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清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也是很复杂的朝代，对清史进行总结的难度很大，有很大的争议。笔者认为，清朝历史涉及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前段时间，以所谓“1644史观”为标志的有关清史的错误观点再次浮现出来，引起热议，这种“1644史观”割裂中国历史，硬说清朝不是中国朝代，成为分裂中国的工具，所以这种观点在正规的中国史学界站不住脚。但我们不能忽视“1644史观”在民间的影响力、迷惑力、渗透力和破坏力，这种“1644史观”在我国民间有大量的“易感人群”，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清朝末年丧权辱国，中华民族遭受了重大苦难，所以我国的很多人一想到这些事就气不打一处来，就对清朝非常愤恨，激愤之下就产生了偏激情绪，就认为这么糟糕的清朝怎么能算是中国历史的朝代呢?虽然这些人的出发点主要是出于朴素的爱国情感，但如果这种爱国情感没有得到正确引导，就会使一些人产生偏激、幼稚的观点，这些偏激和幼稚的情绪容易被某些企图分裂中国的别有用心的势力所利用。所以正确看待清史就很重要了。

进入正题，谈谈清朝历史涉及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有一些人认为清朝的专制是导致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认为明朝已经有了民主进步的萌芽，结果被清朝的专制毁了，认为是清朝中断了中华文明，耽误了中国近三百年，毁了中国的前途;也有人认为，专制是中国历史上各封建帝制王朝都有的问题，并不只是清朝的问题，是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导致了中国的落后。前一种观点偏激了，后一种观点是理智的，但两种观点都把民主想得有些简单，有很多人认为民主了自然就能大踏步前进。下面就探讨一下中国封建社会的民主思维相关问题。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结合了法家思维进行统治，这种统治模式常被归入“专制”的类别里。(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指在从秦朝到清朝的政治上大致采用父死子继的帝制，但也有多次“禅让”和王朝更替的取而代之，经济上以农业为主，思想上大体以儒家思想为主，国家观上主要是追求大一统局面的这两千多年的阶段，在定义这个阶段时使用了“封建”这个名词当作名称)，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与西方的封建历史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区别。中国的封建时期并不能简单地认定为全是专制，

有的观点认为是儒家思想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黑暗专制，这个观点不准确，儒家思想是矛盾的。儒家思想确实有专制的因素，比如“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在事实上导致了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歧视，尽管对于怎么定义“上智”与“下愚”存在争议，但底层劳动人民很容易被划分到“下愚不移”的行列里。不过，儒家思想也有民主思维，虽然儒家思想里有种观点主张要把统治秩序、统治格局固定下来，人们的等级次序和人们所处的等级位置不能变，要严格地使人们各居其位，不可僭越，不能“犯上”，以避免人们争夺统治权造成的混乱和祸患，但儒家思想里也有种观点认为如果君王无道，就应该失去天命、失去人心、失去统治权、失去地位，也就是说，儒家的这个观点认为统治秩序、统治格局、人的统治地位可以变，而且儒家的荀子还有“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名言。兼具专制思维与民主思维，而且既有认为统治权不能变的观点，也有认为统治权可以变的观点，既有认为人的相关地位不能变的观点，也有认为人的相关地位可以变的观点，既有不能“犯上”的观点，也有敢于反抗的观点，这是儒家思想的矛盾之处，但儒家思想缺乏对解决这些重大矛盾关系的完整完善的、详细而全面的论述，儒家思想有很多穿透古今的闪光点，但儒家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显得力不从心，儒家的理想和历史事实的反差很大。彻底否定儒家思想就容易导致过度否定我国古代历史，但如果把古代儒家思想说得一片光明，这也不符合事实。既不能把孔子说成是至圣之人，也不能把孔子说成是一生都在作恶的“孔老二”，他就是一个有历史局限性的古代重要思想者。新儒家如果想对总结历史和开创未来有所贡献，就需要全面、系统、详细、完善地探讨论述集权和分权的辩证关系、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保持秩序稳定和激发活力的辩证关系、制约人的行为和保障人权的辩证关系、服从与反抗的辩证关系、纪律和自由的辩证关系，这件事难度不小。

