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文互联网上兴起了一个概念叫“斩杀线”，指的是在美国个人或家庭的财务状况、社会资源等跌破某个阈值后，会触发一系列不可逆的负面连锁反应，导致其迅速从体面生活坠入贫困、无家可归乃至被物理“斩杀”的境地。这一概念强调美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容错空间极小，一旦遭遇意外(如疾病、事故、债务违约等)，就可能被系统机制“连环绞杀”。

如何科学地解释这一现象?首先，我们要摒弃任何文化解释。一种庸俗的解释是，美国的文化是“个人主义”的，遵循的是丛林法则、优胜劣汰，因此美国的制度设计成这样。然而，唯物史观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任何制度都不是基于某种“理念”“民族精神”设计的结果，而是特定历史时空下以阶级权力关系为主线的社会权力关系的凝结。相反，所谓的“民族文化”，往往是特定制度的意识形态表现。

除了文化解释外，另一个流行解释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主义让多数人以“自由人”的形式进入市场，但这种自由以更深的依赖为代价：劳动者必须反复地、持续地出售劳动力，才能获得维持自身与家庭再生产的货币收入。

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揭示了，维持再生产所需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交通与照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制度化地推向商品化与市场化。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并不只意味着贫富差距扩大，它还意味着生活条件的获取越来越被“市场资格”所筛选：你能否支付、能否通过信用审核、能否保持连续的雇佣记录，决定了你能否继续站在体面生活的一侧。资本积累不仅生产商品，也生产一种分化的阶级结构;这种结构通过竞争、失业与债务，将劳动者的生存稳定性绑定在资本增值的节奏上。所谓“斩杀线”，正是这种绑定关系在日常生活层面的可感知形态。

这个解释没问题，但仅仅停留在对资本主义一般原则的批判是不够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能解释“为什么会有斩杀线”，却解释不了为什么美国的“斩杀线”尤其锋利。同样是资本主义，为什么西欧、北欧更少出现这种带有“跌破阈值即连锁坠落”的制度特征?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进入中间层次：考察阶级力量如何在国家内部塑造国家制度形态，特定时期的积累结构如何组织社会再生产的逻辑。

数据来源：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23

一、美国的特殊性

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斩杀线的可能性，但美国的斩杀线之所以格外锋利，来自一个更具体的历史进程：自20世纪70年代危机以来，美国资本主义通过一轮结构性重组，把风险从企业与国家转移给家庭与个体，并把这种转移固化为一种新的积累制度组合。

这场逆转的起点是70年代的盈利危机与通胀危机。战后“黄金时代”里，生产率上升、工会较强、工资增长与大众消费相互支撑，资本能够通过扩张性积累获得利润，也有动力接受一定程度的劳资妥协。危机爆发后，资本需要恢复利润率与纪律，最有效的路径就是重塑阶级关系：压制工资增长，削弱工会与集体谈判，重建失业威胁对劳动者的约束力，同时通过产业外移与全球分工扩大“可替代劳动”的供给。所谓新自由主义，正如哈维所说，正是“恢复或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的一种政治计划”。

这一轮重组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只是因为资本“更强”，还因为美国政治结构为资本提供了更大的制度空间：两党政治对劳工利益的吸纳能力弱，工会与工人政党之间缺少稳定的组织通道;州际竞争与地方财政结构强化了“压低劳动成本、吸引资本流入”的政策倾向;企业游说与竞选融资进一步抬高了劳工政治动员的门槛。劳动的弱势是阶级力量在政治与制度中的持续失败：组织被打散、议程被挤出、集体行动成本上升，最终体现在制度上就是风险更容易被转嫁。

更重要的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积累结构并不依赖“让工资跟着生产率涨”，而越来越依赖两条路：一条是金融化，把资本收益与资产价格抬升作为增长引擎;另一条是信用扩张，用家庭负债维持消费与社会再生产。当工资增长不足以支撑体面生活的持续改善时，债务就被用来填补缺口;当公共保障不足以托住医疗、教育与住房安全时，债务就被用来购买安全。风险在这里完成了双重转化：先从资本转移到家庭，再从家庭的生活压力转化为金融部门的收益来源。斩杀线的锋利，正来自这套结构：当你处在回路之内，债务与信用像“润滑剂”；当你受到冲击，债务与信用立刻变成“绞索”，它不仅惩罚你当下的困难，还会通过利率、门槛与资格审查把困难固化为长期的排除。

因此，美国的斩杀线并不是福利太少的简单后果，而是一种更深的积累逻辑：把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组织成资本积累的直接场域，把不确定性变成可计价、可交易、可转嫁的风险资产。新自由主义以来，资本不再主要通过扩张实体生产来吸纳劳资矛盾，而越来越通过金融化、债务化、外包化来管理矛盾。斩杀线的逼近，就是这种管理方式在普通家庭身上的投影。

