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报刊制造舆论，称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优秀的传统，拒绝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遗产;同俄国社会中优秀先进的部分脱离了关系;割断了民主主义的线索;等等。列宁对此详加考察并予以驳斥，创作了《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从而从经济学和政论方面批判俄国的自由主义民粹派，阐述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对待革命传统的问题。

列宁认为在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遗产中根本没有任何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东西。列宁在分析斯卡尔金的《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后指出，可以把他叫作资产者一启蒙者。他把19世纪60年代“遗产”的一般“启蒙”性质表达得相当清楚。主要是：对于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充满着强烈的仇恨;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整个俄国全盘欧化;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是农民的利益，相信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一经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而且衷心想促进这一事业。列宁指出，在这个遗产里没有任何民粹派的东西。之所以拿斯卡尔金做例子，正因为他是“遗产”的代表，又是民粹派捍卫的旧制度的死敌。马克思主义者将始终支持斯卡尔金的愿望，因为这些愿望代表着进步社会阶级的利益，代表着整个社会在目前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迫切利益。而民粹派对斯卡尔金的这些实际愿望或者对他的问题提法所做的修改都很糟糕，都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攻击”的不是“遗产”，而是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加到遗产上面的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和斯卡尔金一样，恩格尔哈特也是“农村政论家”，在其《农村来信》中也对农村进行了政论性的特写。但恩格尔哈特的观点中既有那么多一切启蒙者所共有的特点，还有那么多现代民粹派特有的东西，以致很难把他归到哪边。接着，列宁分析了恩格尔哈特以上两方面的表现，总结道，整个说来，把恩格尔哈特世界观中正面的特点与反面的特点加以比较，前者在恩格尔哈特那里占绝对优势，后者则仿佛是外来的而与该书的基调不合的东西。

列宁认为，民粹派自认为是19世纪60年代“遗产”的继承者，而实际上在一系列有关俄国社会生活的重要问题上都落后于60年代的启蒙派。列宁通过假设别人的诘问，把民粹主义的世界观归结为三个特征：一是，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二是，认为整个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三是，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有联系。以此为基础，列宁指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而且必须在广义上使用“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反对的是整个观点体系，而不是这一观点体系的个别代表。当讲到民粹主义上述基本观点的时候，应当首先确认，“遗产”与这些观点毫不相干。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反对的民粹主义，与60年代的“遗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虽然民粹派比启蒙者的“遗产”前进了一大步，提出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问题，但是由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感伤的批判，他们对这个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以致在一系列有关社会生活的最重要问题上，民粹派都落后于启蒙者。把民粹主义归入俄国启蒙者的遗产和传统，归根到底是不好的。

列宁指出更彻底、更忠实的“遗产”保存者，不是民粹派，而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扼要地说明启蒙者、民粹派分子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三个社会思想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启蒙者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看不见它所固有的矛盾;民粹派分子害怕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些矛盾;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当前的发展，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些矛盾充分发展，美好的未来才有保证。可见启蒙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竭力支持、加速和促进循着当前社会发展道路继续前进，扫除一切妨碍这个发展的障碍，民粹派则竭力阻止，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启蒙派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历史乐观主义者，民粹派则是历史悲观主义者。在异质的历史观的指导下，启蒙者没有提出改革后发展的性质问题，仅限于向改革前制度的残余做斗争，给俄国的西欧式发展扫清道路;民粹派提出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问题，但它是从资本主义具有反动性质的观点出发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不能完全接受启蒙者的遗产;而马克思主义者是从资本主义进步性的观点出发来解决俄国资本主义的问题，因为他们不仅接受了启蒙者的思想，并且从无家产的生产者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从而对这个遗产做了补充。启蒙者一般地谈论人民、谈论民族;民粹派希望代表劳动者的利益，却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以劳动者的利益为标准，而且代表无家产劳动者的利益。由此列宁得出结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比民粹派分子彻底得多、忠实得多的遗产保存者。当然，保存遗产，绝不等于局限于遗产，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遗产得到发扬，马克思主义者除了捍卫欧洲主义的一般理想，还分析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并从上述观点出发评价了这个发展。

最后，列宁再一次谈论了米海洛夫斯基就遗产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诬蔑。此人声称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意与过去有任何继承性的联系，坚决拒绝遗产，凶恶地攻击遗产。列宁这篇文章正是驳斥这些十分流行的捏造。

今日分享此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

列宁

在1897年《俄国财富》第十期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重述明斯基先生对“辩证唯物论者”的批评时写道：“他<明斯基先生>大概知道，这些人根本就不愿意与过去有任何继承性的联系，并且坚决表示拒绝遗产”(第179页)，也就是说，拒绝瓦·罗扎诺夫先生在1891年在《莫斯科新闻》上郑重表示拒绝了的“六十至七十年代的遗产”(第178页)。

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俄国学生们”的这个批评中，有很多谎话。诚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不是“俄国学生们拒绝遗产”这种谎话的唯一制造者，也不是这种谎话的第一个制造者，——这种谎话是很早就出几乎所有的自由民粹派刊物代表者攻击“学生们”时再三说过的。我记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开始与“学生们”激烈作战时还没有想到这种谎话，而是别人比他更早就捏造出来了。后来他才认为必须唱和这个谎话。“学生们”在俄文著作中把自己的观点发挥得愈多，他们在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上发表意见愈详尽和周到，在敌对刊物上就愈少可能遇见有人切实表示反驳新倾向的基本论点，这些基本论点就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是进步的，民粹派把小生产者理想化是荒谬的，必须在俄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物质利益中去寻找对于社会思想流派和法律政治机构的解释。这些基本论点没有被理睬，人们过去和现在都宁愿不谈到这些论点，——同时又捏造出许多罪名，以求把新倾向搞得信誉扫地。属于这一类捏造、“笨拙的捏造”的，也有这样一种流行说法，说什么“俄国学生们拒绝遗产”，说什么他们与俄国社会优秀先进部分的优秀传统脱离了关系，说什么民主主义的线索被他们割断了，以及其他等等胡说八道的话。由于这类话流传很广，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仔细考察和驳斥一下。为了使我们的论述不会使人觉得没有真凭实据，我们一开始就把两个被举出来说明“遗产”特征的“农村政论家”作一个历史和著述方面的对照。我们附带声明一下：我们仅只谈到经济和政论方面的问题，在全部“遗产”中只考察这些问题，而把哲学、文学、美学等等问题搁在一边。

三十年前，即在1867年，《祖国纪事》杂志开始刊载斯卡尔金所写的一些题名《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的政论性质的特写。这些特写在1867—1869年这三年当中陆续发表出来。在1870年，作者把这些特写收集起来，以同样的标题出了单行本。读一读这本现在几乎完全被人忘却了的书，对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即“遗产”代表者对民粹派分子和“俄国学生们”的关系问题，是很有益处的。这本书的名称是不确切的。作者自己看到了这一点，在该书的前言中解释说，这本书的主题是“首都”对“乡村”的关系问题，即关于乡村的政论文章;他没有打算专门谈论首都。这就是说，他也许打算过，不过认为这不方便：&s δúvaμa—oů βohoμat，os δè βoλoμau—oŮ δúvaμai(象我所能够的那样去做，我不愿意，象我所愿意的那样去做，我又不能够)，——斯卡尔金引证一个希腊作家的话来说明这种不方便。

我们简短地叙述一下斯卡尔金的观点。

我们从农民改革这个问题开始，因为每个愿意叙述自己关于经济和政论问题的一般观点的人，直到现在都必定要从这个问题出发。在斯卡尔金的书中，农民改革这个问题占有很大的篇幅。斯卡尔金大概是第一个这样的著作家，根据广泛的事实和对整个农村生活的详细考察来有系统地表明农民在实行改革后的穷困状况，他们生活恶化的情形，以及他们在经济、法律和生活方面的新的依赖形式，一句话，表明一切直到现在为许多研究与记述所十分周密而又详尽地指出和证明过的东西。现在这些真理并不是什么新颖的东西了。但在当时它们不仅是新颖的，而且引起了自由派团体的猜疑，因为自由派团体害怕：在指出这些所谓“改革的缺点”的后面，是否隐藏着对改革以及对被掩盖着的农奴制的指斥。斯卡尔金的见解所以更加值得注意，还因为作者是改革时期的人(他也许甚至是参加改革的人。我们手边没有任何关于斯卡尔金的历史和著述的资料以及任何关于他的生平事业的材料)。因此，他的见解是根据对当时的“首都”和当时的“乡村”的直接的观察，而不是根据书斋里的对书本材料的研究。

