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作为香港最早一批居屋之一，宏福苑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剧增的居民，得以结束简陋的居住条件和频繁迁徙的生活，在城市中真正落地生根。随着香港房价持续攀升、居住密度不断提高，宏福苑相对宽松、生活便利的居住条件，又让这里逐渐成为人们难以搬离的家园。火灾背后，是一个老社区里几代人关于安居、上升、衰老与失守的命运轨迹。

记者｜覃思 程靖

编辑｜王珊

女儿

火灾后的宏福苑，和它对面的广福邨像是两个割裂的世界。它们都是1983年落成的，前者曾是以低于市场价出售的“经济适用房”，后者是香港特区政府出租的公共屋邨，两个社区同期规划，比邻而居。

广福邨平台的一端，是两邨居民日常交会的商场：茶餐厅、糖水店、便利店、平价超市、麦当劳、药店、干洗店、诊所和补习班依次排开。平台上行人来往，初看起来，一切仍在正常运转。

但11月26日大火后，几乎每一天，都有人在广福邨平台上停留，朝着宏福苑的方向凝望。他们中有人是广福邨的居民，有人是专程来悼念宏福苑的遇难者，也有人是宏福苑的居民。大火发生后，政府将1400多户宏福苑居民分散安置在全港各区的酒店和过渡性住房，但遗体辨认、灾民补助申请、证件办理等流程都集中在最近的广福邨。这意味着，受灾居民不得不反复回到这里——在这里，他们静静地凝望着被烧得棕黑斑驳、不复存在的家。

在广福邨平台上，能望见宏福苑。封锁线外，这里的生活看起来一如往常(黄宇 摄)

我们就是在这里见到了郑先生和他的妻子。郑先生今年37岁，白净的脸上有些雀斑，穿着普通的T恤衫，背着双肩包;妻子一头黑发，扎得很整齐，郑先生的神情比妻子平静一些。几天前，他们在火灾中失去了女儿。

郑先生一家人住在宏福苑宏泰阁(E座)的2407室，女儿郑煦翘今年5岁，上幼儿园大班。每个上学日清晨，家里的菲佣玛丽安(Maryan Pascual Esteban)会带着煦翘坐巴士去九龙的幼儿园。从大埔区到九龙，单程大约半小时。中午放学，玛丽安会带煦翘回家，给她做饭，陪她午睡，等煦翘醒来后，再带她去上课外班。有时候，玛丽安也会带煦翘去距离宏福苑一公里外的海滨公园，踩踩水、骑骑单车。郑先生和妻子工作忙碌，许多时候都是玛丽安陪着女儿。

11月26日下午，正在上班的郑先生看到新闻：宏福苑起火了。火势在短短一小时里蔓延至小区四座大楼。周三是女儿没课的日子，他和妻子匆忙打车回家，路上给玛丽安打电话，却没有接通。他们抱着“两人可能在别处歇脚”的想法，跑去了家附近的商场、麦当劳，又去了临时接纳宏福苑疏散居民的社区中心和安置所，都没有发现她们的踪影。他们心急如焚。

一夜无眠后，郑先生次日一早就向警方报告两人失踪。朋友们则把郑煦翘和玛丽安的照片印成寻人传单，在宏福苑附近分发。他记得，当时警方表示已经找到一些罹难者，会放在相簿里拿给家属辨认。就在那天中午，他在宏福苑相邻公屋广福邨的社区会堂辨认出了女儿。那天傍晚，玛丽安的遗体也被找到了。他得知，两人是在家门口被找到的，“我相信他们往楼梯方向逃生时，烟来得太快，就被呛到了”。

11月26日，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现场，两位居民裹着被子站在安全线外，凝望被大火包围的家(视觉中国 供图)

