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在2025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特朗普政府宣布将把经济安全、供应链自主与国民福祉置于国家安全的中心位置。强化制造业，推动再工业化，保护国内产业与劳动力市场，通过贸易、产业政策和财政激励等手段支持经济增长，加强对非法移民与**走私的执法力度，这一系列政策主张都同美国民众的福祉息息相关，《战略》也因此宣称，“必须重建一个繁荣广泛共享，而非集中于顶层或局限于特定行业、特定地区的经济体”。

但是，在《战略》勾勒出一个雄心勃勃的、以稳健富裕的中产阶级及其背后坚实的制造业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蓝图的同时，美国社会的贫困问题仍在加剧，特朗普政府的富人减税、削减医疗与社会福利、减少食品券和住房补贴等政策促使美国无家可归者的处境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根据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2024年点位统计，全国无家可归者人数攀升至771,480人，较前一年激增18%，其中有逾三分之一的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在这些冰冷的数据背后，人们暴露于严寒与感染风险之中，每年都有数百人因冻伤或疾病死于街头;慢性病、精神疾病与药物依赖让无家可归者陷入恶性循环;教育中断、工资停滞与住房缺口高达700万套的结构性贫困，将他们推入难以逃脱的深渊。

在资本主义世界自诩最发达和最富活力的经济体，有如此之多民众的基本人权甚至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难以得到保障，其问题绝不仅仅在于两党政府互相攻讦时使用的“政策失败”和“治理失灵”，而是更接近于《纽约时报》所称的“道德失败”，它意味着在世界最富裕国家的表象背后，弱势群体正被系统性地遗弃。

这篇文章的作者凯瑟琳·威尔逊是一位西雅图公益组织的负责人，长期致力于改善西雅图公共交通，呼吁打击大企业垄断地位，加强社会治理。2025年，她在选举中以微弱优势当选新任西雅图市长。在这篇撰写于2024年的文章中，她从一个左翼运动者的视角出发，总结了无家可归者困境的经济、社会与阶级根源，也反思了美国的左翼运动与组织为何无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为何左翼的那些看起来十分美好而有道理的主张无法得到选民的广泛认可。这些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

简介

作者：凯瑟琳·威尔逊(Katie Wilson)，公共交通乘客工会(Transit Riders Union)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目前为西雅图市当选市长。

译者：赵健舟，普通的高校教书匠，入门的国际法学人，摸鱼的历史爱好者，笔名“阿瑟维尔斯利”。

原标题“Where the Left Went Wrong on Homelessness”，中文标题为译者添加。

 

如果你去问一位西雅图人他们对无家可归者问题的看法，交谈上一分钟，特别是如果他们是“非常政治化的人”，你就能大致猜出他们在这座城市的政治光谱上处于什么位置。

在市级和县级领导人宣布无家可归问题为“民事紧急状态”的十年间，人们的态度已经固化成不同阵营，各自形成了独特的叙事方式：如何描述危机、谁应该负责，以及应该怎么办。不幸的是，对左翼而言，我们的叙事并没有奏效。

左翼叙事的简短版本大致如下：无家可归的根本原因是可负担住房的严重短缺，而这种短缺来源于新自由主义对补贴住房的长期投入不足，以及长期以来排他性分区制度的历史。西雅图科技产业的高速发展加剧了这一短缺。解决方案是大规模资助住房，提供庇护与相关服务。把人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这是既残酷又无用的。

这一段话确有一定道理，但却未能维系西雅图普通选民的认同。对我们而言，这十分重要——居住在金县的近一万名露宿者，以及更多居住在庇护所或不稳定住所的人，需要政治力量才能实现真正有效的政策。同时，左翼还应该因为另一个缘故保持关心：过去十年里，无家可归者问题已经成为西雅图政治中的真正“楔子议题”。在这一危机上我们的方法失效了，这推动了某些领导人的当选，而这些人正在忙着削弱其他毫无争议受欢迎的进步左翼优先事项——例如工人权利、多模式交通和向富人征税。夺回这个议题，可能意味着为进步左翼重新夺回权力。

·左翼如何失败?

