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犹新：毛主席让汉字万岁

我的汉字心路沧桑

——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32周年而作

记犹新

目录

一、汉字恐惧

二、印刷迷信

三、矮人一截

四、平起平坐

五、一览众山小

六、饮水思源

附录：汉字相对于表音文字的一大短处和五大长处

一、汉字恐惧

我刚上小学时对汉字的心情就一个字：“怵”——太难，太可怕。那时学的都是繁体字，许多常用字都笔画繁多，动不动就是十几笔甚至几十笔。比如繁体的“听写”(聽寫)，“爱国主义”(愛國主義)，“电车”(電車)，“优胜”(優勝)，“显灵”(顯靈)，“万岁”(萬歲)，“学习”(學習)，“飞机”(飛機)，“实际”(實際)，“会议”(會議)，“艳丽”(豔麗)，“护卫”(護衛)，“苏联”(蘇聯)，“忧郁”(憂鬱)，“台湾”(臺灣)，“当归”(當歸)等等。那时我只要碰上写这类字就不禁脑袋大，手发抖，经常吭哧半天也写不了几个，字迹还总是歪七扭八臭得惨不忍睹，时不时被老师要求抄了又抄。那时的心情简直可以用“悲惨世界”来形容。

另一件头疼事是笔画越繁复的繁体字越不知道如何查字典——偏旁部首四角号码之类原则往往说起来清楚，用起来糊涂，折腾半天还摸不着头脑。结果往往是连蒙带猜稀里糊涂往下读，或者干脆跳过去，甚至有时看到满篇生字的文章干脆能躲就躲，眼不见为净。

幸运的是没过多久后就碰上了推广简化汉字，以前十几笔、几十笔才能写完的字如今笔画一下子能省一大半，查字典也容易多了，真有如释重负之感，内心对搞简化汉字的人不知感谢了多少遍。

二、印刷迷信

随着看到的汉字越来越多，我不知不觉滋生了一种或许可以称之为“势利眼”的潜意识——看到是印刷体的东西就有点肃然起敬，因为那一定是官方的、正规的、有背景有权威的东西;看到是手写体的东西就有几分掉以轻心，因为那往往是私人的、非正规的、没背景没权威的东西。

这种潜意识是当时的客观存在的产物——那个时候印刷体的汉字要么来自印刷厂，要么来自中文打字机。这两样都是普通人没条件碰的，自然物以稀为贵。

印刷厂就不用说了。普通私人要找印刷厂印东西要通过官方审批。如果不是打算正规出版批量发行的东西，即使没有官方审批也犯不上找印刷厂——不出版发行，那为什么还要找印刷厂?是为了省掉手写汉字的麻烦吗?可不管要印刷什么都得先拿出手写的稿子，还是免不掉手写这一关。是为了拿出几张显得正规好看的东西吗?那也太不惜工本了。那么点印刷量，印刷厂要么不愿意干，要么开出天价。普通私人有谁会钱多得如此烧包?

那时的中文打字机也不是普通私人有条件使用的，实际上白给都玩不转——太笨重，太麻烦了：几千个常用汉字铅字密密麻麻地排列在一个由几千个方方正正小格子组成、像蜂巢一样的方形金属字盘里。每个格子里插一个铅字，可以自由抽出。每个铅字都字面朝上，字形像印章一样跟相应汉字的字形相反，敲到纸上就能留下对应的汉字字迹。要打印的纸固定到一个滚筒上。滚筒设在一个架子上，架子通过纵横两条滑轨能带着滚筒在字盘上方自由滑动。打字时需要通过设置在架子中部的击键手柄移动架子，使取字机构对准要打的汉字坐标，再用力按下击键手柄，机构就把要打的汉字铅字从格子里顶出来敲到纸上，这样才能打出一个字，然后再推着架子满字盘找下一个要打的汉字，如此重复，直到打完。面对密密麻麻、字形相反、令人眼花缭乱的汉字矩阵，稍不留神就会打错。打错了就得赶紧用修改液修改，等晾干了再打。如果碰上不允许有任何修改的情况，那就只好推倒重来，前功尽弃。

要玩转这种打字机，不仅必须对整个字盘几千个常用汉字中每个字的精确坐标都烂熟于心，闭着眼都能一找一个准;而且必须能从字形完全相反、黢黑难辨的小小铅字上识别出每个汉字;还必须知道储存在备用字库中的几千乃至上万个不常用的铅字位置，在需要时能迅速找到、取出并安放到工作字盘上。而字盘上铅字的排列布阵是可以随意调整的，可能一个打字员一种排列，换了打字机或换了打字员就得重新调整，或重新熟悉。这一套操作别说普通人，就是专职打字员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掌握自如。但这种架构下，即使是老手也吭哧半天也打不出几页纸，动不动就出错的生瓜蛋子就更不用说了。

这种打字机机器加常用铅字加冷僻铅字估计得上百斤。这还仅仅是一种字体的重量。要增加一种不同的字体就得增加一套不同的铅字，甚至干脆增加一整套打字机，这就得好几百斤了。这一切决定中文打字机普通私人根本玩不了，只能是单位有，只能由专职的打字员操作。

打字员虽然在办公室工作，但实际是个苦差事。即使可以不亲自动手搬动沉重的机器加铅字，也免不了接触铅污染、油墨、油渍之类，而且还很费眼，更是老得加班。越是机关单位，要打印的文件越多，而不管人如何努力熟练，打字速度也快不到哪儿去。打字员的编制总是有限的，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加班。机关单位每年评先进一般总少不了打字室，因为老加班。打字员多是女性，因为操作这种打字机需要细腻灵敏、眼明手快，女性有优势。打字员多是未婚未育的小姑娘，因为结婚生子之后老加班有实际困难，一般都尽量照顾调整岗位了。

一个朋友曾告诉我他的一桩糗事：他还是机关菜鸟的时候，有一次他起草的文件审批完送打字室时被告知至少两天后才能打印出来。他说他的是急件，要求优先处理。打字室的领班小姑娘说那得由机关办公室主任交办。他就回办公室请处长去找机关办公室主任交涉。这时同室的一个机关油子插进来说，不用这么麻烦，交给我处理吧。结果文件第二天就打印发出了。

菜鸟感谢油子的同时夸他面子大，居然能请动机关办公室主任。油子告诉菜鸟，他根本没去找办公室主任，因为要求加塞肯定行不通。你的文件是你的主管头头批的，别人的文件是别人的主管头头批的。你说你的急，别人也可以同样说他的急。哪个头头批得更急谁说了算?只能是一把手。你没有一把手的特批却让办公室主任批准你加塞，等于让他决定哪个头头批的东西更优先，这实际是让他在几个头头中间排座次。这是犯官场大忌的蠢事，他除非办公室主任当腻了才会趟你这趟浑水。我没有求主任加塞，而是求打字员加班，连夜赶了出来。

菜鸟问：你哪来那么大面子能请动这群小姑奶奶为你加班?

油子得意地说，这你就得学着点了。机关什么都不出产，就出产文件。文件是“下面千条线，上面一根针”，全都要汇总到打字室处理，打字室是县官不如现管。机关里最不缺的就是官，不管局长处长还是老资格，在打字员这群小姑娘眼里都不稀罕。我从来不跟她们摆谱，而是尽量搞好关系，比如到上海、广州之类地方出差前总问她们需要不需要捎点什么，或者带回点新奇的小零食、小纪念品什么的。平时混熟了，关键时候求她们加个班就不难了。

菜鸟大受启发，赶紧到打字室感谢人家加班之惠，从此注意拉近乎。不久正好赶上要去上海出差，于是也先跑到打字室问打字员有什么要帮忙捎带的没有。恰好有个打字员想买上海产的一种时髦衬衫，就委托了他。没想到他买回的东西却惹得人家小姑娘老大不高兴，虽然当面也说了谢谢付了钱，背后却悄悄向同伴抱怨说这家伙眼光太差，自己事先把规格尺寸颜色式样价格范围之类交代得那么清楚，结果却挑回个这么蹩脚的玩意，不得不低价转让。油子听说后笑坏了，对菜鸟说你小子真不自量力，替小姑娘买衣服的差事也敢接?你难道不知道天下最不靠谱的事就是帮女人挑衣服吗?人家亲自到场试穿都未必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你居然敢按图索骥，真不知天高地厚，难怪马屁会拍到马掌上。真不知道当初你是怎么追到你老婆的。菜鸟说这是他人生中一大糗事，当成了一个跟女人打交道的教训实例警示于友。

这件糗事归根到底还是“汉字印刷难”造成的。印刷汉字连公家单位大机关都那么不容易，普通个人就更不用说了。“物以稀为贵”，这种客观存在使老百姓在心目中不知不觉把汉字印刷品跟“权威”挂上了钩——只要是汉字印刷品就一定是官方或官方认可的、正规的、有背景能算数的东西;而手写出来的汉字东西十之八九是私人的、非正规的、没背景、不能算数的东西。我看到不止一个作家、记者的文章提到，第一次看到自己手写的东西变成规规整整的印刷物时十分激动，大有成就感。存在决定意识，这样的存在决定有些人产生了“印刷体迷信”——看汉字的东西不管内容，只看是不是印刷而成的。是，那就是正路子，就坚信不疑奉为“本本”;不是，那就是野路子，是手抄本，就不当回事。难怪“本本主义”大有市场。

三、矮人一截

正因为习惯了“印刷体迷信”，以下两件事让我大为惊讶，痛感差距。

一是我读毛主席接见过的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我为什么在82岁来到中国》一书时，看到作者介绍里有一段描述，说她跟其他美国作家一样，习惯在家里工作，用打字机直接打出作品。

另一件事是看到一则外国记者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约翰逊在扩大越南战争时特别着急知道各国的反应，往往白宫的电传打字机才打出几行字就迫不及待一把把纸撕下，阅读起来。

这两条消息使我惊讶地知道原来中外文字处理的差距这么大，外文的印刷体原来来得这么容易、这么不稀罕。写中文是不管是谁，不管地位多高，只要用汉字写东西，就得老老实实爬格子，一个字一个字、一笔一画地磨叽，篇幅一长就又累又慢又难保稳定;而写外文却可以完全机械化，噼里啪啦一通敲就轻松搞定，不管篇幅多长，效果一定完全一致。中文的各种报告一定是人工手写后打字送阅，一定免不了延迟;而外文的报告可以用打字机直接通天，随时随地直接上报，根本没有中间环节，效率比中文的人工收发再成文呈报不知高多少倍。

一个朋友告诉过我一个故事：有一天早上他刚到办公室，单位的巡逻值班员就跑来说昨夜他们办公室闹鬼了。黑灯瞎火的，一个人没有，就听见屋子里有响动，声音还挺大。推门一看，只见打字机像疯了一样噼里啪啦自己打字，打出字的纸不停地往外吐。打一阵歇一阵，歇一阵打一阵，折腾了一晚上都不带消停的。值班员里外转了又转，始终弄不清是谁在背后捣鬼。朋友一听赶紧告诉值班员，那是他们头天刚安装好的英文电传打字机，自动操作不用人管，24小时连线工作，不像中文打字机必须人工操作，下了班就没人管了。值班员这才明白过来，不禁对外文打字机的效率感慨不已。

