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通过的《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事关红军建军方向的经典之作，也是党的理论制度化规范化的奠基之作。《决议》成功解决了党领导红军的现实矛盾，拨开了红军官兵的思想迷雾，开辟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光辉道路。时至今日，《决议》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价值和指导意义。

集权与分权之争引发危机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称为红军第四军。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也被称为“朱毛红军”，是当时全国红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为打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军事“会剿”，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冒着风雪撤离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红四军长期处在险恶复杂的游击战争环境中，生活非常艰苦，加上兵员成分复杂、部队得不到及时的教育和整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队伍中开始不断滋生。

有了困境，就会有争论。一场关于集权与分权的争论正在悄然酝酿，进而引发事关红四军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彼时的红四军尚属初创阶段，要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这支军队，都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在“集权和分权”“谁领导谁”的问题上，红四军党内有着根本性的分歧，甚至一度形成“做政治的人和做军事的人对立”的局面。为解决争论问题，1929年5月底红四军在永定湖雷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围绕“党的势力所及的范围”“支部的工作”“个人无自由”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讨论的焦点集中在红四军党内“要不要设立军委”，其实质是要坚持个人领导还是党的领导，部队“由谁领导、听谁指挥”，涉及的是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

主张成立军委的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等人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四军党内有家长制”;要求限制党的管辖范围，提出支部只能管教育。毛泽东对此并不认同，认为红军目前只是一个4000多人的小部队，正处于频繁行军作战和经常战略转移的游击时代，与常驻于边界的割据时代截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在前委之下、纵队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完全没有必要;主张党管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个人自由在党内要受限制是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不能动摇;不同意前委代替了群众组织和红四军党内有“家长制”等说法。

湖雷会议结束几天后，刘安恭以中央代表的名义主持临时军委并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并提出恢复红四军军委。这种下级擅自决定、限制上级职权的不正常做法是前所未有的。随后，红四军出现了越来越多不正常现象，比如，给中央的报告不经前委书记毛泽东签字认可就上报，作战会议不通知毛泽东参加等。

眼看着红四军党内的矛盾和争论愈演愈烈，6月下旬，陈毅在龙岩公民小学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打算彻底解决这个争论问题。然而，结果是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否定，落选前委书记，会后他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地方指导工作。8月初，陈毅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军事工作联席会议，并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红四军3位灵魂人物的“分道扬镳”，对于红四军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前委机关不健全，部队的政治工作大为削弱，红四军转而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前委会开成了“民主会”，常常是议而不决，决而难行，一时间陷入了一种较为混乱的状态。面对敌军的“围剿”，大家都站在各自纵队的立场上说话，争论不休，根本达不成共识。

红四军8月出击闽中、10月进攻东江的军事行动，接连失利，遭受了很大损失，更是让整个队伍人心涣散，对革命前途命运充满了迷茫：红军该何去何从?

古田会议解决危机

远在上海党中央的周恩来在处理红四军矛盾问题时，没有简单地采取更换领导人的方式，也不偏向任何一方，反而一再强调要正确处理党内争论，认为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1929年10月，陈毅带着中央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日夜兼程返回红四军。中央“九月来信”指出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求纠正红四军中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想，表明了对毛泽东正确主张的支持，并明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这为红四军党内统一思想认识、纠偏纠错提供了依据，对红四军党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排除了障碍。

从表面上看，朱毛之争是集权与分权之争，是前委与军委之争，实际上是关于坚持什么样的建党建军路线的思想较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的思想碰撞，关系到建党建军的根本问题，意义极为重要。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决议，正是这场争论催生的成果。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曙光小学领导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把中央“九月来信”向大会作了传达，并作了关于反对枪毙逃兵问题的报告。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引下，毛泽东、朱德、陈毅相互作了诚恳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承认了自己的不足，隔阂一扫而空，思想认识重又统一到了一起，朱毛之争引发的危机由此也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毛泽东再度当选前委书记。经过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经过古田会议的洗礼，红四军从思想混乱、纪律松懈、如同一盘散沙的“农民党员”队伍，蜕变成听党指挥、信念坚定、纪律严明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

《决议》何以经典

《决议》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不仅在党和红军中得以贯彻实行，而且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沉淀下来成为经典。

一、勇于创新，首创性地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等一系列重要原则，奠定了党和军队建设的思想理论和制度根基。在异常艰苦的农村环境中进行革命战争的红四军，主要来自农民和旧军队，党内严重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决议》紧紧抓住红四军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突出强调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并将其放在党的建设的首要位置。《决议》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根本途径是加强党内教育，将其视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决议》用了大量的篇幅详细论述了党内教育问题，“教育”成为全文的关键词。《决议》要求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特别是加强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通过教育“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

《决议》突出强调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指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对此，《决议》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其一，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重申“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提出“混合编制法”来加强党对基层组织的领导。其二，严把入党质量关，要求发展新党员必须具备五个条件，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其三，反对极端民主化，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在组织上应当“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要求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

《决议》的又一个创造性贡献是明确了政治建军方略，有效确保红军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行动和战斗。《决议》深刻阐明了党和军队的关系，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明确“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等单纯军事观点;建立了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原则和制度，加强红军各级党组织建设，使党的组织真正成为“领导的中枢”，切实起到“政治领导的作用”;要求“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防止出现党与军事分离、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