郑先生说，在已经烧毁的宏泰阁2407室，收藏着许多女儿的画。周末若父母起得晚，她会自己在客厅画画，画爸爸妈妈和小动物。“郑煦翘”这个名字，“煦”代表着阳光、有活力。他们也看到女儿从容易害羞，变得活泼、爱照顾人。郑先生说，女儿在幼儿园是插班生，后来，每当有其他孩子转校来时，她会主动帮别的孩子适应环境，“有时同学不开心，她会主动拍拍别人，安慰别人。在家楼下玩时，如果有孩子说，‘我们不要跟谁玩’，她会说，‘不要这样，我们一起跟他玩’”。

郑先生说，女儿出生在 2020年。从那以后，郑先生觉得自己和太太“像变了个人”。为了多赚钱，他从一份能按时下班的文职工作离职，转行做需要拼业绩的岗位。工作越来越忙，压力越来越大，下班回家孩子已入睡，周末和旅行也要带着电脑。但他始终觉得，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再辛苦也值得。

过去一周多的时间里，郑先生为煦翘办理后事、申请补助金和安置房时，都要回到宏福苑。一家人都难以接受煦翘的离去。他说，长辈们只要看到为宏福苑受难者悼念的照片，就会“触景生情”。而对他和妻子来说，即使不路过宏福苑，也会随时想起女儿——打开手机，里面全是她的照片;吃什么、走到哪里，都能想起她;为她办理后事、走进童装店时，会下意识地想：“她会喜欢哪件衣服呢?”

出事后，朋友劝他坚强，“你们还年轻，还可以再生一个小孩”。但他也知道，一个小孩怎么可能替代另一个呢?

广福邨的居民广场(黄宇 摄)

逃生

宏福苑位于新界大埔东侧，靠近吐露港海岸，是一个典型的上世纪80年代居屋小区。从空中俯瞰，各栋楼体都是规整的“十”字形。这样的设计让大多数住户都能见到光、吹到风。八栋31层高的住宅楼紧挨在一起，组成一个背靠海港、内扣的字母“C”。

根据目前的调查，尚无人了解火灾“第一分钟”里发生了什么，但可知的是，大火是从这个“C”字最中间的宏昌阁东边低层烧起来的。据香港天文台信息，恰好有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在11月25～26日之间抵达香港。在干燥大风的助推下，宏昌阁的火势很快蔓延到位于其西南方向的宏泰阁，继而蔓延到西北方向另外五座楼栋。唯独宏昌阁正北、隔着一栋楼的宏志阁没有被烧。

卢家明家住宏道阁，与宏昌阁隔了三座楼。他是在大楼断电后，从21楼一路“摸黑”走下来的。他回忆说，26日下午2点多时，姐姐打电话来问他在哪里，“着火了，你们收拾收拾走吧”。他感到诧异，他没有听到火警钟响。“走什么走?家里没烟，也没火。”卢家明说，因为小区维修工程，他家的窗户被发泡胶板封住，看不到窗外的景象。他只感到“很吵”，但他猜想可能是因为窗户正对着小区的游乐场——平日里，每天下午放学后，孩子们都在那里玩游戏。

但挂掉姐姐的电话，卢家明回头看了看，发现“黑烟正从厕所的气窗里涌进来”。那一刻卢家明才意识到，涌进来的烟味“和普通烟味不一样”，是“呛喉”的那种。他马上把气窗关上，又检查一遍家里窗户是否关好。他打开家门，发现整个电梯厅都是黑的，“什么都看不到，全都是浓烟”。卢家明立刻走出去，把门关上。宏福苑的住宅格局是每层8户。每栋楼有三台电梯供住户上下楼，同时配有两道防火梯，以剪刀形排列，其中一道通往前门，另一道通往后楼梯。

卢家明说，他在宏福苑居住了30多年，知道后楼梯在哪儿。走廊烟雾弥漫，他摸到后楼梯，沿着后楼梯外侧的扶手，一边摸索，一边用脚试探，一点一点地向下走，“又怕滑倒，又怕踩空”。卢家明记得，整整21层的楼梯漫长的仿佛没有尽头，他一边摸索，一边想着“怎么走了这么久都没到?”但还是坚持向下走。又走了两层，他摸到一扇门，一推开门，透过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路牌，新鲜空气涌了进来。