这时有一篇文章给我造成了极大的震撼。文章说中文根本没法跟外文比。外文不管有多长，全由几十个字母组成，比如英文26个字母，俄文33个字母，因此外文打字机可以毫无障碍地实现“一键一字”，一个键对应一个字母，一部机器只需要几十个键，一双手就能轻松操作。这样的文字结构决定了外文打字机可以小巧轻便，文字处理不仅轻而易举就能实现机械化，而且很容易实现自动化。汉字则完全不同，字数上万，常用字就几千，不可能按照“一键一字”的原则制造打字机。这样的文字结构决定汉字打字机必然笨重呆板复杂，无法摆脱人力操作，更无法实现文字处理机械化和自动化。这是汉字结构先天性不足所致，无可救药。

这篇文章还说，由于外文是拼音文字体系，只需要学会几十个字母就能学会识字读写。而学会几十个字母比学会几千个汉字容易得多，因此外国扫盲容易得多。外国孩子读完小学就能掌握写作技能，中学就可以着重学习语文之外的知识。中国孩子的语文从小学一年级起学到高中毕业还不一定够，基础教育中必须花在语言学习上的时间比例比外国孩子高得多。

这篇文章总结说，汉字是一种原始的落后的语言。它的先天性结构缺陷使中国人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语言教育上，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不可能实现文字处理机械化自动化。中国落后首先是文字落后。中国要强盛、要现代化必须先从文字做起，必须走汉字拉丁化之路，用拼音化的拉丁文字体系彻底取代汉字。

看了这篇文章，我很不是滋味。一方面受不了对汉字的如此贬损，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文中所说的关于汉字的许多问题确实是事实，否则也不会产生“印刷体迷信”了。看到一边全是机械化处理轻轻松松滴滴答答高效快捷，一边全是不得不手工作业一点一点吭哧吭哧重复劳动老牛拉车，而且还看不到能彻底扭转局面的出路，不免一阵沧桑悲凉：古老的农业文明尽管曾经大放异彩灿烂辉煌，但在现代化工业文明的碾压性优势前却不得不黯然神伤;就如同看到“郑和宝船”面对航空母舰，“降龙十八掌”和“六脉神剑”面对马克辛机枪和T34坦克，满心的失落、伤感、不甘和无奈。

四、平起平坐

这种汉字矮人一等的沮丧感被汉字电脑输入技术一扫而光。记得我第一次敲着键盘把汉字输入电脑、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东西被打印机变成方方正正整齐美观的印刷体汉字时，有了一种兴奋而奇妙的成就感：想不到我也能像别人用打字机打外文一样自己直接用机器“写字”了。谁还能说汉字原始落后、与机械化自动化无缘、无法摆脱重复低效的手工作业?这下汉字终于可以和其他文字平起平坐了。那种提到汉字时不再憋屈的感觉真的很爽。

如今，我看到印刷出来的汉字文章和手写出来的汉字文章时的感受与过去大不相同。过去看到汉字印刷品的第一感觉是权威、可信，如今的第一感觉是无动于衷加怀疑：是不是又是推销广告或垃圾信件?过去看到手写的汉字文章，冒出的感觉往往是“不正规、不权威、没背景、没来头”;如果字迹不怎么漂亮工整的话，那都不太想看下去。而如今冒出的感觉则是：第一，手工原装正品，不是机器轻松加工出来的拼盘。第二，独一无二，不是机械化批量生产的廉价货。第三，作者很郑重，亲力亲为，不是随便敷衍。第四，比印刷品更有保存价值。

五、一览众山小

我原来以为汉字能不再低人一等、跟西方的表音文字平起平坐就很不错了。没想到客观实际的发展居然比我最乐观的想象还要神奇美妙得多

实践已经证明，基于汉字体系的人工智能大系统培训所需资源比基于英语体系的少得多，速度快得多，效率高得多，相差能到几倍甚至几十倍。联合国给出的数据证明，同一份联合国文件，中文版本的一定是最薄的。

这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忍不住开始认真琢磨：究竟是因为什么?这一琢磨让我明白，汉字相对于西方的表音文字虽然有入门门槛高、难学难记这一短板，但难不白难，至少带来5大优势(见附录：汉字相对于表音文字的一大短处和五大长处)。学习汉字多下的功夫绝不白费。

1.信息密度最大，名词组合最合理，最易懂易记，词句空间利用率最高，资源浪费最少;

2.语句组合应用最简单灵活;

3.最适应未来发展，对未来将出现的新名词，只需选现有汉字另组新词，不需另造新字;

4.汉字捍卫中国统一，表音文字导致国家分裂;

5.从文字的根本使命看，汉字最科学、最完美。

在机械化时代，由区区几十个标准化字母组成的表音文字体系轻而易举就通过机械打字机实现了文字处理机械化。由成千上万个单字构成的汉字体系则对此毫无办法，只能继续手工作业。重复的劳动和低下的效率让汉字在机械化时代黯然失色，被视为落后的象征，备受歧视。到了电子化时代，汉字的这一致命短板被汉字电脑输入技术彻底克服了。从此扬眉吐气，敢与表音文字平起平坐。

等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汉字的一切优势都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培训中得到充分地利用和发挥，成为效率最高、能耗最低、发展前景最光明的文字系统。这使汉字在世界上光彩空前夺目，成为代表未来的人工智能的天选之“字”，得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六、饮水思源

汉字能有今天，必须感谢两个人。

一个是秦始皇。他奠定了汉字的历史地位。没有他的“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没有他的“车同轨，书同文”，就没有汉字的历史地位。

另一个是毛主席。他挽救了汉字。没有他在汉字最危险的时候的力挽狂澜釜底抽薪，就不可能使汉字彻底摆脱“废除汉字”的梦魇、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更谈不上汉字今天的辉煌。

汉字最危险的时候，是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那是废除汉字付诸实施的阻力最小、主客观条件最齐备的唯一历史瞬间，也是坚持汉字最困难的关键时刻。因为新中国一成立就面临一个必须迅即做出的战略性决策：如何面对当时知识界几乎占压倒优势的废除汉字、走汉字拉丁化之路的主张?新中国今后用什么文字?继续使用汉字，还是废除汉字、用拉丁化文字取而代之?能要求学校停课等着，等用什么文字定下来再开课吗?能一种文字教了一半突然推倒重来，让全国老百姓把已经学到的文字忘掉，改学另一种文字吗?

而当年废除汉字的主张有四张最有力的王牌：

第一，当时最光明正大的理由：

毛主席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倾向性舆论使中华文明成了封建腐朽势力倒行逆施造成的恶果的背锅侠，由此导致了废除汉字的主张——既然外国先进，那外国的一切都先进，包括拉丁文字;既然中国落后，那中国的一切都落后，汉字也不例外，跟旧礼教、旧文化、旧传统一样，都是糟粕，都在废除之列。废除汉字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受到教育，为了学习西方而且理直气壮。

第二，当时最难以辩驳的根据：

1949年时中国文盲率80%以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普遍把这归咎于汉字难学难记，而没有进一步认识到这与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几百年来刻意禁止绝大多数老百姓学习识字密不可分，结果由此形成了一种定论：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重视教育，大教育家孔子被奉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两千年来备受崇敬;科举制使举国上下无不以读书识字为荣，再贫穷的人家也要想方设法让孩子读书识字，民间从不缺少支持教育的积极性。然而即使如此重教育，文盲仍然是绝大多数，可见中国落后是因为中国人绝大多数是文盲，绝大多数人是文盲是因为汉字难学难写。因此汉字是普及教育、推动社会进步的拦路虎，是中国落后挨打的一大罪魁祸首。

第三，当时最德高望重的支持者：

许多著名爱国学者都认同废除汉字，包括学泰斗鲁迅。虽然他已是汉字文化巨匠，虽然废除汉字对他个人没有任何好处。但他认为这是救国救民所必须，所以一再发文主张废除汉字：

“当没有知道拼音字之前，就不会想到象形字的难;当没有看见拉丁化的新文字之前，就很难明确地断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罗马字拼法，也还是麻烦的，不合实用，也没有前途的文字。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钱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

“大众语文的音数比文言和白话繁，如果还是用方块字来写，不但费脑力，也很费工夫，连纸墨都不经济。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

“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汉字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汉字的艰深，使全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绝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

鲁迅为国为民的动机无可置疑，加上威望崇高，加上汉字确实入门门槛极高、难学难记、难以普及教育、普及文化这个客观事实，这一切使废除汉字、走文字拉丁化之路是中国强盛的必经之路的观点成为当时中国爱国知识界的几乎压倒一切的普遍共识。

第四，当时最不容忽视的外部因素：

列宁说过，“拉丁化是东方伟大革命”。苏联政府以此为指导，为一些少数民族制定了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9月26日苏联在海参崴举行“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称：“中国汉字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代替。并反对用象形文字的笔画来拼音或注音”“大会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所谓统一国语运动”。大会还通过了书面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议定了拉丁化中国字的字母、拼写规则和写法规则，并决定用于在苏华工的扫盲工作。1938年9月26日，苏联《真理报》表达应协助世界各民族改用俄国语言。1950年斯大林表示：“全世界都是要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而实现共产主义的，全人类的语言文字都是要通过统一的民族语走向区域语，而实现共同的世界语。”在1949年对苏“一边倒”的大环境下，对苏联的上述立场公开唱反调显然不妥。

1949年时，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都是文盲。他们对废除汉字、用拉丁化文字代之不但不会反对，而且会热烈拥护——废除汉字对他们而言等于去掉他们本来就没有的东西。让他们学习又简单又容易的拼音化拉丁文字，轻轻松松就扫了盲，这比学习难得要命的汉字当然强得多，当然不会反对。

对1949年新中国的最高决策者来说，废除汉字、走文字拉丁化之路似乎是个风险小、收益高、轻松容易的明智选择——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文盲老百姓不会反对，而且会积极拥护，占压倒意见的爱国知识界不会反对，中国**强大的组织力、执行力能保证这一决策迅速彻底得到执行，推行容易(苏联人多少年前就准备好了拉丁化的中文现成版本，照抄都行)，收效快，政绩显著，对巩固政权大有好处。这方面已有先例：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一建立就废除了汉字，土耳其共和国一建立就废除了原有文字。这两个国家建国时的情况与1949年的中国情况很类似：国家落后挨打、百姓绝大多数都是文盲、一个新的强权经过激烈斗争夺得天下、认为原有文字是国家落后的原因。这两个政权都一上台立即下令废除旧文字、采用新拉丁化文字，都没有遭到特别激烈的反抗，都顺利达到目标。这样的先例证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是废除汉字、用新文字取而代之的主客观条件都最成熟的历史关头。而坚持汉字则是风险极高、困难极大、当时看来简直不可能成功的任务。

所以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汉字最危险的时候。

就在汉字这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毛主席挽救了汉字。他决策对汉字是改革而不是废除——“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注意：对汉字是“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而不是“废除”。而不提“废除”本身就是“保护”。所以有了后来的汉字简化字改革，有了汉语拼音辅助教学系统。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保护汉字，而不是在废除汉字。周总理后来把话讲得很明白：“《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

但毛主席真正扭转乾坤挽救汉字的措施不是口头上书面上的决策，而是发动并领导了一场意义极其深远的伟大革命——席卷全国的大扫盲运动。

1949年11月，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仅仅1个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就成立了“识字运动委员会”。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自1951年起开展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并且颁布了《关于开展一九四九年冬学工作的指示》，指出冬学运动应当在全国农村中普遍试行。1950年9月，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实现“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各方面配合”的原则。毛主席亲临会议现场，并与到会的学习模范握手合影。在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的1951年年底，全国各地都开办起识字班。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了“速成识字法”座谈会。1952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速成识字法”发明人祁建华颁发了奖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1952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的工人、农民当中推进“速成识字法”，有步骤地扫除文盲。1955年，毛主席对总结扫盲经验的《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写下800多字的按语，并收入毛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这是世界上能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仍把扫盲当国家大事办的，也就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了。

新中国刚成立1个月就发动全国性大扫盲运动本身就证明毛主席保护汉字的决心和魄力。如果赞同废除汉字，为什么要用将要废除的汉字扫盲，而且是对全国几亿农民一起扫?当几亿老百姓学会了汉字之后，将来他们能赞同废除汉字吗?这不是给自己挖大坑吗?如果保护汉字的决心不大，怎么可能直接挑战两千年来从来没有人解决过的问题——让几亿中国人都学会汉字，而且还是在1949年新中国刚建国那样困难的形势下?

