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26教学二

5.“批林批孔”与“反击右倾翻案风”

上班不到半年,就发生了林彪叛国投敌事件。

对于林彪,说实话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在东北老百姓的流传口碑中还是不错的,都知道他是第四野战军的军长,是在辽沈战役中立了大功的人。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人开始暗暗嘀咕,他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怎么他和江青一样,对全国这么凶的两派武斗好像无动于衷。他们咋不向毛主席提建议制止呢?

如实地说,一听到他摔死在温都尔汗,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感到震惊而没有悲痛。而假如事情发生在了周总理身上,事情就绝不是那么回事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周总理在“文革”中,夜以继日地为保护老干部在“红卫兵小将”中周旋,尽了他最大的努力。

对于“四人帮”这几个在“文革”中掌权的人,人们私下议论纷纷。这样几个资历不深,功劳不大,在“文革”中才青云直上的人物,他们能当好这么大一个中国的管家吗?人们多的是担心。

林彪死后不久,刚刚稳定下来的局势又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舆论准备是先评价一个人是“儒家”还是“法家”,然后是“批林批孔”,学校也经常组织学习讨论。不过这时大家的讨论和争论远不像“文革”当初争论是一个人是否是“清官”那样激烈了。

至于对毛主席,他说“宋江是个投降派”我的印象倒是挺深的。至于邓小平,大家也不太清楚毛主席说他“人才难得!政治性强!”和“邓小平是聋子,我的话他总听不进去!”这些话,到底是要用他还是要打倒他?

邓小平已经几起几落了,最后的结局会怎样呢?!

在中央指示下,大批判专栏倒是办了,但农村学校里没有写大字报。大家抄画报上儒家的漫画、宣传画,贴大字块标语,还组织过学生的批判会,但基层百姓能知道多少细情?!当然气氛倒还是跟上了形势的。

噢,想起来了。那段日子还有个在学校宣传学张铁生、黄帅造反的事。对于他们俩,当时我校的老师们评论就不一样。老师们对张铁生的观点是既同情又有争论。同情的是他在农村下乡干得不错,还当了队长,考学没时间复习答不上题值得同情;争论的是,交了白卷也不应当把他当典型树立。他自己说在学校时成绩不错,那怎么也达不到“忘”得交了白卷的程度呀!这一树有意无意地起到让学生不努力学习的不良效果。

而对于黄帅,老师们是普遍反感的。批判“师道尊严”,我们当老师的内心本来就想不太通。老师也不是完人,有错可以从关心的角度出发,用其它途径来帮助,来改正。鼓励像黄帅那样去顶碰老师,今后的老师怎么当才好?真正的“一个战壕的战友”难道就是这样的关系?!

老师们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看法,这和“文革”刚批斗过教师,后来知道批判错了的历史经历有关。另外,我校教师在抓教学质量方面都在奋力拼搏。当年对张、黄事件的宣传极不合我校的小气候,老师们才会有以上那些大胆的争论。

哦,对了。还有一个我们对问题的认识需要讲一讲,即“文化大革命”是从什么时候结束的?

诚实地讲,老百姓对“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都盼望它早点结束的。

“九大”在1970年4月召开,当时我正在通辽陪父亲看病,记得组织人们上街庆祝,通辽的女人几乎都喜欢戴纱巾的,这个我记得很清楚。王洪文当选了主席,又通过了修改党章的报告,人们心目中就认为“文革”结束了。因为这时学生也复课了,工厂也开工了,扩大化也停止了,“走资派”多数也官复原职了。一切几乎都恢复了原样[ 除了学雷锋高潮没有了,人的关系不像“文革”前那么和谐协友爱之外。]。

可不久发生了林彪事件,人们又有了新的看法。“文化大革命”要揪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被打倒了,林彪在“文革”中是二号人物,他与毛主席对立也有了结果,这回应该是“文革”结束的标志了吧?