他匆匆穿过大堂，在走出楼外的一瞬间，水从头顶上浇下来，“那应该就是灭火的水”。他看到了匆匆往其他楼栋跑去的消防员。走到隔壁公屋广福邨的社区会堂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刚好看到宏新阁的火苗蹿向相邻宏道阁外的棚网，火势一下子蹿升。“我眼睁睁地看着火烧到我的家……”他一边看着火越烧越高，一边喊“为什么不救火?为什么不救火?”但他后来才知道，当时消防队忙着扑救火灾严重的宏昌阁和宏泰阁，“等他们赶到，我们的楼已经来不及救了”。

火灾后，人们来到香港大埔海滨公园悼念(黄宇 摄)

卢家明的崩溃在火灾后第二天开始。在暂住朋友家的日子里，他放声痛哭。他记得自己上一次哭，是因为母亲去世，而这一次他哭了几十次。儿子劝他不要刷手机、不要看新闻，但关于火灾的报道铺天盖地，他根本无法避开。看着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他甚至一度想过：“为什么死的人不是我?”

莫太家在宏昌阁14层。火灾发生两周前，她家窗户外的围挡已经拆除。但火灾发生时，她没有听到窗外有什么异响，也没有听到火警钟响。是有人敲门喊“有火警”(着火了)，她打开门，没有看到按门铃的人，只看到走廊里飘着一点烟雾。她转头回家拿上钱包、手机和钥匙，又拿了一条毛巾，用水打湿。走出家门时，莫太看到隔壁的老人家已经坐在轮椅上，帮佣推着他。另一位邻居男士也来到了走廊。那时，楼里的电梯还在运行，四人决定一起坐电梯下楼。几十秒后，他们到了底楼大堂，看到门口不断有燃烧的棚网碎屑掉下来，消防员让他们等一会儿。

莫太记得，他们走出楼栋时是下午2点58分前后。几分钟后，她给此前下楼购物的先生打了电话。她想，幸好那位未见其人的邻居来按了门铃，“要是等烟进到屋子里，看不见时，我再逃生就很困难了”。她还听说，再过十几分钟，宏昌阁的电梯也无法使用了。

同住宏昌阁的街坊李威廉(William Li)证实了莫太的预感。李威廉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下午3点2分，当妻子打来电话告诉他家中着火时，他还未闻到烟味，等他换完衣服、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开门的一瞬间，浓烟就涌了进来”。他听到走廊上有人声，便打开门，摸着黑将一对邻居老夫妇接回家中。为了防止烟雾倒灌进家里，他一边用湿毛巾堵住门缝，躲进房间，一边打电话给消防、警察求救。

被困两小时间，火舌不断逼近他家窗外，他一度感到自己“真的要死了”，便给朋友们逐个打电话、发信息，道别、交代后事。他拼命用手机灯光照向消防员，终于引起他们的注意。他指着着火的窗户位置，消防员立刻用水枪对准，把火扑灭。消防云梯不久后升至他家窗前，将老夫妇和他逐个救出。

火灾后的两周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香港市民来到广福邨下方的休憩处，悼念宏福苑的遇难者(黄宇 摄)

安居梦

“我是一家三口住。我和先生都是40岁，我的女儿10岁，我的两只猫2岁多。我手机里还有家里去年的照片，或许能作为财产的证明。因为房子被烧了，我想知道在没有买火险的情况下，我怎么索赔呢?”

12月4日这天，阿梅坐在临时安置点的免费法律咨询室，对律师讲出这些的时候，冷静得像是拿着手术刀的外科医生。11月26日那天下午，她在电视直播里，目睹自己住了八年的小家在火焰中爆裂，火苗“像火箭一样”直冲夜空。在过去几天里，她将精力聚焦于一件件具体而迫切的生活事务，以将自己从痛苦中抽离出来：上班通勤、接送孩子、咨询律师、整理临时住所，在城市里步行数万步，穿梭于不同的救济物资领取点。在咨询室里，阿梅连续讲了五分钟，没有停顿。直到她说到“一家人的记忆都在这间房子里”时，声音才突然变调，眼泪涌了出来。