1949年的中国是个什么状况?

——百年积弱的农业古国，军阀混战、八年抗战蹂躏之余又经历了一场明为国共内战、实为抗击美苏冷战肢解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实实在在已经国穷民贫、遍体鳞伤、满目疮痍。

——西北、西南、东南战事正酣。国内尚有大量土匪、残敌在大肆破坏捣乱。黄、毒、赌泛滥肆虐。1949年的中国，地面是**的，天空和海洋是国民党的。国民党空军随时随地肆意轰炸大陆城市，北京、上海也不例外——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轰炸了北京。上海自1949年5月27日解放到1950年2月，先后遭到国民党空军26次空袭。刚进北京时毛泽东为什么不住中南海而住香山?——防空。开国大典为什么定在下午三时而不是后来惯例的上午十时?——防空。

——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80%。农村文盲率超过95%。农业靠天吃饭，靠人力畜力，靠铁锨木犁，靠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没有机器，没有化肥，没有现代化科学保障，生产力低下而不稳定，天公稍不作美就闹灾，全国各地水、旱、蝗、血吸虫、麻风病、瘟疫等灾害几乎年年不断。

——工业残破不全，不成体系，重工业不值一提。全国大部分地区在工业、交通、通讯等方面实际处于原始状态。一切关键都得靠进口：设备靠进口，原材料靠进口，石油靠进口，武器靠进口，汽车飞机靠进口，橡胶靠进口，医药靠进口……连造罐头的马口铁都得靠进口。

——仅有的黄金外汇全被蒋介石运走了。能创汇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原料矿产。有限的欧美海外市场大都掌握在当时亲蒋亲台的人的手里。要资本没资本，要技术没技术，要外汇没外汇，要海外市场没海外市场，有的只是国民党留下的天文数字般的通货膨胀——老百姓上街买菜得用麻袋装钞票。

——西方国家和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封锁禁运已经开始。《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规定：“那些有助于增强**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潜力而有损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出口都予以拒绝”。1949年11月22日，“对**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 “巴黎统筹委员会”)成立。新中国刚一成立便遭到美国的“对华贸易管制”，禁止向中国输送包括军火、钢铁、车船在内的战略物资。

形势如此严峻，财政如此艰难。许多国家政府一没钱就砍教育预算。让新中国这个新生政权在财政预算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咬着牙挤钱办教育，这已经十分十分不容易了。在这种情况下不惜人力物力直接挑战两千年来从没有人能解决、被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的难题——在全国几亿人里普及汉字教育，这得冒多大的风险、下多大的决心、有多大的毅力?

历史事实是：普及汉字这个中国人两千多年都没有解决、外国人认定根本不可能解决的历史性老大难，毛主席发动的全国大扫盲运动用短短十来年就解决了一大半，用六十年基本解决——中国的文盲率在1949年是80%，到1965年下降到38.1%，到2010年则下降到4.08%。

毛主席是怎么解决的?坚持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靠集体的力量，群策群力解决问题。

首先是强大的思想动员：“文化诉苦”，让人人都知道没有文化之苦，知道学习不再是精英的特权，而是普通劳动人民的权利，多认一个字就离好日子更进一步，就为新中国多添一块砖，学习不仅关系到个人眼前利益，而且上升为文化解放的大事。

其次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创造出无数不拘一格、灵活多样接地气的教学方式。比如，专门编的课本内容，给工人的是机器、安全和生产，给农民的是节气、农具和丰收，给妇女的是柴米油盐、《婚姻法》，让她们知道自己的命运自己可以做主。同时，把扫盲教材编为山歌、抛秧歌、扫盲歌等生动有趣的形式。比如20世纪50年代，歌曲《夫妻识字》伴随着扫盲运动在全国各地识字班传唱一时，歌词是：“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军队行军，每个战士背包后面挂一块识字板，边走边识字。农村田埂上立一块小黑板，农民休息时抓紧学一会儿。战争年代村口路边设岗哨防备敌人，如今改为文化岗，行人想通过得先把岗哨竖的牌子上的字认出来，不认得就当场教学，学会再放行。1952年8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庆祝建军25周年运动会上甚至设置了“识字赛跑”(在地上写完规定的字才能起跑)、“文化测验”等项目。农村识字比赛更为常见，有的学员在家里的墙上、门上、劳动工具上都写着字，学员争当识字“积极分子”。这一时期发明的速成识字法能让一个从不识字的人用这个方法一星期可识1000多常用字。

最关键的是靠人民群众打人民战争。

扫盲最困难的问题是师资——1949年时全国小学只有28万所，高等教育在校生只有11万人。如果“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去做”，那几亿农民扫盲需要多少专业教师、费时多少年才够?

这个天大的难题是怎么解决的?——发动群众，“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三人行，必有我师”。但最绝的应该是“家庭识字班”——老师不够就搞“小先生制”，孩子在学校学了什么字，回家就教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人上学，全家读书。

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个家庭识字班”必须在夜晚举办。这就必须解决上课照明的问题。然而当时中国的农村哪里有电?连煤油灯、蜡烛都是奢侈品。甚至最原始的菜油灯也不是一般人承受得起的——请看《儒林外史》中的这一段：

“话说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几个侄儿和些家人都来胡乱着问，有说为两个人的，有说为两件事的，有说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只管摇头不是。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以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连这位有田产有地位的严监生都嫌点油灯贵，死都不舍得多用一茎灯草，那普通农民的情况更可想而知。所以才会有“凿壁偷光”和“借光”这样的成语。尤其是“借光”——如果不是普遍现象，怎么可能变成广泛的习惯用语?不然人们怎么会动不动就把“借光”挂在嘴上?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新中国开国之初中国的农民穷到什么地步;一开国就在如此一贫如洗的国家搞全国性大扫盲难到什么地步;大扫盲的动员深入到什么地步，祖祖辈辈的农民为学习汉字摘掉文盲帽子肯拼到什么地步——哪怕把家底掏光，也要从牙缝里抠出钱来点灯夜读。

可以想象当年农民的“家庭识字班”是个什么的场景：漆黑的夜晚，一家人围坐在用全部家当换来的只有一茎灯草的昏暗摇曳的油灯旁，一个稚嫩的孩子用稚嫩的声音认真严肃地讲授当天学到的汉字(而且是笔画繁复、难学难写的繁体汉字)，全家人，不管是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还是满脸皱纹、满手老茧的爸爸妈妈，还是年富力强、充满青春活力的哥哥姐姐嫂嫂，无不认真严肃、恭恭敬敬地听，一笔一画一丝不苟地用树枝在用沙土或炉灰做成的写字盘上练了又练……这种场景不是出现在一家两家、一村两村、一次两次，而是夜复一夜出现在成百万上千万家农户。无数这种微弱的油灯光布满了整个中华大地农村，不是繁星却胜似繁星，不是艺术作品却胜似艺术作品。就是这无数微弱灯火组成的繁星阵“润物细无声”，悄无声息地扭转了局面，摘掉了无数农民的文盲帽子，破掉了“汉字无法普及必须废除”的定论。

普法战争后，普鲁士的总参谋长毛奇说：“普鲁士的胜利，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已经奠定了。”

那么更可以说，中国今天的辉煌、汉字今天的辉煌，在当年无数农村“家庭识字班”的微弱摇曳灯火组成的繁星灯阵里就已经奠定了。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扫盲运动远不止仅仅让几亿人摘掉了文盲帽子，而是一场静悄悄的社会大革命，其背后的意义要大得多，深远得多。

第一，釜底抽薪，一劳永逸彻底摧毁了废除汉字的理论根据和现实可行性，彻底挽救了汉字。

废除汉字的最大事实根据是：“不管中国人从上到下如何一贯重视教育，两千年来文盲一直是绝大多数，可见汉字难学难写无法普及。”

废除汉字的最大理论根据是：“因为汉字无法普及，所以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只能成为贵族统治人民的工具，只能成为中国科学进步的绊脚石，与国有害，所以必须废除，必须用易学易写的拉丁化新文字取代。”

毛主席发动的大扫盲运动短短几年就把文盲消灭了一半，做到了两千年来所有人想都不敢想的事，这就来了个釜底抽薪，使废除汉字的所有根据不攻自破。到20世纪50年代中，“废除汉字”的主张就基本销声匿迹了。也就是说，废除汉字的主张实际被一劳永逸地消灭于无形。

会汉字的人越多，反对废除汉字的人就会越多。如果让被毛主席的大扫盲运动摘掉文盲帽子、好不容易学会汉字的上亿人突然推倒重来、放弃汉字另起炉灶，其反对力量可想而知。所以说，毛主席的大扫盲运动同样釜底抽薪摧毁了废除汉字的可行性——即使有人将来再硬推废除汉字，也休想行得通。也就是说，未来可能的废除汉字之路被不动声色地堵死了。

这一切意味着毛主席的大扫盲运动使汉字彻底转危为安。也就是说，毛主席挽救了汉字。

第二，扫清了普及汉字的最大思想障碍，激起全国性文化学习积极性

大扫盲用事实告诉人们，汉字虽然“不容易学”，但绝不是“不可能学”。那些祖祖辈辈目不识丁的年纪一大把的农民都能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那么难学难懂的汉字。他们能做到，其他人为什么做不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汉字难学难写的困难不是不可克服的。普及汉字教育从此再无思想障碍，从而激起全国性文化学习高潮。

第三，人权大普及，文明大跃进

人类有语言，禽兽也有语言。语言不是人类与禽兽的根本区别，文字才是。只有人能创造使用文字而禽兽不能。目不识丁不懂文字，就只能像禽兽一样被动地任人摆布，就只能成为“会说话的牲畜”。毛主席的大扫盲运动使几亿中国人一下子从“会说话的牲畜”变成了人，从此能真正主动享有人类文明。什么叫捍卫人权，这就是捍卫人权，而且是最伟大最辉煌的捍卫人权。世界上从没人能像毛主席的大扫盲运动那样一下子给这么多人带来人权。这难道不是人权大普及?