至于对“评论儒家法家”“评论是投降派还是革命派”“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除了后者对我们的思想影响比较大外,我们认为这和“文化大革命”关系不大,只是根据斗争形势接着搞运动而已。“文革”之前不是也搞过“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和“四清运动”吗?这都是在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新的运动来了,和“文革”是不一样的。

1976年秋“四人帮”被粉碎,而“四人帮”是文革中起来的人物。这样看来“文革”斗争的高低上下到此才真的画上了句号。

所以在中央没有明确指出“文革”结束标志之前,我们的认识是不清楚的。

6.最特殊的一届毕业生

我刚参加工作就接了一个班,这个班有几点特殊之处。

“文化大革命”停课停学,在复课后,已经在生产队劳动多年的大龄学生被动员回校学习,有几个人插入了我的班。他们比同学们大好几岁,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哥大姐。

上届毕业生于1972年冬季毕业。这一届又改了回来,夏季毕业。这样当时实行的初中两年制,他们读了两年半。

但这都不是我指的特殊之处。

最特殊的是,1974年夏季这届初中毕业生,旗里规定,百分之四十升高中,不用考试,全凭教师的推荐来决定。

这是对班主任的严峻考验!

学生家长们都想让上学的名额落在自己孩子身上,推荐如果不公意见会很大,有的家长甚至会闹事!

而我的班恰恰有两大难题需要我无私大胆地作出决定。

一是插班生里有个学生张××[ 张宝珠,后进入黑龙江省嫩江县委领导班子中。在九十年代的一次去北京开会的路上因车祸不幸遇难。],他入班两年多来各方面表现在全校都被承认突出的好,并被同学们选为班长。但他是地主子弟,我是否该推荐?

要知道当时正是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年代,推荐他风险极大。不知细情的外村[ 张宝珠家不在布淇浩村,是大王家村人,距布村有一里地左右。]社员都不会放过你,况且还有其它各种舆论需要你应对。

二是有一个外公社后转入的学生,他学习挺好,接近百分之四十之内,又是我校第二把手李××的外甥。他就是为了升学,他知道我校的教学质量全旗第一,而来投奔他舅舅的。但他的政治表现[ 在当时这又是很重要的推荐依据,如果只以学习成绩来推荐事情就好办多了。]在班级表现差,甚至达不到中等。推荐他学生们都不会同意,我该怎么办?

我曾下功夫帮助过此生,他毕竟是自己的学生,伸出十指咬下哪个都疼。他犯了几次错误我都狠狠地批评过他,和他讲了要争取考[ 因为之前爸爸并不知道会有推荐这事,还以为会通过考试招生的。]上高中,别给你舅舅丢脸;政治表现上要严格要求自己,毕业时争取得个好点的鉴定评语,也能给你自己争光等等。但可能是有靠山的缘故吧,他很少听得进去。

1973年放秋收假[ 那时农忙时,学校要放假让学生帮助家里或生产队秋收的。一般时间是一周或半个月,在我上小学三年级之前这个假还有。]支农半个月。他给我送来了一斤月饼,说是过中秋节了,没啥拿的,给老师买一斤月饼吧[ 放在今天,这是属于特别会来事,会办事的人了吧?]。

要知道,不光是我,那个时期农村初中生给老师送礼的太少见了,对于我更是头一回经历这种事。

我猜测他肯定还有求于我。他有舅舅的靠山,别的学生都不送礼,他怎么会给我送礼?于是我说:“这月饼我是不能留的,有什么事你可以说,我一定会秉公办理。”

果然,他说要请假回家,秋收支农不准备参加了。

我劝他说:“你不要请假!同学们本来对你就有成见。你不参加秋收好像我袒护你似的,叫我在同学们面前也讲不清,你今后的鉴定我也不好给你做评语。”

我没答应他的要求,坚决让他把月饼又拿了回去。这事儿以后竟成了他舅舅整我的一条罪状,说我“收礼”。

在这届学生毕业前夕,我花了好大精力给全班每个同学都写了一个长长的鉴定。这么说吧,不用说名字,一念鉴定全班的同学就会知道这是谁的,我真实地给同学们一一做了评价。

我拟好了推荐名单。但我知道大量工作还在后面,我如果只在班级中公布了全班鉴定和推荐人选,班里的学生是没啥可说的了,社会上还会说三道四。特别是没被推荐上去的学生家长,都认为自己家的孩子不错,当然这些家长也确实都很重视自己孩子平时在学校的政治表现,肯定还会有意见。

我打算把所有学生的家长请来听鉴定,叫他们了解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鉴定的全部内容,然后再公布推荐名单。