在斯卡尔金对农民改革的见解中，首先引起听惯了民粹派关于这个题目的甜蜜空话的现代读者特别注意的，是作者的头脑非常清醒。斯卡尔金在观察改革时一点也不欺骗自己，没有任何理想化，他把改革看作地主和农民双方之间的协定，因为他们在此以前是在某种条件下共同享用土地，而现在他们分开了，同时他们一分开，双方的法律地位也就改变了。决定分开的方法和每方所得土地的数量的因素，是双方的利益。这些利益决定了双方的意愿，而一方有可能直接参加改革和实际发挥实现改革的各种问题，也就决定了一方占有优势。斯卡尔金对改革的了解正是如此。关于改革的主要问题，即关于份地和缴款的问题，斯卡尔金特别详细分析过，在自己的许多特写中屡次谈到这个问题(斯卡尔金的书包括十一篇具有独立内容的特写，在形式上很象单篇的农村通信。第一篇特写是1866年写的，最后一篇特写是1869年写的)。在斯卡尔金的书中，关于所谓“少地的”农民的说明，对于现代读者当然没有什么新颖的地方，但是在六十年代末，他的论证是既新鲜又可贵的。当然，我们不去重述这些论证，我们只指出斯卡尔金在说明现象方面的特点，—这个特点使他有利地区别于民粹派。斯卡尔金不是说“地少”，而是说“农民份地被割去的太多”(第213、214页和其他各页;参看第三篇特写的题目)，说法令所规定的最大份地比实际的数量要少些(第257页)，并且举出农民对改革的这一方面的非常突出和典型的意见。斯卡尔金对这一事实的解释和论证是非常详细的、有力的，对于一般非常温和、冷静、按其一般观点无疑是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说来甚至是很激烈的。如果象斯卡尔金这样一个著作家也这样坚决地谈到这个现象，可见这个现象是非常刺目的。关于缴款太重，斯卡尔金也谈论得非常坚决和详细，用许多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论点。我们在第三篇特写(1867年)的副标题下面读到：“过高的赋税是他们<农民>穷困的主要原因”，而且斯卡尔金指出赋税高于农民种地的所得，引证《征税委员会报告》关于俄国赋税在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问的分配材料，原来下层阶级担负了全部赋税的百分之七十六，上层阶级只担负了百分之十七，而西欧赋税分配的比例无论在什么地方对于下层阶级都更有利得多。在第七篇特写(1868年)的副标题中我们读到：“过重的货币贡赋是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作者表明：新的生活条件是如何立刻要求农民出钱、出钱、又出钱，《法令》是如何把废除农奴制度需要农民补偿地主这一条当作了法则(第252页)，代役租数目是如何“根据地主及其管事和村长所供给的真正材料、即完全任意编造出来和一点也不可靠的材料所规定的”(第255页), 因此，委员会算出的平均代役租，比真正的平均代役租要高一些。“除了代役租沉重以外，农民还丧失了几百年来所享用的土地。” (第258页)“如果土地的赎价不是根据历次代役租的资本化，而是根据上地在实现解放时期的真正价值来估计，那末赎金就会很容易纳付，甚至不会需要政府来协助，也不需要发行信贷券了。” (第264页)“按照2月19日法令的意思，赎金应当减轻农民负担并且改善农民生活，实际上却往往使农民受到更大的压迫。”(第269页)我们引证这些话——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意思，而且一部分已经陈旧了—是为了表明一个敌视村社并在很多问题上象十足的曼彻斯特派分子那样发表意见的著作家是多么慷慨激昂地为农民的利益说话。有一点指出来是很有益处的，即民粹派的几乎所有不反动而有益处的论点与这位曼彻斯特派分子的论点是完全吻合的。斯卡尔金对改革抱有这种观点，当然无论如何也不会象民粹派分子过去和现在那样沉醉于把改革甜蜜地理想化，说什么改革批准了人民的生产，说它比西欧的农民改革要优越些，说它把俄国好象变成了纯洁的地方等等。斯卡尔金不仅没有说和不会说这一类话，而且甚至直接说过，我国农民改革比之西欧是按较不利于农民的条件实行的，它所带来的好处也比较少些。斯卡尔金写道：“我要直接提出问题，我们试问一问自己：为什么农奴解放在我国就不象本世纪头二十五年在普鲁士和萨克森那样很快表现出良好结果并且逐步加速地增长起来呢?”(第221页)“在普鲁士，和在德国各地一样，需要赎取的不是农民早已依据法律成为其财产的份地，而是农民必须向地主执行的义务。”(第272页)

我们现在从斯卡尔金所评价的改革的经济方面转而谈到法律方面。斯卡尔金坚决反对连环保、身份证制度、以及农民“村社”(和小市民社团)对其成员们的家长制权力。在第三篇特写中(1867年)，他坚决主张废除连环保、人头税和身份证制度，指出必须执行平等的财产税制度，用免费的和无限期的证明来代替身份证。“其他任何文明国家都没有在本国缴纳身份证税的。"(第109页)大家知道，这种税只是在1897年才被废除了。我们在第四篇特写的题目中读到：“村团和城市杜马在发送身份证和征收外出税方面是十分专横的”……“连环保是十足的好庄稼人为了游民和懒汉而必须拖着的沉重羁轭。”(第126页)对于当时就已经看得出来的农民分化现象，斯卡尔金想以上升者和下降者的个人品质来解释。……作者详尽地描写住在圣彼得堡的农民在领取身份证和延长身份证期限方面的困难，并且驳斥一些人的如下异议：“谢天谢地，这一大群无地的农民没有登记要到城市里来，没有增加没有不动产的城市居民数日”(第130页) …… “野蛮的连环保”…… (第131页)…… “试问：身处这种地位的人，难道可以叫作有公民自由权利的人吗?这难道不是 glebae adscripti?” (第132页)人们把罪过归到农民改革上去。“但是立法把农民从地主的羁绊下面解放出来以后，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使农民摆脱村团和护照登记处的羁绊，这难道应归罪于农民改革吗?……如果农民既不能决定自己居住的地方，又不能选择自己的职业，那末公民自由的标志何在呢?”(第132页)斯卡尔金十分正确和中肯地把我们的农民称为“定居的无产者”(第231页)。在第八篇特写(1868年)的标题中我们读道：“把农民固定在村团中和份地上就阻碍他们生活的改善，……阻碍作零工的现象的发展。”“除了农民的无知和不断增加的赋税压榨着他们以外，阻碍农民生产发展，因而阻碍农民福利提高的原因之一，是农民被固定在村团中和份地上。把人手束缚在一个地方并用坚固的纽带把村社束缚起来，这本身就是对劳动、个人事业心和小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非常不利的条件。”(第284页) “农民固定在自己的份地和村团中，没有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应用到生产效能更高和对自已较有利的地方，他们好象已经停留在刚从农奴制度一出来就走了进去的拥挤杂沓的、象牲畜一样混成一团的、不生产什么东西的生活方式中。”(第285页)由此可见，作者完全是从纯粹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考察关于农民生活的这些问题，虽然如此(更确切些说，正因为这样)，他非常正确地估计了把农民固定起来对于整个社会发展和农民本身的害处。这个害处(我们加一句)对于最下层农民、对于农村无产阶级，是特别厉害的。斯卡尔金很中肯地说道：“法律关心不使农民始终没有土地，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忘记：农民自身对于这个问题的关心，比任何立法者都要强烈得多。"(第286页)“除了被束缚于自己的份地和村团以外，农民即使暂时外出做些零工糊口，但由于连环保和身分证制度，必须遭受许多限制和耗费。”(第298页)“据我看来，现在处境困难的许多农民是会有出路的，如果采取……使农民易于离开土地的措施。”(第294页)在这里斯卡尔金所表示的愿望是与民粹派的种种方案根本相反的，而民粹派的这些方案就是要把村社固定下来，不许份地出卖等等。从那时起，许多事实充分证明了斯卡尔金是完全正确的：保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情况和农民村社的等级制闭关自守状态，只能使农村无产阶级的状况恶化起来，并且阻碍全国经济发展，丝毫也不能保卫“定居的无产者”免除最坏的奴役和依赖地位，免除工资急剧下降和低下的生活水平。