维特根斯坦说：“语言即世界。”既然如此，那么没有语言就没有世界，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然而语音语言只能瞬间存在，话音一落就没了;实际能永存的语言只能是文字语言，实际的结论只能是“没有文字语言就没有世界，谁拥有文字语言谁就拥有世界”。既然如此，那没有文字语言的文盲自然一无所有，被摈弃在文明世界之外。毛主席的大扫盲运动把占中国人口80%、农民人口95%的中国人从一无所有转变为拥有世界，从此迈进文明世界。中国处于文明世界中的人口一下子成倍增长。这难道不是文明大跃进?

当人而不当“会说话的牲畜”，靠的不是谁的一纸宣言、一道命令，而是切切实实地掌握文字——文字是只有人才能掌握的工具和武器。不掌握这个武器，就不可能真正行使人的权利，不可能不像牲畜一样受制于人。毛主席通过大扫盲运动使几亿老百姓亲自掌握了文字武器，从而真正摆脱了“会说话的牲畜”的命运。空谈“人权”的“人权卫士”永远做不到这些。

第四，破除“文化种姓制”，消灭“贱民心态”

如今在中文互联网上，不管是谁，只要对某人某文有想法就发表点评，不管对方是谁、自己又是谁——精英还是草民，专家学者还是引车卖浆者流。这个事实背后是一种什么心态?平等意识：大家地位平等，谁也不比谁高贵或低贱，有想法直接表达，想都不想要先掂量身份。

另一方面，如今人们看到别人取得巨大成功时往往是什么反应?可以是无动于衷，可以是羡慕嫉妒恨，可以是不服气，可以是失落后悔……总之都是“他能干，我也能干，只不过我没他那个条件、我错过了机会、我没赶上好时候、我一念之差、我被人坑了、我太懒、我没坚持不懈、我不稀罕干”之类。但有几人会有“我不配”“我愚昧低劣，这种事我根本就没资格想”之类想法?这种状况背后又是什么心态?平等意识：大家天生的能力没有本质区别，你能做的我也敢设想。

中国人这种已经习以为常深入骨髓的平等意识从哪里来的?毛主席大扫盲运动的溢出效应。

中国文盲充斥的时代是什么状况?“文化种姓制”——掌握汉字就是“高种姓”，中式“婆罗门”，精神贵族，“圣人门徒”，“文曲星下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可以眼高于顶，目空一切，恃才傲物，以狂放为荣，整天斜着眼看人，视芸芸众生如粪土。即使落魄如孔乙己，也仍然以“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之类傲视众生，继续摆穷酸臭架子。而文盲们呢?“智商低下”，卑贱如草，“会说话的牲畜”，中式“达利特”，“不可接触的贱民”。别说被“婆罗门”们视如粪土，就连自己都觉得自己生来粗鄙卑微，一听“文化人”三个字就不由自主自矮三寸，起敬三分，连盗贼打劫也往往会对“读书人”另眼相看网开一面。

支持这种“文化种姓制”最得力的理论根据：既然自古以来能掌握汉字的人总是极少数，可见他们是天赋异禀、智商超群的精英贵族高等人;而其他人都是天生愚昧粗鄙的劣等人。既然文字是人类与禽兽的根本区别，那不懂文字的文盲就与禽兽没有根本区别，只能是“会说话的牲畜”，只能跟牲畜一样任凭“智商精英”“高等人”驱使。

在毛主席发动的大扫盲运动之前，从来没人能挑战这种支持“文化种姓制”的理论根据，以至于这种理论深入人心，连受害者自己都深信不疑，形成根深蒂固的“贱民心态”。

中国古代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妇女则是重中之重，结果就是“高种姓”们强加给妇女的“会说话的牲畜”才会有的待遇登峰造极：“女子无才便是德”“牝鸡不司晨，女人不是人”“娶来的老婆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如果不是处于“会说话的牲畜”的任人摆布的地位，能被强制灌输了一脑袋的“贱民心态”吗?会有一代又一代无数妇女习惯“这些是男人们的事，贱妾不懂”“我一介女流”之类想法吗?会乖乖接受“高种姓”们裹小脚、“三从四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对“会说话的牲畜”才会有安排吗?

种姓制度下，婆罗门说话，“贱民”达利特们敢反驳吗?连想法都不配有。主人说话，牛马们敢反驳吗?同样连想法都不配有。同样，婆罗门做成某事，“贱民”达利特们敢设想自己也有同样资格做吗?主人做成某事，牛马们敢设想自己也有同样资格做吗?中国过去的“文化种姓制”下，身为“文化贱民”、“会说话的牲畜”的文盲老百姓同样如此。

毛主席的大扫盲消灭了“文化贱民”，也就消灭了“贱民心态”，也就不再有人把高种姓的中式“婆罗门”当神仙。当不成神仙，无人可欺，自然再也神气不起来，“文化种姓制”自然土崩瓦解。当如今的中国人对某人某文有什么想法马上就发点评而毫无“自己不配有想法”的时候，当看到某人做成某事敢有“自己也做”的愿望而毫无“自己不配有此奢望”的自卑的时候，他们显然不是以中式“达利特”看中式“婆罗门”、以“会说话的牲畜”看主人那样的“贱民心态”看问题，而是习惯成自然以平等心态看问题。这种平等心态习惯成自然的本身就令人想起毛主席的一段话：“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用这种“平等心态”看一次问题，就是享受一次毛主席的大扫盲运动的成果。

对破除“文化种姓制”、消灭“贱民心态”最恼火的是谁?当然是既得利益者——靠欺压“文化贱民”才当上中式高种姓“婆罗门”的“精神贵族”士大夫。鲁迅早说过，如果文字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士大夫们也就跟着不尊严了。难怪其代表——“公知”们那么恨毛主席，给毛主席罗织堆砌了那么多罪名，散布了那么多诋毁诽谤。然而实际上说得出口的都是借口，说不出口的才是鬼胎。什么鬼胎?在中国复辟“文化种姓制”，使自己重新获得“精神贵族”、中式高种姓至高无上的地位。为此就必须重新把绝大多数老百姓打成“会说话的牲畜”、贱民、中式“达利特”(用“公知”的习惯用语，就是“脑残”“智障”“愚昧”“无知”“弱智”“低能”“智商低下”“低素质”“民智未开”“反智”“劣根性”“民粹主义”的“穷鬼”“懒汉”“群氓”“愤青”“草民”“愚民”“堕民”“刁民”“暴民”“屁民”“人渣”……)

要复辟“文化种姓制”，就得把老百姓重新变成文盲。但中国已经扫除了文盲，怎么让老百姓重新变成文盲?容易。只要把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语言文字从中文变成洋文，普通中国老百姓自然重新变成了文盲“贱民”。如何把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语言文字从中文变成洋文?简单。只要把中国变成洋人的殖民地，就能使洋文凌驾于中文之上变成“统治语言”，就能使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重新变成“文盲”，变成“会说话的牲畜”，就能使精通洋文的“公知”重新垄断语言信息，重新成为高高在上的精神贵族、中式“高种姓”“婆罗门”。

这就解释了中国“公知”为什么整天骂中国、捧外国、鼓吹“三百年殖民地”，为什么有那么多“喷子”“恨国党”，每天不变着法地喷中国就难受。虽然借口无穷，形式万变，但利益关系就那么简单的一条线：为确保自己精神贵族、中式“高种姓”“婆罗门”的至高无上——所以必须复辟“文化种姓制”——所以必须把老百姓重新打成一副奴隶相”的“贱民”和“会说话的牲畜”——所以必须使老百姓都重新变成文盲——所以必须用洋文取代中文——所以必须把中国变为外国殖民地——所以必须“里应外合，搞垮中国”——所以“逢毛必骂，逢共必反，逢中必贬，逢洋必舔”——所以“普世价值”“国际接轨”“自由选举”“政党轮替”“人权高于主权”“颜色革命”……所有这一切都是确保自己中式“高种姓”的利益需要的环环相扣，都是对毛主席的大扫盲运动破除了“文化种姓制”的报复和反攻倒算。

第五，确立“平民教育精英化、精英教育平民化”的教育体制

毛主席的大扫盲运动破除了普及汉字教育的障碍。而汉字是精英文字，普及汉字教育即普及精英教育。这就使中国的普通教育体制成为“平民教育精英化、精英教育平民化”的体制。

为什么说汉字是精英文字?因为文字的根本功能是传承文明。传承文明的核心要求是同时经得起时间和空间的检验。

时间的检验——不因为时间的推移而走样。不管过去几百年还是几千年，传承的内容都不变。

空间的检验——不因为空间的差异而走样。不管距离多远，不管随距离变化产生的方言、口音的差异有多大，传承的内容都不变。

秦始皇搞了汉字的“书同文”，古罗马帝国搞了罗马拉丁文字的“书同文”。

一般而言，社会通用知识是普通中学的教育内容。那么对于一个母语属于拉丁语系国家的、认真学了公立中学课程的学生：

第一，他能不能独立直接阅读(可以借助工具书)自古罗马帝国以来该语系中的名人原作(包括摘录)，比如西塞罗、李维、塔西佗、凯撒、孟德斯鸠、达·芬奇、伽利略、马丁·路德、伏尔泰、克劳萨维茨、康德、拿破仑、莎士比亚等人的原作(包括摘录)?

第二，他能不能与同语系的任何一个中学生直接笔谈交流?

据我所知，如果能，周围的人必定说，真是个天才、精英、神童。如果不能，周围的人必定说，这很正常。那些都是精英大学才教授的东西，不能对普通公立中学提出这种要求。

同样，对于一个中国的认真学了公立中学课程的学生：

第一，他能不能独立直接阅读(可以借助工具书)中国古往今来名人原作(包括摘录)，比如孔子、孟子、老子、荀子、墨子、庄子、孙子、左丘明、司马迁、诸葛亮、曹操、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司马光、辛弃疾等人的原作(包括摘录)?

第二，他能不能与中国任何一个中学生直接笔谈交流?

据我所知，如果能，周围的人必定说，这很正常，本来就应如此。如果不能，周围的人必定说，中学生怎么连这都不会?你是怎么学的?学校是怎么教的?