在政府提供的一处过渡性住房“善楼”，义工摆出物资样品，供灾民挑选(黄宇 摄)

阿梅和丈夫家浩被安置在一间由善导会管理的过渡性房屋，“善楼”。这间“新家”面积约14平方米，灰色地板，没有椅子，也没有床架。墙角堆着尚未拆封的生活用品。他们还没有搬进来，并不是因为缺少物资——只要开口，楼下的志愿者随时可以帮他们把床搭好——更多的是一种主动的拖延。这个临时住所反复提醒着他们的流离失所——阿梅和家浩是中学同学，都是土生土长的大埔人。双方父母住在相距不远的两座廉租屋邨，他们选择宏福苑，是因为它正好位于两家的中点。

“宏福苑是一个地标。拐过吐露港公路那条大弯，第一个看见的建筑就是宏福苑。”阿梅和家浩买下宏福苑这套房时，价格是400万港元，两个人每月还1万多港元的房贷，已经还了八年。家浩的父母都是从内地赴港谋生的移民，父亲是游泳偷渡到香港的。小时候，家浩一家四口住在香港特区政府安置穷人和难民的“徙置区”，那里有一排排用木头和铁板搭成的小屋，家家门口摆一个烧饭用的煤气罐，火灾常见于新闻。家浩记得搬进宏福苑旁边的那栋廉租屋的时候，自己兴奋地满屋跑。“你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住房条件。能‘上楼’，多开心啊。”

在一家公益组织门外，前来领取救助金的宏福苑灾民已经排起长队(黄宇 摄)

73岁的张士敏和家浩父母是同代人，已经在宏福苑住了42年。他头发花白，身材瘦高。他的包里折着一张报纸一样大的表格，密密麻麻列着不同基金会的名称、金额和日期。他把这张表叫作“天书”。每天他都要隔着老花镜，在上面反复核对几十遍，确认哪一笔已经领过，哪一笔还没有领取。张士敏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父亲是从广东梅县南下到印尼做生意的老华侨。上世纪60年代末印尼排华，他和几个兄弟姐妹匆忙离开印尼。原本计划依父亲嘱托，借道香港返回梅县，最终却在香港停了下来。

1974年，经大哥介绍，张士敏进入一家由梅县老乡经营的制衣厂。厂房位于土瓜湾工业区，面积约400平方米，却同时承担生产、发货和财务功能。“像个家庭作坊，好辛苦。”张士敏什么都做，管理货品、安排出货，下班后还要替老板接送孩子，月薪两三千元。制衣厂生意扩张得极快。张士敏记得，1981年春节他结婚，生意旺到年廿九回乡办酒，年初二便返回工厂加班，一直干到晚上8点半。最忙的时候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曾连续加班到凌晨，把香港工厂生产的领带，发往哈尔滨、海南的百货公司。也是在那几年，他的月薪第一次超过了1万港元。

收入改善的同时，居住条件也在一点点变化。最早，他住过廉租屋的走廊——那时楼道尚未如此拥挤，一张行军床勉强放得下。后来住进“劏房”，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单位，被切割成数个六七平方米的房间，共用厨房和厕所。他和兄姐三人挤在一张上下铺。

30岁出头时，张士敏凭着一身“什么都干”的闯劲，跻身同代移民里的“年轻才俊”之列。1982年，女儿出生，妻子辞掉工作在家带孩子，希望一家人能搬到一个独立空间里去。1976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居者有其屋”(居屋)计划，让收入不足以购买私人楼宇的市民，以低于市价的价格购入居屋。但居屋名额有限、申请条件严格，一对夫妇必须有小孩或长者同住才有资格。即便如此，仍是一屋难求——1978年葵涌、观塘等地的第一批居屋推出时，约有3.6万份申请，超额认购四倍。张士敏申请时只拿到候补名额，大埔宏福苑是唯一选择。

