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米洛斯岛陷阱”与特朗普的“武关会盟”(一)
——强权的“真理”幻像与历史辩证法的韧性


  “修昔底德”真理?——“强权者行其所能行”

  当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战斗群的阴影正从南中国海悄然挪向波斯湾时，特朗普优雅地“笑纳”了委内瑞拉马查多女士敬奉的“和平奖章”，然后上瘾般地在“国际会盟”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反复提及our big pice of ice(我们的大块冰)和Iceland(冰的岛)，虽然他所指应该是“格陵兰岛”——充满冰雪的“绿岛”(Greenland)，而不是其千里之外的邻居——遍布火山与温泉的冰岛(Iceland)，也不是正在美国国内如纳粹冲锋队般横冲直撞的ICE(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海外媒体想象美国航母战斗群打击伊朗模拟图

  面对不断增兵中东的美军，和帝国军队于“百万“委”军中取元首夫妇”的武威。波斯的黑衣教士们仿佛也在认真思考，若想避免成为下一个“粽子式跨洋快递”或者“惊悚的路灯挂饰”，也许还来得及在导弹降临德黑兰前学会跳一曲“屈膝舞”;林肯号甲板上的“白头鹰”们因为“阅读障碍”从来区分不了“解放”(Liberation)与“占领”(Occupation)的差别，正如美国本土上的ICE队员们分不清“执法”与“枉法”，也拎不清作为不请自来的“外来移民”的自己与“美洲印第安土著”的差异;在他们的眼中只认得红色的血和黑色的油。


美国媒体披露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军强行转移视频截图


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在明尼苏达州抓捕民众

  根据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22日与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正式“会盟”，在瑞士达沃斯签署文件，启动所谓“和平委员会”(Board of Peace)。本为解决加沙问题设立的“和平委员会”的签字方并不包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代表，要解决给更大范围内的“国际冲突问题”，也不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不包括美国在欧洲的传统盟友，不包括其他区域新兴大国，参加者大都为美国挟持下，不得不虚与委蛇的中小国家。


特朗普参与启动“和平委员会”的签字仪式

欧洲诸盟邦首脑们稍作辩解，就被“美国爹地”(特朗普“笑纳”的来自北约秘书长吕特对奉承之语)严词训诫：

“鉴于贵国决定不授予我诺贝尔和平奖，尽管我曾阻止了八场以上的战争，我不再觉得有义务仅仅思考和平。”(Considering your Country decided not to give me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having stopped 8 Wars PLUS, I no longer feel an obligation to think purely of Peace.”)。……“除非我们完全控制格陵兰岛，否则世界不会安全。”(The World is not secure unless we have Complete and Total Control of Greenland.)
——特朗普1月18日回复挪威首相关于格陵兰岛争端的短信

“你们可以说‘是’，我们将非常感激，或者你们可以说‘不’，我们将记住，一个强大和安全的美国才意味着一个强大的北约。”(You can say yes, and we will be very appreciative, or you can say no, and we will remember a strong and secure America means a strong NATO)
——特朗普1月21日达沃斯论坛演讲

  作为美国最亲密盟友之一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论坛公开发言：那段“令人愉快的虚构”正在终结，而一场残酷现实正在开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瓦解，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只能承受……。修昔底德的这句格言，被包装成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正在重新占据主导地位，仿佛这就是国际关系的“自然逻辑”。


1月22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论坛演讲

  “米洛斯对话”与“武关会盟”后的故事

  也许今天的人们感觉如此诧异，很少见到“国家领袖们”能像特朗普2.0这样入戏，可以表现得如此厚颜无耻、肆无忌惮?但是，事实上特朗普的这些言行的内在逻辑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而且与古希腊历史上雅典人所做的经典“米洛斯对话”(The Melian Dialogue)如出一辙。

  在西方语境中“文明”与“古希腊”两词本身就是“同义反复”，不理解古希腊历史，恐怕无法真正理解西方文明的基因密码。今天西方社会强调的政治民主、市场经济与多元文化等概念似乎都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大量的日常用语与学术词汇都来自希腊语，包括民主(Democracy)、经济(Economy)、历史(Hisitory)、哲学(Philosophy)乃至奥运会(Olympic)等等。

             

  伯罗奔尼撒战争(BC431年-BC404年)示意图

黄色区域为雅典及其盟友(提洛同盟 Delian League)

红色区域为斯巴达及其盟友(伯罗奔尼撒联盟Peloponnesian League)