同样面对时间和空间的检验，汉字的效果与表音文字的效果对比由此一目了然。汉字教育算不算精英教育也可以由此一目了然。

1957年，一些“知识精英”说，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们都是中学学历，“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所以**该下台。

显然这些“知识精英”是满脑子的“文化种姓制”逻辑：老子是高种姓“婆罗门”贵族，尔等不过“吠舍”“首陀罗”之流，比“达利特”之类贱民高级不到哪儿去，哪有资格管老子?你就是请老子出山管你，也得先来顶八抬大轿“三顾茅庐”，然后再看老子高兴不高兴赏脸。

既然“高种姓”的“婆罗门”大人们一口咬定是“中学学历”，那就算中学学历好了。即便如此，那又如何?只要不尿那套“文化种姓制”，不难明白如下几条：

第一，汉字教育出来的中学生既然能独立直接阅读古往今来名人原著，难道就不能直接阅读《春秋》《左传》《论语》《史记》《孙子兵法》《三十六计》《资治通鉴》等等?难道就不能从中直接汲取古往今来一切先贤的智慧亮点，领悟出辩证思维、政治远见、历史眼光、全局观念、大一统思维、组织原则之类?难道中国几千年文明的精华还不足以从积极阅读研习它的人中孕育出领袖之才?难道同时汲取中华文明精华和马克思主义精髓还不足以产生远超象牙之塔(即使号称“高等学府”)里读死书背出来的领导能力?

第二，汉字是精英文字，虽然难学难记，但不白费功夫，一分功夫一分货。汉字教育是精英教育。汉字教育从来文史交融，学字必学史。汉字教育出来的中学生对人文历史规律的熟悉程度与普通表音文字体系的中学生绝不相同。那些表音文字体系内往往只有高等精英大学才会教授类似内容。至于具体水平那就难说了。比如，要论推销演讲口舌之利，那汉字教育肯定差点意思。但要论以史为鉴、辩证思维、深谋远虑、未雨绸缪、组织实施等方面的经验教训，那汉字教育堪称祖宗。因此汉字教育下的中学生对历史人文政治规律的熟悉绝不亚于表音文字体系中的高等院校学生。或者说，在这个领域里，汉字教育出来的中学生至少不亚于其文字体系教育出来的大学生。按能力和熟悉程度算，此中学学历不次于彼大学学历。

第三，中学教育是通才教育，用于面对社会和大众;高等教育是专才教育，用于面对专业和小众。不管学位多高，与社会和大众打交道时所用的汉语一定是中学所学——钱学森、杨振宁、屠呦呦、于敏等大科学家平时与人交往所用的中文底子是中学时奠定的还是大学后奠定的?见过他们从事专业后又专门去上汉语课吗?可见除了专门吃语言饭的人，面对社会和大众时，不管是中学生还是受过更高教育的人，其中文底子都是来自中学。在这一点上大家平等，没有天壤之别。

第四，世界上从无“领袖专业”，以后也不会有。这个领域的所有人都是“业余”“半路出家”，靠向社会学习，靠在实践中摸索。无论是向社会学习还是在实践中摸索，面对的都是大众而不是小众，使用的都是通才而不是专才，都是中学教育覆盖的范围。在这里，高于中学的高专业学历对成功不会起决定性作用——否则这一“高专业”岂不就成了“领袖专业”?是不是要成为领袖就必须学这个专业、没学这个专业的就都没资格成为领袖、都得罢免淘汰?倘如此，那倒要问一问，这具体是什么专业?谁规定的?

明白上述四条就可以明白，汉字教育是精英教育这一优势使中国中学生就可以具备成为领袖人物的资质，与有没有更高的学历没有必然关系。

既然汉字教育是精英教育，汉字教育出来的中学生具备精英素质，而毛主席大扫盲运动确立了普及汉字的教育体制，也就是“平民教育精英化、精英教育平民化”的教育体制，那么就可以说，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中学生都被赋予了精英素质，只要机缘巧合、心无邪念，个个可为栋梁，人人可为尧舜——所以毛主席会说“六亿神州尽舜尧”。虽然实际上每个中学生的人生命运不同，遭遇各异，但都可以说那是因为时也、运也、命也，而绝非启动潜能不够也。什么启动潜能?毛主席确立的汉字教育体系赋予的精英素质。就凭这素质，即使流落到后进番邦，也可能足以助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第六，“没有**就没有新中国”的雄辩例证

全国大扫盲运动雄辩地证明了中国**的领导能力。消灭文盲、普及汉字是重视教育传统的中国人两千年都没有做到、外国学者认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中国**领导中国人一下子就做到了。除了中国**谁能做到?谁还能有这么强大的领导能力、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凝聚力?别的不说，你能弄出中国农村“家庭识字班”夜夜出现的“繁星阵”吗?

第七，“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

要知道什么是“为人民服务”，看看毛主席领导的全国大扫盲运动就行了——在刚建国那么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下那么大决心、用那么大努力搞全民大扫盲，把在人类文明社会立足所必须的武器——文字直接交到文盲手中，使80%的中国老百姓、95%的中国农民“脱盲”，从“会说话的牲畜”一跃为人，从此消灭了“文化种姓制”，让“文化贱民”翻身为人，子子孙孙福泽不断——这是积了多大的德?如果不是为人民服务，那还能是为什么? 是为了收识字捐?扫盲税?教育贷?书本费?还是为了炫耀政绩、让人人都对自己感激涕零?如果是那样，即使不无中生有加油添醋，至少也该把所有功劳苦劳一笔不落全部广而告之，让所有人都知道。比如：

——汉字学习难度远超其他语音文字。中国文盲数量空前巨大。新中国成立时国家空前困难。中国扫盲难度远超任何其他国家。相比之下外国消除文盲稀松平常，中国消除文盲难于登天。

——中国扫盲没有走捷径，没有用易学易会的廉价“拉丁化汉字”取代汉字扫盲，而是迎着困难上，硬是走普及汉字之路。

——中国通过大扫盲普及了汉字，也由此确立了“精英教育平民化、平民教育精英化”的高标准实打实的教育之路，而没有搞偷工减料滥竽充数的“欢乐教育”。

要是为了炫耀政绩，上述这些一个都不该漏掉吧?但自毛主席时代起，有谁提过这些?中国人写的东西里普遍对中国的大扫盲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还没见过有几个浓墨重彩郑重其事认真分析的。显然不少人觉得“西方早就扫盲了，中国扫盲算不上多了不起”，甚至觉得中国人是不知不觉就自然而然消除了文盲。如果毛主席发动大扫盲运动是为了名利，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吗?会不对自己的一切付出大喊大叫闹得沸沸扬扬人人皆知吗?在中国消除了文盲、让几亿人“脱畜”成人却对自己的天大贡献不求回报，一声不响，不折不扣“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要问什么叫“为人民服务”?这就是。

不是说中国人的美德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那毛主席发动大扫盲运动让中国人的80%、中国农民的95%从“会说话的牲畜”变成人算什么?至少远远超过“涌泉之恩”吧?无法“涌泉相报”，至少也该设法来个“涓滴相报”吧?有些人偏不。对毛主席确确实实存在的“涌泉之恩”视而不见，却整天挖空心思编造宫斗剧、辫子戏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时代根本不存在的“皇恩浩荡”。这算哪门子“知恩图报”?但这还不算最黑心的。看到出身农村的某“公知”引经据典抹黑毛主席，我第一个想法是：你也配?没有毛主席，你们一家子都还是猴子。第二个想法是：翻脸不认人是野兽的秉性，对野兽不应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猴子穿上人的衣服沐猴而冠，外面再人模狗样，内里仍然是猴子，畜生本性不变。

看看中国的今天，真庆幸毛主席当年挽救汉字的决策英明。如果当初真走了用拉丁化文字取代汉字之路，简直不敢想象会是什么结果——那么多方言，肯定会生成不知多少种文字，乱成一团都算轻的，借机闹分裂更是如鱼得水。当年轻人都不认识汉字之后，自然也没人能看懂史料档案，中国的历史就可以任人随便解释编造了。能随便解释编造历史，自然也就能随便解释编造现在。一个民族的历史断代，还能有多大前途?“宇宙大国”当初决策废除汉字，用自己鼓捣的拼音文字取而代之，自以为得计。但一到实际运用，才突然发现不用汉字、光靠拼音就自己都说不清自己是谁了，如同光凭汉语拼音就弄不清是“史珍香”还是“屎真香”，是“秦寿生”还是“禽兽生”，是“夏建仁”还是“下贱人”，是“朱逸群”还是“猪一群”，是“范统”还是“饭桶”……没奈何，只好专门在身份证和户籍卡上注明汉字以验明正身。更重要的是其汉字史料没有青年人能懂，即将形同废纸，想证明“有史以来”都如同太监逛青楼。等这类情况多得受不了了，才又羞羞答答想把汉字重新捡回来。然而为时已晚，年轻一代都不认识汉字了，也学不会，只好磕磕绊绊凑合着混，不折不扣的“邯郸学步”——别人的学不来，自己的也丢了，只好爬着走，而且是品着“史珍香”、满地撒泼打滚的连滚带爬。

至于那个废了汉字却以为靠抄作业就能取代中国的白眼狼，实在懒得多说。即使其他一切都不考虑，光凭那半路出家的表音文字，能玩转人工智能吗?玩不转人工智能，还能有多大发展前景?再腾挪蹦跶，能跳出客观规律这如来佛的手掌心吗?即使在“五指山”下留下泡猴子尿以示来过，那又如何?你的得意之笔不过是旁人的笑料。

大扫盲运动只是毛主席挽救汉字的第一步，还属于治标阶段。国家衰败，文字再优秀也被轻贱;国家灭亡，文字再优秀也泯灭——古埃及文字、古巴比伦文字一定有不少优秀闪光点，但那又有什么用呢?早已消失在茫茫历史尘埃中了，再优秀又有谁知道?汉字的诸多优越又不是今天才有，但中国衰弱时，有几人知晓?几人承认?伊拉克陷入战火之时，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时，再精华的东西也贱如粪土。文字也一样，只有国家强大才能真正永生。这正是毛主席在发动大扫盲运动同时马不停蹄一直在做的：使中国强大起来。这才是对汉字最根本的保护。

汉字之所以能在今天突然大放异彩举世瞩目，是因为汉字系统在人工智能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汉字系统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因为汉字系统得以锥处囊中——人工智能的竞争之囊;汉字系统之所以能锥处人工智能的竞争之囊，是因为中国用它搞人工智能成绩显著;中国之所以能在被严厉封锁全力扼杀的条件下搞人工智能且成绩显著;是因为中国建立了独立完整的相关产业链并培养出齐全的人才大军。