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古代的中原文化有很强的先进性，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天下大同”的思想，就把民主思维写入经典，但纵观历史，古代中原文化为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所进行的实践非常艰难坎坷曲折。在我国古代，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事：儒家的仁政思想和民主思维把皇帝制约得战战兢兢、连连罪己。中国古人不是没有想到过民主，也尝试过运用民主因素，不能把我国“封建”时期的历史一律归入“专制”的范畴。但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的天下大同理想、和睦思想、仁政思想、民主思维都是在原理层面，要想把原理变成现实还需要解决很多大难题，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治理国家艰难的重要原因。打个比方，中国古代发明了火药，制作出了二踢脚，这就是发射运载火箭的原理，是了不起的发明创造，但从知道原理到成功发射运载火箭，还需要解决很多很大的技术难题，还需要有很多新的伟大发明创造，这个过程特别难。

我国古代历史就如同一个人聪慧早熟，但随后命运坎坷。聪慧并不等于人生能够顺利，早熟也不等于已经有了足够的人生经验和阅历。

有了民主思维就必然会产生“天下能者居之”这种类型的观念。皇帝虽然在古代的理想观念上具有“真龙天子”的光环，但皇帝实际上是肉体凡胎，所以皇帝的统治必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甚至问题很严重，这时可能就会有人觉得自己比在位者更有德行与能力，从而生出取而代之的念头，安禄山应该就是这么想的，结果就引发了大战乱。安禄山的争权行为并非孤例，历史上类似的权力更替冲动屡见不鲜，民主思维产生的影响力所带来的权力竞争有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或战争，这样的事在中国历史上多次上演，在这些战乱带来的历史疼痛感的基础上就产生了保守怕乱的思维，这种保守怕乱的思维影响了清朝统治者，所以他们就把维系稳定当作优先目标，清朝的统治思维确实害怕权力竞争带来的“天下大乱”，清朝的统治思维并不是强行打断了中国历史，清朝的统治思维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长期演进的产物，具有历史的延续性，这种对动荡的深刻警惕虽然促使统治者采取种种措施维持稳定，但也导致了活力逐渐被压抑的局面。

有人说，应该实行必要的权力竞争，以便通过竞争来产生活力并实现对权力的制约，但能否改变以“砍人头”的战争方式来实现权力的竞争和更替，而是采取“数人头”的和平推选方式以多数人的意志来产生新的领导者。我国古人也这么试过了，西汉末年人们推举王莽上位，正是基于多数人的和平选择，当时多数有条件参与政治的人并不认为最高统治者只能让刘邦的子孙来当，而是要选贤与能，谁行谁就上，人们当时认为王莽是大贤能，于是通过多数人的意志促使西汉皇帝实施禅让，让位给王莽，和平地实现了权力更替，颇具民主色彩，王莽一度很得人心，人们期待着“新”的开始所带来的幸福，然而理想不敌现实之复杂，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王莽的执政导致了巨大灾难，这次儒家民主理想的实践遭到了惨痛的失败。这就是和平推举遇到的一个大难题：人们有可能看错人，多数人也有可能看错人，以“数人头”的方式选出的贤能未必真正具备治国之才。所以后来的中国封建历史上虽然也产生了若干次禅让，但还是多以战争的方式实现王朝更替，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能够在争夺江山的战乱中最终胜出的人和统治集团，总还是能力比较强的，他们往往能保持一段时间的秩序稳定与大体和平，带来一定的经济发展，但是新的父死子继的帝制统治无法永恒。

上述就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民主思维遇到的“这样做也很不理想，那样做也很不理想”的困局。这个困局并不是清朝制造出来的。

