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日

概述

感觉我们的社会必须有所改变的人，其实比想象中多。更进一步说，基于“社会主义”“体制转型”“社会大改革”等特定口号追求社会改造的活动家与组织，也并非难以找到。喊出这些口号本身并不困难——甚至连主张“内乱势力”的极右集团，不也通过“重启韩国(리셋 코리아，Reset Korea)”的口号来描绘他们的理想国吗?但真正重要的，是如何、以及具体朝什么方向去改变社会的蓝图。

当今许多进步活动家在各自的现场奋斗，但大多数运动团体的蓝图却极为模糊。他们所谓的“变革后的社会”——无论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体制转型还是社会大改革——往往仅被描述为“超越资本主义的某种东西”;而达成这种社会的方法论，也仅仅停留在“把当前的运动进一步发展、深化”之类的所谓“努力论”。

这种倾向最终会沦为伯恩施坦式的“运动主义”——其名言“最终目标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个别运动不再服务于“社会变革”这一最终目标，在无特定任务的情况下退化为“为运动而运动”。活动家们陷入眼前课题，对未来要建设的社会讨论则被视为“非运动的空想”，形成这样的风气。这些问题终将摧毁运动本身：失去“社会变革”这一单一目标的个别运动，会丧失总体团结的机制，只能重复短期联合，最终碎片化，退化为只优先自身群体利益的组合主义运动。

这种运动无法进行覆盖全社会的总体斗争，因此无法形成总体意识形态，反而会被主导意识形态驯化，最终导致向体制内投降，结果是整个社运的衰落与斗争力量的瓦解。这一现象已在社运阵营中普遍显现——批评只代表正规职大工厂利益的工会、排斥性少数群体的女性运动、停留在向体制请愿的人权运动，都很容易。但如果无视这些运动面临的本质问题，一味陷入对其领导者与活动家的个人批判，绝非建设性态度。

要克服当前现象、击退运动主义，唯一的方法是为社会整体矛盾提出一个总体解决方案，即一个目标、一套具体方法论——也就是坚定地明确变革运动的方向。而明确变革运动方向的工作，必须以对当下社会的缜密分析为基础。

本文的目的是分析南韩的社会性质，并在基础层面提出变革运动的方向。我们将以本文工作为基础，后续逐步展开对变革运动具体方法论与方向的深化研究。正文将先考察南韩社会性质的历史与经济要素，再得出结论。我们的工作或许无法成为解决社运当前问题的“亚历山大之剑”，但希望能成为引发对变革运动严肃讨论的催化剂。

历史要素

南韩在历史上是由美国建立的人造国家。解放初期，多数民众支持“人民委员会体制”与社会主义，美国为防止半岛“赤化”，强行解散作为人民民主自治机构的人民委员会，武力镇压社会主义势力。当北方基于人民委员会成立政权并实施民主改革后，美国为将南韩打造成对抗苏联与北方的军事堡垒，通过李承晚宣布成立“南韩单独政府”。

单独政府的成立完全违背当时人民渴望统一国家的意志，自然引发全国性反对运动。美军与李承晚政权通过大规模屠杀与武力镇压平息反对运动，在此过程中，南韩内部的左翼势力与统一势力被物理消灭。这一消灭过程经朝鲜战争进一步强化，以“保导联盟事件”为代表的积极种族灭绝形式出现。

此后，美国政府为使南韩成为东北亚地区牵制社会主义势力的军事国家，持续扶持反共法西斯政权。从李承晚到朴正熙、再到全斗焕的南韩法西斯政权，其特征是：微观层面虽与美国存在政策分歧，但宏观上始终服务于美国利益。美国通过驻韩大使馆、中情局、韩美联合司令部持续干预南韩政治，操控法西斯政权。

1987年以来，在美国默许下，资产阶级民主体制得以确立，但对法西斯军部的清算从未完成——反而，法西斯军部政权的后继势力通过“资产阶级民主体制”这一工具，持续在体制内占据优势。自由主义势力的执政，是在充分验证其可作为美国“另一条走狗”之后才实现的，且他们也未成功完成对法西斯势力的肃清。

以美国为宗主国的法西斯军部势力，在官僚集团、司法部、媒体中保持着强大阵地;这些非选举产生的强力权力，即便自由主义势力执政，也能压制针对它们的攻势。南韩法西斯势力的好战性，在本次尹锡悦内乱事件中暴露无遗——尽管因民众的激烈抵抗导致计划搁浅，但军部、司法部、媒体界中深度潜伏着配合此类内乱的法西斯细胞势力，已是不争事实。他们彻底代表美帝国主义利益，并与南韩的官僚垄断资本形成有机联系。