中国之所以能建立独立完整的相关产业链，是因为新中国一建国就从无到有建立起了系统完整、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尤其是国防工业体系。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从零开始的起步阶段。“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基础工程——不是零打碎敲一个工厂一个工厂地建，而是成龙配套一个体系一个体系地建：交通、能源、勘探、矿山、开采、冶炼、化工、机械、电子、主机、辅机、设备仪表、加工设备、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量具刃具、工装卡具、设计图纸、工艺图纸……就这样在一张白纸的中国不仅迅速地同步地创建了一个庞大而完整的工业体系，全面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基础，而且使中国一下子就获得了对整个工业体系全盘管理的经验。这是其他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工业化才可能积累的经验。国际这样的大规模的成体系的软硬件兼顾的工业化复制移植，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苏联之所以愿意如此援建这156个项目，是因为中国抗美援朝的胜利使斯大林这样深谋远虑的苏联领导人得出结论：中国不是负担，不是只要钱却不干事或干不成事的马仔，而是可以将后背相托的可靠盟友。面临激烈的冷战中如日中天的美西方压倒优势，苏联要避免腹背受敌的战略困境，就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独立而可靠的中国盟友。在抗美援朝之前，在苏联眼里，战略安全上中国有求于苏联而苏联无求于中国，至少不那么迫切。而中国抗美援朝的胜利使苏联发现自己对中国的战略需要不亚于中国对苏联的需要。援助中国就是保卫苏联自己，所以决策同意中国的要求，成体系地从最基础的项目开始大规模援建中国。有了斯大林生前的这项战略决策，才有了后来的156项工程。中国之所以能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是因为毛主席和中国**的英明领导，是毛主席缔造指挥的久经战火的人民军队锐不可当，是毛主席带头送子上阵激励领导了全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是毛岸英和无数烈士的浴血牺牲换来的结果。

一穷二白的中国之所以能付得起156个项目和其他基建项目的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费用，不是因为天上掉了馅饼、大风刮来了财富、有殖民地可压榨、武力侵略别人发了大财、国际金融资本发善心给了贷款、有海外市场可利用，而是毛主席领导几亿穷得连夜里用一根灯芯的照明油灯都舍不得的中国老百姓在被严密封锁的环境中咬紧牙关干出了资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先生产，后生活”“穷棒子精神”“三条驴腿闹生产”“天当被，地当床”“住干打垒”“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能挑千斤担不挑九百九，迎着困难上，顶着风雨走”……是那个年代的全中国老百姓勒紧裤带节衣缩食、硬是一点一滴一分一厘地从牙缝里抠出了资金：“勤俭节约”“修旧利废”“精打细算”“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发扬一厘钱精神”“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平时半稀半干”“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全国老百姓以长期忍受生活消费受到严格控制为代价攒出了资金：低工资、低消费、零奢侈、统购统销、米票、面票、粗粮票、油票、肉票、布票、肥皂票、豆腐票、副食本、工业券、自行车票、缝纫机票、“一个月三两油、半斤肉”……所有这些点点滴滴汇集到一起，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终于在无捷径可走、无外力可援的集资之路上硬攒出了中国工业化起步所必须的巨额资本，而且还是全款——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不沾血腥。这才有了中国的工业化腾飞。

刚建国时80%人口都是文盲的新中国之所以能够运转那156个项目，以及能运转之后从“两弹一星”到人工智能的所有项目，是因为新中国及时培养出了齐全的人才大军;新中国之所以能及时培养出齐全的人才大军，是因为新中国及时建立起了覆盖全国的完整的人才教育体系，几乎从零开始教育培训锻炼出一支完整的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队伍，把大量祖祖辈辈目不识丁、一盘散沙的农民迅速教育培训成能胜任现代科研生产需要的训练有素的技术力量和产业工人。这才使中国既具备了迅速消化引进的先进技术的能力，又具备了独立研发新产品的能力;使现代化科学管理、现代化科学管理的意识和实现工业化必不可少的常识、作风、养成、习惯等“软件”第一次大规模在中国扎下了根。它不仅把中国从古老的农耕社会一下子大规模地带进了现代工业社会，让中国人全面地、系统地、从上到下地学到了现代化工业社会必不可少的管理知识，而且对中国老百姓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基础性工业化培训，不但使上百万祖祖辈辈习惯粗放耕作自由散漫的农民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变成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产业工人，而且大批培养出具备现代科研、现代管理、现代生产基本常识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中国人中培养起了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风气，包括自觉认真按技术规定工艺流程办事的风气，克服懒散粗疏的农耕社会习惯，在工业界尤其是国防工业界普遍培养出“实事求是”“一丝不苟”“按工艺流程办事”的精细作风，如“三老四严”(“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使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工业化改造，用现代工业社会必不可少的精密认真取代农耕社会的散漫粗放;使中国工业终于建立起了自己的脊梁骨，工业化从此在中国扎下了根、站住了脚、具备了生命力——以前中国人只能在支离破碎、不成体系的若干孤立的工厂里给外国人当小工、当苦力、照着外国的葫芦画洋瓢，如今则头一次具备了大规模独立发展自己工业技术的经验和能力，具备了源源不断研究开发新技术的经验和能力和源源不断教育培训符合现代化工业生产要求的新工人新技术人员的经验和能力，从此有了自主发展工业的能力。这是一切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最要害的区别。没有这种自主发展工业的能力，买几个依赖别人才能勉强运转的支离破碎的工厂成不了什么气候。只有有了这种能力，才算迈进了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大门——一切机器设备和技术都会过时，唯独这种能够大规模自我发展工业的经验和能力永远不会过时。这种经验和能力是西方国家经过数百年的工业化发展才逐步摸索总结出来的“武功秘籍”，不会也不可能手把手地大规模转移传授给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这些，即便得到先进的技术、买到现成的工厂也造不出先进的产品。涉及国家安全的要害产品、核心技术，这种差距是致命的差距，绝对不可能靠引进解决。人家绝不会卖，即使卖也学不来。中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是因为毛主席刚建国就发动的大扫盲运动，以及乘这个东风迅速建立起的完善的“精英教育平民化、平民教育精英化”的人才教育体制。

(按现代化社会的需要实行以规章制度为主的大规模产业管理、克服散漫随意马马虎虎无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的陋习是一切古老的农耕社会迈进现代化工业社会大门最难翻过去的一道坎。迄今为止，第三世界国家中几乎唯有中国在毛主席**领导下成功地翻过了这道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都还没真正完全翻过去。

看到如今中国人讽刺“三哥”如何搞笑，如何阿Q精神十足，如何靠“精神胜利法”取胜，如何做事与做戏分不清、神话与现实分不清……不禁令人感慨万千——当年中国人也是这毛病，也被人讽刺过，“阿Q精神”这个词和“精神胜利法”这种提法还是中国原创。鲁迅曾以日本人为例讽刺中国人做事与做戏分不清：“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这样讽刺中国人神话与现实分不清：“练了多年的军人，一声鼓响，突然都变成了无抵抗主义者。于是远路的文人学士，便大谈什么‘乞丐杀敌’，‘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国’一流的传奇式古典，想一声锣响，出于意料之外的人物来‘为国增光’”。想不到风水轮流转，当年是以日本人为正面榜样讽刺中国人的毛病，如今轮到中国人以中国人为正面榜样讽刺“三哥”的毛病了。之所以有这一戏剧性转变，是毛主席一建国就建立起的教育体制使中国翻过了古老的农耕社会迈进现代化工业社会大门最难翻过去的这道坎;而“三哥”还没翻过这道坎，还如醉如痴地沉迷在阿Q精神中手舞足蹈，靠“精神胜利法”包打天下。)

回顾中国从一贫如洗到世界前茅，汉字从几乎被废到光彩夺目，这一切追本溯源都离不开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未雨绸缪，运筹帷幄，统筹兼顾，组织严密，措施得力，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着着精准，处处要害，几十年如一日“咬定青山不放松”一脉相承，才终于有了今天。

今天的汉字是毛主席挽救下来的普世恩惠，一朝入手，终身收益，永不过期，永不变质，永不贬值，永不收费。这使汉字如同如影随形的活动的毛主席纪念堂，随时随地用自己的存在现身说法：毛主席的恩惠并不抽象缥缈。不管是谁，不管承认不承认，只要用汉字，客观上就是在沾毛主席的光，欠毛主席的情。用得越多，沾得越多，欠得也越多。用一次汉字就等于给毛主席敬一个礼，献一朵花。至于反毛魍魉们，用一次汉字就等于挨一嘴巴，外加一通吆喝：“啰——啰啰啰啰啰啰!嗟!来食!”

汉字能有历史的辉煌，要归功于秦始皇。汉字能起死回生、再造辉煌、力压群芳，要归功于毛主席。汉字万岁，毛主席岂能不万岁?!

2025年12月9日

附录：

汉字相对于表音文字的一大短处和五大长处

一大短处：入门门槛高，初始学习难度大

表音文字只有几十个字母需死记硬背，书写简单，单词拼写与口语发音关系密切，容易掌握。

汉字字数繁多，常用字就几千，单字含义与口语发音没有明确关系，必须一一死记硬背;汉字笔画相对繁复，手书难度大，不易掌握。

五大长处：

1.信息密度最大，名词组合最合理，最易懂易记，词句空间利用率最高，资源浪费最少

拼音文字是表音文字，简单说就是基于声音表达意思。汉字是表意文字，简单说就是基于图形表达意思。

表音文字体系里，构成体系的最基本单位是字母，表达意思的最基本单位是单词。字母组成音节，音节组成单词，单词表达意思，三合一缺一不可。字母是抽象的符号，自身没什么含义，基本作用是为发音服务。构成一个音节至少需要两个字母，每个字母都需要占用一个系统资源单位(物理空间的白纸上是占用一个空格，虚拟空间的电子存储里是占用一个存储单位)。因此一个最简单的单音节单词自身至少也需要占有两个资源单位。构成单词的音节越多，所需字母越多，水涨船高需要占用的资源单位自然越多。不仅如此，表音文字实际构成语句时，单词与单词之间必须用空格隔开，语法表达还需要种种辅字符如冠词、性、数、格变化之类，这些都需要占用资源单位。文章越长，语句越多，这些辅助性功能需要占用的系统资源也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多。

汉字是象形文字，每个汉字都源于某种图形，每个图形都是对世间万事万物某一部分的描述、提炼、抽象。每个汉字都不是随便定义的，都是某事物、某现象、某过程、某逻辑的高度抽象浓缩，都有根有据有逻辑有内涵。因此汉字的本质是用一幅幅仿真图形描述世界。而所有信息载体中，图形的信息密度是最高的。这就决定每个汉字所承载的信息和相关功能也永远是单位文字中最高的。也就是说，所需空间资源是最少的。

汉字体系里，最基本的构成单位是笔画，如“横”“撇”“竖”“捺”“点”“勾”“挑”等，表达意思的最基本单位是“字”。字画构成字，字表达意思。每个字画在构成字时都不单独占用资源单位。每个汉字都只占据一个方方正正的格子，都只有一个音节，都只需要一个资源单位。也就是说，汉字是高度标准化的。

表音文字的本质是用语音描述世界，再用抽象的符号把这些语音记录下来形成文字。也就是说表音文字是用抽象的符号描述世界。表音文字只有字母是标准化的，单词则与标准化无缘。

表音文字与汉字截然不同的文字结构原理导致至少两大后果：

第一，表达同一个东西，不同的文字需要占用的系统资源大不相同。汉字总是最精炼。

比如，“钢”这一物品用汉字表达只需一个字符，用英文需要5个字符(Steel)，用俄文也需要5个字符(Сталь)，是汉字的5倍。这还是最单纯的名词表述。实际构成语句时如果把所需的其他辅助字符如字间空格、冠词、语法格式变化之类算进去，资源占比差别更悬殊。