蓝色区域为中立的希腊城邦(Neutral Greek States)

紫色区域为波斯帝国 (Persian Empier)

橙色区域为新兴的马其顿王国 (Kingdom of Macedonia)

 

大约2500年(BC 431年)前，希腊半岛上的“两霸”雅典与斯巴达曾发生过一场长达27年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漫长的战争打垮了文明的古希腊(古希腊的文明)，教会了铁血的罗马，也塑造了此后2000多年西方文明看待权力与权利、冲突与和平的方式。今天人们热衷的新名词“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2012年由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创造)就来源于对前雅典将军修昔底德的经典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核心命题的归纳：

“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及其在斯巴达引起的恐惧。”(即一个崛起大国对一个守成大国必将构成结构性的威胁，由此导致两者的冲突在挑战与反制中螺旋形上升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

  就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记载了标志着雅典霸权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米洛斯对话(The Melian Dialogue)


今人塑造修昔底德的塑像

  公元前416年，正值伯罗奔尼撒战争相持阶段，雅典舰队兵临中立城邦米洛斯岛。谈判桌上，雅典使者撕下了所有关于“正义”、“自由”、“同盟”的华丽外衣，直言不讳：“世间常理，惟力均者可论是非;强权者行其所能行，孱弱者受其所必受。”(Right, as the world goes, is only in question between equals in power, while 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直白地翻译就是，“权利”(Right)在“权力”(Power)面前算个X。

  米洛斯人基于“正义”与“中立”的申辩，在雅典人看来，不过是弱者不识时务的天真幼稚。最终，这座斯巴达人的亲族城邦遭遇了灭顶之灾：成年男子被屠杀，妇孺被卖为奴，土地被雅典殖民者占据。

  当时的雅典城邦是所谓“政治民主制国家”(10%的成年男性公民平等参与政治决策，也向有贡献的外邦人开放国籍)，经济依靠海商贸易和手工业极其繁荣，社会文化上相对多元开放;而斯巴达与米洛斯在政治上都是封闭的以血统为基础的军事贵族寡头专制，经济严重依赖国有奴隶(希洛人)耕种集体农庄和边缘人口从事商业与手工业，社会文化上相对更为压制保守。无论雅典还是斯巴达其经济和政治基础都建立在对外部异族奴役与剥削的奴隶制经济上。

  然而，这就是故事的全部吗?事实上，雅典自诩的“文明灯塔”形象，已经在米洛斯的血火中崩塌。历史上，雅典和其盟友组成的提洛同盟初期的宗旨是以集体力量解放遭受波斯奴役的希腊城邦和防御波斯再次入侵。但此后，雅典成为事实上的盟主后，逐渐将提洛同盟变为它控制和剥削盟国的工具，原本各城邦自愿的盟捐成为雅典强令缴纳并随意用于本国需要的贡款。雅典向盟国派出大批军事殖民者，严厉镇压宣布退盟的城邦，强令盟国的重要案件交雅典审理，规定盟国必须使用雅典的铸币，支持建立亲雅典的民主政体。

  而雅典的霸权由盛转衰，并非因为军事失败首先到来，而是其道德权威与政治信誉的破产，使盟友离心，中立者恐惧，最终在战略上陷入孤立。而且，不久雅典在国内好战民粹鼓噪下出兵远征西西里岛，述拉古等岛上诸邦屡败屡战，却始终不降，最终西西里诸邦在斯巴达的支持下获得胜利，雅典派遣的两万远征军全军覆灭，其称霸爱琴海的主力舰队遭到毁灭性打击。雅典的“西西里远征”惨败，不过是这一“强权”逻辑的第一次结算而已。


被战火摧毁的雅典城邦卫城神殿油画

  颇具历史讽刺意味的是，以“捍卫希腊自由”为口号、将斯巴达污名化为“专制奴隶贩子”、“波斯代理人”的雅典，最终因其过度扩张与残酷统治走向失败，而斯巴达在这场马拉松式(又一个流传至今的古希腊文明的词汇)的战争依靠与“东方专制”波斯帝国结盟中获得“惨胜”。这场战争的代价是整个希腊城邦体系的筋疲力尽与道德破产，他们彻底输掉了希腊世界的未来，为北方新兴的马其顿王国和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充当了“历史清道夫”，成为西方后起帝国们的“文明学校”。