我亲眼看着这艘叙事之船搁浅，而且不仅仅是作为一名旁观者。大约七年前，我曾作为支持“人头税”联盟的一员，推动左翼关于无家可归者的方案——这是一项针对企业的温和税收，旨在扩建可负担住房、庇护所与无家可归者服务。大企业与反开发的邻避主义者(Not in my backyard，反对在本社区建立保障住房的居民)结盟阻止了这项税收，并在此过程中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在我们看来问题在于资源不足，而在他们看来，则是一个什么都不做的市议会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同时公园和街道上流浪帐篷、针头和犯罪不断滋生。在《西雅图时报》评论版的积极助力下，他们的版本占了上风，市议会在一致通过立法后仅一个月就废除了这项税收。至少可以说，这是一次令人迷茫的经历。

第二年，大企业试图让西雅图的选举完全围绕无家可归者问题展开。不幸的是，他们做得过头了。巨额竞选支出——最终以亚马逊的一笔醒目的百万美元捐款达到高潮——引入了一个全新主题：选民是否愿意要一个被企业主买断的市议会?答案是否定的。不久之后，史上最进步的市议会通过了一项更大规模的企业税——“振兴西雅图”(JumpStart Seattle)工资支出税——当时正值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市议会承诺，会将大部分长期支出投入可负担住房。

然而，闹剧并未就此结束。企业的智囊团舔舐伤口后重新集结，制定了新策略。2021年，西雅图大都会商会宣布将不再为候选人背书或资助竞选，而是聚焦议题。首个聚焦议题还是无家可归者问题。当年，企业大举支持了一项名为“西雅图仁爱”(Compassion Seattle)的公投倡议。

“西雅图仁爱”虽然承诺要迫使城市认真面对重大危机，但在左翼看来却是个披着羊皮的狼。一些左翼人士担心，某些对大多数选民而言十分悦耳的宣言(例如“仁爱!住房与服务!没有流浪帐篷的公园!”)可能意味着把对无家可归者的强制执法驱离写入城市宪章条款。还有人意识到，这是一种极化年度选举的策略，迫使候选人必须在此议题上选边站，从而让进步派候选人处于不利地位。该提案在进入选票阶段前即被法院驳回，但它仍在选举中产生回响，左翼丢掉了市长、市检察官以及两个全市议会席位中的一个。

两年后，无家可归者依旧是选民心头的重大议题，大企业及其中间派盟友终于在市议会取得了超级多数席位。如今，我们的市议员在质疑为何我们允许人们拒绝庇护安置建议、为何我们要为无家可归者外展服务提供资金;他们目前最主要的立法成就是禁止被指控某些**或卖淫相关罪行的人进入城市大面积区域。而“振兴西雅图”加税计划呢?他们取消了以住房为中心的长期支出计划承诺。我们真的是输了。

从这段历程里我们能学到什么?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左翼关于无家可归者的言行其实并不重要。疫情期间无家可归的可见程度飙升有太多原因;即便地方民选官员做得全部正确，他们仍会成为被指责的靶子。此外，在2021和2023年，治安是更受瞩目的议题。撇开所有议题不谈，“把那些混账赶出去”这种情绪在经历创伤几年后本来就是难以避免的。西雅图那些强力反对进步派议会的人从不缺乏攻击素材;反弹几乎是注定的。

这些都可能是真的。尽管如此，我开始相信左翼在应对无家可归者危机上的方法确实存在一些严重缺陷。即便更聪明的选择未必能阻止我们近期的失败，它们也可以帮助我们在下一轮守住权力，并真正推动这个最棘手的社会问题取得进展。

·左翼错在哪里?

左翼关于无家可归者问题的叙事，其核心弱点在于一种“转移”习惯：这种说话方式轻则让人觉得我们在否认街头的黑暗现实，重则让人觉得我们甚至在拥抱这种现实。**?有房的人也用。再说，很多人是无家可归之后才上瘾的。垃圾?其实很多是路过车辆顺手丢的。排泄物?我们需要公共厕所。小偷小摸和犯罪?那些指控肯定被夸大了。再说，无家可归者更常是犯罪的受害者而非施害者。感到不安全?那都是你脑补的，你只是不愿直面贫困。

以上这些反驳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这些回应整体上忽略了任何在西雅图街头走上一段时间的人都能清楚看到的现实：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行为紊乱，偶尔具攻击性;**的人常常瘫倒或昏迷在地上;急需医疗护理的人在受苦，甚至有些人在公共场所慢慢死去。还有垃圾、排泄物和被砸碎的玻璃窗。

我认为完全可以承认这些现实，而不需要像《西雅图正在死亡》那样煽情夸张，也不必妖魔化或非人化那些正在经历痛苦的人。如果我们不承认，或只用极度委婉、净化过的语言来承认，就会留下一个空白，让右翼叙事和虚假解决方案轻易填补进去。这些右翼叙事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至少他们指出了人们看到的东西，并宣称这是不可接受的。