张士敏本来想住工厂遍地的市区九龙，因为他嫌当时的大埔太偏僻，遍地西洋菜田，像“乡下”。“不过我也贪这里价格便宜，以后有机会升值。”大埔属于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开发的一批“新市镇”之一，目的就是安置市区已经挤不下的人口。在政府做的新市镇发展计划里，大埔有美好的远景，会修新的隧道、通电气化火车，建工业区，吸引工厂入驻。宏福苑落成同年，电气化火车首次驶入大埔站，轨道由单轨变为双轨，班次大幅增加，解决了从新界到九龙的通勤问题。

在火灾之前，张士敏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安居梦。42年来，他愈发中意大埔实惠的墟市，辽阔的海岸风光，和相比九龙、港岛更宽松的建筑密度。在大埔长大的家浩也不愿搬走，他说，虽然港岛的都市生活更“新潮”，但要论宜居和性价比，还得是大埔——去港岛、九龙都方便，去机场也有直达巴士，又不像市区一样嘈杂逼仄。“现在香港哪里还找得到这样的地方?”

宏福苑海景开阔，海风亦无遮挡(黄宇 摄)

起落

像张士敏这样经历了“住房升级”的还有郭纪升。1983年，30岁出头的郭纪升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申请上了宏福苑的居屋。在那之前，他们在九龙、新界四处租房辗转。郭纪升毕业于香港官立高级工业学院(今香港理工大学)，修读工程学，毕业后进入电子厂当工程师;妻子则在服装厂担任技术工人，替欧美品牌做贴牌加工。郭纪升说，上世纪80年代是香港工业最蓬勃的年代——制衣、玩具、钟表工厂随处可见，“香港地方小、人口多、工业基础不算雄厚，却能制造全世界都用的商品，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高科技公司，代理全世界高科技电子产品，转卖到内地或其他地区”。

但郭纪升也记得，正因工作机会多，工资反而难以提高。年轻时，他每月工资几千港元，抽不中政府廉租房(公屋)，只能租房。在九龙，租一间稍微舒适的房子每月就要两千多港元，“我和太太要一起工作，才能住得舒服些”。申请居屋时，郭纪升早早就排队轮候。1983年，政府通知他参加面试和资格审查时，他正在英国出差，就请妻子代为办理。他回港后，直接被分配到宏福苑。讲究风水的他们，挑选了一个位于二层、朝南的单位。郭纪升夫妇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宏福苑的单位是两房一厅，他和太太住较大的一间房，两姐弟睡在另一间小房里，上下铺。他记得，当时要抚养两个孩子，手头余钱不多，只能办理等额本息贷款，月供约1500港元，占他月薪三分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实施“三来一补”(来料、来样、来件、补偿贸易)模式，大量香港企业北上设厂。作为技术工人，郭纪升能很快读懂说明书、立刻操作新机器，还能指导工人，很快便随港商赴深圳办厂、培训工人。随着经验累积，他逐渐从技术岗位转向工厂管理岗位。

但内地工业腾飞的另一面，是香港工业的加速外移。他记得，过去香港工作机会多，同侪们为了加薪，常以跳槽累积经验;如果不愿跳槽，只要不被裁掉便能一直做下去。然而在2000年前后，香港的加工类小厂开始大规模倒闭，产业结构逐渐转向零售、餐饮、金融等服务业。

直到2023年退休前，郭纪升几乎每两年就要换一次工作——不是工厂倒闭，就是老板决定结束营业。这期间，郭纪升供完了一家人在宏福苑宏建阁的单位——30年贷款在2013年正式还完。在深圳工作期间，他曾想过购房，但最后因家人都在香港，不便搬离而放弃。至于购买香港的楼房，他感慨道，即使有技术他也只是工薪阶层，“工资每涨一点，房价就涨得更快，最后工资也没追上房价上涨的速度”。

张士敏清楚地记得2003年被裁那天的情景。那是一个工作日下午，张士敏准备收拾东西下班回家，人力资源部经理把一张支票塞到他手里，而他效力了三十多年的老板，从头到尾没有露面。张士敏那时52岁，对他而言，人生的黄金时代戛然而止。张士敏只有小学学历，除了一点夜校学来的英语，没有其他专业技能。他用仅有的积蓄，在大埔东郊开了一家杂货店，却不懂经营，只能勉强维持，几年下来等于“白做”。妻子辞去工作，照顾一双儿女，他的全部积蓄也都投入到子女身上，无力再换置新居。

