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学习与政治谁排首位

1,所谓“普通劳动者”

这篇文章比较枯燥,引用的文字较多,但内容比较重要。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不能踏踏实实地在课堂里学习,而总是处于莫名其妙地动荡之中,原因就在于当时全国的总形势、教育系统的大背景、辽宁省的特殊政治地位,以及一些工农兵学员“打了鸡血”一般亢奋的折腾精神。

所谓的“打鸡血”,是个时代名词,三言两语难以解释清楚,好在过来人都懂的,所以就不解释了。

时间还要回到在沈阳“开门办学”期间。

那个阶段,我的“政治狂热病”已经相当令人厌恶。夸张些说,荒唐到几乎连吃饭拉屎都要上升到从“两条路线斗争”、“事关人类命运”的角度去认识的地步了。

如今看来,这种政治狂热近似疯癫,简直不可理喻,但在那个特殊时代,却是正常现象。而且,狂热和疯癫的绝不局限于一个人或几个人。比如我在日记里所记述的,就是一件很有代表性的事情。

1975年6月14日,星期六。

这一个星期过得太紧张了。每天早晨五点多起床后一直到晚上九点,几乎没有一点空闲时间。然而过得比较有意义,收获也是很大的。不过,在这次开门办学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时间本来就短,同工人接触得太少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和旧大学区别不大。另外,究竟是政治第一还是业务第一,这仍是我经常考虑的问题。

昨晚到机电学院同写第二张大字报的四名同学座谈了一下,我们共去了11名同学,收获还是挺大的。座谈中主要了解了一下大字报写出时的背景,具体的讨论情况,以及现在进行的工作。机电学院的党委工作还是相当不错的,教育革命开展得轰轰烈烈,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张大字报的争论能推广到全省的原因。

这次“开门办学”去沈阳,住在机电学院附属中专,似乎并非偶然,因为这所机电学院,当时正在社会上大出风头呢。

两个月以前,辽宁日报刊载了沈阳机电学院工农兵学员的两张“大字报”, 并加有“编者按”:

本报今天发表的沈阳机电学院工农兵学员的两张大字报,很值得重视。它涉及到教育革命中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学校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教育战线怎样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等。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展开讨论,真正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这对于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搞好教育革命,会大有好处。希望广大师生、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家长都来参加讨论。负责教育工作的领导同志更要带头参加,组织和领导好这场讨论,就大字报提出的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第一张大字报是机电学院自动化03班的7名学员写的,标题是“我们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看署名的日期,是1975年2月24日。回想那时我还在无锡度寒假,浑浑噩噩地四处乱逛呢,人家却早已在认真地考虑革命大事国家大事了,真是自感惭愧。

那大字报起首两段,便引人注意:

“工大毕业当普通工人”这是现在众口皆传的一句话。同是一句话,但对它的解释却各有不同。

虽然是对一句话的解释,它反映出来的却是对我们党的教育方针的理解,是对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态度,是对我们国家的前途的态度,是一个世界观和事业心的反映。

接下来洋洋洒洒三四千字,引经据典义正辞严,说得好不痛快。中心思想是:

在业务上,工农兵学员在入学前具备一定的实际经验,有一定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经过三年的社会主义文化课学习,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到了更多的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这样,当他们回到生产岗位上去的时候,必须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虽然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而他的贡献必然要比普通的工人大,而决不可以划等号,不然,就是对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否定,就是辜负了党的培养,就是对文化大×命后工农兵上大学的新生事物的否定,就是给毛主席教育路线和思想抹黑!

这段话句式有些复杂。按我的理解,那意思应当是:工农兵学员经过学习提高了本领,“贡献”必须大于“普通的工人”。

看上去那逻辑似乎没什么问题。本来嘛,如果上了三年大学还没有任何长进,依然“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那“就是对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否定,就是辜负了党的培养,就是对文化大×命后工农兵上大学的新生事物的否定,就是给毛主席教育路线和思想抹黑!”

那么,不“普通”以后又该怎样呢?大字报作者的回答是:

当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这话就有些虚无缥缈了。难道“普通工人”就不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了吗?

我发自本能地觉得,既然省报组织展开讨论,那这张大字报肯定是有问题的。

果然,第二张大字报就是对第一张大字报的全面批判。

这张大字报的作者,是该校铸02班的12名同学,标题为“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 将第一张大字报斥为“‘学而优则仕’‘上智下愚’的残余幽灵”。他们的主要观点是:

同大字报的意见相反,我们认为:我们就是要做普通劳动者,并且越纯越好!