从上面的引证中读者已经能够看出：斯卡尔金是反对村社的。他从个人财产、个人企业心等等角度出发反对村社与重分制的(第142页及以下各页)。斯卡尔金反驳拥护村社的人说，“永恒的习惯法”已经过去了：“在一切国家里，随着农村居民与文明环境的接近，习惯法便丧失其原始的纯洁性，遭受毁损和歪曲。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村社的权力渐渐变成豪绅和乡村文书的权力，结果这个权力并不保护农民，反而成了他们的沉重的羁绊”(第143页)，——这个意见是非常正确的，它已经被三十年来无数事实证明了。据斯卡尔金看来，“家长制的家庭，村社的土地占有制，习惯法”，已经被历史不可挽回地判决了。“谁愿意永远把这些过去的可敬的纪念物给我们保留下来，谁就因此证明：他们是更能够沉醉于观念之中，而很少深入现实和了解不可抵挡的历史进程”(第162页)，接着斯卡尔金给这个事实上是正确的意见加上了一些带有曼彻斯特派气味的痛快的攻击。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写道：“村社的土地使用制使每个农民陷入对整个村团奴隶般依赖的地位。” (第222页)这样，斯卡尔金便把从纯粹资产阶级观点对村社的极端仇视与对农民利益的坚定的保护结合在一起了。斯卡尔金并没有把对村社的仇视与主张用暴力消灭村社并强制实行另外的土地占有制度的那些愚蠢的方案结合在一起， —这些方案通常是现代反对村社的人们所制造出来的，他们主张粗暴地干涉农民生活，并且完全不从农民利益出发来反对村社。相反地，斯卡尔金激烈抗议把他算做拥护“用暴力消灭村社土地使用制”(第144页)的人。他写道：“2月19日的法令非常英明地让农民自己从村社土地使用制……过渡到……分家耕种制。的确，除了农民自身以外，谁也不能彻底决定这种过渡要在什么时候实行。”因此，斯卡尔金只是下列意义上的村社反对者，即认为村社阻碍经济发展，阻碍农民退出村团和丢开土地，这与“俄国学生们”现在对村社的仇视是同样意思的;这种仇视，与捍卫地主自私的利益，与捍卫农奴制度的残余和精神，与捍卫对农民生活的干涉，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注意到这个区别是很重要的，因为现代的民粹派习惯于只把《莫斯科新闻》这个阵营看作村社的敌人，很愿意装作不懂得有另一种对村社的仇视。

斯卡尔金对农民穷困状况的原因的总看法，是认为所有这些原因都在于农奴制度的残余。斯卡尔金描写了1868年的饥荒情况后指出说：农奴制度的拥护者幸灾乐祸地谈论着这次饥荒，说饥荒的原因在于农民的放荡，在于废除了地主的保护等等。斯卡尔金激烈地反对这些观点。他说：“农民穷困的原因是农奴制度所遗留下来的(第212页)，而不是废除农奴制度的结果;这就是使我们大多数农民处于与无产阶级很相近的地位的一般原因”，接着斯卡尔金把上述的关于改革的意见重复一遍。攻击分家是荒谬的：“分家虽然给农民的物质利益带来暂时的损失，可是会拯救他们个人的自由和农民家庭的尊严，即人的最高福利，没有这种福利，任何文 明成就都是不可能达到的”(第217页),接着斯卡尔金公正地指出了人们攻击分家的真正原因：“许多地主过分夸大分家所产生的害处，把农民穷困的某些原因所产生的结果都归到分家上面，正如归到酗酒上面一样，而地主们自己却不愿意承认这些结果是由于他们才产生的。”(第218页)有人说，现在大作起农民贫困的文章来了，而以前并没有作过，可见农民的状况恶化了;斯卡尔金回答这些人说：“要想比较农民现在的状况和以前的状况来判断农民从地主权力下面解放出来的结果，那就必须还在农奴制度统治的时候，把农民的份地分割得象现在所分割的一样，并且把改革以后加在农民身上的一切赋役要他们担负起来，然后再来看一看农奴制的农民是怎样忍受这种处境的。”(第219页)这是斯卡尔金见解的极其突出和重要的特点：他把农民状况恶化的一切原因都归结为农奴制度的残余，农奴制度给我们遗留下了工役、代役租、割地、人身无保证和农民不能更换住所。至于在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制度本身里面、在改革以后的经济制度本身里面可能包含农民贫困的原因，——这一点斯卡尔金不仅没有看到，而且根本就不会这样想，他深深地相信：只要把农奴制度的这一切残余都铲除干净，普遍幸福就会到来。他的观点正好是否定的观点：只要铲除农民自由发展的障碍，只要铲除农奴制度遗留下来的束缚，——那末在我们这个好世界上一切就会更好起来。斯卡尔金说：“在这里<即对农民的关系>国家政权只有一条路：逐渐地和始终不懈地把那些使我国农民陷入现在这样愚钝和贫困的境地并且不让他们站立起来的原因铲除干净。”(第224页，着重号是我加的)对于那些为“村社”辩护(即主张把农民固定在村团里或份地上)，认为不然就会“产生农村无产阶级”的人们，斯卡尔金的答复在这一点上是极其值得注意的。斯卡尔金说：“只要我们回想一下我国有多么广阔的土地因为没有人耕种而荒废起来，这个反驳就不攻自破了。如果法律不限制我们自由分配劳动力，那末在俄国只有那些职业乞丐或者是不可救药的堕落分子和酒鬼才会成为真正的无产者”(第144 页)，——这是十八世纪经济学者和“启蒙者”的典型的观点，他们相信：废除农奴制及其一切残余，将在大地上建立普遍幸福的国度。——也许民粹派分子会蔑视斯卡尔金，说他不过是一个资产者。不错，斯卡尔金当然是一个资产者，但他是进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代表者，而民粹派分子的思想体系则是小资产阶级的，在许多方面是反动的。至于农民的那些与整个社会发展的要求始终一致的实际的和现实的利益，这个“资产者”却比民粹派分子还能捍卫得好些!

为了结束对斯卡尔金观点的说明，我们要补充几句：他反对等级，主张一切等级只有一个法庭，“在理论上”同情不分等级的乡政权，热烈拥护人民教育、特别是普遍教育，拥护自治和地方自治机构，拥护广泛的农业信贷、特别是小额信贷，因为农民极其需要购买土地。“曼彻斯特派”在这里又出面了：例如，斯卡尔金说，地方自治局的和城市的银行是“家长制的或原始的银行形式”，这些银行应当让位于具有“一切优越性”的私人银行(第80页)。提高土地价值，“只能在我们各省的工商业活动十分活跃的情况下才能办到”(第71页)等等。

我们来作总结。就斯卡尔金观点的性质说来，可以把他叫做资产者-启蒙者。他的观点很象十八世纪经济学家的观点(当然是经过俄国条件的三棱镜而有相应的折射)，而且他把六十年代“遗产”的一般“启蒙”性质表达得相当清楚。象西欧的启蒙者和六十年代的大部分文学代表者一样，斯卡尔金对于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满怀着强烈的仇视。这是“启蒙者”的第一个特征。俄国的一切启蒙者所共有的第二个特征，就是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整个俄国全盘欧化。最后，“启蒙者”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是农民的利益(农民在启蒙者时代还没有完全解放出来，或者只是处在解放之中)，他们衷心相信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一经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而且衷心愿意促进这一事业。这三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六十年代遗产”的本质;重要的是着重指出：这个遗产里面没有任何民粹派的东西。俄国有不少的著作家，就其观点说来，是符合上述特征的，而且与民粹派根本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只要一个著作家的世界观中有上述特征，人们总公认他是“保持了六十年代传统”的著作家，完全不管他对民粹主义采取什么态度。当然，谁也不会想说，例如，米·斯塔修列维奇先生(他的寿辰庆祝会不久前才举行过)，仅仅因为他反对民粹派或对民粹派提出的问题采取了冷淡态度，便是“拒绝了遗产”。我们之所以拿斯卡尔金作例子，正因为他毫无疑问是“遗产”代表者，同时又是民粹派所捍卫的旧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斯卡尔金是一个资产者。关于这个评语，我们在上面已经举出相当多的证明，但是必须附带说明一下：我们往往是极端不正确地、狭隘地、反历史地了解这个名词，把它(不区分历史时代)和自私地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不应该忘记：在十八世纪启蒙者(他们被公认为资产阶级的向导)写作的时候，在我们的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启蒙者写作的时候，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相反地，不论在西欧或俄国，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共同的繁荣昌盛，而且真诚地期望共同的繁荣昌盛，他们确实没有看出(部分地还不能看出)从农奴制度所产生出来的制度中的各种矛盾。难怪斯卡尔金在其书中一个地方引证了亚当·斯密的话。我们已经看到他的观点以及他的论据的性质在许多方面是重复这位先进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的论点。

如果我们把斯卡尔金的实际愿望一方面和现代民粹派分子的观点来比较，另一方面和“俄国学生们”对它们的态度来比较，那末我们会看到“学生们”将始终支持斯卡尔金的愿望，因为这些愿望表现着进步社会阶级的利益，表现着整个社会在目前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迫切利益。而民粹派在斯卡尔金的这些实际愿望中或者在他的问题提法中所作的修改都是糟糕的，被“学生们”所摈斥。学生们“攻击”的不是“遗产”(这是荒谬的捏造)，而是民粹派分子加到遗产上面的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些加上去的东西吧。

二

民粹派加到“遗产”上的东西

现在我们就从斯卡尔金转到恩格尔加尔特吧。他的《乡村来信》也是关于乡村的政论性质的特写，所以他的书在内容上甚至在形式上都很象斯卡尔金的那本书。恩格尔加尔特比斯卡尔金有才能得多，他的乡村来信写得更生动、更形象。他那本书里没有象《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的饱学的作者那样的长篇大论，但是却有更多的中肯的评述和其他一些形象。丝毫也不奇怪，恩格尔加尔特的书享有读者群众如此持久的共鸣，而且不久以前还再版过，而斯卡尔金的书则完全被忘却了，虽然恩格尔加尔特的信在《祖国纪事》上开始发表只不过是在斯卡尔金的书出版两年以后。因此，完全不必向读者介绍恩格尔加尔特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只是简要地说明他的观点的两个方面，这就是：第一，一般为“遗产”所特有的、特别为恩格尔加尔特和斯卡尔金所共有的观点;第二，为民粹派所特有的观点。恩格尔加尔特已经是民粹派分子，但是他的观点中还有这样多的一切启蒙者共同的特点，有这样多的被现代民粹派所抛弃或改变了的东西，以致很难把他归到哪一边：是归到根本没有民粹派色彩的“遗产”代表者方面，还是归到民粹派分子方面。

