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式梦核：全球化抑或“后社会主义”

北雁牧月:很久以来，我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的时代就是所谓的“ 00 年代”、“千禧年”或者是“全球化时代”。如果时间拉长得久一些，可能指90年代到疫情前这一段时间，现在网上比较喜欢把这一时期叫做“经济上行期”。最近我在 B 站上看到一类以所谓“中式梦核”为主题的短视频创作和图片创作，觉得很有意思。

“中式梦核”这个词火起来大概有了一两年，从 2023 年到现在越来越火，我觉得它确实能反映当下人的一些审美倾向或心态，它代表着对于 00 年代的一种怀旧。大体上说，对 00 年代的怀旧是以所谓的全球化经济腾飞为背景的。粗糙一些的阶级分析可能会说：这是吃到全球化时代红利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怀旧。但是去看“中式梦核”的内容，我认为并不只是局限于此：它往往并不都是以城市摩天大楼、或者是早期互联网为主要意象的，而这些却是全球化时代的常见意象。不同出身的群体所使用的中式梦核意象是不一样的，我个人常见到的意象也包括：类似于华北地区或者东北地区的老工业社区的景观，比如居民区里的公园、大象滑梯、居室内的老式装修、老式风格家具和家居用品，等等。我本人是在华北的一个工业区小镇成长起来的，在我比较小的时候会经常见到上述这些景观，它们实际上更多生产于 90 年代。此外，对于一些人来说，“ 00 年代怀旧”更多地和特定文艺作品或文艺风格相关，例如所谓“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说法：00 年代初的华语乐坛确实有一批作品质量优秀、传唱度广的歌手。

90 年代的那些建筑风格或者装潢风格，现在来看肯定会被认为比较老土，但是这个时期却是被怀念的。我认为与其说怀念的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不如说是对于当时一种较为隐秘的、安稳感的怀念，就像被保护得很好的童年时期的感受。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化和城市改造还没有那么彻底、社会主义景观仍然大量存在的阶段。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些意象，它们显然是社会主义时期工人社区基础设施的遗迹。也就是说，这是历史转型的夹缝之中的一段时期，它给人一种比较奇特的心理体验。我认为，对这一时期的“怀旧”并不能简单说是在怀念全球化或者西化、“追赶世界”的时代，实际上被怀念的对象很大程度上还是基于某种社会主义遗存。

谭普罗:我之前和朋友聊天时，经常会聊到我自己童年的一个意象。我是在安徽一个钢铁城市长大的，那是一座带有非常浓重传统社会主义工人氛围的城市。有时候我会问现在的一些高中生：“你们还知道少年宫吗?”他们大多数其实已经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了。但在我小时候，大家经常会去少年宫玩，它在我这里就成了一个残存的童年意象。这也呼应北雁牧月说的，90 后对于社会主义最后那一点童年记忆，可能就停留在怀旧的阶段。我们能够理解、能被唤起的，可能也就是那么几个片段式的意象，比如少年宫，比如蓝色玻璃之类的。

Ivan:我注意到，我们对于 00 年代的怀旧很多时候呈现为一种景观，“中式梦核”的作品很多也是以可视化的形象呈现的。一些外国博主在 B 站提到他们喜欢中国的原因时，会说到在中国的小区或社区空间里，能够感受到一种旧式的、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团结氛围。比如在社区广场、健身器材附近，经常能看到老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聊天、活动。他们会觉得这种社会氛围，与自己在西方社会中的生活经验非常不同。在我看来，这种感受确实可能对应到某种社会主义遗产。因为在西方社会，类似的聚集和团结感往往更多发生在教会这样的特定空间中，而不是一种日常社区生活的常态。但一些西方人会认为，在中国的基层社会，似乎仍然保留着这种较为轻松的、带有集体主义意味的社会氛围。尤其当把这种状况与日本社会进行对比时，这种差异会显得更加明显。不过，这种现象究竟会导向什么，我自己其实也说不好。它可能包含某种集体主义或者社会团结的潜能，但也有可能更多地只是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一种想象，甚至有对中国观众的讨好。当然，这种想象本身又并非毫无根源，它确实与中国的某些历史经验有关。

