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学者卢麒元公开发声，提出了一项“惊世骇俗”的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立法工作都应接受政治审查！”这番言论看似极端，实则精准刺中了当前立法工作最敏感的神经：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直面一个严峻的现实——立法权的神圣性正在被一种“无痕操作”所侵蚀，而民意对此的警惕与呼唤，正是“立法提案者需政审”这一议题的深刻背景。

卢麒元指出，当前立法实践中潜藏两大风险。其一，是“优先采用国际标准”条款悄然写入法律；其二，是然而，其结果可能是，国家的发展利益在渐进式的规则调整中被让渡，国家安全的防线在数据主权、标准制定等隐形战场上被洞开。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握起草与决定之笔的人，是否真正以国家与公共利益为优先考量？其背后是否存在隐藏的利益关联，甚至已成为外部力量的“代言人”？每一部法律都关系亿万人的未来，倘若立法者背离应有立场，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对立法者进行政治审查，绝非“阴谋论”，而是一种必要的、清醒的制度性克制。

这一观点在现实中极具参照价值。以近期荣获为例。赵宏教授学术精湛，关怀社会边缘，致力“在‘信’与‘法’之间搭建桥梁”，其公共形象充满温度与担当。然而，恰恰是这样的学者型立法参与者，其思想倾向更凸显了政治审查的必要性。

赵宏教授长期致力于涉外法治研究，其核心观点是倡导中国更深度地融入并引领国际规则体系。她认为，中国应“增强国际规则包容性”，并“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着力推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在她看来，将中国的实践“总结转化为规则和标准，是可以国际化的”。这些主张在学术层面具有开放视野，但若未经严格的政治立场审视，一旦直接转化为立法实践，则可能暗合卢麒元所警示的“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风险。例如，在数字经济、碳排放等新兴领域的规则制定中，若一味强调“对标”与“接轨”，而忽视这些“高标准”背后潜藏的它国战略布局与利益诉求，便可能使我们在关键领域的规则制定权上陷入被动。要知道，这个世界不止有西方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还有我们更适合全世界的中华法系，以及其他的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

赵宏教授的魅力与专业能力毋庸置疑，但这恰恰是最高明的渗透所青睐的“温和、专业的形式”。民意所担忧的，并非学者个人的品行，而是一套可能系统性偏离国家根本利益的立法思维导向。如果缺乏对立法提案者政治立场、国家忠诚度及潜在利益关联的审查机制，那么即使是最具“魅力”的学者，其笔下起草的条款，也可能在“推动开放”的宏大叙事下，这种危害是间接的、长期的，也是最难追溯和问责的。。

赵教授的个人经历中曾获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资助和邀请进行访问学习和进修，而这两家机构被爆出对华不友好立场。

综上所述，“立法提案者需政审”并非针对个人的不信任，而是对国家立法主权和亿万民众根本利益的终极负责。卢麒元的发声，是来自民意的尖锐提醒。赵宏教授的案例则表明，危害往往隐藏在最光鲜、最专业的表象之下。立法不是单纯的学术履历和国际接轨，而是关乎国本的政治活动。确保每一位执笔书写规则的人“心系家园、肩扛责任”，是我们在复杂国际博弈中站稳脚跟、走好自己道路的基石。

这，就是民意如此呼唤的深层逻辑。

评语:很有必要，而且，政审者的政审如何确认？真正的群众路线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