二、资本主义的多样性

然而，简单说美国“斩杀线”就是资本主义，其实是一种智识的懒惰，而且反而会给其它形式资本主义的辩护者递刀子。政治学中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指出：资本主义并非单一制度模型，而是在不同国家的阶级力量对比、国家结构与制度组合之下，形成多种相对稳定的积累与治理模式，从而呈现出显著不同的劳动关系、福利安排与社会风险分配方式。

战后西欧与北欧就呈现为另一种典型制度组合：更强的公共医疗与社会保障、更稳定的劳动保护、更普遍的公共服务，把一部分生活条件从市场资格中抽离出来，使失业、疾病与生育不至于立即演变为阶级断裂。在这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没有变，但国家形态、劳资权力对比与制度安排可以显著改变风险的分配方式。制度差异背后是阶级政治差异——工会更强、工人政党更有组织能力、资本更需要通过协调来维持增长，国家也更有意愿与能力把再生产成本社会化。

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形成，从来不是资本主义“自带的善良”。它是一种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妥协：国内有强劳工运动与左翼政治力量，外部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制度竞争压力，经济上有战后重建与高增长带来的可分配增量。资本接受更高税负、更强公共服务与更稳就业秩序，是因为这在当时是维持积累与统治的一种“更划算”的方式。福利国家因此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制度化的阶级协调：用公共保障、集体谈判与社会服务把劳资矛盾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围内，让资本主义在一个较高的社会稳定水平上运行。

福利资本主义并未改变资本对利润的根本追求，也未消除其对劳动纪律的依赖。其实质是通过将部分风险社会化，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稳定与有效需求的可持续性，从而为资本积累创造条件。然而，一旦增长放缓、利润压力增大、资本流动性提高，福利国家内部的张力便会再度凸显：福利供给趋于条件化，公共服务走向市场化，劳动市场强调“灵活性”，而移民、外包与非正规就业则成为系统缓冲层。当前西欧面临的困境——财政紧缩、公共服务承压、社会分裂与排外政治回潮——并非源于福利国家本身的“倒退”，而是资本主义在低增长与高竞争环境下重新配置风险分配的结果：当可分配的社会增量减少，阶级协调的成本便被重新计算，而劳动群体与弱势阶层往往最先承担“调整”的代价。

三、天下乌鸦一般黑

更深一层，福利资本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稳定，不仅基于国内的社会再分配，更依赖于一种全球性的不平等交换体系。通过价值链优势、知识垄断与金融霸权，中心国家得以将高消耗、高强度的生产环节与生态成本持续转移到边缘地带，而自身则从中获取超额价值。这种结构使得中心国家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生活资料与资源，从而在本国维持较高的劳动力再生产水平，并为福利制度提供财政基础。因此，其内部的阶级妥协，实质上是以外部更系统、更深层的剥削为条件。矛盾并未消除，而是从一国范围内的阶级对抗，转化为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心对边缘的结构性压榨。当这种价值转移机制受阻，或边缘地区危机无法有效转嫁时，中心国家内部的福利平衡也必然随之动摇。

因此，把美国与福利资本主义放在一起看，反而能看清同一逻辑的两种形态。美国把风险更多地压在国内劳动者身上，斩杀线更近、更锋利;福利资本主义把风险更多地社会化、制度化地分担，斩杀线更远、更缓和，但在全球层面往往需要通过外包与价值转移来维持“温和”。两者之间并不存在道德上的高低，而是资本主义矛盾在具体历史时空下的不同表现方式。在“斩杀线”这个概念出来前，我们经常用一个词用来抨击福利资本主义，叫“养懒汉”。那些鼓吹市场效率、反对劳动者权利保障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有没有想过，养懒汉的反面恰恰是毫无人性的“斩杀线”呢？

“斩杀线”与“养懒汉”的对立，反映的是成熟资本主义的结构困境：资本既需要公共保障来维持再生产与社会稳定，又需要市场纪律来维持利润与控制;扩张福利会触及利润边界，削减福利会触及社会边界。这个拉扯不会自动终结，只会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不同群体之间转移成本。

结语

有一句常被当作是切·格瓦拉式说的话：“我们走后，他们会对你们好一些，并不是因为他们忽然仁慈，而是因为我们来过。”资本主义的好日子从来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其对立面逼出来的结果。美国战后黄金时代的繁荣与相对体面，不能被解释为资本主义内在的温和倾向;它更像一个历史性的例外，是国内工人运动、工会组织与政治动员的压力，加上外部社会主义阵营的制度竞争，在特定增长条件下共同塑造的产物。

今天，当增长放缓、金融化加深、全球竞争激烈、劳工组织持续弱化，资本主义越来越难以用“妥协式稳定”来管理自身矛盾。美国的斩杀线变得尖锐，西欧福利国家陷入紧缩与撕裂，共同指向同一个趋势：资本主义在失去外部竞争约束与内部斗争压力的条件下，正在更公开地展露其腐朽性——不是因为资本突然变坏，而是因为资本终于不必再装得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