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衰落
一、全球化剥削
二、美元模式
二战后,美国凭借战后绝对的经济与黄金储备优势,构建了以美元为核心的信贷货币模式,这套体系从诞生起就需要不断进行货币输出,建立起剥削收割的循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格局,既赋予美元“世界货币”的霸权地位,也决定了美元必须持续输出才能维系全球贸易运转。各国为开展跨境贸易需储备美元,美国则通过贸易逆差、对外信贷和援助等方式,将美元输送至全球。
早期美元输出确实为战后世界经济注入了活力。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130多亿美元援助,受援国需用这笔资金购买美国商品,既推动了欧洲重建,也消化了美国的过剩产能,带动全球贸易逐步复苏。同时,美元作为通用结算货币降低了跨国交易成本,促进了全球产业链的初步形成,为后续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但这种发展的背后,是以美国金融资本为核心的剥削体系。美元输出本质是信用扩张的对外延伸,美国凭借货币霸权收取巨额国际铸币税,用低成本发行的纸币换取其他国家的实物商品与资源,形成用绿钞换财富的单向循环。
1971年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彻底摆脱实物约束,转向纯粹的信用货币模式,信贷扩张与货币输出的自由度大幅提升。美联储通过利率调控、量化宽松等政策,实现美元的周期性扩张与收缩。低利率周期下,大量廉价美元信贷涌入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当地投资与经济短期增长;一旦进入加息周期,美元升值、资本回流,这些国家便面临债务违约、货币贬值、资产泡沫破裂的多重冲击。20世纪80年代拉美“失去的十年”便是例证,拉美国家在美元低息周期借入巨额外债,美联储加息后债务成本激增,墨西哥率先爆发债务危机,多国经济陷入停滞,大量财富被美元资本收割。
这种信贷货币输出模式,看似为全球经济注入活力,实则构建了一个以美元资本为核心的剥削框架。美国通过持续货币输出维系国内消费与中产福利,而其他国家则被迫承受通胀输入、债务压力与资产波动的风险,成为美元霸权的剥削对象。欧美中产阶级的优渥生活,不仅依托产业链分工的上层优势,更依赖美元信贷扩张带来的全球财富转移,也为后续中产阶级的衰落埋下了隐患。
在此过程中,部分欠发达地区借助资本流入短暂实现繁荣,如新加坡、中国香港、日韩等,但它们的发达模式具有鲜明的寄生性。需要依赖全球产业链的中间枢纽地位,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循环。当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逐步完善金融业与制造业体系,打破原有产业链格局后,这些地区的寄生性优势丧失,衰落便成为必然。
即使在中国,资本通过沿海金融区向内陆渗透的过程,也催生了一批中产阶级群体。但这部分群体大多仍依附于美元、欧元、日元主导的全球资本体系,带有显著的买办性质。他们的阶级跃迁,也不是源于自身创造的绝对价值,而是建立在对国内更广大底层劳动者的剥削之上,是全球资本剥削链条在国内的延伸。
归根结底,发达国家庞大中产阶级的经济支撑,是全球范围内的剩余价值转移。欠发达国家因巨额剩余价值被掠夺,形成了庞大的社会底层。而这些底层民众的劳动,不仅维系着本国买办阶层的存在,更间接供养着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这便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中产阶级存在的核心逻辑。这种以剥削为基础的阶层格局,从诞生之初就不可能稳定,当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发生变动、剩余价值转移通道收窄时,中产阶级的衰落便会率先启动。如今发达国家内部,大量高学历人群进入低端服务业,大量社会精英被迫沦为流浪汉。
中产阶级的衰落会反向加剧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当作为“分润者”的中产群体规模萎缩,全球剥削体系的财富传导链条断裂,垄断资本只能进一步压缩底层空间以维持利润,这又会引发更广泛的社会不满与对抗。
三、中产阶级悖论
四、世纪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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