使恩格尔加尔特与“遗产”代表者相接近的首先是他的观点的稳重，对现实的简单和直接的说明，对一切坏东西——一般是“基础”的坏东西，特别是农民的坏东西——的无情揭露，而把“基础”加以虚伪的理想化和掩饰，是民粹主义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恩格尔加尔特的民粹主义，虽然表现得很薄弱和胆怯，但与他以巨大的才能所描绘的农村现实的图画发生了直接的尖锐的矛盾;如果一个经济学家或政论家把恩格尔加尔特所举出的材料和观察结果拿来论证自己关于农村的判断，那末从这种材料中是不可能得出民粹派的结论的。把农民及其村社加以理想化，是民粹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各种各样的民粹派分子，从瓦·沃·先生起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止，都对这种把“村社”加以理想化和粉饰的企图作了很多贡献。而恩格尔加尔特丝毫没有这种粉饰。与关于我国农民的村社倾向的流行说法相反，与拿这种“村社倾向”来反对城市的个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现象等等流行作法相反，恩格尔加尔特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小农的惊人的个人主义。他详细地表明了，我们的“农民在财产问题上是最极端的私有者”(第62页，引自1885年版)，他们忍受不了“大伙一起工作”，由于狭隘的个人的、利己的动机而仇视这种工作：在大伙一起工作的时候，每个人都“怕多作工”(第206页)。这种害怕多作工的情形，简直到了十分可笑的程度(可以说甚至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例如，作者说：住在一个房间里因共同经济和亲戚关系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一些农妇，每个人只擦自己用过饭的那一小块桌面，或者每个人轮流为自己的婴儿挤牛奶(怕别人把牛奶藏起来)，各人单独给自己的婴儿煮粥(第323页)。恩格尔加尔特是这样详细地说明了这些特点，用这样多的例子证实了这些特点，以致根本不可能说这些事实是偶然发生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恩格尔加尔特是根本不行的和不值得相信的观察者，或者关于我国农夫的村社倾向和村社品质的奇谈是把从土地占有制形式抽象出来的特点转嫁到经济上去的空洞捏造(而且从这个土地占有制形式还抽象出来了它的国库-行政方面)。恩格尔加尔特表明了：农夫在其经济活动方面的趋向是当富农：“每个农民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富农倾向”(第491页)，“农民中间充满着富农理想”…… “我不止一次地指出：农民身上极端发展的是个人主义、利已主义、剥削倾向”……“每个人都以作梭鱼而骄傲，并力图吃掉鲫鱼。”农民 的趋向决不在于“村社”制度，决不在于“人民生产”,而是在于最普 通的为一切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小资产阶级的制度，——这一点恩格尔加尔特作了很好的说明。富裕农民的趋向是做生意(第363页)，把谷物分配去加工，购买贫穷农夫的劳动力(第457、492页及其他各页)等等，—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善于经营的农夫变为农村资产阶级，——这是恩格尔加尔特已经描写过并且十分确凿地证明了的。恩格尔加尔特说：“如果农民不转向劳动组合， 而是每户单独去搞生产，那末即使是在土地很多的条件下农民耕作者当中也会有无土地者和雇农。我还想说：我认为农民贫富的差别将比现在还要大。虽然是在村社的土地占有制之下，但与‘富人’并列在一起的将是许多实际上没有土地的雇农。如果我有土地所有权，但是既没有资本也没有农具来耕种它，那末对于我和我的孩子们又有什么意思呢?这等于把土地交给瞎子，向他说：吃吧!”(第370页)“劳动组合”带着一种可悲的讽刺单独地站在这里，就象一种善良的无罪的愿望，它不仅不是从关于农民的材料中产生出来的，而且甚至是为这些材料所直接驳斥和摈弃的。

使恩格尔加尔特与没有任何民粹派色彩的遗产代表者相接近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相信农民贫困状况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是农奴制度的残余以及它所特有的法规。只要扫除了这些残余和这种法规，事情就会好起来的。恩格尔加尔特对法规抱坚决否定的态度，他无情地嘲笑想凭借上面的法规来对农夫施恩的任何企图，因此就与民粹派对于“领导阶级的理性和良心、知识和爱国主义”(尤沙柯夫先生在1896年《俄国财富》第十二期第一〇六页上的话)的期望，就与民粹派关于“组织生产”的空洞计划等等势不两立了。我们提醒一下：对于在磨房里不准出卖烧酒的规则，——据说是因为关心农夫的“利益”而制订出来的，——恩格尔加尔特进行了多么无情的讽刺;对于1880年几个地方自治局所颁布的大家必须实行的在8月15日以前不准种黑麦的决议，——据说也是因为考虑到农夫的利益而制订出来的，——他是多么愤怒，说这是坐在书斋里的“学者”对“千百万庄稼汉”的经济的粗暴干涉(第424页)。恩格尔加尔特指出，这样的规则和命令就象禁止在针叶树林中吸烟，禁止在春天打梭鱼，禁止在“5月”砍白桦树，禁止弄坏鸟窠等等，于是讽刺地说道：“……关心农夫始终是知识分子主要的苦闷。谁是为自己而生活呢?大家都是为农夫而生活呀! ……农夫是愚蠢的，不会处理自己的事情。如果没有人关心他，他会把所有的树林都烧光，把所有的鸟都打死，把所有的鱼都捕光，把土地糟踏掉，连自己也整个死掉。”(第398页)读者，请问这个著作家能不能至少同情一下民粹派分子所喜爱的关于份地不能让渡的法律呢?他能不能象《俄国财富》的大将之一说出上述那一类话来呢?他能不能赞成同一杂志另一位大将尼·卡雷舍夫先生的观点呢，这位先生埋怨我们的省地方自治局(是在九十年代呀!) “找不到地方”“在组织农业劳动方面作不断的、大规模的、大量的投资”?

我们再指出一个使恩格尔加尔特和斯卡尔金相接近的特点：这就是恩格尔加尔特对许多纯粹资产阶级的愿望和措施的一种不自觉的态度。恩格尔加尔特并不是力图把小资产者粉饰起来，捏造出某种借口(类似瓦·沃·先生那样)来反对把这种称号应用到某些企业家身上去，——完全不是。恩格尔加尔特是一个实践农业主，只是醉心于经济上的各种进步和改良，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改良的社会形式最好不过地推翻了他自己关于资本主义在我国不可能发展的理论。例如，我们回忆一下，他是如何醉心于在自己的经济中对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揉麻、打谷等等)而获得的成绩。恩格尔加尔特也仿佛没有料想到：用计件工资代替计时工资是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所采取的最流行的方法之一，资本主义经济用这个方法可以加强劳动强度和增加额外价值。再举一个例子。恩格尔加尔特讽刺《农业报》[农业报》的纲领：“停止轮流出租田地， 利用雇农劳动进行生产，采用完善的机器、工具、畜种，实行多圃制，改善牧场，以及其他等等。”——“但其实这一切不过是老生常谈而已!”——恩格尔加尔特大叫道(第128页)。然而恩格尔加尔特在自己的实际经营中所实现的正是这个纲领，他正是由于利用雇农劳动进行生产才在自己经济中取得了技术改进。还有，我们已经知道恩格尔加尔特是多么直率、多么正确地揭露了善于经营的农夫的真正趋向;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肯定说：“所需要的不是工厂，而是小规模的《着重号是恩格尔加尔特加的>农村酒坊和油坊”以及其他等等(第336页)。这就是说，“所需要的”是使农村资产阶级过渡到采用技术的农业生产，——这种过渡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农业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征兆之一。这就表明了：恩格尔加尔特不是理论家，而是实践农业主。议论不要资本主义也可能进步是一回事，亲自经营是另外一回事。恩格尔加尔特既抱定合理组织自己的经济的目的，就为周围环境的力量所迫而不得不采取纯粹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并且把自己关于“雇农”的一切理论上的抽象的疑问搁在一边。斯卡尔金在理论上是作为一个典型的曼彻斯特派分子来议论的，他既看不见自己议论的这种性质，也看不见自己的议论是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相适应的。恩格尔加尔特在实践中不得不作为一个典型的曼彻斯特派分子而行动，与自己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和自己相信祖国将走一条特别的道路的热望背道而驰。