“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我们称它为一句口号——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介于普通劳动者和非普通劳动者之间的一类人。这种培养目标充其量只是半社会主义的,在今天提出来难道不令人吃惊吗?!在社会主义新型大学里,要培养普通劳动者,决不培养“高级”劳动者、“不平凡”的劳动者、半普通劳动者。这一点应当是毫无疑义的、坚定不移的。

……如果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培养出的是纯普通劳动者,那才可以骄傲地宣布:它砍掉了——彻底砍掉了——“向上爬的阶梯”。

在我看来,两张大字报似乎针锋相对、泾渭分明,其实双方的基点不同,是在各说各的理。前者说的是,工农兵学员经过学习应当多做贡献;后者说的是,不能因为有了知识就自认高人一等。

双方似乎都没什么错误,应当毫无争执的必要。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政治觉悟还有待提高。第二张大字报进一步提出:

……谈到贡献,我们认为:首先,不论你是什么行业,什么身份,都有为革命做出较大贡献的可能,起决定作用的是路线而不是身份。绝对肯定地说一个刚毕业的(即使是工农兵)学员的贡献必须比普通的工人要大,未免有失自知之明,言过其实了吧?其次,普通的工人,就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普通一员。千千万万这样的工人,阶级斗争姑且不论,就生产斗争包括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而言,在工业战线其贡献也必定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再无比他们的贡献更“要大”的贡献了。如果说有,大约只能存在于唯心史观中。……雷锋是一个普通的战士,“王大学”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王君绍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普通有什么不好呢。当普通的工人,我们认为完全行!

显然,第二张大字报认为,第一张大字报表面说的是“贡献”,实质却是“身份”和地位,所以提出:“现在‘学而优则仕’‘智育第一’是主要危险,还是放松文化、业务学习的倾向是主要危险?”傻子都知道,那答案是坚定而明确的——当然前者是主要危险。

由此也可以看到,我在日记里所写的“那我宁可一点也学不到,也不能有一丝一毫在政治上的放松”云云,表现出来的极端言论,其实并非自己“高明”,而是明显地受到第二张大字报的影响。

这些关于“普通劳动者”的所谓“讨论”,尽管看似无聊之极的抬杠,却持续了很长时间,并得到媒体的大力宣传,第二张大字报的那些作者也因此而名声大噪。所以我们才慕名而去,交流甚欢,深为自己在“教育革命”的浪潮中能“站在前列”而沾沾自喜。

我们哪里知道,在这些表象背后,竟掩藏着极其复杂的背景,那场看似热闹的“大辩论”,不过是暗流涌动中掀起的一点点小浪花而已。

2,诡异的批《水浒》

“开门办学”如期结束,返校后进入正常学习状态。

通过这次广泛的实习考察,不仅大开眼界,还激发了大家──也包括我──的学习积极性。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这时,国家的政治形势又有新动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开始大批特批古典文学作品《水浒》了。

这次运动的由头,是伟大领袖的几段话: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第九期《红旗》杂志的态度异常坚决:

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学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各种问题。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人和中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加强革命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似乎话里有话:

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刘×奇、林×都是如此,他们都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

我的日记则是这样写的:

1975年9月4日,星期四。

近几日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今天人民日报又专门发表社论,要开展对于《水浒》的讨论,并开首点明,这是“根据毛主席的亲自指示”,而且是“又一次重大的思想斗争”。根据文化大×命以来的经验,这是一次新的、大的革命政治运动的前奏、序幕。

当然,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判断中央里又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尽管有许多传说,但是具体还很难说清。然而,根据许多迹象看来,这场运动又将是一次重大的斗争,不容忽视。从当前形势看,许多情况值得深思。按规律,一场大的、成功的政治运动过后,必然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引起同样大的、飞速的发展。而这次文化大×命过后已经近6年,生产却一直上不去,尤其是重工业,原因何在?

