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ristos Balome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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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考察了马克思在1864–65年《经济学手稿》第五章中对生息资本(IBC)和信用的分析，该手稿是《资本论》第三卷的基础。在回顾马克思对这些主题在该手稿和早期手稿及通信中的处理后，本文探讨了该分析是否与《资本论》的抽象层次保持一致。本文还探究了恩格斯在塑造《资本论》第三卷第五部分时对该材料的编辑工作。本文得出结论：马克思逐渐扩展了他对信用的分析，将其视为对生息资本和货币分析的必要补充;恩格斯的编辑工作忠实地反映了马克思的手稿，从而确认了《资本论》第三卷第五部分是一个稳健的理论框架，可用以在马克思的总体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内解释当代货币现象。

1.导言

资本主义经济本质上是货币性的。近几十年来，货币和信用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新的金融工具、金融部门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日益突出的地位以及“影子银行”的兴起。这些发展，连同2012年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第二部分(其中包含所有与《资本论》相关的经济著作和手稿)，重新激发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部关于马克思的货币、生息资本和信用理论的讨论。

对于从事当代资本主义金融方面不断扩大的文献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澄清马克思的理论至关重要。马克思的理论核心在于将货币和信用现象置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实过程之中——即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而这一过程也包括前者对后者的反作用，其限制由资本积累的动力学决定。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货币表达了商品的价值，而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货币构成了生产者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的货币的五种功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反映了货币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这种联系。在讨论单个资本之间的竞争如何导致所生产的总剩余价值被分割时，马克思推导出了利息和生息资本的范畴。他还将信用分析为生息资本的补充，这是基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功能，以及信用为响应资本积累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基于这些前提，他提出了一些关键论点：利息是所生产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因此其最大值就是利润;利率受货币资本的供求支配，而不受任何“自然”利率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是“信用体系的天然基础”;信用和利息便利了在“生产和企业的规模空前扩大”这一积累阶段上股份公司的形成;信用既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加速了危机的严重性;虚拟资本——例如股票，它代表了未来价值的索取权——源于真实资本，但获得了相对独立性;生息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外在和最物化的形式”;最后，经济危机的根源应在“资产阶级生产过程的矛盾”中寻求，而不是在“最肤浅和最抽象的领域”即“通货领域”中寻求。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将货币、信用和金融体系的变化纳入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尝试——通常也引用马克思关于生息资本和信用著作的不完整性——面临着困难，并经常扭曲了他在生产和货币流通之间的联系。例如，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认为，在金融资本时代，价格不再反映价值而变得武断——“主观而非客观”——并将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信用视为一种稳定力量。最近，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采纳了“金融化假说”——这一视角主要植根于后凯恩斯主义和制度主义思想——主要通过金融发展而非生产来解释积累和危机，甚至明确提出存在与剩余价值无关的新形式利润的出现。类似地，海因里希强调了信用在危机中的作用，并淡化了生产中的矛盾——甚至声称价值和剩余价值是在流通中产生的——这部分基于马克思手稿的零散状态。相比之下，坎贝尔(Campbell 2002)、马夫鲁代阿斯和帕帕达托斯(Mavroudeas and Papadatos 2018)以及罗伯茨(Roberts 2018)等学者则试图——尽管他们存在分歧——将他们对货币流通的分析建立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基础之上。

马克思对货币、生息资本和信用的分析对于理解当代金融发展至关重要——例如法定信用货币、现代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积极货币政策的作用和局限性以及信用在当今资本积累和危机中的作用——且与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和积累理论的核心内容并不矛盾。将马克思的理论应用于当今的货币和信用现象，对工人运动具有政治意义。它将这些发展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矛盾之上，表明克服这些矛盾需要超越资本主义——而不仅仅是改革货币或金融政策。这一结论挑战了新古典主义关于货币作为中性交换媒介的观念所主张的自由化金融市场和减少财政-货币干预的要求，也挑战了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关于国家主导的信用和需求管理的药方，这些药方将货币视为由信用内生创造，并将信用视为经济活动和危机的主要驱动力。

但是，马克思的货币、生息资本和信用理论可以在哪里找到，以及它的发展程度和完整性如何?