经济要素

解放后，南韩的统治阶层分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官僚资产阶级。地主是在封建佃农制度下通过地租榨取利润的传统统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则完全依附于外国资本，为外国资本的利益充当其中介，从事外国物资等的商业活动。官僚资产阶级在依附外国这一点上与买办资本相同，但其依附形态是通过金融或殖民政府形成的间接性，指的是在帝国主义统治下进行分包生产或许可生产的产业资本家。因为在殖民地国家不可能自发产生民族产业资本，这类官僚资产阶级只能在国家垄断政策下通过与国家机关勾结而成长。

当时，地主阶级中占多数的日本地主已被人民委员会驱逐，残余的地主也因农民运动而受到巨大威胁，影响力大幅下降。此外，官僚资产阶级积累的资金极少、产业能力薄弱，无法在统治阶级内部行使领导权。于是，通过中介美国的援助物资获取巨额财富的买办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治经济主导权。李承晚政权也是代表南韩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权。买办资产阶级本质上是为宗主国帝国主义商品在国内流通并从中牟利的集团，因此对产业发展并不积极，这种利害关系反映在了李承晚政权的自由放任政策中。

与此同时，李承晚的买办资产阶级政权为了在统治阶级内部扩大政治经济支配力，一方面削弱地主势力，另一方面为缓解农民的政治压力而推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性质极为温和，且允许各种变相佃农制的存在，因此无法摧毁南韩的封建农业生产关系，但达到了原本旨在缩小地主政治影响力的目的。在土地改革中被削弱的地主阶级，在朝鲜战争期间因人民军推行的激进土改及对地主的人民审判而彻底没落。尽管人民军最终战败，买办资产阶级政权战后已无力逆转人民军实施的土改成果。

另一方面，因接收敌产而壮大的官僚资产阶级，随着地主阶级的没落使农村资本流入城市产业而大幅增长，不久便谋求能够代表自身的新政权。李承晚倒台后，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力有所减弱，官僚资产阶级为确立其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支配力开始积极行动，结果诞生了朴正熙政权。朴正熙政权是完全代表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权。

朴正熙的官僚资产阶级政权上台后，大规模肃清自由党系人士，切断了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力，并在期待新分包基地的美国与日本的默许和支持下，启动了积极的工业化政策。这种工业化与自主国民经济的建设毫不相干，仅停留在配合美日的产业高度化、为其生产低附加值商品的水平。当然，朴正熙政权后来发展了重化学工业和重工业，但这本质上只是因日本资本集中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将原本自己经营的非技术密集型产业部门转移到南韩而已。这一时期朴正熙政权的产业发展资金大部分来自帝国主义列强即宗主国美国，以及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伙伴日本所提供的贷款与借款，依靠这些资金迅速成长的财阀集团也在直接或间接上依附于美日金融。也就是说，官僚资产阶级的成长与急速工业化反而加深了南韩的经济依附程度。

另一方面，朴正熙政权为降低工人的生活费用以抑制工资，推行了大规模的压低粮价政策，这种压低粮价政策不仅促进了离农，还极大压缩了农场经营的利润，事实上消灭了当时尚存的封建地主阶级残余。

在垄断资本主义政策下成长起来的、以财阀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通过设立贸易及通商领域的系列公司吸收了实力已衰弱的买办资产阶级，从而实际上上升为南韩社会唯一的统治阶级。当然，买办资产阶级并未消失，但从此时起，南韩的买办资本只能以依附官僚资产阶级的形式存在。

全斗焕政权以后，国家与资本的有机结合与相互渗透活跃化，南韩的官僚资本主义成长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南韩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同，其垄断资本未能与和自己有借贷关系的银行资本形成完全的结合。这是因为南韩的官僚垄断资本只是垂直性地依附于宗主国的银行，无法进行相互渗透的结合。

南韩的官僚垄断资本只能与实质上只是帝国主义银行代理店的南韩银行资本实现这种结合，结果南韩的官僚垄断资本未能形成完全的金融寡头，只能以不完备的金融寡头形式立足。也就是说，南韩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能在帝国主义资本的默许与容许下维持，南韩的金融资本也处于帝国主义资本的强力支配之下。实际上，这不是南韩的特殊性，而是地球上大多数殖民地国家发展资本主义部门的普遍特征。

1990年代以后，外国人持有南韩企业股份被允许，帝国主义资本不再需要通过南韩政府运营的投资基金或合资投资、依附于帝国主义资本的南韩银行进行间接支配、通过贷款获取利润等手段，而可以用更直接露骨的方式支配南韩的垄断资本。由此，帝国主义资本掌控了南韩主要官僚资本即财阀的大型企业的大量股份。也就是说，所谓“国民企业”的官僚垄断资本实际上并非南韩的企业，而是受帝国主义资本支配、实质上是帝国主义资本的系列企业。21世纪以后南韩大企业表面上与宗主国美国企业在竞争中看似对抗，是因为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立场看，无论自己支配的企业中哪一家在竞争中胜出，自己的利润始终有保障。

