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葛兰西曾经说过：自己讨厌新年。这是一种对于循环历史的厌恶，更是一种革命者的姿态。当下秩序的得益者，皆会渴望循环的历史；而作为无产者的大多数，则渴望跳出这一循环。

对于一名进步主义者而言，最可怖的噩梦，即长眠十年后苏醒，只看到街道如故、只是添了些破败;远处的饥荒与无情的战火如故，资本主义秩序凭藉其自我更新能力，又一次得到了新生。

有幸的是，时钟还是向前拨了一度。二零二五已经不在了，它连同那些二五年的事件——特朗普的执政、孟加拉与尼泊尔民众的义举、以及一两个网络词汇的短暂登台——落在了我们的身后，成了记忆与闲话。

二零二六也即将到来，若它是二五年的延长线，我们可以推想：世界会更加不太平。

而面对这个不太平的世界，我们社会主义者又能做些什么呢?

二.

的确，《新左评论》是一个观点多元的公众号，但共识依然存在：「社会主义」是一万五千名读者共同的梦想。而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是在追求「跳出循环」，即寻找到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这背后的潜台词是：我们不去做出这一行动，历史会重复它此前的一切，我们会重新落入循环。

但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或者说：历史循环是一种「物化的观点」（Verdinglichte Ansicht)。这意味着，我们果真相信了资本主义是不可超越的，才会产生一种幻觉：当下的秩序是坚实的客观自然。但真正的事实是，晚期资本主义秩序(又一次)到了崩溃的边缘，而这一代的青年所熟知的世界，已经即将终结了。

二五年的美国已然放弃了它的「政治帝国」，它榨取其经济的帝国红利之同时、不再想承担起维护世界秩序的义务;二五年的人工智能发展在摧毁了大量白领工作的同时，又一次将资本主义推到了经济危机的边缘;二五年的拉美与欧洲右翼政党正在崛起，中道政治的绥靖已无法捍卫民主主义;而二五年的Z世代革命之中，我们发现了人民不总是麻木不仁。

这是新自由主义死亡后的冗长回声。2025年的世界是一个这样的世界：国际格局上是1913年、经济上是1929年，而在社会与政治上是1932年。而2026年的世界，一定会让我们感到更加陌生。毕竟每一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皆如葛兰西所说：

旧的世界已经死亡、新生的尚未降临，明晦之间怪物降生。

而所谓循环的隐喻，今天又是否成立呢?归根结底，资本主义不是自然秩序，而是一系列社会行动再生产出来的现象。一九三零年代的收缩长波，一度让世界灭临抉择，而且二战之后我们又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了出来;一九七零年代收缩长波中。左翼又一次失败，我们又在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中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出来。

可见，所谓的历史循环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资本主义即将灭亡之际，由阶级斗争之中再生产出来的——而若无产阶级落败、而客观的资源许可，我们即会迎来资本主义的回归。

而今天，这又是一个历史的关口，又是一次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选择题。只不过，我不禁在想，若这一次我们又失败了，循环还会继续吗——自然所残余的资源、文明与社会所剩的地力，真的还经得起一次资本主义重建的挥霍吗？是否这一次，「野蛮」将不再是一个隐喻？

三.

或许亲爱的读者们会觉得，这一切的探讨与我们太遥远了。即使它是事实，这和我们的生活又有怎样的关系呢?即使这一切的变动会决定我的命运，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的确，笔者自身时常提到的一种「主体性的哲学」。所谓的「人类应当决定命运、我们是自身命运的主宰」，这真的像极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狂想。而现实中的人——特别是我们这些生活在东亚之一隅，孤立的、渺小的、原子化的个体——同这个宏大的历史图景之间，总归应该有着一些「中介」。

但在今天，我们时常感到自己直面着历史，以至于不知所措：是的，英雄的年代回归了，但我一个普通人又能做些什么？

当然，这不是普遍的困境。若问一名一战之前的德国工人：您与社会革命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对方会毫不犹豫地答道：社会民主党或者工会。若问一名窑洞里的红军，对方会达道：身边的同志就是在推动历史。若问一名六八年巴黎或者布拉格街头的学生，对方会自信地宣布：历史就在这里，看，它正在向警察丢石块。

但在今天，我们很难获得这种感觉。一言以蔽之，因为一些不可言明的原因，阶级的主体性（即历史的推动者）同个人的主体性（即每一个行动的个人）失联了。

因此，「个人」需要一些中介方可嵌入到前进的历史之中，而后两种「主体性」方可结为一体。而嵌入一旦成功，将意味着行动有了历史的方位，比如说：阅读《资本论》不再是因为好奇，而是为了明日的社会变革;撰写文章或翻译作品，不再只是出于乐趣，更是为了传播左翼的观点。而这时我们会突然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汇入了一个更崇高的目标，即超越晚期资本主义，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届时，我们会在书斋与工厂的角落，推动着历史的车驾前进。

这样的中介总是有许多——祈求一个「单一的中介」，只会重蹈二十世纪左翼的覆辙——它们或许志立于理论研究、或许是宣传、或许是其他的工作。这一股又一股的小流，最终汇成了历史的江河。

而在这种意义上，这个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历史关口，《新左评论》渴望成为一个这样的中介，一个志立于「实践导向之理论」的中介，一个可以一同探讨、一同发声的平台，一个专注于替代方案与实践蓝图的平台。

我们深知，完成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新社会主义、一个总体性的解放性社会科学，定是一个艰巨的使命。这不是一两个「理论家」能够完成的工作。因此，我们渴望创造一个多学科交流与研究的空间;同时，我们也深知，进步主义的研究者在当下是失语的，学术期刊不会给我们发生的声音，而因此，我们愿意将话筒递到你的面前。

以上便是《新左评论》的新年计划，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