马克思对货币最集中的分析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部分，而他对生息资本和信用最详尽的考察则见于1864–65年手稿，特别是其中的第五章，该章后来由恩格斯编辑成《资本论》第三卷第五部分。然而，马克思在第一卷中对货币的阐述以及在1864–65年手稿中对生息资本的阐述，远比他对信用的分析更为成熟。恩格斯本人承认了第五章中专门讨论信用的部分在编辑上的难度以及所需的干预程度。

这引发了两场辩论：一场是理论上的——关于鉴于《资本论》的抽象层次和货币信用体系的历史特殊性，马克思对信用的分析是否应该包含在1864–65年手稿中;另一场是文献上的——关于恩格斯对本章的编辑处理，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对第三卷第五部分可靠性的质疑。

自从马克思第二卷、特别是第三卷手稿的出版完成以来，关于这些手稿与恩格斯编辑的最终版本之间关系的理论和文献讨论一直在扩大。特别是，自从1993年马克思1864–65年手稿作为MEGA第2/4.2卷出版以来，马克思主义学者得以考察马克思的原始第五章及其与恩格斯第五部分的关系。总的来说，这场辩论中出现了两种学术观点。一方面，如克雷特克(Krätke 2007)和莫斯利(Moseley 2015)等学者认为，尽管有必要的编辑干预，恩格斯对第三卷整体，特别是第五部分的编辑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忠实于马克思的手稿。另一方面，如海因里希(Heinrich 1996–97)和福尔格拉夫与荣尼克尔(Vollgraf and Jungnickel 2002)等学者则认为，恩格斯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马克思文本的含义。

虽然这些研究通常涉及恩格斯对整个第三卷的编辑影响，但本文将具体聚焦于马克思第五章和恩格斯第五部分之间的关系，提供对理论和文献方面更详尽的讨论和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马克思逐渐扩展了他对信用的分析，将其视为对货币和生息资本的必要补充;其次，恩格斯的编辑工作——尽管进行了重大而必要的干预——仍忠实于马克思的文本。因此，《资本论》第三卷第五部分是解释当代货币现象的可靠理论工具。

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节回顾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三个草稿(1857–58年、1861–63年和1863–65年)中对生息资本和信用的分析。第三节讨论信用在马克思理论框架中的作用。第四节考察恩格斯对马克思第五章结构的编辑修改。第五节提供了对恩格斯文本干预的带注释性回顾，将材料分为阐述较多的部分和阐述较少的部分。第六节提出结论。

2.马克思对《资本论》三个草稿中信用的分析

马克思关于在《资本论》中呈现信用的视角，在其一生中不断演变。这种演变可以通过两个主要来源来辨别：第一，他在《资本论》的三个草稿——1857–58年、1861–63年和1863–65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信用的分析程度及其明确指出的局限性;第二，他在与恩格斯和其他人的通信中提及的相关内容。本文将并行探讨这两个来源，并按时间顺序进行。

在马克思著作中呈现信用的位置，与一场关于他在这三个草稿中方法论演变的持续辩论直接相关。在1857–58年手稿中，马克思引入了“一般资本”和“竞争”之间的方法论区分，或者更广泛地说是“资本的现实运动”，包括竞争、信用、股份资本以及个体资本之间相互作用的其他具体形式。前者(首先被研究)关注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内在逻辑，包括总剩余价值的决定。后者关注个体资本之间通过竞争和总剩余价值分割成特定形式和个体部分所产生的各种相互作用形式。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对资本的分析应包括两个抽象层次：“一般资本”和“竞争-信用-股份资本”。

正如随后的分析所示，争论在于，到1861–63年手稿末尾，以及更明确地在1863–65年手稿中，当马克思从最初的六册《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中划分成四个部分的单一资本书的计划——转向出版四册《资本论》时，他是否保留了这种方法论区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如海因里希和穆勒等人，认为马克思放弃了这种区分，不再将竞争和信用视为独立的抽象层次，而是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想平均”分析的一部分。然而，他们认为信用——如同国家和世界市场一样——不能在那个抽象层次上进行研究。另一些学者，如亚菲和莫斯利，则认为，尽管表述结构和术语发生了变化——例如，使用“资本本身”或“资本的内在本质”代替黑格尔式的“一般资本”——马克思保留了这两个抽象层次，因为它们对应于《资本论》中仍然存在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这表明信用的某些方面可以在《资本论》的抽象层次上进行研究(作为剩余价值分配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对它们的完整分析需要进行单独的、更具历史具体性的研究。

2.1 1857–58年《经济学手稿》（《大纲》）

在1858年4月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概述了他对《资本论》第一个草稿，即1857–58年手稿(所谓的《大纲》)的计划：