很多人认为，我们当代社会可以借鉴古今中外的民主实践经验教训，建立完善的制度，就能解决古代民主实践中所遇到的两难问题。确实，人类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要比古代完备得多，但也遇到了大问题。第一，现代政治生活高度专业化，涉及的专业种类很多，经济的、文化的、法律的、科技的、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金融的、教育的、医疗卫生的、军事的，等等，专业内容高度复杂，专业知识又广又深，任何一个现代社会公民都只能懂得这些专业知识的一小部分，第二，要想提出好意见、对各部门的工作作出正确评判，就需要了解情况，但是现代社会之中要行使民主权力的公民没有时间和机缘去充分了解本国方方面面工作中的诸多人和事以及各种情况，以上两点是现代社会公民行使民主权力的巨大的客观限制，不懂加上不了解情况，还怎么作出正确判断和提出正确意见?怎么对各项工作作出正确评判?很多人只能根据很有限的知识、少量的信息、表面的现象形成片面的、肤浅的见解，所以出现了这种现象——在试图行使民主权力对人和事作出正确的评判并且试图选对人的时候，容易依靠碰运气，这是现代人类社会民主机制运行面临的共同巨大挑战，在行使民主权力时无论是对局部工作还是对全局工作进行评判都有上述困难，这是全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另外，现代人类社会运行民主机制还面临其他巨大难题，这难题就是人群之中大量存在以下现象：被极端观点和极端情绪吸引裹挟的;不同群体偏执于自己所看到的、所愿意看到的局部现象的;孤立片面看问题的;执着地对鸡毛蒜皮的事情斤斤计较的;逻辑混乱的;眼光只局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情绪亢奋难以自控的;过于好斗的。所以现代人类社会的民主并不容易搞好。

很多人都简单地认为民主了自然就会通向幸福，进入了“一民主就灵”的误区，实际上，民主机制的良好运行需要一些特定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后实行了军事民主，取得良好效果，但这种良好效果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某个步兵排受领任务攻打一个山头，排长发扬民主召集排里的战斗骨干讨论进攻方案，在具备下列条件的情况下才有较好效果：第一，部队党建搞得好，人们团结，并以大局为重;第二，排长能力较强，有威信;第三，排长和骨干长时间一起生活，互相了解;第四，大家长时间一起训练，知道怎么相互协同配合;第五，大家都懂班排进攻战术，都是内行;第六，通过战前侦察，了解了地形和尽可能了解了敌情;第七，排长和骨干们之中没有巨婴杠精。

在两千多年前和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人们对民主的看法有些天真简单，这在所难免，但到了二十一世纪，这样天真就不合适了。笔者年轻的时候对民主的看法也比较天真简单，后来随着年龄增长，看法也就更加理性。

如果民主没有搞成功，后果很不好。我们再回去分析明清交际的历史。前些年就有人认为明朝已经有了民主进步的萌芽，但被清朝毁了。这些人所指的明朝的民主萌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明朝官场的民主因素，一个是存在于民间的民主因素、参政意愿。来分析一下这种观点，第一，在官场，明朝的一些儒家思想文官敢于反对皇帝，或者敢于和皇帝消极地对抗，但这一定会形成好局面吗?事实上这最终导致明朝的皇帝和文官们杠上了，长时间处于僵局之中，内耗极大，大大减弱了明朝的力量，这是明朝受到灭亡之苦的重要原因，这实在不是一个良性的局面，实在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清朝自然不可能把这个例子当成一个成功的经验来吸收，反而自然地要反其道而行之，努力避免陷入这种君臣对抗的僵局，清朝也确实做到了，清朝的观念和局面是皇帝和皇权代理人要能够一锤定音，同时清帝基本都很勤政，与大臣们的商议和讨论也很多，这使清朝在面临长期封建社会严重积弊的情况下还是延续了近三百年。第二，在民间，一些知识分子讲学议政，形成学术团体，具有参政意愿，与官场发生联系，形成力量，大大影响了政局，但这种参政力量表现出的建设性严重不足，在进行剧烈的、恶性的党争方面毫不含糊，这种剧烈的、恶性的党争大大加剧了政局混乱，也大大加剧了明末的财政危机，最终导致负担过重地压到了底层农民的身上，这也是明朝遭受灭亡之苦的重要原因，清朝自然也不可能把这视为成功经验，清朝避免了明朝那样的党争，也试图对农民“轻徭薄赋”和推行“官绅一体纳粮”。虽然清朝最后也终结了，但清朝在明朝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政策调整和明朝的历史具有因果延续性，是中国历史演进的一部分。