第二，源于图形的汉字的单字构成和词组组合都讲究严格的逻辑关系。除了某些外来的音译名称，没有一个字一个词是随随便便、来历没有讲究的，都有根有据、有理可讲，有迹可循，有因果可推敲。而源于发音的表音文字的生成则往往充满随机性和随意性，无理可讲，往往纯属“王八害痔疮——烂规定(龟腚)”，相互之间毫无章法。

比如，汉字里，猪——猪肉;牛——牛肉;葡萄——葡萄干——葡萄酒，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逻辑关系、因果关系一目了然，易懂易记。而同样的东西，英文里就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关联，比如：

猪(pig)——猪肉(pork)，母牛(cow)——牛肉(beef)，葡萄(grape)——葡萄干(raisin)——葡萄酒(wine)，

星期一(Monday)，星期二(Tuesday)，星期三(Wednesday)，星期四(Thursday)星期五(Friday)，星期六(Saturday)，星期日(Sunday)。

这些在汉语里关系清晰、简明易懂、很容易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东西，在英语或其他拼音文字里则成了看起来互不相干、风马牛不相及的死规定，只能死记硬背。

汉字丰厚的底蕴使其很容易用以实现对事物本质最简洁传神的刻画。比如电影“泰坦尼克号”里的名句“You jump I jump”，直译是“你跳我也跳”，用了15个字符(含空格)，而精彩的汉字翻译只需4个字：“生死相随”。又比如美国名著“Gone with the wind”，直译是“随风而逝”，用了18个字符(含空格)，而精彩的汉字翻译只需一个字：“飘”。简洁之极，传神之至。

这并非偶然。因为汉字是象形文字，每个汉字都是一幅图像。既然所有信息载体中图像的信息密度最高，那每个汉字承载的信息量自然也最高，不仅可以描绘出具体事物，而且可以描绘出全景、相互关系、相互动作——万事万物中相互的关系，如果用形象的图形描述很容易一目了然。使用汉字属于形象思维，如同触发某个按键，瞬间激活被储存的相应图形。既然是“按键触发激活”，那自然不必连篇累牍。所以汉字寥寥数笔甚至一两个字就足以让人浮现出一幅画面乃至动图，甚至感受到气氛意境，让人浮想联翩，入情入画。

表音文字的本质是把具体的事物分解成抽象符号组成的单词，使用时再还原出来，由此描述世界。由抽象符号构成的单词承载的信息密度远不如图形。对一个客观存在，语言的描述与图形的描述情况大不相同——描述同样的地形，是不厌其详连篇累牍的抽象文字描述效果好，还是仅仅一张简明扼要的草图效果好?对不同物体之间的关联，是从图形上看容易发现，还是从一大堆抽象的符号串中看容易发现?一个单词虽然可以描述出具体事物或行为，但难以同时描述出全景、相互关系、相互动作、意境、韵味之类。这时就不得不另加词句描述解释，如应对“飘”“淼”“暼”“乜”“剐”“苍”之类汉字。这种另加描述解释属于抽象思维，靠想象把具体的东西加工组合成相互关系图之类。这种加工流程很难简洁，更难传神。

两种文字，两种思维载体，一个是形象思维，一个是抽象思维;一个是借花献佛锦上添花，一个是凭空想象无中生有，差别巨大毫不足怪。

(当初个人电脑有两大操作系统：IBM和苹果。IBM系统号称是文字处理模式，抽象化，速度快，占用存储少，苹果系统号称是图像处理模式，内容丰富、形象思维。如今个人电脑操作系统还有单纯的文字处理模式吗?全采用图像处理模式了。)

在以往，在不少人看来汉字优越不优越似乎关系不大，反正落后的也照样能用——联合国文件汉字版本最薄又如何?老子不在乎多费那几张纸。但在人工智能时代问题就大不一样了。既然在达到同样效果时基于其他文字系统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训练所需的设备、成本、时间、能耗等等比汉字系统大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尤其是能耗巨大到某些社会都开始摇摇欲坠吃不消的地步;既然未来是人工智能的天下，既然谁抢占了人工智能的制高点谁就有机会占有未来，那重不重视汉字、能不能充分发挥汉字的一切潜能就成了国家级生死攸关的大事。这就有必要对汉字从根本结构起好好琢磨，刮目相看。

2.组合应用最简单灵活

表音文字体系的工作流程就像手工装配电子管计算机——在工作现场(写作现场)把一个个分离元件(字母)按照需要用手工组装成一个个功能电路(单词)。这些功能电路大小不一，接口各异(单词的字母不一，语法变化不同)，得用各种规格的专用接口连接线修改后才能连接(根据语法修辞需要增加辅助字符及变动单词拼写)。把这些功能电路用眼花缭乱的接口接线按各种成文不成文的规矩连到一起，就组装成中间功能部件(语句)。一个个中间功能部件(语句)拼到一起，就成了最终产品(文章)。不管科学技术如何发展，用分离元件现场手工装配功能电路(单词)、用专用接口连接线修改(根据语法修辞需要增加辅助字符及变动单词拼写)装配中间功能部件(语句)的中间步骤永不可缺。文章越长，中间手工组装工作量越大。这种流程作业体系尽管傻大笨粗，但好歹总算能把产品(文章)攒出来。

在汉字电脑输入问题解决之后，汉字体系的工作流程就有点像现代化的微机制造，又有点像搭积木——所有的分离元件(笔画)都早已预先压缩、封装、集合在一个个有独立功能的微电子芯片(汉字)中，无需临时抱佛脚现场手工制造。不过这些芯片外形却不是薄片，而是如同标准化积木，个个方方正正尺寸划一，不需要单独的专用接口接线，只要相互挨到一起就能构成中间功能部件(语句)。只需要从库存中挑选出需要的芯片(字)，像搭积木一样一个挨一个地放到一起就完成了产品(文章)。由于没有现场手工组装工序(造字、因语法需要改变字的结构)，没有“苛捐杂税”(在单字之间插入空格、对单字结构做修改、增加各种辅助符号之类)，整个流程作业可以非常简洁高效，基本没有系统资源的浪费。

表音文字的底层核心是单词拼写，而用字母拼写单词时只能沿一个固定顺序，要么只能从左而右，要么只能从右而左，不可逆行。这就决定全部语句的构成也只能有一个固定的顺序，同样是要么只能从左而右，要么只能从右而左，不可逆行。整个文字体系只能机械呆板地单向运作——单向拼读，单向组合，单项扩展。一旦逆行，不仅全部语法结构立刻乱套，而且几乎所有的单词除了像“雷达”(radar)这样极少数的特例外，都会立即如同乱码符号，整个文字体系顷刻崩溃，不知所云。表音文字千变万变，单向运作顺序不变。这种永远“以不变应万变”的单向固定运作顺序非常容易导致形成固定的单向思维本能，形成“线性思维”“单向思维”“一根筋”“死脑筋”之类呆板僵化的思维习惯。

汉字个个都是功能完备的抽象图形，用法没有限制，既可以当名词、动词、形容词，也可以当副词、语气词等，转换角色时不需要对字体本身的构造做任何变动。这点表音文字就不行：同一个词，拼法在当名词、动词、形容词时不一样，在分性、数、格时也不一样，得变来变去。汉字个个外形标准化，相邻之际“亲密无间”，不像表音文字那样单词之间必须“保持距离”留出空格。所有这些特征使汉字使用起来非常简便灵活高效，只需像积木、集装箱那样“排排坐”就能搞定。不过积木、集装箱只有在同一平面上才可以任意排列，在不同平面就必须遵守自下而上的固定顺序。而汉字连这样的束缚都没有，可以全方向任意排列——不仅可以从左而右、从右而左、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而且可以左右上下全向通吃，正读反读上下读都可以读得通，不存在语法禁区。比如“人生如戏”“福满人间人满福”“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客上天然居”等，不管横排的从左往右还是从右往左、竖排的从上往下还是从下往上，都能表达出完整的意思，没有任何语法障碍。因此汉字词句可以一个字都不变，只改变一下字的顺序就表达出完全不同的意思。比如“好喝酒”“酒好喝”“喝酒好”“喝好酒”……这种机动灵活简洁明了的语法组合方式表音文字打死都做不到。这就决定汉字这样的文字体系非常有利于锻炼头脑机敏、思想灵活、不拘一格、换位思考、逆向思维、多角度思维、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不在一棵树上吊死等素质。

3.发展余地最充足，对未来将出现的新名词，只需选现有汉字另组新词，不需另造新字

汉字可以不变动结构就自由排列组词的特性使汉字名词组词时可以实现同类字共享，比如猪、猪肉、猪肝、猪腰子中的“猪”，葡萄、葡萄干、葡萄酒中的“葡萄”，星期一到星期日中的“星期”。而那些此处没有被共享到的字如“肉”“干”“酒”“一、二、三”等同样可以在其他相关场合被共享。

这种允许自由排列组词的特性还使只要改换一下汉字的顺序就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给出不同的名称，比如“山上”与“上山”，“会议”与“议会”，“明天”与“天明”，等等。

这样的特性使不管今后出现多少新东西，都可以从现有的汉字中挑选出内容相关的字通过不同的组合为其命名，不必每出现一个新东西就必须制造出一个必须死记硬背的新汉字名字(音译的外来名称除外)。因此普通人的汉字学习可以几乎“一劳永逸”——只要不是因为专门研究文字而必须不断学习各种冷僻字，学会几千个常用汉字就差不多够吃一辈子。

表音文字虽然能共享字母，但意义有限。比如在英语里，猪是“猪”(pig)，猪肉是“猪肉”(pork)，母牛是“母牛”(cow)，牛肉是“牛肉”(beef)，葡萄是“葡萄”(grape)，葡萄干是“葡萄干”(raisin)，葡萄酒是“葡萄酒”(wine)，星期是“星期”(Week)，星期一是“星期一”(Monday)……不管内在关系如何密切，名称上完全看不出来，个个都得死记硬背。

这样的结构决定每出现一个新东西，表音文字里就得制造出一个必须死记硬背的新名称。

人类每认识到一个新事物，就需要给出一个新名称。世界无限发展，新事物不断涌现。尤其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发现发明层出不穷，要给出的新名称也无穷无尽。

面对这无穷无尽的命名需要，只要不把新产生的外语名词奉为圭臬机械地按音译取名，汉字体系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汉字总数不变，组合万变。用已有的总数不变的汉字，通过变化无穷的组合给出无穷的新名称，不必为每新出现一个新东西就发明制造一个新汉字。

表音文字体系则不得不“以无限膨胀应万变”——无限增加的新名称，应对无限增加的新事物。每出现一个新事物，就得发明一个新名称。发明新名称只有两种办法：第一，无根无据随心所欲凭空造出一个来让人们死记硬背。第二，把所有相关词根堆砌到一起再稍微做些语法加工，造出一个新名称，让人可以从所有构成的词根意思知道新名词是什么。用第一种方法制造新名称，再简短也如同鬼画符，除了当事人自己外谁都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用第二种方法制造新名称，由于表音文字的词根的简明独立性与汉字无法相比，无法避免冗长繁复，拉郎配硬堆砌的结果同样会成为普通人一看就头大的鬼画符。比如：

汉字：“反对政教分离主义”——英文：antidisestablishmentarianism

汉字：“肝胆囊肠吻合术”——英文：hepaticocholecystostcholecystnte nterostomy

汉字：“肺结核尘肺病”——英文： pneumonoultramicyoscpicailicov olcanoconiosis

同样是给新东西命名，表音文字系统是另造新单词，汉字系统则是另组新词组而不是另造新汉字——见过为新东西的命名而创造的新英语单词，见过为新东西的命名而创造的新汉字吗?见过牛津词典的词汇量年年增加，见过新华字典的汉字量年年增加吗?