02

怀旧的目光，看向“发展”碾过的车辙

北雁牧月:我个人确实对童年时期所在的城市和社区景观有比较强烈的怀念，我会把这种怀念理解为某种意义上的对“社会主义”遗产的记忆，只是这个地方如今已经面目全非了。随着市场化推进，我的故乡在去工业化之后，人口外流极为严重，年轻人基本都不留在当地发展；再加上财政吃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都比较停滞，有些公共设施已经明显破败。我也听过一些来自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朋友分享，他们所在的后工业地区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

另一个对照案例则是来自一位在北京的朋友，她是所谓的老北京人。她跟我说，“老北京”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之下，同样被“摧毁”得很彻底。北京二环以内其实有很多真正意义上的穷人——他们住在大杂院里，一间房里往往挤着一个大家庭，就像群租房一样。但这些房子的产权并不在居住者手里，所以一旦面临搬迁，他们拿到的补偿根本不足以在北京重新定居，只能被迫搬去河北。结果反而是这批“土著”，被所谓的“发展”从北京“赶”了出去。另外还有城市规划和市容管理的问题。一些区域的市政现在对居民区内开店的限制很严格，导致消费只能去往特定的商业街和少数商圈，对当地居民来说其实非常不便利。

最近我在读的书也谈到所谓“士绅化”的问题：如果把这些消费部门全部集约到固定的高地价商圈，地租成本会导致当地商品价格不断上涨，把越来越多低收入群体挤出原本的生活空间，这正是“士绅化”带来的典型后果。所以当时那位北京朋友跟我说，她其实也怀念 00 年代更包容的北京，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真的把这些穷人全部赶走。而对我来说，我所怀念的 00 年代的家乡，是一个人们还没有因经济凋敝而被迫赶往大城市的状态;那个时候，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工业化小镇，给人感受会更有烟火气，基础设施条件也相对更好。而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有的地方被市场影响的结果是基础设施破败，而有的地方则是基础设施过度规范化，原本服务于较低收入居民的空间被重塑，最终直接把这些人赶出原本的生活区域。这些对比，是我当时和北京朋友交流时特别有感触的一点。

马乙己：反过来说，这样好像也能理解一部分人的怀旧了。他们往往经历过一部分所谓“经济上升期”，但从中能够明显感觉到自己既有生活环境和生活秩序的破坏，甚至于自己直接被卷入了这种破坏。他们的怀旧虽然不乏被夸张、美化、扭曲的部分，但其中确实包含了这种对破坏的感性体验。同样的破坏可能是以两种完全相反的面目表现的：一方面，它表现为对原有景观、生活方式的抹除、删削;另一方面，它又表现为新的人和物将源源不断地带来陌生的新景观和新生活。

Ivan:我想起之前在互联网上看到过一次关于“数字游民”的讨论，好像是一个发生在意大利的采访。采访里，当地人表达出对数字游民的强烈反感，原因主要在于这样一种交换关系：数字游民的到来，本身依托的是资本的流动与资本的交换机制——他们一边在线上继续获取来自资本主义剥削体系中的超额收益，同时又大量使用当地社区的各种资源。在当地人看来，这类人对社区的实际贡献非常有限：无论是参与社区生活，还是从事对地方社会有实质意义的劳动与创造，数字游民都几乎没有正向投入，反而更多造成了一种破坏性的影响，并且拉高了当地的物价，于是排外情绪也就随之出现。 它确实可以被理解为对资本主义所带来高度流动性的一种反应，但与此同时，又呈现出相当明显的排外特质。从我个人的角度说，我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同情当地人的这种心态的。因为，外籍劳工和数字游民的性质其实并不一样：外籍劳工往往是被剥削剩余价值程度更高的一方，他们自身并不真正享受当地的公共资源和福利；而数字游民则更像是硅谷那一类远程工作的从业者，不再需要固定坐在办公室里，依托线上娱乐办公体系，可以选择在物价较低的地区“旅居式办公”，在各地流动生活。