整个著作将分为 6 册：1. 论资本。2. 土地所有权。3. 雇佣劳动。4. 国家。5. 国际贸易。6. 世界市场。

资本分为 4 个部分：a) 一般资本。(这是第一分册的内容。)b) 竞争，或多个资本的相互作用。c) 信用，其中资本相对于单个资本被视为一种普遍要素。d) 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转化为共产主义)，以及它的一切矛盾。

这里可以提出两点评论。首先，信用和股份资本被视为第一册“论资本”的一部分。其次，马克思计划按照“一般资本”和“竞争”之间的理论二分法来展开他的分析。在这两个抽象层次内，生息资本的分析——如下文文本证据所示——属于竞争范畴，因为利息产生于单个(产业/商业对货币)资本之间的竞争，是总剩余价值的特定形式和分割部分，而信用和股份资本的分析则计划紧随其后，始终作为资本分析的一部分。

在同一封信中，马克思在描述“货币作为交换手段或简单流通”的功能时，旁注补充道：“(B)部分属于信用理论”。这种将简单商品流通中货币功能的分析与信用分析联系起来的模式，贯穿于他的著作中始终保持一致。这似乎表明，马克思将信用的分析，除其他外，视为在资本主义商品流通背景下对货币分析的发展。

在《大纲》中，马克思试图执行这一计划。然而，尽管分析主要停留在一般资本的抽象层次，马克思仍在第三章(“论资本”)中包含了一个题为“生息资本。利息。利润。(生产费用等)”的部分。在这一部分以及随后的“货币和资本章的增补”下，他提出了一些与利息相关的总体思想，例如：利息是既定数量剩余价值被分割成的收入形式之一，“资本本身变成了商品”的观念，以及利息形式在历史上早于资本主义。

然而，尽管有这些见解和在标题中包含了“利息”一词，马克思并未提供关于该主题的全面讨论。莫斯利评价说，在标题中包含“利息”一词，尽管没有进行全面讨论，源于马克思意图突出利息的“虚幻”方面——即它似乎源于货币资本本身，独立于生产——而非其“量的”方面(即它如何源于剩余价值)，后者不属于“资本的内在本质”，而属于竞争。

除了利息之外，马克思还对信用做了一些简短评论。例如，他指出“信用的需求”决定了“所贴现的汇票的数量及其波动”，讨论了银行体系和信用集中度的变化是否能够革新生产条件，批评了将货币流通等同于信用的观点，并考察了信用体系在扩大和克服流通障碍或在“熨平”“资本周转的差异”中的作用。他还强调，“作为一种基本的、发达的生产关系，信用在历史上只出现在以资本或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这些想法在《资本论》随后的草稿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但在这里仍然是转瞬即逝、未发展的。因此，在表达它们的同时，马克思经常澄清，它们的展开不属于“这里”，而属于对信用的后续分析，始终是第一册“论资本”分析的一部分。

最后，马克思似乎将信用视为对利息和生息资本分析的补充。例如，他指出：“流通费用……只有当我们讨论利息，特别是讨论信用时，才能得到恰当的讨论”。

2.2 1861–63年《经济学手稿》

1859年，马克思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该书包含了第一部分“一般资本”的前两章——“1.商品”和“2.货币或简单流通”。在此之后，马克思计划将他对资本本身的分析作为《批判》的延续出版，其中将不包括“资本之间的竞争和信用体系”。他打算将这个新版本命名为《资本论》，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作为副标题。然而，马克思没有出版这个版本，而是对其全部经济材料进行了详细阐述，并汇编了一部新的、篇幅浩大的手稿，即1861–1863年手稿，其中核心部分由随后的《剩余价值理论》组成。

在该手稿中，马克思继续坚持上述计划，根据该计划，生息资本和信用应在“一般资本”之后，在“论资本”的第二和第三部分进行研究。他指出，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在这里根本不予考虑，因为我们处理的是作为这样的资本，而它们必须在以后作为派生的、次级形式的资本得到发展”。他澄清说，利息是“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和分支”，但“关于利息大小等的所有问题，因此都表现为关于现有剩余价值在不同种类的资本家之间分配的问题。剩余价值本身的存在在这里是预设的”。