然而恩格尔加尔特是有这种信心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叫他是民粹派分子。恩格尔加尔特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俄国经济发展的真正趋向，并且开始否认这个发展的矛盾。他竭力证明农业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证明“我国是没有雇农的”(第556页),——然而他自己却十分详尽地推翻了我国工人工资很高的说法，他自己表明了牧工彼得全家在他那里做工所领得的工资是多么微薄，彼得除了吃饭以外一年只领六个卢布来“购买盐、油、衣服”(第10页)。“就是这样，人家还很羡慕他，我如果不要他，马上就会有五十个愿意代替他的人。”(第11页)恩格尔加尔特在指出自己经济的成绩和工人熟练地使用耕犁时兴高采烈地叫喊道：“耕地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就是那些愚昧无知的、不好好干的俄国农民。”(第225页)

恩格尔加尔特用自己的经营和自己对农民的个人主义的揭露推翻了关于“村社倾向”的一切幻想之后，却又不仅“相信”农民可能过渡到劳动组合的经济，而且还表示“确信”，事情将来一定会是这样，我们俄国人正是要实现这个伟大的事业，要采用新的经营方法。“我国经济的独特性或独创性就在这里。”(第349页)现实主义者恩格尔加尔特变成了浪漫主义者恩格尔加尔特，这个浪漫主义者以对未来的“独特性”的“信心”来补偿自己经营方法中和他所观察到的农民经营方法中完全不存在的“独特性”!从这样的信心到极端民粹主义的特点(虽然这些特点在恩格尔加尔特身上是个别的现象)，再到几乎与沙文主义相同的狭隘民族主义(“连欧洲我们也能打垮”，“而且欧洲的农夫也会拥护我们”〔第387页〕——恩格尔加尔特在战争问题上给一个地主这样证明道),甚至到把工役制理想化的地步，简直只差一步!是的，这个恩格尔加尔特曾经把白己书中这样多美好的篇幅用来描写农民被践踏和被侮辱的状况，用来描写农民以劳动作抵押去借贷金钱或粮食而不得不在最坏的人身依附的条件下几乎无偿地给人家劳动的情形——就是这个恩格尔加尔特甚至这样说：“如果医生《这里说的是医生在农村中的好处和需要。——弗·伊·注>有自己的庄园，农夫可以帮他做工来抵偿医药费，那就好了。”(第41页)这用不着解释了。——整个说来，如果把上面所说的恩格尔加尔特世界观中正面的特点(与“遗产”代表者共同的没有一点民粹派色彩的特点)与反面的特点(即民粹派的特点)加以比较，那末我们应当承认：前者在《乡村来信》的作者的世界观中的确是占优势，至于后者则仿佛是局外的、偶然加进去的、从外面吹进去而与该书的基调不协调的东西。

三

“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能赢得什么吗?

——你们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什么东西呢?——也许读者会问。——“遗产”这个概念包含着什么内容，我们在上面已经下过定义了，至于“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则还没有下过任何定义。

我们是把民粹主义理解为包含有三个特点的观点体系，这三个特点是：(1) 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衰落、退步。因此便有“遏止”、“阻止”、“制止”资本主义“破坏”历代基础的意图和愿望以及诸如此类的反动的狂叫 。(2)一般是认为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认为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人们不认为对于俄国经济关系必须应用现代科学所制定的关于各个社会阶级及其冲突的概念。农民村社制度被看作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更好的东西;因此便产生了对“基础”的理想化。在农民中间否认和抹杀任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所特有的矛盾，否认这些矛盾是与它们在资本主义工业和资本主义农业中更发展的形式相联系的。(3)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机构是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相联系的。 否认这些联系，对这些社会因素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于是认为它们是能够“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瓦·沃·先生)、“越出轨道”(尼·一逊、尤沙柯夫诸位先生) 的力量。

我们所理解的“民粹主义”就是这样。因此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术语，正如一切“俄国学生们”使用它一样，他们是反对整个观点体系，而不是反对这一观点体系的个别代表。当然，这些个别代表之间是有差别的，有时是不小的差别。这些差别谁也没有忽视。但是上述的世界观的特点是民粹主义一切极不相同的代表，……比方说，从尤佐夫先生起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止所共有的。尤佐夫、萨宗诺夫、瓦·沃·和其他先生，在自己观点中除了上述坏的特点而外，还有其他的坏的特点，而这些坏的特点，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现在《俄国财富》的其他撰稿人则是没有的。当然，否定狭义的民粹派分子与一般的民粹派分子之间的差别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忽视所有一切民粹派分子的基本社会经济观点是与上述基本要点相符合的，那就更不正确了。既然“俄国学生们”所驳斥的正是这些基本观点，而不只是离开这些基本观点到更坏方面去的“可悲的偏向”，那末显而易见，他们完全有权利在广义上使用“民粹主义”这个概念。他们不仅有权利这样做，而且也不能不这样做。

当我们讲到民粹主义的上述基本观点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确认：“遗产”与这些观点是毫不相干的。有许多毫无疑问的“遗产”代表者和继承者，他们与民粹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们根本没有提出资本主义问题，根本不相信俄国和农民村社等等的独特性，根本不认为知识分子和法律政治机构是能够使历史“越出轨道”的任何因素。我们在上面拿来作例子的是《欧洲通报》的出版家兼编辑，可以在别的任何方面指责他，但决不能责备他破坏了遗产的传统。相反地，有些人的观点是符合上述民粹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并且直接公开地“拒绝遗产”，——象这样的人，我们至少可以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指出过的那位雅·阿布拉莫夫先生，或者指出尤佐夫先生。“俄国学生们”所反对的民粹主义，在(以法律用语来说)“发现”遗产的时候，即在六十年代的时候，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当然，民粹主义的胚胎、萌芽，不仅在六十年代，而且在四十年代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就已经有了，——但是民粹主义的历史我们现在并不感到兴趣。我们认为重要的，我再说一遍，只是确定：上述意义上的六十年代的“遗产”是与民粹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这就是说，就观点的实质说来，它们之问是没有共同之处的，因为它们提出的问题各不相同。有非民粹派分子的“遗产”继承者，也有“拒绝遗产的”民粹派分子。当然，也有继承“遗产”或自命为继承“遗产”的民粹派分子。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谈到遗产与民粹主义的联系。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种联系提供了什么东西。

第一，民粹主义比遗产曾经前进了很大一步，因为民粹主义把遗产继承者部分地还不能(在当时)提出、部分地由于他们所特有的眼界狭小而以前和现在都没有提出的问题提到社会思想界面前来解决。提出这些问题是民粹主义的巨大的历史功绩，并且十分自然和清楚，由于民粹主义对这些问题作了(不管是什么样的)答复，从而在俄国进步社会思想流派中间占有先进的地位。

然而民粹主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些解答所根据的是西欧早就抛弃了的落后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批判，是对俄国历史和现实中最重要事实的忽视。当俄国资本主义及其特有的矛盾的发展还很微弱的时候，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原始的批判还能站得住。但是对于俄国资本主义当前的发展，对于我们关于俄国经济历史和现实的知识的当前状况，对于当前对社会学理论的要求，民粹主义毫无疑问便不行了。民粹主义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现象，因为它第一次提出资本主义问题，而现在则是一种反动的和有害的理论，因为它使社会思想发生混乱，有助于停滞现象和各种亚洲式的东西。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反动性质，使现在的民粹主义甚至具有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它处在比只限于忠实地保持遗产的世界观更低的地位就是这样的——这一点我们力求现在来分析上述民粹主义世界观的三个主要特点的时候加以说明。

第一个特点，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衰落、后退。俄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一提出来，人们很快就弄清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民粹派分子就宣布这个发展是后退，是错误，是走出了仿佛为民族全部历史生活所规定了的道路、仿佛为历代基础所视为神圣的道路等等。启蒙者是热烈地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的，而民粹派却不相信它;启蒙者满怀历史的乐观主义和蓬蓬勃勃的精神，而民粹派则悲观失望和垂头丧气，因为他们认为，事情愈象现在这样下去，就愈糟糕，新的发展所提出来的任务就愈难解决，于是号召“遏止”、“阻止”这个发展，主张落后是俄国的幸福的理论等等。民粹派世界观的这一切特点，不仅与“遗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是和它正相冲突的。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是“走出了轨道”，是衰落等等，就会歪曲俄国整个经济的发展过程，歪曲我们眼前所发生的“更换”现象。民粹派分子醉心于把资本主义对历代基础的破坏加以遏止和制止的愿望，干出了对于历史非常没有道理的事情，他们忘记了：在这个资本主义后面，除了同样的剥削，再加上使劳动人民更受压迫的各种各样的奴役和人身依附而外，除了社会生产方面、因而一切社会生活方面的陈腐和停顿的现象而外，是没有别的什么东西的。从自己的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来与资本主义作战，民粹派分子把任何历史的现实主义都抛弃了，总是把资本主义的现实同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制度的虚构加以比较。六十年代的“遗产”热烈地相信当时社会发展的进步性，把无情的仇恨全部针对着旧事物的残余，确信只要把这些残余扫除干净，一切都会尽如人意了，——这个“遗产”不仅与上述民粹派的观点没有关系，而且是正相矛盾的。