无家可归确实是一个住房问题;在金县这样高成本的地区，只要错过一张工资单，或多出一张医疗账单，就可能让人陷入困境。但同样真实的是，毒瘾和精神疾病常常是住房丧失的诱因;一旦有人掉进这个漩涡，在个体层面，仅凭住房可能不足以把他们拉出来。我们左翼大多数人其实承认这一点，但我们往往淡化它，忽略其某些含义。

以“无家可归者拒绝庇护安排”为例，左翼常见的回应(除了指出庇护所经常满员)是一串非常合理的理由：许多庇护所不接纳情侣或宠物;没有地方存放物品;必须深夜到、清晨走。这些都是真的，而且如果没有这些限制，很多人确实愿意入住庇护或永久住房——这也是为什么“微型房屋”很受欢迎。但同样真实的是，有些人的理由更复杂，也不那么容易赢得同情。他们可能害怕经历戒断，不愿打乱自己为获取与使用**所建立的应对策略;他们可能有妄想症，使他们避开庇护所;也可能因为干扰行为而屡次被赶出来。

即便这些案例比我们常用来“转移话题”的那些更少见，那些因毒瘾或精神疾病而留在街头的人往往更显眼，更可能违法，或表现出让他人感到不适或恐惧的行为。如果我们羞于承认这些事实，又对“该怎么办”缺乏有说服力的方案，我们就会为惩罚性政策打开方便之门，并助长那些把无家可归者指为游手好闲、被施舍惯坏、不愿守规矩的叙事。

我并不是建议左翼放松我们对“必须大规模建设可负担住房”这一立场的坚持，但是，我们也需要更多谈论精神疾病和毒瘾，并在解决方案上表现得像负责任的成年人。我们过去太频繁地持有一种态度：只是淡淡地点头承认确实需要更多自愿性的心理健康与成瘾治疗服务，同时支持安全消费点等“减害”策略。不幸的是，在公众看来，这只是一套不严肃的方案，只能加剧混乱。

·左翼如何才能赢回支持?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左翼想要赢，我们需要对“教堂外的人”布道，而不是只对自己的支持者讲话。去哪儿能找到典型的西雅图普通选民?评论区就是一个好地方。“左倾爱国者”在《纽约时报》一篇关于无家可归的报道下写了下面这段评论，他其实住在默瑟岛，但我认为他非常典型，代表了我们不能再失去的那类选民：

“无家可归是一个非常细致而多层次的问题，显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我想保持同情心，但这令人感到疲倦。看到无家可归者在城市街道和公园里扎营，我感到难过。看到他们在同样的地方留下成堆的垃圾和排泄物，我又会感觉愤怒。夜里从餐厅走出来走在街上，我不喜欢感到害怕，也不喜欢担心自己的车会被砸或被盗。我知道很多人处于这种困境是因为遭遇不幸或单纯的坏运气。但同时我也知道，确实有些人并不想要‘帮助’，选择留在街头，而且往往通过贩毒、性交易等方式加害处境相似的人。花了几十亿美元，却几乎没有效果。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必须有所行动……”

没错。如果这个人住在西西雅图地区，那极有可能我们曾经获得他的选票，但之后又丢掉了它。我们怎样才能赢回来?

第一，仅仅说“停止驱赶”远远不够。

我们必须提出一个积极且现实的计划，说明如何才能让这位左倾爱国者家附近公园里帐篷中的人能够稳定获得庇护或住房，让这些公共空间恢复原本用途。这样的模式可以参考疫情期间 PDA、REACH、ACRS 和Chief Seattle Club短暂运行过的 JustCARE 项目，通过密集且个性化的外展服务，成功将长期无家可归且问题复杂的人转入低门槛住房。(州级的“营地解决计划”延续了这种方式，但未来资金不确定。)这个过程可以比驱赶行动慢，甚至慢很多，但不能拖延到一个无限期的乌托邦未来。

第二，我们必须清楚地说明一些人所需要的持续支持程度。

即便有人在危机中成功获得治疗，他们往往在一两周后被逐出，而后没有任何后续支持。“住房优先”原则当然正确，但事实已经表明，目前的大多数永久支持性住房并没有能力处理最严重、最复杂的需求，而芬太尼危机让一切指数级恶化。有人在复发时需要一个可以安全用药的环境，而不会重新回到无家可归状态;有人需要在精神疾病相关行为导致他们被驱逐之前，就获得干预和照料。即便一个人有目标、有计划、有动力、有支持者，这条路仍坎坷不平。对那些担心庇护所或支持性住房会把**和混乱带入社区的房主和商家，进行道德批判是很容易的。但若缺乏足够的人员和专业支持来帮助这些居民，他们的担忧并非完全无中生有。