此外，南韩多数官僚垄断资本至今仍常常从德国和美国进口核心零部件，每年向帝国主义资本支付巨额技术专利费、借款利息与投资分红。因此，南韩的官僚垄断资本即使营业上获得巨额利润，也因这种依附结构必须将营业利润的大部分上缴给帝国主义资本，因而只能在国内最大限度地提高剥削水平。官僚垄断资本的高度剥削具体表现为：对承包企业的货款压榨、工资的严格压制、通过派遣与平台化实现就业的灵活化，以及在所谓“无工会经营”名义下进行的破坏工会与残酷镇压等。

南韩大多数自生的民族资本是为官僚垄断资本供货的承包企业，它们在官僚垄断资本营造的极低货款环境与多层级支配结构下被彻底剥削，无法实现实质性成长，对工人也只能支付达不到生活工资水平的薪水。“帝国主义资本→官僚垄断资本承包资本→工人”的金字塔式剥削结构正加速工人阶级的贫困化。

有人主张南韩是帝国主义国家，南韩资本是与美国资本地位平等的谈判方，因此此次特朗普的产业掠夺并非对南韩的掠夺，而是在南韩资本与美国资本平等合谋下对工人阶级的攻击。诚然，特朗普的产业掠夺会减少南韩工人阶级的就业岗位，必然使官僚垄断资本的剥削高度化、抑制工资，因此对工人阶级是打击与攻击，但将此掠夺视为南韩资本与美国资本的平等合谋纯属谬论。

南韩的官僚垄断资本无论在所有权结构上，还是在专利费、借款、许可等交易关系上，都彻底受帝国主义资本支配并依附于它。因此，南韩官僚垄断资本对其他半殖民地国家的资本输出，与其说是具有独立帝国主义性质，不如说更接近将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中介到其他半殖民地国家的行为。南韩对任何国家都不具备排他性的政治经济支配力，只是在美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统治下的国家中，将自己进口的美国资本再出口而已。

结论

南韩是在美帝国主义资本支配下、由官僚垄断资本实行代理统治的美帝国主义殖民地国家，南韩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是受帝国主义资本高度依附的官僚资本主义。

在美帝国主义与官僚垄断资本支配下的南韩政府，为了保障帝国主义资本的稳定利润获取，一方面通过各种劳动恶法及暴力警察集团在物质上压制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与斗争，另一方面在精神层面通过法西斯式制度——国家保安法——抑制对抗意识形态的形成，并通过美化与正当化官僚垄断资本及帝国主义的各类媒体阻止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

官僚垄断资本的必然高度剥削导致引入整理解雇制与易解雇制，由此被劳动市场淘汰的工人自21世纪以来在国家积极鼓励政策下成为所谓“自营业者”的小资产阶级。这样由官僚垄断资本与国家引导而形成的大量小资产阶级群体，被连锁店所依附，实际上沦为接近半无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在非正常的过度竞争下纷纷破产。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使他们在遭受连锁店与租赁资本剥削的同时，将自己的贫困原因归结为最低工资或周休津贴等问题，从而对工人阶级产生敌对情绪，植入虚假意识。这种虚假意识也为民族资本家所共有。

彻底阻碍南韩民主成长的法西斯政治势力、官僚集团、司法、媒体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得以存续。国家为保障官僚垄断资本的高度剥削，在父权制意识形态下让女性承担无偿家务劳动以降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并抑制工资，这必然导致对女性与性少数群体的压迫政策。

人类为自我保全必须推进的碳中和任务，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绝不可能以具实效的政策形式推进。包括碳税在内的积极规制政策会降低官僚垄断资本的利润，而帝国主义资本绝不希望因官僚垄断资本利润下降而减少自己掠夺的份额。帝国主义资本不在乎减排、生态保护或气候正义，只希望无视一切无限追求利润。

帝国主义资本通过对南韩政府的支配性影响不断推动市场开放，这种市场开放的最大受害者是农民。农民无法与帝国主义资本通过种植园与掠夺性企业农业生产的农畜产品进行价格竞争，市场开放的程度越高、越深化，破产农民的数量就会越多。

综合上述事实可见，南韩社会的总体压迫基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民族资本家、小资本家、知识分子都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剥削，工人阶级在面对帝国主义这一单一矛盾与压迫面前，是唯一能将社会上所有阶级阶层通过统一战线联结起来的阶级。

统一战线的共同目标是废除帝国主义统治及其产物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没收官僚垄断资本、解除韩美同盟、撤除美军(其为美帝国主义支配南韩的物质根源)、彻底粉碎依附美帝国主义的南韩境内法西斯集团及其同盟势力来实现民主主义。然而，南韩极其软弱的民族资本家没有领导这种民主革命的能力，因此民主革命的性质不应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必须是由工人阶级主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也就是说，南韩社会变革的性质是为了粉碎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包括工人运动在内的一切议题运动都必须改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过程。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有通过在建设工人阶级政党、在党的领导下改造议题运动性质、构建与同盟阶级阶层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内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力等一系列长期过程中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