谭普罗:前阵子我刷到一个视频，是十几年前、差不多世纪初东方卫视在上海做的一次街头采访。当时节目组随机采访上海市民，问他们怎么看待外地人。那个年代的受访者，说出来的大多还是一些比较“场面话”、也比较正面的回答，比如觉得外地人为上海的发展出了很多力气，是城市建设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整体语气是偏含蓄、偏温和的，更像是一种“团结话语”的表达。看到这个视频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所谓排外情绪，并不是随着外地人进入城市，就自然而然、必然性地变成一种主导情绪的。我会在想，这种情绪很可能并不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被发明的过程——它往往是在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尤其是在经济环境开始变差的时候，被不断塑造、放大，并逐步变成一种主流节奏和主流话语。也就是说，这种排外情绪并不是一个线性、必然的导向，而更像是在特定条件下被人为生产出来的。

03

回忆循环中的政治退行：“怀旧”能走向进步吗？

月亮:我来前做了点准备，主要想谈的是美国影视近几年所呈现出来的“反刍”现象。所谓反刍，简单来说就是不断地炒冷饭，翻炒过去那些成功的 IP，再围绕这些 IP 推出新的衍生电影或者电视剧，也就是用旧 IP 再生产新内容的状态。而这种反刍、炒冷饭的生产方式，在我看来就是怀旧的一种，并且是具有消极意味的。它所传达出的价值不断空洞化，以及它本身逐渐失去承担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的能力。

首先是普世价值的空洞化。2000 年代的美国影视本身就是一种霸权文化的输出方式，有点类似于小布什时期在全球推行所谓“民主”话语那样，通过影视作品输出自身的价值观。而这些影视所承载的普世价值，比如诚实、勇气、善良、包容之类的，在当下逐渐变得越来越空洞。当社会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影视作品却并没有能力去真正思考这些问题，也很少去唤起观众的现实反思。比如说，如果“锲而不舍”被当成一种非常优秀的品质，那么一个右翼律师锲而不舍地在各级法院、甚至最高法院上诉，试图推翻某项基本民权，这同样也是锲而不舍;而好人坚持去做好事，那也是锲而不舍。同一个价值，在完全相反的实践中都可以被调用，这本身就体现了普世价值的整体空洞化。

第二点，就是过往火爆 IP 不断被反刍、被推陈出旧。比如说《猩球崛起》，它差不多在 2017 年出了第三部，也算是一个阶段性的完结;结果去年又拍了一部新的《猩球崛起》，加了一个副标题叫“新世界”。再比如《哥斯拉》系列，2014 年出第一部电影，2019 年出第二部，2021 年出了《哥斯拉大战金刚》，2023—2024 年又出了《哥斯拉大战金刚 2》;2023 年冬天，苹果 TV 还做了一部相关电视剧《帝王计划》，也是继续围绕这些怪兽故事展开。这种拍法就给人一种很明显的感觉，好像一条血脉一样，一直在往下拍。简直像日本天皇世系一样，一代传一代，一直往下续。

第三点，是拒绝介入现实，也逐渐失去了理解现实的能力。我记得之前读到过一篇《大西洋月刊》的影评文章，谈到当时热播的两部电视剧，它们都把时间设定在一个非常模糊的时代：看起来像现在，又有点像 80 年代，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社交媒体。文章的作者是索菲亚·吉尔伯特，她指出，这种设定其实让创作者可以回避去思考社交媒体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而观众也因此免于面对这些现实问题。我觉得这恰恰体现了一种逐渐丧失理解现实能力的状态。这么多影视作品看下来，会让人有一种很强烈的落差感：屏幕之外，世界正在发生那么多大事，社会在迅速变动，甚至可以说正滑向一个相当危险的方向；可与此同时，电视剧创作者所塑造出来的，却往往是一个个宁静、祥和、与现实几乎脱节的世界，它们几乎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正在发生的真实局势。这本身就是一种拒绝介入现实的状态。