中文汉字系统的入门门槛极高——必须先学会至少几千个常用汉字。这就离不开大量的死记硬背。这一学习阶段最艰难，最痛苦。但掌握了这几千个常用汉字后，需要的死记硬背就不多了——新出现的东西的名称基本是用学过的汉字根据内涵明确的逻辑组合而成的。弄明白这新名词含义需要的不是死记硬背而是理解判断，从新名词中已知汉字的意思就能大致理解判断出新名词的含义。就像不懂医学，却可以知道胃炎、肝炎、肺炎等大概是什么意思;不懂人工智能，却可以知道大模型、算法、芯片等大概是什么意思。

表音文字系统的入门门槛很低——只需要死记硬背几十个字母、学会用字母拼写单词就算入门了。但之后每碰到个新单词都得死记硬背。越现代化，新出现的跨专业科技新名词越多。搞科技的如果学，死记硬背的难度就越来越大;不学，就等于被时代淘汰。

对汉字系统而言，汉字学习的难度曲线在小学阶段是陡然升高的，因为这一阶段有大量的死记硬背。但等中学毕业之后，汉字学习的难度曲线就趋于平稳了，因为到了这一阶段，汉字学习最大量内容是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对普通人而言，汉字学习是“一劳永逸”：入门时死记硬背一阵子就基本足够轻松享用一辈子。

对表音文字系统而言，文字学习的难度曲线如同平地起高山，虽然一开始平缓，但从不停止上升，越到后面越艰难。如果搞科技，则一辈子都离不开死记硬背。

人越年轻，记忆力越强，越不怕死记硬背;成年后记忆力衰减，理解力增强，短于死记硬背而长于理解分析。中文汉字系统的汉字学习难度曲线与人的这一生理特征恰好吻合。而表音文字系统却使人在记忆力最强的生理阶段——孩童时期轻松度过，在人的记忆力衰减之后仍不得不死记硬背层出不穷的新名词。

学汉字有点类似愚公移山——山虽高，却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汉字虽多，却不会再增加了，学一个就少一个。挖山不止，终见通途;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学表音文字有点类似吴刚伐桂，随砍随长，永无止境;又有点类似巨轮远航，虽然开始顺当，但时间越长、距离越远，船底寄生附着的海洋浮游生物积累越厚，负担越重，行进越难。

人类对世界的探索和认知是无限的，新的发现是无限的，需要的新命名也是无限的，尤其是科技领域。如果使用汉字系统命名，就不需要制造新文字，也不需要为此大量增加死记硬背，因为新命名中选用的“共享汉字”的内涵不仅可以使专业人员很容易理解、掌握、记忆;而且可以使外行也不难对新事物特征有所了解，因而也不难入门。这就使相关人才储备必然雄厚。所有这些都大大有利于相关科技的发展。

如果使用表音文字系统命名，则必须制造新单词，由此需要制造的新单词是无限的。而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早晚不堪重负。表音文字系统的结构使新造的单词尤其是跨行业跨学科的科技新单词无法避免冗长繁复，以至于除了直接创造这类单词的最对口的专家外，不死记硬背就无法记住。个人的精力有限，能把大量精力用于死记硬背学习这些新单词新东西的人自然有限。这就使这些新科技领域的对口专业人才不可能充裕，入门门槛不可能不高，人才储备不可能雄厚。所有这些都将导致相关科学领域发展不可能不被拖累，整个系统早晚崩溃。

大体而言，两种文字有如下主要不同特征：

如图所示，汉字系统最致命的短板有二：第一，入门门槛太高。第二，不能用打字机实现打字机械化。当汉字电脑输入技术问题解决之后，系统短板就只剩下一个：入门门槛太高。除此之外全是优点。

相比之下，表音文字优点只有一个：入门门槛低，其余全是短板。在人工智能时代之前，这些短板似乎还不算多么不可容忍，应付当时的需要马马虎虎也能凑合。但人工智能时代就大不一样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无限，需要扩大的算力无限，需要堆的芯片无限，由此耗费的电力无限，无限到倾举国之力都难以满足的程度。而要达到同样的人工智能算力，中文系统的能耗远低于表音文字系统的。这让人们终于醒悟过来：在人工智能体系无穷无尽海量吞噬资源的需求面前，表音文字结构性决定的以往可以容忍的种种短板再也不能忽视了，必须从最基本的一点一滴抓起，锱铢必较，一点浪费都不能容忍。在这种情况下，汉字体系以前似乎无关紧要的种种优势——信息密度高、资源占用少、简明扼要、语法灵活、组合方便、没有无限增长的新汉字消耗等等，如今就成了足以决定人工智能成败的关键因素。汉字简直就是专为人工智能时代打造的天选之“字”。

既然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而汉字又能极大影响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如今汉字的意义就绝非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一隅之短长。

4.汉字捍卫中国统一，表音文字导致国家分裂

表音文字之本在“音”——文字源于语言的声音，用符号通过各种组合把嘴巴里说的语言的声音记录下来，最终结果就是文字——表音文字。这些符号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表音”，各种组合归根到底都是为“音”服务。“音”变了，组合早晚也要变。

人的语言发音是主观行为。主观行为无法强求一律。即使同样的语言，不同地方的人发音也会不同。比如同样是英语，就有牛津味儿的，洋基味儿的，香槟味儿的，伏特加味儿的，披萨/通心粉味儿的，袋鼠味儿的，咖喱味儿的，棒子味儿的，马鹿味儿的，猴子味儿的，大猩猩味儿的……当然，也有熊猫味儿的。可见即使能一统江湖，也休想一统发音。

人是会变的，语音也会变，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随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直至变成方言。语音变了，由语音决定的表音文字也会变。因此表音文字的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不同的地域里，同一个表音文字难免演变成不同的表音文字。

比如，同样是英语，几百年前的东西跟如今的英语一模一样吗?今天的普通人能读懂吗?

又比如，如今欧洲许多不同语言文字“五百年前是一家”，都是古罗马帝国的拉丁语——根据《维基百科》，“拉丁语是罗马人的母语，在整个古典时期一直是帝国行政、法律、军事的标准用语。”“古典时代晚期政治权力逐步去中心化后，拉丁语的各种西欧方言逐渐演变为罗曼语族下的各种语言，如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加泰罗尼亚语、奥克语及罗马尼亚语。”

古罗马帝国也搞过“书同文”——同样根据《维基百科》，“维吉尔在第一任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强调拉丁语是罗马统一和祖宗大法的来源”“被征服地区的人民改说拉丁语，使得拉丁语在被征服地区扎根”“拉丁语为帝国工作、晋升所必须，也是政府运作所用的语言。官方通信、跨语言区的法律判决都会使用拉丁语。”

为什么“书同文”在欧洲玩不转?“表音文字必变”。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为什么古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就再也统一不起来?文字分裂了。表音文字本性是发散的，有异化的自发趋向。现在欧洲那么多语言文字其实都是拉丁语一家下的崽。“表音文字必变”，因地域不同、发音不同而变化不同。不同的变化结果就是变成各种不同文字。没有共同的文字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语言就没有凝聚。没有凝聚，那就只有自发的分裂趋向，没有自发的统一趋向。难怪欧洲会分裂成那么多小国家。

由此可见，从长远看，表音文字不利于统一，只有利于分裂。

汉字则截然不同。汉字源自图形而非声音。声音是主观行为，图形是客观描述。图形的含义不靠声音描述，一旦确立就不会自己改变，与发音的变化无关。因此汉字的含义确定之后不会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两千年前的汉字表达的意思今天的人仍能看懂。不管空间因素即地域差造成的方言发音多复杂难懂，什么“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广西的“广西撞死四只鸡”、广东的“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海南的“叮咚鸡”……但只要一亮出汉字，马上一目了然，毫无疑义。

表音文字容易学，也就容易改，改了也容易扩散推广，久而久之自然容易演变成一种新文字，自然容易闹分裂。汉字难学，也就难改，改了也难以推广。古往今来没见过中国哪个闹分裂的有本事自创一套能取代汉字并让人们普遍接受的文字，即使在被分裂出去的地方也做不到。可以说，汉字本身就是统一的权威才有资格管理的财富。

汉字稳定不变，使用汉字的人就能有稳定不变的共同语言。有共同语言就有产生凝聚的基础。有凝聚就能产生抵消分离的自发趋向。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这种倾向与各种分裂倾向的角力中。各种分离分裂倾向从来都是局部利益的产物，而局部利益永远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不确定的。即使一时占上风分裂了中国社会，那也是暂时的，早晚被汉字体系导致的自发凝聚倾向所克服，使中国重归统一。

各种宗教，只要不是邪教，只要用汉字宣示教义，中国人就有机会同时了解各种宗教教义的大致宗旨，就能同时发现各种宗教的可取之处，就能容忍尊重乃至兼收并蓄。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战争，几种宗教能在中国和平共处，汉字功不可没。

由此可见，汉字是维持中国保持统一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保持宗教宽容性的关键因素。

5.从文字的根本使命看，汉字最科学、最完美。

语言不是人类与禽兽的根本区别，文字才是。人类有语言，禽兽也有。“鸟有鸟语，兽有兽言”。只有文字才是人类独有、禽兽绝无。

文字是文明的承载。没有文字，人类的语言就与禽兽的语言一样，死死被时空卡住：

时间——只有在发音的那一瞬间才存在，“话音一落”，一切皆消。

空间——只有在耳朵能听到的距离内才存在。一旦超越，等于没有。

文字使人类得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桎梏，使人类的智慧产物得以被记录、传播、分析、加工、累积、发展、继承，进化为文明。文字是文明程度的标志。出土文物的价值和重要性关键看有无文字。只要有文字，价值和重要性马上指数级增长。

文字的根本功能是传承文明。传承文明的核心要求是同时经得起时间和空间的检验。

时间的检验——不因为时间的推移而走样。不管过去几百年还是几千年，传承的内容都不变。

空间的检验——不因为空间的差异而走样。不管距离多远，不管随距离变化产生的方言、口音的差异有多大，传承的内容都不变。

秦始皇搞了汉字的“书同文”，古罗马帝国搞了罗马拉丁文字的“书同文”。

汉字经受了时间和空间的检验延续至今，古罗马拉丁文字则四分五裂面目全非。在承载文明这个根本而又严酷的使命面前，汉字用事实证明自己最科学、最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