民粹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相信俄国的独特性，把农民和村社加以理想化等等。关于俄国的独特性的学说，迫使民粹派分子抓住西欧的过时的理论，引起他们以惊人的轻率态度对待西欧文化的许多成就;民粹派分子安慰自己说，虽然我们没有文明人类的某些特点，但是“我们负有使命”向世界表明新的经营方法等等。民粹派分子不仅不把西欧先进思想对资本主义及其一切现象的分析用之于神圣的俄罗斯，而且竭力想出一些借口不对俄国资本主义作出曾对欧洲资本主义作出过的结论。民粹派分子奉承从事这种分析的人，然而……然而始终安然无事地作这些人终生所反对的浪漫主义者。一切民粹派分子所共同主张的关于俄国独特性的学说，也是不仅与“遗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是与它正相矛盾的。相反地，“六十年代”力图欧化俄国，相信俄国会吸收全欧的文化，关心把这个文化的各种设施移植到我们的一点也不独特的土地上来。任何关于俄国独特性的学说，都是与六十年代的精神和传统完全不符合的。民粹派对农村的理想化和粉饰，就与这个传统更不符合了。这种虚伪的理想化不顾一切要把我们的农村看作某种特别的东西，与资本主义以前的关系的时期中任何其他国家的任何其他农村的制度根本不同的东西，——这种理想化是与清醒的、现实主义的遗产的传统处在最高度的矛盾中的。资本主义愈往前愈深入地发展，任何商品-资本主义社会所共有的矛盾在农村中就表现得愈厉害，于是民粹派分子关于农民的“村社倾向”、“劳动组合心理”等等这类甜蜜故事与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这一事实之间的对立就愈来愈尖锐，继续用农民眼光观察事物的民粹派分子就愈加迅速地从感伤的浪漫主义者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因为小生产者在现代社会中变成了商品生产者。对农村的虚伪的理想化与关于“村社倾向”的浪漫主义的梦想，使民粹派分子对于农民在当前经济发展下的真正需要采取了极其轻率的态度。在理论上是尽可以大谈基础的力量的，但是在实践中每个民粹派分子都很清楚地感觉到：扫除旧事物的残余，扫除直到现在把我国农民从头到脚紧紧束缚住的改革前的制度的残余，正是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给其他什么东西的发展开辟道路。宁肯停滞，而不要资本主义发展，实质上这就是每个民粹派分子对农村的看法，当然，并不是每个民粹派分子都象瓦·沃·先生那样天真和直率，敢于明目张胆地把这个意思说了出来。“农民固定在自己的份地和村团中，没有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应用到生产效能更高和对自己较有利的地方，他们好象已经停留在刚从农奴制度一出来就走了进去的拥挤杂沓的、象牲畜一样混成一团的、不生产什么东西的生活方式中。”“遗产”代表者之一就是这样从“启蒙者”突出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宁肯让农民继续停留在自己陈旧的家长制的生活方式中，而不要在农村中给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每个民粹派分子实质上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事实上，大概没有哪个民粹派分子敢于否认农民村社的等级制的闭关自守、连环保、禁止出卖土地和抛弃份地的制度是与现代经济的现实状况、与现代商品-资本主义关系及其发展处于最尖锐的矛盾中。否认这个矛盾是不可能的，但全部实质在于民粹派分子像害怕火一样地害怕这样提出问题，这样把农民的法律状况与经济现实状况、与当前的经济发展加以对比。民粹派分子顽固地相信不存在的、由他们浪漫主义地空想出来的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因此他们打算阻止现在这个循着资本主义道路进行的发展。民粹派分子对于农民村社的等级制的闭关自守，连环保，农民有权出卖土地和抛弃份地等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不仅是极其小心谨慎，为“基础”(陈旧和停滞的基础)的命运表示担心而已;不仅如此，民粹派分子甚至堕落到这种卑鄙地步，竟对警察禁止农民出卖土地的措施表示欢迎。对这样的民粹派分子可以用恩格尔加尔特的话来说：“农夫是愚蠢的，不会处理自己的事情。如果没有人关心他，他会把所有的树林都烧光，把所有的鸟都打死，把所有的鱼都捕光，把土地糟蹋掉，连自己也整个死掉。”民粹派分子在这里已经是直接地“拒绝了遗产”，变成反动的了。同时请注意一下：随着经济的发展，把农民村社的等级制的闭关自守加以摧毁，对于农村无产阶级便成为日益迫切的需要，然而由此产生的对于农民资产阶级的不方便，却并不是这样大。“善于经营的农夫”很容易在别的地方租地，在另外的乡村里开设店铺，任何时候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做买卖。但是对于主要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农民”,固定在份地上和村团中，就等于大大地限制他们的经济活动，就等于不可能找到条件较为有利的雇主，就等于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当地的买主，而这样的买主总是出价更低和想尽一切奴役的办法来束缚他们的。

民粹派分子既然沉醉于浪漫主义的梦想，不顾经济的发展而抱定支持和保护基础的目的，于是他自己不知不觉地沿着这块斜坡滚下去，与全心全意渴望保持和巩固“农民与土地的联系”的大地主在一起了。只须稍微回忆一下农民村社的这种等级制的闭关自守如何产生了雇佣工人的特殊方法：工厂和庄园的主人把自己的管事派到各个农村、特别是欠了很多债的农村去，以便最便宜地雇到工人。幸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在摧毁无产者的“定居生活”(所谓零工的作用就是这样)，逐渐地以自由雇佣来排斥这种奴役。

下列事实也同样明显地证实了我们认为现代民粹派理论是有害的这个论点：民粹派中间的一个普通的现象 — 对工役的理想化。我们在上面已经举出了一个例子，说明恩格尔加尔特如何犯了一个民粹主义的罪过，竟写出“最好”能在农村发展工役的话来! 同样的东西我们在尤沙柯夫先生的著名的农业中学草案中也可以找到(1895年《俄国财富》第5期)。与恩格尔加尔特一同办杂志的瓦·沃·先生，在严肃的经济论文中也同样沉醉于这种理想化，他断言道：农民战胜了仿佛是愿意实行资本主义的地主;但糟糕的地方在于农民给地主耕种土地，所得的报酬是地主把土地“租让”给他，—这就是说，恢复了与农奴制度下所采用的完全相同的经营方法。这就是民粹派分子对于我国农业问题所持的反动态度的最突出的例子。你在每个民粹派分子那里都可以碰到表达得不是如此突出的这种思想。每个民粹派分子都在讲我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害处和危险，因为，你瞧，资本主义用雇农来代替独立的农民。资本主义的现实(“雇农”)与关于“独立”农民的虚构是对立的，因为这个虚构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以前时代的农民占有生产资料这一点上，可是谦虚地闭口不谈下列事实：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要付出比这些生产资料的成本多一倍的代价;这些生产资料是为履行工役而使用的;这种“独立”农民的生活水平十分低，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会把他们算作贫民;这种“独立”农民除了绝望的贫穷和智力的迟钝以外，还有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所必然带有的人身依附。

民粹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机构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的联系。这个特点与上述两个特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只有在社会学问题上缺乏现实主义才能产生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错误性”和“越出轨道”的可能性的学说。民粹主义的这个观点也是与六十年代的“遗产”和传统没有丝毫联系的，相反地，而是与这些传统正相矛盾的。从这个观点自然便产生出民粹派分子对于改革前的俄国生活法规的许多残余所持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是“遗产”代表者所绝对不能同意的。为了说明这种态度，我们利用一下维·伊万诺夫先生在《笨拙的捏造》(1897年《新语》9月号)一文中的精彩的意见。作者讲到博博雷金先生的著名小说《改弦易辙》，并且揭穿他不了解民粹派分子与“学生们”之间的争论。博博雷金先生借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民粹派分子来斥责“学生们”,说他们梦想实现“具有不堪忍受的专制的法规的兵营”。维·伊万诺夫先生关于这点指出说：

“他们<民粹派分子>不仅没有把不堪忍受的专制的‘法规’当作自己敌对者的‘梦想’来谈论过，而且他们仍旧作为民粹派分子是不能而且也不会这样谈论的。民粹派分子在这方面与‘经济唯物主义者'的争论的实质就在于：据民粹派分子看来，我们这里所保存下来的旧的法规的残余可以作为法规继续发展的基础。民粹派分子之所以看不见这种旧的法规是不堪忍受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以为‘农民的灵魂(统一而不可分的灵魂)’正在向法规方面‘进化'，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确信'知识界’、‘社会’或一般‘领导阶级'已经具备了或将具备道德上的美。他们斥责经济唯物主义者不偏爱'法规’，相反地，而是偏爱以没有法规为基础的西欧制度。经济唯物主义者的确断言说：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旧的法规的残余，在全国已经进入货币经济以后一天比一天'更难忍受’, 因为货市经济引起了全国各个居民阶层在实际状况方面以及在智力和道德方面发生无数的变化。因此他们深信：国家经济生活中新的慈善的‘法规’的产生所必需的条件，是不能从适合于自然经济和农奴制度的法规的残余中发展起来，而只能在西欧和美洲先进国家那样广泛和普遍地没有这种旧的法规的气氛中发展起来。民粹派分子与他们的反对者所争论的‘法规'问题就是这样”(前引书第11-12页)。民粹派分子这种对“旧法规的残余”的态度，可说是民粹派对“遗产”传统的最剧烈的背弃。正如我们所看见的，这种遗产的代表者的特色是对所有一切旧法规的残余拼命痛斥。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学生们”比民粹派分子距离六十年代的“传统”和“遗产”要近得不可比拟。