我又想到孩子是三个村[ 布校的初中生接受的是布淇浩、大王家(也叫王家窝棚)、塔格迟(地图上也标作塔格西)三个村的学生,后来由于名气大扩大了范围,左中南片都有学生来这里读书,例如我老姑和燕姐姐都曾经在这里复读过。]九个小队的。学校是村办学校,平时事事都离不开三个村的书记,大队书记常来学校合计建房、投资等大事。这届毕业生的推荐也是大事,责任又全落在我身上,我应该把这些干部[ 共十五人。]都请来听听我的鉴定内容是怎么写的,为什么要推荐某人,再征求大队领导们的看法。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书记队长们和毕业生的家长们都听了,如果提不出意见,没上去的学生家长们也就没理由认为自己的孩子应该推荐上了。

假如真的大家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我也好当着大家的面,看是否该更改推荐名单。

学校校长兼支部书记时景全很赞同我的想法,并且他还说让全校教师也都来听听王老师是怎么给学生做鉴定[ 班级鉴定与推荐名单我都让他细看了。]的,今后再有这种老师推荐学生升高中的事,大家也就都有经验了。

学生推荐会按照校长的布置召开了,我们班的学生也都到了场。由于人多,是在办公室门前的空地上进行的。

会上除了原文读了每个学生的鉴定,我对鉴定的话还有事实地做了补充介绍。

一切顺利,包括我推荐的地主子弟张宝珠,没有推荐副校长的外甥,到会的人听后没有一个提出意见的。只有三个村书记分别讲了几句,承认我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才能把事情搞成这么个结果[ 谁知我的这番心血竟也成了李陷害我的罪状理由。]。

散会后我又组织了全班同学召开了座谈会。上了高中的和没上高中的对他们的老师都有了更深的理解。除了副校长的外甥表现不高兴坐在角落里低头不语外,本该能上高中,后段因表现稍差而没有被推荐上的一名学生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儿向我道了歉,送给我一支他父亲[ 他父亲是泥瓦工,当时生活条件很好。]给他买的心爱的钢笔,留给我做长久的纪念。

连续了半个多月的整夜思考与推荐结束了,当同学们放学回家后我终于感到头昏得厉害,大睡了起来。

第二天中午毕业宴会,学校杀了一头大猪,队长们也请来了。宴会我不想参加了,头痛得厉害。

同学们知道我是累倒的,几名班干到家中请我务必挺着参加他们的毕业酒宴,并说大家绝对保证不会让我多喝。全班的同学一一敬了酒,都叫我只沾沾嘴唇表示表示就行了。生产队干部有劝酒的,但两名大个子学生保镖似的保护着我不让我多喝,我都只是礼貌性地喝了点。

我喝得不多,可我还是醉了,毕业生的这碗酒太难喝下去了!我这个大家送“铁人”绰号的人都累倒了。

如果我违心地不推荐张××,张××本人和他父亲绝不敢提要升学这事。因为在当时的地主家庭谁也没人有这个胆儿[ 根据邸长林(比张宝珠小一届)老师的回忆,张宝珠在这之前就因为地主出身没能加入共青团。我记忆中张曾经在1985年给爸爸写过一封信,用非常激动的语句告诉爸爸他入党了。也是在1985年他回来探亲了,期间把大王家村的领导和近邻都叫到了他家中,让爸爸坐到了炕上,他在地上跪下给爸爸磕了个头。]。如果我违心地把寄住在副校长家的李姓外甥推荐上了,也不会有后来的给我写黑材料的事发生了。只有我这个根红苗正的傻大胆,才会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敢大胆推荐地主子弟!也只有我这个认准了死理不回头的耿人,才会不买副校长“面子”的账[ 关于推荐一事件我同父亲发生过争论,我说如果让我来处理这件事,我会把学生成绩和政治打分各占一半权重,政治打分让同学们互评投票实现。这样结果公平还把自己的责任摘开了,爸爸听后不说话了。但话说回来,这样做也没有人会感念你的恩情了。张家自推荐之事后每年冬天都会送我家两匣冻豆腐(约200块),半面袋粘豆包;如果他家的猪生小猪了,也肯定会送我家一只,一直持续到1990年我家搬离当地。所以世间的事情是福祸相依的,比做事方法更重要的是你是否有一颗追求真善美和公平公正的心。]。

“无私才能无畏”,这届“推荐”升高中的特殊毕业班,我终于把他们送走了。我问心无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