到痛苦，而是在痛苦的极限中，依然能守住那条做人的底线，依然能运用智慧去周旋，依然能在绝境中为组织保留火种。

这其中有宽泛、模糊的地带，也有很多应对策略。并不是非黑即白地只有“金刚不坏”和“彻底跪舔”两个选项。既然那些人喜欢拿抗日战争时期被抓遭受逼供来说事，那我们就用事实说话，讲一个真正的高手——著名红色特工任远的故事。看看在真正的炼狱面前，一个**员是如何用智慧碾压敌人的酷刑的。

第二章：深入虎穴——任远的传奇博弈

任远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年轻同志不熟悉。但他所经历的惊心动魄，足以让那些只会敲键盘泼冷水的人羞愧致死。

抗日战争时期，任远担任平北地委情报站站长。1944年，那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他在一次行动中负伤，不幸被日本特务逮捕。

请大家想象一下那个场景：阴暗潮湿的审讯室，挂满刑具的墙壁，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和烧焦的皮肉味。日特头子坐在对面，眼神像毒蛇一样阴冷。这是真正的“严刑拷打”现场，不是电视剧里的过家家。

面对这种绝境，任远是怎么应对的?

他没有选择那种单纯的、咆哮式的硬顶——虽然那也很壮烈，但在情报工作中，硬顶往往意味着牺牲且无法保护战友。任远选择了一条更艰难、更需要心理素质的路：智斗。

简单总结，他的策略有三点：以假乱真，借刀杀人，掩护同志。

这是一场在刀尖上的舞蹈。任远首先做了一个极具欺骗性的铺垫。他忍着伤痛，看着日特头子，语气诚恳却又带着一丝无奈地说：“今天我所谈的只是我记得的主要的关系，不是全部。我在东北及华北有许多关系，不可能完全记全，只能记得重要的关系，其他由于记忆力不太好，难以谈得全面。”

紧接着，他又补了一刀心理暗示：“另外，我谈之后，你们能否全部找到这些关系，我不敢保证。我被俘的消息他们早已知道，你们又在华北各报发布了新闻。出于安全，他们肯定立即转移。”

同志们，细品这两段话。高!实在是高!

第一段话，他给日本人画了一个巨大的饼。“我有重要关系”，这就吊足了敌人的胃口，让他们觉得任远有巨大的利用价值，从而暂时不会下死手，这就争取了生存空间。

第二段话，他又给自己留了完美的退路。“如果你们抓不到人，那是他们跑了，不是我没交代”，这就提前堵住了敌人因抓捕失败而恼羞成怒的借口。

日特头子一听，觉得合情合理啊，甚至还可能觉得任远是个“识时务”的软骨头。殊不知，这正是猎物反过来猎杀猎手的开始。

日特表示理解后，任远开始了他的“表演”。这一“招供”，就是滔滔不绝的两个多小时。

第一招：以假乱真，把水搅浑。

任远极其详尽地交代了东北情报网在大连、长春、哈尔滨、沈阳、吉林、锦州等大中城市的地下关系。有地点，有人物，有接头暗号，听起来严丝合缝。

但是，这些关系——全都是任远编造的！没有一个是真的！

你们能想象这种心理素质吗?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凭空构筑一个庞大而虚假的地下网络，还要保证逻辑自洽。这需要何等的镇定和智慧?日本人拿着这些情报如获至宝，调兵遣将去抓捕，结果自然是扑空。而每一次扑空，任远都可以用那句“他们肯定转移了”来解释。日本人被耍得团团转，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连我党的一根毛都没摸到。

第二招：借刀杀人，除奸惩恶。

对于秦皇岛、山海关、唐山、天津、北平等地，任远确实曾深度参与，日本人也掌握一些蛛丝马迹，完全编造容易露馅。这时候，任远使出了更狠的一招：假中有真，虚中有实。

他“供出”的人，全是敌人的铁杆汉奸，或者是我党内部的叛徒!