火灾后的两周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香港市民来到广福邨下方的休憩处，悼念宏福苑的遇难者(黄宇 摄)

衰老

黎维茵在宏福苑生活了42年，她想不起这42年里有什么特别的时刻，只觉得日子简单、平静。闭着眼睛，也能伸手摸到豉油瓶。“我和我细佬(弟弟)想着住到死为止。”这次大火让她感觉像是走在一条压实了的沥青路上，突然一脚踩空。在大埔各个资助金领取点之间穿梭时，黎维茵接连遇到四五个熟面孔。远远四目对上时，双方都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哎，你没事吧?”“你呢，你也没事吧?”白发人遇上白发人，两位老人抓住对方的手肘，攥得很紧，眼泪在几句寒暄里突然决堤。

但黎维茵说，她其实并不认识多少街坊。“住进宏福苑，平时闩门过日子。我要返工(上班)，回到家都夜晚了，见不到人。搭lift(电梯)的时候，大家见到才会打声招呼，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黎维茵说，搬进居屋后，发现邻里的边界感很强。“小时候住的公屋(廉租屋)就不是咯，回家不闩闸，互相介绍零活，差不多整条巷的人都认识。”

火灾后，警方拘捕宏福苑维修工程中的承建商，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有关人员。火灾初步调查的结果显示：承建商“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今年7月台风吹毁部分保护网后，为楼栋中高层更换了未达阻燃标准的保护网。工程顾问“鸿毅建筑师有限公司”则在分析宏福苑收到的回标文件、为业主提供参考建议时，无视了承建商宏业的多宗违法记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这是“处心积虑去犯案”“非常可耻”。

从2012年起，香港特区政府开始对楼龄超过30年的住宅楼陆续发出强制验楼令，督促各小区(屋苑)在一定期限内完成大厦维修。依照相关规定，维修由业主立案法团牵头，重要的选择，包括工程的方案、承建方、监督方(工程顾问公司)，都必须由业主一人一票在业主大会上决定。

业主立案法团是业主自治的法人团体，由全部业主组成，每两年选举一次管理委员会成员，后者是法团的核心代表，负责召开业主大会和运营日常事务(许多场景下“法团”指代的都是管委会)。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业主——包括黎维茵——都表示，在大维修之前的几十年里，他们从不出席业主大会，很少在管委会的换届选举中投票，也很少参与法团筹办的那些以老人为主的节日聚餐。“如果不是大维修，会一直这样下去。”黎维茵说。直到工程费用“杀到埋身(迫在眼前)”，每户要掏十几万港元，“个个都好踊跃去业主大会”。

政府提供的一处过渡性住房“乐善邨”外景(黄宇 摄)

宏福苑确实老旧了。黎维茵说，空调外机老化漏水的问题已经困扰大家多年，不少人家的窗台发黑起霉、墙皮鼓胀脱落。公共区域的天花板有一个接一个的长条形“伤疤”，内部生锈的钢筋暴露出来。在建筑外立面，开裂的纸皮石不时剥落掉下小的碎块，也让底下的行人不得不加快脚步。11月28日，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处长杨恩健也向记者表示，宏福苑八栋大厦消防系统的火警钟，虽然没有被关闭，但火警钟无声响，“不能有效操作”。

宏福苑住户、前法团管委会委员陈超伟说，早在政府发出强制验楼令的前三四年，也就是宏福苑楼龄三十多年的时候，法团委员们已经盘算过翻新的事，但考虑到要让街坊凑不少钱，不易推进，“干脆等到大维修时再一起做”。

宏福苑在2016年6月10日收到政府的强制验楼令。2019年1月，宏福苑业主大会决定聘用鸿毅建筑师有限公司检验楼况。2021年，业主大会再次选中鸿毅，为大维修拟定标书，及监督维修过程。