第四点其实和第三点很接近，就是无法承担起应有的、哪怕是最简单的政治责任。比如《傲骨之战》，这部律政剧开播和完结的时间非常耐人寻味，从 2017 年到 2021 年，几乎完整地覆盖了川普的第一任期。我会觉得这部剧本身就是对川普执政时期的一种回应。它所坚持的核心理念是程序正义、法律原则和宪法信念——相信只要依循合规程序，社会的正义就能够一点点实现。但这部剧真的不思改变，外部世界已经天翻地覆，它却依然在刻舟求剑，始终停留在那套程序主义的理想中，这种迟滞感会让人非常无力，也会觉得它可能终究也只能如此。而这已经算是一部尝试介入现实的律政剧了。 另一部典型的例子是《使女的故事》，同样开播于川普第一任期，从 2017 年一直持续到 2024 年。《使女的故事》本质上是一种偏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叙事，核心就是通过描绘女性失去基本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极端情境，对现实进行一种警醒。但这种警醒的功能基本也就停留在最初那一下：惊醒一次之后，后面就缺乏更深入的展开。再往后的几季，它越来越像一部单纯靠情节推进的电视剧，而早期那种对社会产生“石破天惊”影响的效果，已经不再出现。

Ivan:我觉得“炒冷饭”式的怀旧本质上体现的是想象力的限度。比如我最近在看一部很火的日剧《那你来做做看啊》，你会发现剧中人物在处理婚恋关系时，不停地参考一部 90 年代的日本电视剧，角色们反复观看那部老剧，仿佛他们对于婚姻关系的想象始终停留在那个年代。这本身就体现出一种想象力的匮乏——同时也包括着刚刚月亮提到的，对现实正在发生的变化缺乏感受，或者说缺乏回应的态度。这种状态下，被想象出来的“美好”往往带着某种轰动性的表象，但内在却是对现实处境的回避。

也正因如此，我认为“怀旧”其实可能具有滑向反动的风险。首先，如果从历史上的政治反动主义来看，可以发现怀旧与它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多联系。比较早的一个例子是二战时期纳粹德国高度怀旧的军官希姆莱。他的怀旧并不是集中于近代历史，而是上溯到更久远的日耳曼“远古时代”，甚至比古罗马还要更早，并围绕这种想象建构出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怀旧叙事”。这本身也是一种以复古为名的政治想象。此外，比纳粹更早的可能是19世纪俄罗斯的斯拉夫派。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怀旧仍然更多是一种对于“近过去”(无论是 90-00 年代，还是 60-70 年代)的怀旧，与我这里提到的对前现代的想象或许还是有一些区别。这种政治性的怀旧在今天也并不少见，比如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以及在 MAGA 运动中也能看到对所谓“觉醒病毒”尚不存在的“good old days”的纯洁过去的怀念。在当代政治中，这类做法其实已经变得相当常见。反而让我受到触动的是今天北雁牧月提到的一个问题：怀旧是否具有进步的可能性。这一点对我们当下理解怀旧这个现象，可能反而更重要。

其次，是我对资本主义当下衰退状态的一种理论回应。我会觉得，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对未来时间的剥夺：通过金融和债务关系，把我们将来的时间提前透支掉。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所谓“垃圾时间”，用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术语说，本身就是一种“债务时间”。2000 年代的某种繁荣，其实正是通过大规模的新自由主义化实现的——通过把未来时间提前兑现，比如把房地产这类空间进行时间化处理，才营造出当时那种繁荣景观。包括直到现在，我们为了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带来的现实的危机，仍然是进一步透支未来的时间，将更多的公共产品进行金融化。因此，我们对那个年代的怀旧，实际上包含着一种处在“垃圾时间”中的无未来感和无希望感：我们在过去中寻找未来，也是在寻找我们失去的当下。我们借由对那个时代的回望，去定位我们认为本应在当下拥有、却已经被过早投资进过去的那些东西。