我不禁想起主席给江青信中的话,这场文化大×命是一场演习,左派和右派都将得出经验和教训。既是演习,真正的斗争还在后头。

现在主席年高,总理多病,中国的将来是否会掌握在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很为担心。作为我们这一代,也许“有幸”看到修正主义的上台。我决心要在新的斗争中为共产主义的事业洒尽热血。

尽管媒体上连篇累牍的社论和上级下发的大量文件说得头头是道义正词严,明确指出这是“又一次重大的思想斗争”;我也立即“紧跟”,说什么“真正的斗争还在后头”之类。其实我根本没搞明白,古代的《水浒传》,与当今的路线斗争有什么直接关系;梁山上的宋江、晁盖,又与刘×奇、林×有什么直接关系;所谓的“投降派”,到底是在指谁。所以,我那些“打了鸡血”般的亢奋言词,不过是一大堆梦呓般废话而已。

然而,我却是第一次在日记中暗暗流露出一些担忧和疑虑。对于这场的新运动,我居然搞不清楚“原因何在”,不知道是自己的政治敏锐性越来越差,还是运动的方式和目的越来越诡异难测了。

这篇日记是隐瞒了一些东西的。其中提到的“许多传说”,与“中央”有关,有一定危险性,所以我在日记中不敢明说。不难看出,我和其他无数人一样,心目中永远矗立不倒的形象只有伟大领袖和周总理;至于其他那些活跃在“上层”的政治人物,我们无从判断谁是“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化大×命”几年来,陆续倒台的显赫人物实在太多了,“今天看去道貌岸然,明天化为狗屎一堆”的实例数不胜数,所以,一切皆有可能。这不能不让人担心。

日记中还有一句话——“这次文化大×命过后已经近6年”——也值得重视。看来在我的心目中,“文化大×命”早在6年前的1969年便应当已经结束了,这不是笔误,而是在当时形势引导下的真实想法。我哪里知道,“文化大×命”并没结束,高潮尚未来临呢!

尽管我那些自以为是的议论和“洒尽热血”的表白显得相当愚昧可笑,有一点倒是被我说中了:“根据文化大×命以来的经验,这是一次新的、大的革命政治运动的前奏、序幕。”

我需要画一幅大型的“开门办学”宣传画,请同宿舍的冯家祯当“模特”。小伙子浓眉大眼憨厚开朗,是典型的工农兵学员“光辉形象”。

到了10月,随着旅大市召开深入评论《水浒》大会,发出“深入批判《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捍卫‘文化大×命’的成果、把‘反修防修’斗争进行到底”的号召,评《水浒》运动在全市普遍展开。

1975年12月9日,星期二。

近日大事:

①美国总统福特1日到京,5日离。访问5天,未发表公告。

②4日发表清华、北大大批判组文章,批判了教育界最近出现的种种奇谈怪论,很有奥妙,应当研究一下。

③今日“一二九”,全市组织40里象征性行军,我校50人参加。

清华、北大大批判组的文章实际是12月2日由《红旗》杂志首先刊发的,《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在12月4日予以转载,标题是《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我自作聪明地认为“很有奥妙”,其实并不知道“奥妙”在哪里。

这篇文章,后来被称为是“四人帮”搞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进攻信号”,核心是末尾的那段话:

教育界的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

我居然把这篇重要文章与福特访华、“一二九”的纪念活动并列,说明我是何等浅薄。

我不知道,1975年的最后几个月,有一股强劲的暗流掀起,成为引起1976年国家剧变的前奏。那才是真正的“大事”,而且与我们所在的辽宁省颇有因缘。

辽宁省在“文化大×命”中的表现远异于其他省市,因为这里有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辽宁省当年曾被称作“文化大×命的排头兵”,后来又被斥为“文化大×命的重灾区”,应当与这位“人物”不无关系。

当时,这位“人物”除了在辽宁省担任要职,还有两个特殊身份:一个属于“血缘关系”,是伟大领袖的亲侄儿;另一个空前绝后的奇怪“职务”,是伟大领袖的“联络员”。

这位“人物”曾经做了不少在全国都有很大影响的事情,比如张铁生的“白卷事件”和“朝农经验”等等。前面所说的那股“暗流”,则是这位“人物”的新手笔。他将伟大领袖最近的一些讲话整理成文,并经伟大领袖批准,于1976年3月以中央文件下发,即《毛主席重要指示》,成为“回击右倾翻案风”的重磅炸弹。

这样的“大事”及其背景,当然是普通百姓所无法明白的。我本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自以为政治嗅觉灵敏,其实不过是懵懂无知、随大流瞎起哄的“井底之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