举个精彩的例子：当时的伪军团长张爱仁，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任远利用日本人对伪军骨子里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不信任心理，煞有介事地“供出”张爱仁。

任远对日特说：“这个张爱仁啊，表面上向皇军投降，其实早已与我们秘密联系。他承诺要‘长期潜伏，等待时机，反戈一击，为国效力’。”

为了让日本人相信，任远编造了极其逼真的细节：“我们在侯庄的乡长家秘密接头，张爱仁甚至派了一个叫江东的人做联络员。”这里的“江东”其实是一个已经被我军抓获的人，死无对证，或者是正好能对上号的“死棋”。

日本人一听，多疑的本性立刻发作。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结果，张爱仁立刻被扣押，送往东北劳改，这个铁杆汉奸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废了。

还有一个叫武田的日本特务头目，这人坏得很，曾收受贿赂放走过八路军交通员(其实是为了贪财)。在任远的口供里，武田变成了一个勾结八路、倒卖军用药品的大奸商。结果?日本宪兵队大怒，以通敌走私罪将武田逮捕，押回日本。

同志们，看着解气不解气?身在囹圄，却能指挥敌人的宪兵队去抓敌人的团长、抓敌人的特务。这就是红色特工的手段!这就是“扛不住严刑”背后的另一种战斗!

第三招：掩护同志，绝处逢生。

这是最惊险的一步。当时的唐山伪市长袁规，背景深厚，而他的下属、唐山情报站站长张家声，是我党的重要特工，也是任远的下线。日本人其实已经开始怀疑张家声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说“我不认识张家声”，反而会坐实敌人的怀疑。任远决定——主动“供出”张家声。

但他怎么说的?他没有直接说张家声是忠诚的战士。他对日特说：“张家声确实是**，不假。但是!此人之前被捕过，骨头软，叛变了。对于这种叛徒，我们党是恨之入骨的，所谓‘降将可纳，叛将难容’。我们现在联系他，纯粹是利用他去统战袁规市长而已，根本不信任他。”

这番话，精妙绝伦。

首先，他承认了张家声的身份，迎合了日本人的情报，取得了信任。其次，他给张家声贴上了“叛徒”的标签。在日本人眼里，一个被**视为叛徒并加以利用的人，反而可能是“安全”的，或者至少是可以被日方控制的。结果，因为任远的这番“招供”，日特反而打消了对张家声的深度怀疑，觉得此人已无大用或者已被掌控，竟然没有再找张家声的**烦。

经过这一系列的心理博弈，日特彻底相信了任远的“配合”。审讯结束不久，竟然对他进行了假释!任远利用日特放松戒备的机会，从日占区成功逃回了根据地。

任远的回归，还利用了一个叫王新民的真叛徒。这个王新民受不了酷刑叛变了，但内心还有良知(这点我们后面细说)。组织找到王新民，让他利用日特身份掩护任远逃离。

你看，这像不像一部跌宕起伏的谍战大片?但这是真实的历史。任远回来后，自然接受了严格的审查——这是必须的。但事实胜于雄辩：在他被捕期间，我党地下组织几乎没有因为他的“招供”而遭受损失，反而是敌人的阵营被搞得鸡飞狗跳。

1949年12月，毛主席出访莫斯科。谁负责主席专列的安保?时任铁道部保卫处处长的任远!这充分说明，组织对他有着绝对的、完全的信任!

第三章：叛徒的“光谱”与人性的幽暗

讲完任远的故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个问题：“你扛得住严刑拷打吗?”

通过任远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与敌斗争是错综复杂的。即使你肉体上受不了严刑拷打，也未必就要做那种出卖灵魂的死硬叛徒。在“宁死不屈”和“彻底跪地”之间，至少还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是任远式的英雄。用超人的智慧和心理素质，把审讯室变成新的战场，把敌人的刑具变成反杀敌人的武器。这是最高级的境界。

第二种，是张家声式的“曲线救国”。也就是故事中暗示的情况，选择性吐露些无关痛痒的情报，保全性命，留得青山在，以后再找机会为党工作。很多地下党在被捕后，为了生存，不得不与敌人虚与委蛇，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历史理解的。

第三种，是王新民式的“消极叛变”。他确实没扛住，招了，当了叛徒，这是污点，洗不掉。但是，他内心有愧，有良知，“身在曹营心在汉”。当组织需要他赎罪时，他愿意配合，利用自己的身份把任远送出去。据说王新民之所以没做死硬叛徒，是因为他老婆一直骂他，不许他做伤天害理的事。你看，这种叛徒，虽然可耻，但还算有一丝人性尚存。

最可恨、最该杀的，是第四种——张铁安式的死硬叛徒。

任远被捕时遇到过这个张铁安。这人一见任远，那是兴高采烈啊，跳着脚跟日本人喊：“抓到大鱼了!这是大官!”这种人，不是怕疼，他是坏!他是骨子里的反动!对于这种人，任远是怎么做的?