北雁牧月:关于怀旧是否一定导向反动性。我觉得就我前面讲的那些案例来看，它具体会朝哪个方向走，其实取决于我们如何去细致地处理这个问题。比如说那位北京的朋友，她会觉得自己童年印象中那个“美好的北京”被摧毁了，并且把这个变化归因于资本主义逻辑主导下的城市规划与市政政策，是市场化过程毁掉了她记忆中的北京。但如果换成一个并不具备左翼意识或较强人道主义同情心的人，同样作为北京人、同样怀念过去的生活状态，则很可能就会给出完全不同的归因：比如把北京“不如从前”理解为是因为外地人太多了。这样一来，同样的怀旧情绪，就可能被引导向一种比较反动的右翼方向，被重新编码成对“他者”的指责，而不再指向对资本主义结构的批判。

我觉得前苏东地区的经验恰好能说明这一点。那些地方也是处在后社会主义工业社区被瓦解的语境中，人们真实、切身地体会到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对社区和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破坏。就我所知，像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家，民间确实存在着广泛的怀旧情结。但在当下的政治议程中，这种怀旧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性可能，也没有导向某种“回归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更多呈现出来的反而是排外倾向。很多叙述会把过去的“美好”归因为：那时没有外地人、没有外国人、没有移民、没有有色人种、没有 LGBTQ 群体，于是就将现实中的问题归咎于这些群体本身，而不是把问题指向市场化逻辑对社会结构所造成的破坏。所以在我看来，我们确实需要进一步思考：怀旧的潜能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被具体地“处理”和“引导”。

04

回形针：通过过去抵达未来

nevermind:关于对经济上行期的怀念，我觉得也存在一种悖论：对于当前非常关注这个时期的人群，他们可能相对而言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并没有特别切身体会过这个时代。我刚刚看了一下，网上说自己真正经历过这个时期的人的评论，他们表达的态度是觉得当时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他们对过去一点也没有怀念——那更不用说更边缘一点的人群，比方说更贫穷、更底层的人，或者是说是乡村地区的人，他们肯定也基本上是完全失语的状态。所以我觉“中式梦核”一方面是一种对美学符号的单纯念想，另一方面又蕴含一种精神气质。但这个我不好判断，因为我也没有特别经历过，也没有这方面的特别感受。

北雁牧月: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观察。在 B 站上有很多视频使用一个口号，叫做“我们曾经短暂地到达过未来”，它也反映了类似的“怀念从未到过的时代”以及其中的印象失真。这个说法应该是随着 2020 年之后“网左”兴起出现的，他们很明显以年轻人为主，显然没有在他们所怀念的 60、70 年代生活过。还有一点就是，被他们指认的那些社会主义特征，比如说工人阶级的单位福利、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之类，其实是 80、90 年代才出现的。换句话说，那些被当作怀旧对象的东西，实际却产生于一些人所说的早就“修了”的时代。

谭普罗:我也注意到了一种带有左翼情绪的怀旧：当面对历史上一度取得成就、但最终却遭遇惨痛失败的实践时，人要如何去与这些历史经验相处。这种左翼怀旧，我自己感觉好像跟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那种怀旧并不完全一样。因为刚刚大家聊到的，无论是所谓左翼面向的怀旧，还是右翼面向的怀旧，其实往往都是针对某种具体意象的怀旧，比如某个景观式的记忆，像童年时看到的某种梦幻感，或者生活在某个特定时代的怀旧。我其实挺想听听大家怎么看这种怀旧情绪——它所面对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历史，又该如何去处理这种和历史之间的关系。