2024年1月28日，在宏福苑篮球场，法团召开决定维修方案和承建商的大会。鸿毅给出的三套方案，最大差别在于外墙整修的程度：两套为局部修补，一套为全面翻新重做。黎维茵投的是局部维修——“中间那一档，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最终结果是业主以80.5%的大比例通过全面维修的方案。宏业则以54.79%的得票率中标。当天法团会议记录显示，出席人数595人，包括授权代表。

票选结果出来不久，一批年轻业主开始在宏福苑的广场立牌子，公开“讨伐”旧法团。对宏福苑大维修方案的质疑声集中在“授权票”上。由于按法例，业主大会要有一定投票比例才能通过议案，为避免出席不足而流会，许多香港的屋苑都长期依赖授权票。陈超伟告诉我们，在过去十多年里，屋苑形成惯例：不少老年业主会把票授权给法团主席或委员。签名是自己的，但最终投了什么，并不清楚。

长期关注工程界贪腐问题的建筑工程师潘焯鸿说，法例对法团的监管存在漏洞，导致“授权票”被滥用。《建筑物管理条例》在2024年6月修订，规定维修费超过3万港元的工程，必须由至少5%或100名业主到场亲自投票通过，不能以授权票代替。新《建筑物管理条例》在2025年7月正式生效。

在维修开工前的几次大会上，业主围绕“看选票、核验签名”争吵不休。黎维茵目睹过反对者与旧法团成员发生肢体冲突，现场“暴力”“混乱”，最终以警方调解收场。

黎维茵记得带头反对旧法团的“柑仔”40多岁，戴黑框眼镜，说话热情利落。在小区广场上，他对路过的黎维茵说，3.3亿港元方案费用过高、收款时间过短，认为投票过程不够公开透明，并要求重选法团，承诺公开更多资料，包括标书。

黎维茵表达了支持，她对小区的日常管理早有不满，认为监督物业的法团不作为。黎维茵说，有一次下“黑雨”，早晨上班出门时，黎维茵看到雨水已经顺着楼梯间的窗户飘进来，浸了整条走廊。黎维茵担心水流进自己家，会损坏家具，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物业，请他们派人上楼查看。电话那头却回得很冲：“整个管理处现在就我一个，你以为我有一队兵呀?”气得黎维茵直跳脚。晚上回家，她再打一次，仍是同样的答复。她忍不住说：“我们业主每个月都出粮给你们。”对方回她：“你给我钱咩?我公司给我钱!”在Facebook的“宏福苑居民交流组”里，类似抱怨不少见。

火灾后的两周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香港市民来到广福邨下方的休憩处，悼念宏福苑的遇难者(黄宇 摄)

监管漏洞

宏福苑的工程是在2024年7月16日开工的。仅仅两个月后，业主在旧法团激烈反对下仍坚持召开会议，1200多户以56.54%赞成票罢免原管理委员会，选出新一届的管委会。“柑仔”徐满柑成为新任主席。

黎维茵一度觉得“看到了曙光”。新法团上任后，业主曾提议推翻方案重来，但收到的回复是，承建方会索取上千万港元的违约金，维修只能照原方案继续，工程公司也没有更换。黎维茵感到很泄气，好像“白忙活一场”。“作为普通业主，还能向谁求助呢?”

香港市区建建局在2016年推出“招标妥”，试图帮业主减少工程知识不足带来的盲点，包括引入专业第三方为业主提供粗略费用估算，设置招投标电子平台，方便业主对接顾问公司和承建方。宏福苑的招标走了“招标妥”，选取的公司也都是“招标妥”注册企业。

在潘焯鸿看来，政府监管是缺位的。他说，虽然有“招标妥”，但市建局不会对顾问公司的评分做复核，也不会吊销有违法记录的承建商的资质。市建局作为监管单位，主要只审查投标报价是否偏离市价，并不会替业主判断工程方案本身是否合适。而作为《建筑物管理条例》的执法单位，民政事务总署负责协助私人大厦业主处理与大厦管理及维修有关的问题，法团开会时，地区民政处会派职员参与，但他们“只是坐在那里”，因为法律并未授权其干预会议内容。