第三，我们必须承认极少数人需要更高强度的介入。

对极小一部分人而言，即便上述方式也不够，他们需要长期、机构化的精神病护理;对少部分人而言，非自愿收治可能是让他们脱离街头的唯一方式。还有极少数人的行为危险到无法在公共居住环境中生活。这无需成为我们叙事的核心，但我们必须能够承认这一点：不仅因为它真实，也因为否认它会削弱我们在说“绝大多数无家可归者只需要一套可负担住房”时的可信度。

显然，像西雅图这样的地方政府无法单独完成以上所有工作。这需要联邦和州层面的资源投入，以及目前各自为政的系统和组织之间的协同。但我们左翼必须能够讲述这样一个故事，能回应普通人在西雅图街头看到的那些现象。当我们下一次重新获得政治影响力时，我们必须支持建设这套基础设施中的任何可行部分，即便规模很小，也要证明其有效性。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确保现在掌权者不能轻易逃避责任，不能对他们在无家可归危机上缺乏实质行动的失败视而不见。2021年，我曾反对“西雅图仁爱”(Compassion Seattle)计划，并通过我在公交乘客工会的工作参与尝试阻止它通过;现在我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一个错误。如果它当时通过了(它几乎肯定会通过)，那么人们现在就可能在追问：那2000套“紧急或永久住房(包含行为健康服务与必要人员配置，以照顾障碍最严重的人)”在哪里?这些本应在一年的期限内建成，而且现任市长 Harrell 当时把它作为竞选承诺。至于提案中关于驱离营地的措辞，尽管模糊，但某种意义上可能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了比当下更多的保护，避免任意驱赶。而如今，市长与市议会可以太轻易地把责任推给失调的金县地区无家可归者管理局，从而逃避问责。

·什么才算是对无家可归问题的“激进”立场?

我已经能预想到不少左翼同伴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应：“凯蒂，你这是让我们在无家可归问题上向右转!你中年了就开始变成唠叨的中间派了。”但我并不这样认为。

如果无家可归的根源是住房商品化，那么严重的心理疾病和**成瘾同样可以被视为21世纪资本主义的产物。精神失常和成瘾都依附于异化、孤立和无意义感，而这些正是市场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结果。贫困会让这一切雪上加霜。而虽然老式长期精神病院可能不像20世纪福利国家的其他部分那样容易被浪漫化，但它们被拆除、患者被“去机构化”，以及承诺的社区护理从未真正落实，这些都是同一套新自由主义削减经费和私有化的故事的一部分。

许多左翼人士对于声称想要解决这些危机的机构——政府、住房和服务提供者——抱有深刻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并非没有理由。但是，没有任何一条道路可以绕过国家和非营利部门;“互助”或草根服务固然很好，但只是微不足道的小补丁。在我们左翼眼中，这些机构既可以被视为承载统治阶级利益的容器，也可以被视为承载我们运动的激进和人道主义愿景的容器——通常二者是复杂混合的。这是斗争的场域，而我们必须把它们塑造成能够承担我们任务的工具。

左翼受一种维护无家可归者人性、尊严和自主性的愿望驱动，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当我们拒绝承认精神疾病和**会削弱人们替自己做出良好决策的能力、并让他们做出伤害自身和他人的行为时，这种愿望有时会变成一种奇怪的“自由意志主义”。我们需要一种既能应对现实、又能维护人的尊严、人性与主体性的方案。我们可以通过讲述真正需要什么，以及要把事情做好所需的资源规模，揭穿右翼叙事的空洞性——右翼假装只需要一点“强硬的爱”，就能把所谓“拒绝服务”的人带到室内，然后把他们推进丹尼尔·马龙(DESC机构)形象地称为“魔法治疗洗车机”的地方，好像人们会从那里洗干净、治愈、并进入就业市场。

左翼对这些问题的终极答案必须根植于一种新的社会条件——物质充裕、有意义的工作和人际关系、真正的社区——在那种条件下，没有人会无家可归，也会有更少的人陷入精神疾病或**成瘾。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面对当下的更好答案，既为了那些目前在街头受苦的人，也为了让我们能够获得并保持足够的政治力量，以推动更深远、持久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