nevermind:是的，我觉得 “我们曾经短暂到达过未来”与“经济上行期”的怀旧指向，是不是并不完全一样?我想前者更多是对一种政治愿景的怀旧。

Ivan:我的个人感觉是，“我们曾经短暂地到达过未来”之所以成立，正是因为它试图重新理解过去的一些经验，因此具备某种指向未来的政治议程潜力。但如果只是单纯渲染“经济上行期的美”，那指向的往往还是一种逻辑：为了回应当下的困境，我们需要推进更彻底的新自由主义化，用更多的增长去把眼前的问题不断推后。今天这种围绕“经济上行期之美”的叙述，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中国，其实都非常相似。最终落脚点往往还是：放水还不够，基建不够，需要进一步把注意力拉回到经济议题本身，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新的投资刺激上。 但现实的结果其实并不理想，不论是欧美还是国内，都没有呈现出特别有效的成果。甚至从现在看，过去大规模基建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已经进入折旧期。如果只看“经济上行”而不去追问“经济上行的原因”，那很多问题其实依然被遮蔽着。回到我前面提过的那个观点：新自由主义式的投资增长模式，本质上是在透支未来的时间。而我们当下的许多怀旧情绪，正是出自一种想要找回“失去的当下”的愿望。

北雁牧月:与一些人怀念的所谓全球化经济上行期同时发生的，是东北地区的下岗阵痛期，同时农民工在面对的非常差的劳动条件，在城市里过二等公民的生活。那么“经济上行”的代价又是什么?即使在当时，也不是所有人都享受到了“发展”的好处。

nevermind:其实我之前并不是很了解“我们曾经短暂到达过未来”这个说法。刚刚在 B 站上搜了一下，看了几个相关视频，发现内容整体都比较同质化。我会觉得这个口号更多只能作为一种象征性的表达，或者是一种理想化的愿景来使用。如果要进一步严肃思考这个问题，关键恐怕还是在于：这种愿景究竟如何落地、如何实现?因为无论我们谈“没有到达的未来”，还是谈“未来的可能性”，这些愿景的实现，最终都必须与现实、乃至某种更具体的物质基础相衔接。只有先把这些现实条件处理清楚，我们才能具体讨论，那种关于未来的想象到底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北雁牧月:我想顺便补充一下关于后社会主义地区为什么有时会显得“保守”的问题。如果稍微把视角拉远一点，从左派的立场来看——如果我们真的想在超越资本主义之后，去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形态，那么这个“未来社会”究竟要如何与上世纪的社会主义经验发生关系，其实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不论是当年真实存在过的那个社会主义形态，还是我们今天在怀旧中所想象的、与真实历史存在一些差距的社会主义形象。上世纪的“老社会主义”总的来说处于一种整体流动性较低的社会状态，当这种低流动性面对后来出现的高流动性冲击时，往往会产生一种抗拒反应;而当进步左翼缺位时，这种抗拒很可能就被偷换为简单的排外情绪，从而被右翼政治所利用。所以在我个人看来，如果要设想一种未来社会的形态，那么这种新社会应该要能适应和容纳更强的流动性。

Ivan:我想起戴锦华的说法，她认为要理解我们 21 世纪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必须回到 20 世纪的诸多遗产当中去理解。之前群里杰明提到过——我们现在其实有了一点“余裕”，可以不再完全被冷战意识形态或者当下国内既有意识形态所左右，而去重新讨论曾经的社会主义遗产的性质和意义。他当时的意思大致是：这些历史遗产本身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思考未来的资源，甚至构成历史中某种“指向未来的希望”。那种纯粹的怀旧，往往更像是一种复杂而空洞的情绪，很难判断最后会被引导向哪个方向，也很容易在现实中被转化为对某些群体的排斥，伴随着对 “good old days 消失了” 的哀叹，而滑向别的政治话语轨道。所以我一直觉得，怀旧这种东西，如果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具有进步面向的话，一个很简单的衡量标准可能就在于：它是否导向了我们对未来的进一步思考，它能不能帮助我们清理掉过去关于历史的一些陈旧看法，带来新的视角，并由此开启新的政治议程。从这个角度看，它会更接近我所理解的左翼状态——不是停留在对过去某种景观式的、情绪化的怀念之中，而是始终带着一种面向现实与未来的行动意向。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