任远决心借刀杀人。他“添油加醋”地向日本人“交代”，说这个张铁安其实是我们八路军的大功臣，某年某月提供了华北日军的重要兵力部署情报，导致皇军大败。

日特头子一听，怒火中烧，也不听张铁安辩解，直接拉出去枪毙了。

痛快！

所以，同志们，如果我们真的不幸落入敌手，实在受不了那非人的折磨，当了叛徒，起码也要做王新民，绝不做张铁安!这是底线中的底线!

当然，在任何时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歌颂任远这样的智慧型英雄。

第四章：特殊时期的考验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毒药

这个话题聊到这儿，我几乎能预见到评论区里某些人的嘴脸了。他们会阴阳怪气地说：“哎呀，任远这么大功劳，后来怎么样了呀?那十年(WG)没少挨整吧?后来的事怎么一点不敢多提啊?”

呵呵，我就知道你们要放这个屁。

既然有人想提，那我就提!而且我要提得彻底，提得响亮，撕开你们这些想借题发挥、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的画皮!

是的，WG期间，任远受到了冲击。他在北京卫戍区的干校被审查了七年。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泥沙俱下。

但是，任远是怎么做的?他怨天尤人了吗?他反党了吗?没有!

他以坚强的意志，相信组织，相信群众，相信历史终将给出公正的答案。这七年，对他来说是又一次的人生考验，甚至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严刑拷打”。

结果呢?

1974年，专案组也是认真负责的(不像现在某些公知造谣的那样全是草菅人命)。他们不远千里从沈阳原日本关东军总部找到了任远当年的全部档案和秘密录音。那是厚厚的一大本啊!

他们打开档案，对照录音，发现里面的内容和任远向组织汇报的基本一致!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哪怕过了三十年，哪怕时过境迁，事实依然证明了任远的清白!证明了他是在龙潭虎穴中，以假乱真、铲除敌特、保护组织的盖世英雄!

1974年，组织对任远进行平反，恢复核二院院长职务，次年任命为党委书记。1979年，组织给出最终结论：“任的历史是清楚的，工作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被俘后没有叛变投敌”。1984年，65岁的任远以副部级离休，并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

这就是结局!一个圆满的、光荣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局!

完全可以说，任远在新中国总体是得到充分信任和重用的。他主管的核二院，那是搞核工业设计的核心机要部门，五千多人的大单位。如果不信任他，会把这种命门交给他吗?

至于那段特殊时期的冲击，请问：那时候哪个实权领导完全没受影响?那是特定的历史背景。对于任远这样经历复杂的特工，“造反群众”一举报，上级必然要查核，这是组织原则，不是迫害狂。查清楚了，就平反，就重用，这就是党的实事求是。

现在网上流行一种恶臭的论调，经常拿一些地下党、知识分子的受苦经历，来凸显他们的“苦难”，隐含的意思就是：“你看，跟党走错了吧?革命革错了吧?吃力不讨好吧?”

这种论调，简直是诛心!

他们想用“回报率”来衡量“革命”。在他们眼里，付出了就要有回报，受了委屈就是“亏了”。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市侩逻辑!这是把革命当生意的逻辑!

我想告诉这些人：你们太小看革命者了，也太小看那个时代的人了。

我看过女革命家曾志的回忆录。她出身中产，长得清秀漂亮，本来可以过锦衣玉食的日子。但她15岁参加革命，18岁搞地下工作，多少次死里逃生，为了革命甚至送走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在这个过程中，她还被自己人误解过，受过处分，被撤职，留党察看。

24岁那年，她生病与组织失联，身无分文，从广东奔波到湖南，又从湖南奔波到上海，千山万水只为寻找组织。

读到这段，我当时的感受是震撼。如果是一个现代的功利主义者，大概会想：“我都这样了，组织还处分我，我还找个屁啊!赶紧找个老实人嫁了，回家相夫教子多舒服。”

但是曾志没有。为什么?