民粹派除了上述非常严重的错误之外，在社会学方面缺乏现实主义，也使得他们在思考和议论社会的事情和问题的时候，采取了一种可说是知识分子狭隘的自以为是的或者甚至可说是官僚主义的特别思维方式。民粹派总是议论着：“我们”应当给祖国选择什么道路;如果“我们”让祖国走这样的道路，那么会遇到什么灾祸;如果我们避开欧洲老婆婆所经过的危险道路，如果既从欧洲又从我们古老的村社制度“吸收好东西”，那么“我们”能保证什么样的出路，以及其他等等。因此，民粹派分子对于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创造历史的各个社会阶级的独立的趋向采取了完全不信任和轻视的态度。因此，民粹派分子以惊人的轻率态度大谈(忘记了他们四周的环境)各种各样空洞的社会计划，从什么“组织农业劳动”起到使我们的“社会”努力于“生产村社化”为止。“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些话表现了我们的民粹派分子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和不能了解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随着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然而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某些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象，当作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的可以发展(或者相反地，瘫痪)这些历史创造者的独立和自觉的活动的条件的问题。

这样，虽然民粹派比启蒙者的“遗产”前进了一大步，提出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问题，但是由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感伤的批判，所以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这样不能令人满意，以致在一系列有关社会生活的最重要问题上民粹派都落后于“启蒙者”。把民粹主义归并到我国启蒙者的遗产和传统中，归根到底是不好的现象：改革后俄国经济发展在俄国社会思想面前所提出的新问题，民粹派并没有解决，而仅仅在这些问题上发出了感伤的和反动的悲叹，至于那些还是由启蒙者所提出来的旧问题，民粹派却用自己的浪漫主义阻挡了获得解决的道路，因此拖延了它们完全的解决。

四

“启蒙者”、民粹派分子和“学生们”

我们现在可以给我们的比较做一个总结。我们力求扼要地说明标题中所指出的每个社会思想派别的相互关系。

启蒙者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看不见它所特有的矛盾。民粹派分子害怕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矛盾。“学生们”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看到只有在这些矛盾的充分发展下美好的未来才有保证。因此，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都竭力支持、加速和促进循着这条道路往前发展，扫除一切妨碍和阻止这个发展的障碍。相反地，民粹派则力图遏制和阻止这个发展，害怕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障碍消灭掉。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可以叫做历史的乐观主义：事情像现在这样愈快地进行下去，那就愈好。相反地，民粹派自然会引导到历史的悲观主义：事情像现在这样愈进行下去，那就愈糟糕。“启蒙者”根本没有提出改革后发展的性质问题，仅仅限于向改革前的制度的残余作斗争，仅仅限于给俄国的西欧式的发展扫清道路的消极任务。民粹派提出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问题，但是它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认为资本主义是反动的，因此不能完全接受启蒙者的遗产：民粹派分子总是从“文明统一”的观点反对一般力求使俄国欧化的人，他们之所以反对，不仅是因为他们不能局限于这些人的理想(这样的反对倒是正确的)，而且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当前的即资本主义的文明的发展上走得这样远。“学生们”在解决俄国资本主义问题上认为它是进步的，因此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全部地接受启蒙者的遗产，并且从无家产的生产者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样来补充这个遗产。启蒙者没有挑出任何一个居民阶级作为自己特别注意的对象，不仅一般地讲到人民，而且甚至一般地讲到民族。民粹派分子希望代表劳动的利益，然而没有指出现代经济体系中的特定的集团;事实上他们总是站在小生产者的观点上，而资本主义则使小生产者变为商品生产者。“学生们”不仅以劳动的利益为标准，而且同时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中完全特定的经济集团，即无家产的生产者。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在其愿望的内容上是与资本主义所创造和发展的那些阶级的利益相适应的;民粹主义在其内容上是与在现代社会其他阶级中占居中间地位的小生产者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相适应的。因此，民粹主义对“遗产”的矛盾态度，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民粹派观点的内容本身的必然结果：我们曾经看到，启蒙者的观点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热烈地愿望俄国欧化，而民粹派分子只要成其为民粹派分子，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同意这种愿望。

因此，归根到底我们就得出了我们在上面谈到其他问题时屡次指出过的这个结论：学生们是比民粹派分子彻底得多、忠实得多的遗产保存者。他们不仅不拒绝遗产，相反地，他们认为自己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驳斥那些使民粹派分子在很多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拒绝接受启蒙者的欧洲理想的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顾虑。当然，“学生们”保存遗产，并不像档案保管员保存故纸堆那样。保存遗产，完全不等于还局限于遗产，所以“学生们”除了捍卫欧洲主义的一般理想而外，还增添了对我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包含的矛盾的分析，并从上述的特殊的观点来估计这个发展。

五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学生们”拒绝遗产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考察他对我们所注意的问题的论断。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声明这些人(学生们)“根本就不愿意与过去有任何继承性的联系，并且坚决表示拒绝遗产”(前引书第179页)，而且还宣称“他们<同各种极不相同的流派的其他人物一起，连阿布拉莫夫先生、沃伦斯基先生、罗扎诺夫先生也在内>非常凶怒地攻击遗产”(第180页)。——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讲的是哪一种遗产?——是《莫斯科新闻》过去和现在郑重表示拒绝的六十至七十年代的遗产(第178页)。

