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每每提起大跃进，则言必称毛主席犯了天大的错误，甚至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等，都成为了毛主席的专利。80年代后，有人故意把大跃进中所有错误，都扣到毛主席头上。1980年4月，甚至小平同志都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这个“没有反对”，和始作俑者毛主席相比，责任显然不是一个量级的。

上篇文章我们已经讲过，大跃进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狂热，而是那一代人的迫切要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大跃进中到底谁在左。

事实上，主持一线工作的少奇同志，对大跃进最初那些左倾的做法，不仅未加反对，反而还大为欣赏，并努力推广。1958年6月，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谈话时，刘就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认为公共食堂能节省人力，还吃得饱些，好些，他还讲了讲组织生活、消灭家庭问题。 11月初，吴冷西到新乡调研时发现，当地大搞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周末才能回家，大多数社员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或婆媳不和的才愿意分居。见此情景，吴冷西顾不得调研不要随便发表指示意见的守则，忍不住批评了这种做法，公社干部想不通，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做，并且刘就讲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11月6日开始的郑州会议上，毛主席批评了这一做法，说我们批判家长制并不是不要家庭，不要拆散家庭，还是男女老少团聚一起。也正是在这一次会议上，毛主席首次批评了那些急急忙忙，妄图两三年就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做法。

1958年7月，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刘预言：“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刘还解释报上之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8月，刘要农工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徐水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9月，在江苏常熟县，当和平公社的书记告诉他稻田亩产1万斤时，刘的反应是：“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8月底的北戴河会议上定下当年1070万吨钢的指标，由此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毛主席的心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刘的回答显得非常理直气壮，9月23日，他在与南通干部的座谈会上就说：“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一万人炼铁，有三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

事实上，刘对大跃进的反思是当出现严重挫折、毛出席提出1961年应该是一个调查研究年之后。当年，他到了自己的故乡宁乡县进行了深入调研，这期间，他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公共食堂， “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另一位一线负责同志，书记处总的那个负责人，小平同志也类似。1958年9月，小平同志到东北视察，当地领导汇报第二年的粮食产量计划增产20-30%，邓批评说：别人都好几倍的增产，你们才20%，简直就像乌龟爬，把当地的领导骂得灰头土脸的。他这话就登在了当年10月的《人民日报》上。10月18日，在视察天津胜芳公社的丰产稻田时，小平同志兴奋的站在了亩产11万斤的稻田上，留下了那张著名又珍贵的照片。《新四十条》中，他把1962年的钢产指标定为了1亿吨，1972年为4亿吨，粮食亩产量4000斤、5000斤、8000斤，叫做新四五八。这样离谱的数字让毛主席大吃一惊，在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直接质问，你们这么提出来的根据到底是什么?邓答，钢产量赶上英国，是按人均算的。毛主席说这和此前的按总量计算，可谓天差地别啊!在紧接着的武昌会议上，毛主席针对钢产量问题说，有无必要，我怀疑，有无可能，我更怀疑。两位一线的负责同志还搞了个拔白旗树红旗，把那些有不同意见的都当作白旗组织处理了。

书记处主管农业的谭震林谭老板也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他宣传和推广了“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对有些地方提出的“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他也表示赞成。尤为重磅的是，1958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谭老板的《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一文，这篇文章中第一次引用了后来家喻户晓的那个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另据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回忆，6月下旬，在外地的他同人民日报编辑部通电话才知道，这些天报上发表的高产卫星是谭老板打招呼的，而且要求放一版通栏。

就这样，通过人民日报，各地大放卫星，形成了你追我赶，竞相攀比，虚报浮夸的态势。地方大员也不遑多让。早在1957年，广东的陶铸就上报，潮汕某县已经平均亩产过了1000斤，叫做“千斤县”，这个典型得到了书记处的邓的认可。后来，在1958年《红旗》杂志第五期，陶铸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紧接着的第六期，陶的下属赵某阳发表《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说“密植一定能够增产，密植不会带来倒伏危险，密植后出现的突出问题是劳动力不足和肥料不足”，并且还在文中推广他所总结的广东先进农业经验——复式插秧法。这就从“理论上“解决了高产的难题，之后各地的高产卫星基本都是按照这个原理给制造出来的。

有了这个书记处背书的千斤县典型，各省争先恐后搞“千斤县”，四川的李井泉是在新繁县搞“千斤县”，湖北王任重是在孝感搞千斤县。很快就吹到了万斤，以“亩产万斤”检索1958年的人民日报，共23篇文章，其中6篇出自湖北，难怪王任重后来说：“1958年我们天天登报，出了风头;现在看来，我们出了丑。浮夸风，我们在全国带了头。”武昌会议前夕，毛主席在湖北调研，副秘书长梅白汇报全省大跃进的典型，当他提到长风人民公社复员军人、团支部书记官春官创造的万斤田，亩产万斤稻谷时，毛主席说：“我不相信”。问该社书记朱朝启真实情况，朱朝启80年代回忆说：“我实在有些心虚自责。大跃进时代，在那种特定环境，我哪有勇气向毛主席报告真实情况啊!我只盼主席不再追问，快快结束这个话题，害怕说长了捅了漏子下不了台。”正是因为多数省委书记们都参与了五风，彭老总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批评，才被恰如其分地认定为是“向着党的多数进行猖狂进攻”。

还有件事，很能说明问题，据吴冷西回忆，1958年11月下旬的武昌会议上，“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人民日报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吴冷西在《回忆领袖与战友》一书中写到：“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内疚是因为毛主席调他兼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时，与他谈过”五不怕“，他没有做到;内疚是因为1958、59年，毛主席多次对人民日报的工作进行提醒，要求他要实事求是，头脑冷静，做冷静的促进派，他没有做到。这就难怪，为何毛主席从1958年11月初到1959年7月中旬的纠左一直成效不大。毕竟早就退居二线的毛主席，只能采用说理和说服的办法，而不像那些一线负责的同志，对不同意见直接简单粗暴地进行组织处理。

毛主席1959年三四月间连写三封党内通讯，四月底的那封还直接捅到最底层的生产队长一级，这实际上是第一次甩开领导群体的多数，利用个人影响去进行重大政策纠偏。当时他的判断已经很严重了：“面对‘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猛烈的‘共产风’，着急和担心的毛主席，怕出现更大的破坏，现在又是春耕在即，他要迅速扭转这个局面。很有意思，在选编某些一线负责同志的年谱或选集时，1958年夏到1961年春的文章或讲话少得可怜，甚至压根就没有。同样有意思的是，后面全面清算大跃进期间的所谓错误时，尽管有些人羞答答地承认，毛主席是最早发现大跃进中那些左的错误的，也是最早系统性纠偏的，但锅还得毛主席来背，谁让他是大跃进的始作俑者呢。这些人压根就不谈毛主席的纠左为何纠不下去，因为就没法谈，一谈就要露陷。这才是真实的历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