《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解决了红军“为谁当兵、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根本问题，从根本上划清了红军与国民党军及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

《决议》还着重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规定了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原则和方法;确立了红军处理军内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要求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坚持军民团结等。这些规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求真务实，不空谈理论，重实际、求实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接了地气。综观《决议》全文，无论是列举现象、分析原因，还是明确要求、提出方法，都紧扣农村开展革命斗争的现实条件，紧贴红四军官兵的突出问题和认知水平，对每个问题都能有的放矢地给出解决办法，把要做什么和怎么做讲得很详细，让人一看就明白，照着就能做。

《决议》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都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实实在在的解决措施。比如，“关于流寇思想”问题，《决议》指出红军中部分官兵“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这种类似于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与部队的建设需求不相符合，是中国革命斗争发展所不允许的。纠正方法如下：一是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二是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三是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四是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又如，在“个人主义”问题上，《决议》指出其6种表现形式：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离队思想。针对当时红四军中离队思想严重、士兵要求调地方工作日益增多的情况，《决议》分析除了个人的主观因素外，尚有“红军物质生活过差”“长期斗争，使人感觉疲劳”等原因。因此，解决的办法是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官兵的思想觉悟;另一方面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这样就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了，对于纠正错误思想，稳定军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党的组织问题”中，《决议》讲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决议》详细分析了党员对会议没有兴趣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办法。强调开会前要做充分的准备;会上要开展充分的讨论，要以适当的方法引导与会人员有针对性地讨论某一个问题;对于中间突然插进来的其他问题和发言要妥善引导，不要“大杀风景地去喝止他”;要有积极活泼的精神，热烈而深入地讨论，不能搞“封建式的会场秩序，死板无活气，到会如坐狱”;要体现决议的民主性、科学性和严肃性，“决议不要轻易，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

关于“党内教育问题”，《决议》提出了加强党内教育的10个方面内容和18种教育方法，其中有读书学习、集中培训、个别谈话、调查研究等，形成了一整套适应不同文化水平、不同职务层次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方法;建立了一系列加强党员教育的规范化制度，如党小组会、支部大会、支委会、政治讨论会等;要求党员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防止党内批评“主观武断和庸俗化”等。以上这些规定，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对党员教育无序、任其自然的状况。

关于“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决议》强调其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不仅规定了8个方面的宣传内容，而且对如何组织宣传队、办壁报、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等问题都作了详细论述。

很显然，《决议》制定的这一系列涵盖党和军队建设各个方面的办法和措施，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切合实际，做到了有的放矢、言之有物，使广大红军官兵能够真正认识到问题所在，明白该如何去解决和落实。

三、充满人性，以人为本的群众工作理念贯穿《决议》全文。《决议》较早地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概念，通读全文不难发现《决议》的8个部分都有提到“群众”一词，几乎所有内容都围绕着“为了群众、争取群众、依靠群众”来展开，以人为本的群众工作理念和温暖人心的人文关怀贯穿《决议》始终。

《决议》阐述了群众工作在建党建军中的重要性，明确指出“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决议》深刻批判了脱离群众、不愿意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倾向，认为红四军党员缺乏群众观念是导致错误思想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把“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列为党内教育的重要材料，要求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水平。《决议》的第四部分专门提到如何做好群众宣传工作，要求“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依照不同的时间，还要“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由此可见，《决议》对做群众工作的途径和办法是有相当的认识的。

《决议》渗透着对普通士兵的关心关爱，回答和解决他们的现实关切。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两件事，即“废止肉刑”和“优待伤病兵”。所谓“废止肉刑”，就是要废止“官长打士兵”的现象。《决议》强调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必须“坚决地废止肉刑”。

关于“优待伤病兵问题”，《决议》深刻分析了伤病兵痛苦的现象和影响，指出因卫生机关不健全、官长对伤病兵不关心、给养和费用不够等问题，以至于“伤病兵看医院如牢狱，不愿留在后方”，也影响了工农群众加入红军的积极性。因此，明确要求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尽可能地设法解决医生少和药少的问题;官长要多关心伤病兵的情况，“随时看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窝”;对行军时沿途落伍的伤病兵，“必要时还要替他们背回枪弹”;伤病兵零用钱和衣服被窝问题要妥善安排;等等，这些都充满了人文关怀。

考虑到红四军官兵的文化程度大多为文盲或半文盲，认知水平和思想觉悟有限，《决议》使用的语言都比较通俗易懂，文风朴实，让红四军官兵都能看得懂、学得会。在教育方法和形式上不是强行灌输式的，而是比较灵活多样的。比如，对上政治课的“教授法”作出了明确规定：教育要用“启发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要通俗化、要明白、有趣味;要有提纲等，使红军的教育真实、生动、有趣，连不识字的群众也能听得懂、记得住。

结语

《决议》所确立的建党建军原则不但在红四军得以贯彻实行，而且在全党全军推广开来，为党和军队的建设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正如《毛泽东选集》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的题解中所指出的：“中国人民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后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继承了这个决议的路线。”2014年，**总书记亲自提议并决策来到《决议》诞生地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古田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