  “米洛斯岛屠杀”事件之所以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经典案例，不仅在于其残酷，更在于其成为一把穿透所有时代政治修辞的现实主义的锋利匕首，彻底地刺穿了“理性”与“民主”外壳。诞生了哲学、戏剧与民主制度的雅典，用最“文明”的程序，执行了最野蛮的律法。雅典人屠杀和奴役同为希腊城邦的米洛斯人的命令并非出自某个暴君的独断，而是经过雅典公民大会的民主表决。这无情地揭露了一个真相：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能自动导出仁慈的理性的政策;它反而可能放大内部的民粹情绪，将“多数人的暴政”(这个所谓“多数人”在当时不过是约占雅典10%人口的成年男性)精准地投向外部弱者，必要时也可以“制造”群氓需要的“他者”。

  当然，修昔底德所强调的“世间常理”并不是所谓欧洲文明的独特性，东方的历史镜鉴同样清晰。今天在特朗普在外交舞台上的”变脸“演出不过是昔日战国旧事的重演而已。大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同时代的中国战国时期，中国古人对此评论是“礼崩乐坏”、“王霸相杂”，《韩非子》里的总结只有六个字：“当今争于气力”。


战国后期大致区域图

  其时秦楚两国关系密切，且都有望称霸中国;BC 299年，秦昭襄王以结盟为名，诱骗楚怀王“武关会盟”，将其绑架到咸阳;以割让巫郡和黔中郡作为释放条件，楚怀王拒绝妥协被囚三年郁郁而终(BC296年);此后楚国大衰、一蹶不振。(顺带说一句，由于楚怀王的“壮举”间接为中华文明贡献了端午节的粽子，因他不听屈原等人的劝说一意孤行，导致屈原被流放而最终投河汨罗江中。屈原的自尽本身也宣告了楚国企图独立自强的贵族精英阶层的陨落。)

  秦昭襄王诱捕楚怀王，正是“争于气力”的典范操作。秦国此后经过三代君王努力得以在嬴政时期灭六国而统一天下。这一背信弃义的权术，虽然在短期内重创了楚国，为秦统一扫平了主要障碍;然而，秦国纯粹依赖法家严刑峻法与军事强权的统治，将“强权即公理”的逻辑在国内与国际用到极致，但霸主们忘了：锁链能囚禁一个楚怀王，却锁不住‘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诅咒与滔天恨意。”


秦末农民战争示意图

  秦帝国二世而亡，其崩溃速度之快，正说明了仅依靠强力与恐惧粘合的权力结构是何等脆弱。在楚怀王熊槐死后八十八年，秦末天下大乱，点燃焚毁这座巨厦第一把火是两个被雨困住、面临死刑的卑微戍卒。他们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底层力量对血统精英论最石破天惊的哲学爆破。随后，六国旧贵族精英加入反抗，更像是被这股底层洪流奔涌推动的浪花。楚国将领项燕之后项梁、项羽寻访流落民间的所谓楚怀王熊槐的孙子熊心，再立其为“楚怀王”，虽为傀儡，“楚怀王”却成为反秦大业最具号召力的精神符号。

  这本身就是对纯粹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一次历史性反讽：被剥夺的权利(Right)，会以记忆、仇恨与认同的形式，转化为颠覆性权力(Power)的源泉。

  类似的历史性大剧曾屡屡演出，正如马克思在其杰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利用历史辩证法所进行的精彩洞察：

  一方面，历史创造始终受制于既定条件与传统重负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另一方面，历史变革的根本动力深藏于阶级结构之中 —— 当统治阶级精英忙于台前进行 “世界历史性的” 权力斗争时，真正改变世界面貌的，往往是台下那些看似被动 “被历史拖着走” 的广大人群，一旦他们的生存底线被突破，便会从历史的客体骤然转变为主体，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这双重洞察共同构成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命题：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非随心所欲，而是在既定条件下创造;而历史条件的根本改变，最终取决于被压迫阶级的生存斗争与主体觉醒。

本雅明在马克思分析的基础上，在《历史哲学论纲》中进一步提出他的警告，“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暴力的实录。”

  事实上任何打着“进步”名义进行的征服，在其身后都积堆着累累受害者的尸骸，习以为常的被压迫传统，会在某个历史“紧急状态”时期，由新的革命阶级所激活，只有“斗争着的、受压迫的阶级本身，才是历史知识的贮藏者。 —— 它会以历代受压迫者的名义完成解放的使命”。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