通过理性分析第一个方面的问题，理智地看待清史和其他封建王朝历史，可以使我们对民主的看法更加完善和理智。笔者以前的文章《由中国古人实践民主的漫长坎坷路所想到的》也有这方面的思考。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没有把儒家的核心思想和墨家的核心思想成功结合起来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不是清朝制造出来的，只是清朝和其他封建帝制王朝一样没能成功解决这个问题。

我国封建王朝基本都要把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结合起来运用，但对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的结合很不够，这引发了严重问题。具体说就是没有成功地把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爱有等差”观点和墨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兼爱”观点成功地结合起来。

为什么说把这两个很矛盾的观点结合起来很重要呢?

在春秋战国时期，“爱有等差”和“兼爱”观点各有支持者，就这两种观点进行了争论，或者是想用“爱有等差”完全取代“兼爱”，或者是想用“兼爱”完全取代“爱有等差”，没争出个结果。到了我国的封建社会，儒家思想成了主流，墨家式微，“爱有等差”成为人们普遍信奉并执着坚守的观点，“兼爱”观点虽不能说完全断绝，但总体影响很弱。时至今日，我们应该知道，这两种观点应当各有适用情况。比如，当一个人领到了工资时，他就可以优先地用工资养活自己的家人，然后在有余力的时候可以捐点钱做公益帮助外人，这就是适合“爱有等差”的情况。再比如，一个政府官员，当他行使公权力的时候，就必须以“兼爱”的原则行使公权力，而不能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优先“照顾”自己的家人、亲戚和朋友，要对自己的亲朋好友和群众一视同仁，这就是适用“兼爱”观点的情况。我们可以完善一下“兼爱”的原则，“兼爱”的原则并不等于绝对平均主义，例如对贡献明显更大的人的奖励可以多一些，这并不算违背“兼爱”原则。

“兼爱”观点高尚，那能不能用“兼爱”观点完全取代“爱有等差”观点，让“爱有等差”观点完全消失呢?这是不可能的。比如，一个人，当他的至亲去世时，他会感到强烈的悲痛，但他对陌生人去世的反应就比较平淡，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数百万人去世，如果要求某个人以“兼爱”的观点一视同仁地对待陌生人和自己的至亲去世，那么这个人每天都要强烈地悲痛数百万次，这个人就没法工作和生活了，如果全人类都这样，那么全人类都无法生存和发展了。

同样，也不能用“爱有等差”观点过度取代“兼爱”。封建年代并没有确立这样的思想——把“爱有等差”和“兼爱”结合起来，而是确立了人就应该“爱有等差”的观点，所以“爱有等差”是人们普遍秉持的观点，并且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在心中排斥了“兼爱”观点，这就产生了一个后果，很多人当了官以后，在行使公权力的时候也是执着地秉持“爱有等差”的观点，用公权力让自己的亲朋好友优先地获取利益，这就是腐败了，而且因为“爱有等差”观点根深蒂固并且普遍，所以引发的腐败也是顽固的、广泛的，连金口玉言的皇帝也扭转不了这种局面，其实皇帝们基本上也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让自己的亲人优先地获利，都没有处理好私利和公利的关系。

“爱有等差”观点虽然不是高深的理论，但其产生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高深的理论，因为“爱有等差”是千百万人的习惯的力量，千百万人的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封建年代，没有把“爱有等差”和“兼爱”结合好，致使以权谋私的腐败腐朽蔓延成了封建王朝无法摆脱的宿命。