宏福苑维修期间，因为收到业主求助，潘焯鸿曾在2024年5月多次致函消防处，指出宏福苑棚网与胶板存在消防风险，但未得到回复。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大埔民政处在过去三年接到约40宗宏福苑居民投诉或求助，涉及召开业主会议、维修及一般大厦管理问题。大维修开展后有三宗投诉，提及棚架结构安全及保安问题，总署“已将个案转交有关部门跟进”。这些都没能阻止宏福苑的悲剧发生。

“投票呀，唔好(不要)授权!” 12月6日，星期六，在与宏福苑相隔仅一个地铁站的小区穗禾苑，围绕大维修的争议走到高潮，一个身着绿衣的瘦高老人拿着话筒，站在穗禾苑一期的居民广场上呼喊。穗禾苑建于1980年，比宏福苑还要早三年，共有九栋、3501户，住户平均年龄57岁，是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小区。2014年，穗禾苑收到屋宇署的强制验楼通知;2022年，一项造价3.8亿港元的维修方案被敲定后，引发持续争议。近百名业主指控法团忽视更经济的方案，夸大工程规模与费用。市建局亦曾发出警示，指出招标文件存在重大不合理之处，包括外墙维修面积被夸大72873平方米，令集资额增加约7477万港元。

广福邨平台上，义工们为灾民提供帮助和安慰(黄宇 摄)

宏福苑的火灾给穗禾苑带来了很大影响。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密实包裹九栋建筑的棚网被完全拆除，只剩下竹棚。12月3日，香港特区政府下令，全港正在进行大维修的楼宇必须于三日内拆除所有棚网。穗禾苑居民的担心却没有消减。广场上聚集着20多名街坊，其中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有五六十岁的中年人。“我们自己点过棚网，烧得很快，但政府就拿承建商的合规文件来说材料没问题。”“我们这个屋苑一直都不算团结，就算宏福苑出了事，还是有好多人不愿站出来。”

潘焯鸿说，宏福苑、穗禾苑这两个小区的一大共同点，就是老人居多。宏福苑有接近37%居民年龄超过65岁。“上了年纪的业主通常更保守怕事，他们未必看不到问题，而且也都觉得自己拿出积蓄来很辛苦，但他们会逆来顺受，只求下半生安稳。”目前，香港楼龄超过50年的住宅已达1万栋。潘焯鸿认为，楼宇老化的问题，“内地迟早也会面对，香港只是先走了一步”。在他看来，社区维修的制度设计，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相互借鉴、共同研究。

宏志阁是宏福苑火灾中唯一一座没有被波及的楼栋。12月3日，宏志阁居民获准回家收拾物品。离家一周后，蒋梦婕第一次回到家，发现家里几乎完好无损，除了冰箱散发出食物腐烂的气味。她猜想，楼里可能断过电，又恢复。她惊讶地发现，一个多月前买的一缸热带鱼还活着。但是鱼缸不易搬动，思来想去，蒋梦婕放弃了搬走鱼缸的想法，只收拾了一些证件、贴身衣物和冬衣。

回到粉岭的临时住所，蒋梦婕将家里的景象告诉了丈夫欧阳家成。欧阳家成一下子怒火中烧，“鱼也是生命，它们告诉你‘我在等你回来’，你怎么可以不管不顾?”他想要救下热带鱼，便一个人坐上地铁回到宏福苑外，请求警方再让他上去一趟，警察却告诉他，“你们家的时间已经用完，没有机会了”。

欧阳家成说，他带着怒火问了当班警察的警号，晚上8点左右，他接到警方电话后回到了位于宏志阁的家，鱼一个星期没有食物，却依然身段灵巧。他想，把鱼接回中转屋后，要等到第三天才有时间去买鱼食，但他知道，鱼儿们会原谅他的，“因为我已经尽力了”。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51期，文中除潘焯鸿外，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感谢刘宝洋、何新月、庹舒妮、许振华和余雯彤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