我们已经表明：如果讲到现代人所承受的“遗产”,那就要区别有两种遗产：一种遗产是一般启蒙者的遗产，是对改革前的一切东西采取绝对敌视态度的人们的遗产，是拥护欧洲理想和广大群众利益的人们的遗产。另一种遗产是民粹派的遗产。我们已经表明：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是非常错误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人保存了“六十年代的传统”并与民粹主义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一切言论完完全全是基于把这两个毫不相同的遗产混淆在一起。因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会不知道这个区别，所以他的手法不仅成为荒谬的手法，而且成为诽谤的手法了。《莫斯科新闻》是不是专门进攻过民粹主义呢?——完全没有：它同样地甚至更厉害地攻击一般的启蒙者，而且与民粹主义完全绝缘的《欧洲通报》对于他们是和民粹派的《俄国财富》一样的敌人。同那些最坚决地拒绝遗产的民粹派分子，例如，同尤佐夫先生，《莫斯科新闻》当然在许多方面是会有意见分歧的，但是它未必会凶恶地去攻击他，而且无论如何会 为他与愿意继承遗产的民粹派分子不同而称赞他。阿布拉莫夫先生或者沃伦斯基先生是不是攻击过民粹主义呢?——完全没有。前者自己是民粹派分子;他们两位都攻击过一般的启蒙者。“俄国学生们”是不是攻击过启蒙者呢?他们在什么时候拒绝过嘱咐我们绝对仇视改革前的生活及其残余的那种遗产呢?——不仅没有攻击过，相反地，而是揭露了民粹派分子因对资本主义怀有小资产阶级恐怖心理而企图支持这些残余中的若干东西的倾向。——他们在什么时候攻击过把一般欧洲理想遗留给我们的遗产呢?——不仅没有攻击过，相反地，而是揭露了民粹派分子为代替全欧理想而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杜撰出来的各种古怪的蠢话。——他们什么时候攻击过嘱咐我们关心劳动居民群众利益的那种遗产呢?——不仅没有攻击过，相反地，而是揭露了：民粹派分子对这些利益的关心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们竭力把农民资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混淆起来);民粹派分子不是注意所存在的东西，而是幻想也许会有的东西，所以这些关心就变得没有用处了;民粹派分子的关心是极端狭隘的，因为他们从来就不能正确地估价使这些人容易或难于获得自己关心自己的可能性的条件(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能不同意这些揭露是正确的，而且他既然是民粹派分子，自然是不同意这些揭露的，——但是，说那些事实上仅仅“凶恶地”攻击了民粹主义的人是“凶恶地”攻击了“六十至七十年代的遗产”，却不知道他们之所以攻击民粹主义是因为它不能按照这个遗产的精神并且与它毫无矛盾地来解决改革后的历史所提出来的新问题，——说这样的话就是直接歪曲事情。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很有趣地愤慨说，“学生们”很乐意地把“我们”(即《俄国财富》的政论家们)同“民粹派分子”及其他与《俄国财富》无关的人们混为一谈(第180页)。这个想把自己从“民粹派分子”当中划分出来同时却又保存民粹主义的一切基本观点的奇怪的企图，是只能引人发笑的。谁都知道，一切“俄国学生”都是在广义上使用“民粹派分子”和“民粹主义”这两个名词。至于各个民粹派分子之间有许多不同的色彩，这是谁也不曾忘记和否定的：例如，不论是彼·司徒卢威也好，或恩·别尔托夫也好，他们在自己 的著作中不仅没有把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瓦·沃·先生“混为一谈”,而且就是同尤沙柯夫先生也没有“混为一谈”，这就是说，没有抹杀他们观点上的差别，没有把一个人的观点硬加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彼·别·司徒卢威甚至直接指出了尤沙柯夫先生的观点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观点的不同。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混为一谈，这是一回事;把虽然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有所不同而在“学生们”所反对的基本的和主要的论点上则是一致的一些著作家概括起来归入一类，这是另外一回事。例如，指出那些使一位尤佐夫先生与其他民粹派分子有所不同的观点的一无是处，这对于“学生们”并不重要：对于他们重要的是驳倒尤佐夫先生、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及所有一般民粹派分子共同的观点，这就是说，要驳倒他们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态度，他们从小生产者观点来讨论经济的和政论性质的问题，他们对社会的(或历史的)唯物主义的不了解。这些特点是曾经起过很大历史作用的整个社会思潮的共同财产。在这个广大的思潮中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色彩，有右翼和左翼，有堕落到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等等的人，也有未犯这种罪过的人;有对“遗产”的许多嘱咐抱轻视态度的人，也有只要可能(就是说在民粹派分子看来只要可能)总是力图捍卫这些嘱咐的人。没有一个“俄国学生”否认过各种色彩之间的这些区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能责备他们中间有任何一个把一种色彩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硬加在另一种色彩的民粹派分子身上。但是既然我们反对这一切不同的色彩所共有的基本观点，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谈整个流派中个别不同的地方呢?这真是毫无道理的要求!一些著作家虽然远不是在一切方面都是意见一致的，但对俄国资本主义、对农民“村社”、对所谓“村团”万能却有一致的看法，这一点早在“学生们”出现之前就被我国著作不只一次地指出过了，不仅被指出过，而且还被赞美为俄国的幸福特征。“民粹主义”这个名词，早在“学生们”出现之前，也在我国的著作中在广义上被使用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在一个杂志上与“民粹派分子”(狭义的)瓦·沃·先生合作过许多年，而且和他一起持有上述见解的基本要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虽然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反对过瓦·沃·先生的个别结论，否认他在抽象社会学领域中的题外话的正确性，可是就在八十和九十年代他也附带声明说，他的批判完全不是针对瓦·沃·先生的经济著作;他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上与他是一致的。因此，如果在发展、巩固和传播民粹主义(广义的)观点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的《俄国财富》的大将们，以为只要简单声明一下，说他们不是“民粹派分子”(狭义的)，说他们完全是一种特别的“伦理社会学学派”，就可以摆脱“俄国学生们”的批判，——那么，这样的手法当然只能引起公正的嘲笑，因为他们是这样地勇敢，同时又是这样爱耍外交手腕。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其论文第一八二页上对于“学生们”还提出了以下的极其少见的论据。卡缅斯基先生刻薄地攻击民粹派分子;这原来是“证明他生气了，而他是不应该这样的<原文如此!!>。我们‘主观主义的老头子’，和‘主观主义的青年’一样，可以允许自己犯这个小毛病，并不至于自相矛盾。但是‘以其严峻的客观态度而公正地自豪’<一个“学生”的话>的学说的代表，则处于另外一种情况”。

这是什么东西呵?既然人们要求对社会现象的看法必须根据对现实和实际发展的严峻客观的分析，——那么如何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人不该生气呀?!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荒唐之至! 你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否听说过著名的《资本论》公正地被认为社会现象研究中的严峻客观态度的出色典范之一?许多学者和经济学家认为这一著作的主要的、基本的缺点就在于它的严峻的客观态度。然而在这部稀有的科学著作中你能找到这样多的“热忱”, 这样多的反对落后观点代表者、反对作者深信是阻碍社会发展的社会阶级的代表者的热烈而又激昂的论战性的文字。这位作者以严峻的客观态度指明，例如，蒲鲁东的观点是法国小资产者的见解和情绪的自然的、明白的、必然的反映，——然而还是以极大的热情，以强烈的愤怒“攻击了”这个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否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自相矛盾”呢?如果某种学说要求每个社会活动家严峻客观地分析现实，以及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各阶级间的关系，——那么凭着什么奇迹可以由此作出结论，说社会活动家不应当同情这个或那个阶级，说他“不应该”这样做呢?在这里谈应该不应该，简直是可笑的，因为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懂得了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于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对于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其发展以及其他等等的人表示愤怒。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使用的这个毫不足道的手法只是表明：他到现在对于决定论和宿命论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个极其起码的问题都没有弄清楚。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道：“‘资本正在走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原文如此!!>问题在于怎样去迎接它。”(第189页)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作了伟大的发现，指出了“俄国学生们”显然根本就没有想过的“问题”。“俄国学生们”与民粹派分子可以说根本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迎接”俄国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只能有两种方法：或者认为它是进步的现象，或者认为它是退步的现象;或者认为它是在真正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或者认为它走出了真正的道路;或者从被资本主义摧毁的小生产者阶级的观点来评价它，或者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无家产的生产者阶级的观点来评价它。在这里中间路线是没有的。因此，既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驳斥“学生们”所坚持的对资本主义的态度的正确性，那么他就是采取民粹派的态度，这个态度是他在自己以前的文章中以完全肯定的口吻表明了很多次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前和现在都丝毫没有补充和改变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旧观点，仍然像以前一样是一个民粹派分子。——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天呀，他并不是民粹派分子呵!他是“伦理社会学学派”的代表 ……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继续说：“请不要谈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将要带来的 未来的 福利。”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是民粹派分子。他只是完全重复了民粹派分子的错误和他们不正确的议论方法。我们已经向民粹派分子反复讲过不知多少次：这种“关于将来”的问题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因为问题不是在于“将来”，而是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关系的真实的、已经发生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带来的(而不是将要带来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问题搬到了“将来”，因而实质上就恰好承认“学生们”所要反对的论点是已经证明清楚了的。他认为下面这点是已经证明清楚了的，即在现实中，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事实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旧的社会经济关系里并没有带来任何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民粹派的观点恰好就在这里，“俄国学生们”所反对的也正是这一点，他们证明情形恰好相反。没有一本“俄国学生们”所著的书不谈到或不指明：在农业中以自由雇佣劳动来代替工役，以工厂来代替所谓“手工”工业，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并且发生得非常快的)现实的现象，而根本不只是什么“将来”的现象;这种代替在各方面说来都是进步的现象，它摧毁着墨守陈规的、几百年停滞不前的、分散的小手工业生产;它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创造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可能性;它创造把这种可能性变成必然性的条件，这就是说，这些条件使被抛掷的“穷乡僻壤”的“定居的无产者”、在身体方面和在精神方面都是定居的无产者变成自由活动的无产者，使带有无限发达的奴役和各种各样的人身依附的亚洲劳动形式变成欧洲劳动形式;“欧洲的思想和情感方式，对于顺利使用机器，是和蒸汽、煤炭和技术同样必需的<请注意：是必需的。——弗·伊·注>”等等。我们再说一遍：这一切是每个“学生”都谈过和证明过的，但这一切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及其同志们”大概是毫不相干的：这一切写出来不过是反对与《俄国财富》“无关的”“民粹派分子”而已。要知道《俄国财富》是“伦理社会学学派”，其实质就在于在新的旗帜下偷运旧的垃圾。

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过的，我们这篇文章的任务是驳斥在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上十分流行的捏造，似乎“俄国学生们”摈弃了“遗产”,与俄国社会优秀部分的优秀传统断绝了关系等等。有趣的是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重复了这些常说的话，其实他不过说出了与《俄国财富》“无关的”“民粹派分子”瓦·沃·先生比他更早得多和更坚决得多地讲过的完全相同的话。读者，你是否读过这位著作家在三年以前即在1894年底在《星期周报》上所发表的答复彼·别·司徒卢威所著一书的那些文章呢?应当承认：据我看来，你如果没有读过，也是毫无所失的。这些文章的基本思想就是：似乎“俄国学生们”割断了贯穿着一切俄国进步社会思想流派的民主主义的线索。现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斥责“学生们”背弃了《莫斯科新闻》所恶毒攻击的“遗产”，难道不只是以稍微不同的说法在重复同样的意思吗?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从事这种捏造的人是颠倒是非，硬说“学生们”与民粹主义的无情的决裂就是表明与俄国社会优秀部分的优秀传统决裂。先生们，不是恰恰相反吗?这种决裂不是表明把民粹主义从这些优秀传统中清洗出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