因为她体验过那种为了理想燃烧生命的感觉。那种在刀尖上行走、为了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宏大叙事，赋予了她生命的崇高意义。

对于真正的革命者来说，只要坚持到解放，只要看到红旗插上城头，就是最大的成功！至于个人的荣辱沉浮，个人的委屈误解，在那个伟大的胜利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

他们亲眼看到了自己工作的胜利成果，并在此过程中收获了可歌可泣的人生。他们原本就没有像现在的某些人那样，拿着计算器去算计“投入产出比”。因为只要有一丝一毫这样的算计，他们根本就坚持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第五章：给现代“聪明人”的一记耳光

现在之所以出现这种“革命不值论”，是因为现在的社会病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功利、极度原子化、极度修正主义(虽然我们不明说，但大家都懂)的时代。很多人已经丧失了理解“崇高”的能力。他们像虫豸一样活着，只关心房子、车子、票子。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为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主义”去死，去受罪。

所以，当他们看到革命者的苦难时，他们不是感动，而是嘲笑。他们嘲笑英雄是“傻子”，嘲笑理想主义者是“炮灰”。

这正是我开头说的，为什么那些人会问“你能扛得住严刑拷打吗”的原因。

他们问这个，不是真的想探讨意志力，而是想通过否定你的意志力，来否定你信仰的正当性。他们想把你拉低到和他们一样庸俗的层面，好让他们那卑微的灵魂感到一丝虚假的安慰。

他们会说：“你看，李强、袁殊、潘汉年，这些人结局多惨啊。”

我就想问问：惨吗?

李强，特科时期的红色特工，后来成了科学家，中科院院士，外经贸部部长，是中国外贸事业的奠基人。袁殊，五重间谍，虽然命运多舛，但他的一生比十部电影都要精彩。黄慕兰，110岁高龄辞世，她的一生波澜壮阔，那是你们这些整天盯着手机屏幕、在格子间里为了几千块工资勾心斗角的现代人能比的吗?

对于特工来说，这是一场随时可以退出的危险“游戏”。像黄慕兰，中间也脱党过，回归家庭过。但对于那些坚持下来的人，对于那些在黑暗中举着火把前行的人，请不要用你们那肮脏的“得失观”去评判他们!

这不仅是对他们的侮辱，更是对你们自己智商和人格的侮辱!这就好比你对着一个刚刚登顶珠穆朗玛峰、虽然冻掉了两根脚趾但满眼星光的登山家说：“哎呀，你上去这一趟也没捡到金子，还冻伤了，真亏啊，真傻啊。”

你说那个登山家会怎么看你?他只会把你当成一个可怜的、无可救药的夏虫。

尾声：我们这一代人的“严刑拷打”

最后，我想对群里的同志们，对所有热爱毛主席、热爱马列毛的朋友们说几句心里话。

虽然那些问“能不能扛住酷刑”的人很恶心，但这个问题本身，如果不带恶意的思考，其实是有现实意义的。

今天，我们不需要面对日本人的老虎凳，不需要面对国民党的辣椒水。但是，我们面临着更加隐蔽、更加凶险的“严刑拷打”。

这种“拷打”，是糖衣炮弹。是当你坚持理想时，周围人的冷嘲热讽。是当你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想要保持一份清醒时，那种巨大的孤独感和无力感。是资本为你编织的那个温柔的陷阱，诱惑你放弃思考，沉溺于奶头乐，沉溺于消费主义。

这种软刀子割肉，比老虎凳更可怕。因为它不流血，却能诛心。它能让你在不知不觉中，从一个屠龙少年，变成一只油腻的恶龙;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一个只会算计利益的市侩。

现在的环境，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只要能通过公众号审核就够了。至于当下究竟是什么情况，你我都明白，只是没必要把话说破。

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能不能守住内心的那一点红色星火?你能不能在所有人都跪着数钱的时候，依然站着仰望星空?

这才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严刑拷打”。

如果您觉得您扛不住肉体酷刑，没关系，那是生理极限，只要不做张铁安那样的害人精，没人怪你。但如果您连这精神上的“酷刑”都扛不住，连那点对剥削压迫的愤怒都丢了，连对公平正义的向往都卖了，那您才是真正的“叛徒”!

同志们，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缅怀任远，缅怀那些在隐蔽战线上牺牲的前辈，不仅是为了反击那些网络喷子，更是为了在这个晦暗不明的时代，给我们自己找回一点脊梁，找回一点钙质。

只要我们的信仰不死，只要我们的精神不灭，那些阴沟里的蛆虫，终究会被历史的洪流冲刷得干干净净。

我是子珩墨，一个愿意陪你在黑暗中守望黎明的人。这篇文章，希望能给同志们带来一点力量。如果觉得有道理，请转发，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声音，狠狠地回击那些恶心的提问者!

哪怕是精神上的老虎凳，我们也坐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