在民间，没有把“爱有等差”和“兼爱”结合好的问题也导致了很不好的结果，民间也有人通过坑害陌生人来为自己的家庭牟取利益。有人会说，“爱有等差”不等于不爱陌生人，只是因为关系疏远，所以对陌生人的爱比较弱，但不是没有爱。这个观点忽略了利益的诱惑力是极其巨大的，坑害陌生人往往能给自己的家庭带来更多利益，因为对陌生人的感情淡薄，所以就挡不住利益的巨大诱惑力，做出坑害陌生人举动。所以需要用“兼爱”思想来平衡“爱有等差”思想。

在封建社会，不好的官风对民风造成不好的影响，民间存在的不好的因素也反过来也影响了官风，在民间，有很多人认为当了官就当然要优先“照顾”自己的家庭、家族，否则，不就成了“六亲不认”，那还能算是人吗?这也是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

但是在封建年代，“兼爱”的影响力并未完全消失，有的人当了官以后就向往“铁面无私”，一个儒家知识分子官员，当他铁面无私地行使职权时，他的思想倒是更接近墨家的“兼爱”思想，在民间，也有公道之心做好事，只是那时候“兼爱”思想的影响力弱，所以在封建社会，没有很好地将“爱有等差”和“兼爱”思想结合起来导致的积弊甚深，这也是封建形态最终没落的重要原因，这种没落并不是某一个封建王朝单独制造的。但是“兼爱”思想仍在中华大地上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到了社会主义年代，迎来了把“爱有等差”和“兼爱”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公利和私利关系的契机。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清朝乾隆皇帝对近代科技采取了消极应对态度，把近代科技挡在国门之外。这个做法是否正确?对此，历史已经做出裁决。但我们不能过于简单地看待历史，科技进步有巨大的好处，但科技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冲击，是一把双刃剑。对一个古老国家来说，科技的引入就使人们的思想活泛了，必会形成方方面面的冲击，这对既有秩序、对整个社会的适应和调整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确有巨大风险，乾隆帝的顾虑并非全然无据，虽然他的应对方式最终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但我们也要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这样，才能在迎接科技发展的浪潮的同时驾驭这股力量，这考验着人们的智慧，我们既要让科技创新的益处真正服务于社会公平、人民福祉和稳定大局，又要审慎应对冲击，尽可能减弱这种冲击带来的负面作用。

结尾的话：

现在有些人不能客观看待明、清历史，相信了一些网络爽文，这些网络爽文把明朝说得一片光明，甚至说明朝进行了“核科学研究”，似乎明朝有了核武器的萌芽，一些人想依靠这些虚幻的想象建立自信。实际上这不是在建立正确的自信，这是一些人在满足虚荣心，带有这种虚荣情绪的人容易被所谓的“1644史观”所迷惑。难道我们需要用这样的网络爽文来建立自信吗?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中华民族遇挫折而奋起的事实来建立正确自信。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遇到了重大危机，在这紧要关头，大批汉族志士成立和加入了中国**，他们或者抛头颅、洒热血，或者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或者殚精竭虑、上下求索，这些汉族志士以及和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少数民族志士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与广大各族民众结合，一起奋斗，建立和建设了新中国、挽救了中华民族、振兴了中华民族。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样的伟大事实来建立自信。

一些人想着通过某些网络爽文提供的情绪来振兴汉族，但他们的观点陷入了狭隘。现在我国的科技实力很强，大多数科技工作者都是汉族人，如果汉族不振作，我们国家就要出大问题，但是振兴汉族不能依据某些网络爽文的狭隘偏激观点。汉族的振兴对少数民族也大有裨益，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汉族儿女在党的统领下，帮助少数民族搞建设，把很多少数民族从封建制的、奴隶制的，甚至是原始状态带入了社会主义，实现了现代化。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对任何群体进行保护的同时，也要对这个群体进行正确引导，如果在对某个群体进行保护的同时，忽略了对这个群体进行正确引导，就会导致这个群体中的大批人走入歧途。

路长远思茫茫 写于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