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检旧纸，见某报载一则短讯，言某地博物馆借展文物，竟于观摩期间失却数件珍品，追查半载，终是泥牛入海。末了缀一句“疑为内外勾结，以赝换真”，便草草了事。读罢不禁失笑，这“疑”字用得甚妙，仿佛遮羞的青纱，轻轻一笼，便将底下的龌龊都掩了去。

上世纪以降，“观摩”二字竟成了某些人手里的如意，能化馆中瑰宝为囊中之物。这观摩本是好事，同行切磋，后进学习，原是为了护宝传艺，却不料成了盗宝的幌子。你道那观摩是如何光景?一群身着中山装，胸佩工作证的人物，踱着方步进了库房，脸上挂着“研讨学术”的庄重，眼里却藏着“见猎心喜”的贪婪。保管员陪着笑脸，一一取出珍品，青铜器的绿锈晃得人眼晕，古瓷的釉色润得人心痒，书画的墨香勾得人魂销。这边说着“这纹饰颇具时代特征”，那边摸着“这胎质果然细腻”，指缝里便暗暗记下了形制、纹路、包浆。待得观摩毕了，过个三月五月，便有一件“高仿品”悄然换走了真品，那真品则顺着暗道，流往海外的拍卖行，或是藏进了某些人的深宅大院。

最可叹的是，这等勾当竟成了行业里的“潜规则”，仿佛太阳底下的阴影，人人都看得见，却人人都缄口不言。更有甚者，竟传出“基本上每个文物从业者家里都有馆藏文物”的说法。初闻时，我尚不肯信，只当是市井流言，夸大其词。然听得多了，见得杂了，便由不得人不信。你去那文物所、博物馆的家属院里走走，谁家书房里没有个青瓷瓶，谁家客厅里没有幅古字画?那瓶，细看便与馆中某件“因故封存”的藏品形制无二;那画，比对便与库房里某卷“待修”的墨宝笔墨相通。问起时，便答曰“祖传的”“友人赠的”，那神色间的闪烁，却比任何供词都来得直白。

我曾遇过一位老文物工作者，酒过三巡，他便红着眼眶骂起来。说他年轻时，跟着老师傅整理库房，见那些文物，便如见着祖宗的魂魄，夜里睡觉都要把库房钥匙压在枕头下。后来老师傅退了，新来的领导搞“改革”，说要“开门办馆，加强交流”，于是观摩的人便络绎不绝。先是省里的，再是外地的，后来连一些挂着“研究员”名头的闲人也能进库房。他看不过去，便提意见，说“库房重地，岂能随意进出?”，反被斥为“思想僵化，阻碍交流”。再后来，馆里的一件唐三彩马不见了，换成了一件粗制滥造的仿品，他报上去，却石沉大海。再往后，他便被调去管资料室，日日与故纸堆为伴，眼不见为净。末了，他拍着桌子叹道：“那些个东西，本该是国家的，是民族的，如今却成了私人的玩意儿!我们这些守宝人，竟成了监守自盗的帮凶!”

这话听得人脊背发凉。你想那文物，自地下出土，历千年风雨，躲过了兵燹，逃过了水火，好不容易进了博物馆，得了一方安身之所，原以为是进了保险箱，谁曾想，竟栽在了“自家人”手里。那些文物从业者，本该是文物的守护者，是历史的摆渡人，却偏偏成了蛀虫。他们拿着国家的俸禄，守着民族的根脉，心里想的却是如何将这些宝贝变现，如何为自己谋得一份私利。

有人说，这不过是少数人的劣迹，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这话听着有理，实则是自欺欺人。若只是少数人，何以“基本上每个文物从业者家里都有馆藏文物”?若只是少数人，何以每次观摩都有文物“不翼而飞”?若只是少数人，何以这等丑事竟能瞒天过海，数十年不绝?这不是少数人的作恶，这是制度的溃烂，是人心的沉沦。

那些盗宝者，最擅长的便是“以假乱真”。仿品做得越来越像，从形制到包浆，从纹饰到款识，几乎能骗过行家的眼。他们拿着放大镜，对着真品描摹，用着最考究的原料，仿着最古旧的工艺，造出的假文物，竟比真文物还像“真文物”。这仿造的功夫，若用在考古修复上，原是一桩美事，偏生用在了盗宝上，便成了助纣为虐的帮凶。更可恨的是，他们盗走的不仅是文物，更是历史的真相。一件真品，承载着一个时代的工艺、文化、风俗，一旦被盗，换成了赝品，那历史的链条便断了一环。后人研究时，对着那赝品，纵是有再大的本事，也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这罪过，比直接毁了文物还要深重。

我又想起鲁迅先生说过的话：“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如今看来，这话竟一语成谶。那些文物从业者，本该是最懂文物价值的人，他们知道一件商周青铜器，凝着多少工匠的血汗;知道一件唐宋书画，藏着多少文人的风骨;知道一件明清瓷器，载着多少时代的繁华。可他们偏偏选择了背叛，选择了将这些无价之宝，换成了冷冰冰的银元。他们捧着那些偷来的文物，夜里摩挲的时候，难道就不怕那些文物上的魂魄，向他们索命吗?

更可笑的是，这些人还常常打着“保护文物”的旗号。说什么“放在馆里，万一失火被盗，岂不可惜?不如藏在我家，稳妥得很。”这话说得冠冕堂皇，仿佛他们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可实际上，他们藏在家里的文物，不过是他们炫耀的资本，牟利的工具。等到风声紧了，便转手卖出，管它流落何方，管它是否会被损坏。前几年，便有报道说，某文物干部家中藏的一件宋代官窑瓷瓶，竟被他的儿子拿去换了一辆摩托车。如此行径，何其荒唐，何其可悲!

这文物流失之痛，痛到了民族的骨髓里。一件文物的流失，便意味着一段历史的缺失。我们如今去海外的博物馆，看着那些明明是出自中华大地的文物，却被标着“某某私人捐赠”的字样，心里是什么滋味?那是剜心割肉的滋味。而这些文物，许多便是借着“观摩”的由头，被那些蛀虫偷运出去的。他们用一件赝品，换走了民族的记忆，换走了历史的见证，换来的却是自己的锦衣玉食，荣华富贵。

有人说，时过境迁，如今的制度严了，这样的事少了。这话诚然不错，却也不能就此忘却。那些流失的文物，那些曾经的龌龊，若是不揭开，不批判，便难保不会死灰复燃。鲁迅先生当年写杂文，便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今日我写这篇文字，也是如此。

那些借着观摩以假乱真的蛀虫，那些家里藏着馆藏文物的从业者，他们是历史的罪人，是民族的蠹虫。他们的行径，比那盗墓贼还要可恨。盗墓贼盗的是地下的宝，他们盗的是馆中的宝;盗墓贼图的是财，他们图的是财，更是利用了公众的信任。

我愿这世间，再无“观摩”之名的盗宝勾当，再无监守自盗的文物从业者。我愿那些馆藏文物，能真正安安稳稳地待在博物馆里，供后人瞻仰，供学者研究，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我更愿那些守宝人，能重拾初心，对得起自己胸前的工作证，对得起“文物从业者”这五个字，对得起脚下这片孕育了五千年文明的土地。

否则，待到百年之后，后人翻开历史，见着这一段龌龊事，怕是要指着我们的脊梁骨，骂一句“不肖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