尽管有这个框架，马克思仍像在《大纲》中一样，讨论了利息和生息资本的一般性质。值得注意的是，他首次专门用一个特殊部分(分为两部分)来讨论“商业资本。生息资本”，这是MEGA第2/3.5卷编辑给出的标题。这段文本构成了1864–65年手稿第四和第五章的第一个版本，因此也对应于第三卷的第四和第五部分。在这里，马克思聚焦于商业资本和利润，但也对利息、生息资本和信用及其与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关系提供了更为连贯的分析——阐述了生息资本的性质、利息的起源、利率变动的原因以及“货币经纪人”的功能——这些分析得到了分散在手稿各处的关于信用的补充思想。

马克思在这一部分的末尾指出：“我们将在关于资本作为信用的部分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但这不属于我们目前的任务”。此外，他重申对生息资本和信用的分析应一并进行：“对生息资本的分析不属于本一般性部分，而属于关于信用的部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的、生息资本的特有形式是信用”。

在撰写1861–63年手稿时，马克思开始扩大他的分析，首次明确将与一般资本并列的竞争问题也纳入其中。莫斯利指出，虽然马克思最初勾勒出他的“第三章 资本和利润”，但他随后在同一手稿中提到了“第三部分 关于‘资本和利润’”，其中包括了关于一般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第二章。马克思对这一部分的概述与随后的第三卷第二部分“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的结构非常相似。

几页之后，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提纲，现在标题是“第三节”而不是“第三部分”，该提纲进一步扩展，纳入了与随后的第三卷相关的其他主题，其中包括——在第8点——对“利润分割为产业利润和利息。商业资本。生息资本”的研究。这一点明确勾勒了1864–65年手稿中随后的关于商业利润和利息的第四和第五章，以及《资本论》第三卷相应的第四和第五部分的主题。尽管信用没有明确出现在这个提纲的标题中，但考虑到马克思在该手稿中对信用的其他提及，他很可能打算将信用的根本问题与生息资本和货币资本一起处理，如同后来在1864–65年手稿中发展的那样。

总而言之，马克思没有简单地将这些主题留待后一卷，而是开始将与竞争相关的问题部分地纳入到一般资本的分析之中，从而形成了生产和剩余价值分配的统一理论。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即将过渡到四册《资本论》的计划。

2.3 1864–65年《经济学手稿》

新一轮经济材料的阐述始于1863年，形成了1863–65年手稿。在准备这份手稿时，马克思决定从头开始出版他的经济学研究——而不是作为《批判》的延续——并将其置于《资本论》三本理论著作和一本历史著作的框架内。1864–65年手稿(作为1863–65年手稿的一部分)成为了马克思第三卷著作的主要手稿。那么，生息资本和信用在这个关键手稿中的位置是什么?

第五章包含马克思对生息资本和信用的分析，是七个章节中篇幅最大的。它的标题“利润分割为利息和企业主利润。(产业利润或商业利润)。生息资本”被恩格斯为第三卷第五部分基本保留(省略了括号内的内容)。

本章紧随关于商业资本和利润的第四章，并置于关于“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的第六章之前。它的位置和标题——结合下文分析的前四(主要)部分的内容——表明马克思的主要目标是研究生息资本以及它如何侵占已生产的总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是总剩余价值被分割成的三种主要收入形式。本章被马克思划分为六个部分：1. [生息资本]，2.利润的分割。利率。自然利率，3. [利息和企业主利润]，4.剩余价值和资本关系的一般形式在生息资本形式中的外化，5.信用。虚拟资本，6.前资产阶级关系。

虽然本章的理论核心在于第1至4节，但它延伸到包括对信用的分析，并有充足的实证材料和信用关系的历史作为支撑。令人惊讶的是，第5节是六个部分中篇幅最大的，跨越了本章254页中的178页。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的篇幅长度并不反映其在理论上优先于前四个短得多的部分，而是反映了其理论性较低和阐述程度较低的性质。

2.4从马克思的三个《资本论》草稿中得出的结论

从前面分析马克思的《资本论》草稿中，得出了两个关键结论。首先，根据马克思最初的计划，信用被指定为“论资本”一书的第三节，但并未包含在关于一般资本的第一节中。然而，虽然仍维持一般资本与竞争之间的区分，马克思越来越多地扩大分析范围，将后者的一些要素纳入其中，包括他对生息资本和信用的思考——在1857–58年手稿中有所体现，在1861–63年手稿中更是如此。此外，在一些情况下，马克思明确将对生息资本的分析纳入关于信用的部分，并将它们视为相互交织。这种将一般资本和竞争信用都纳入分析的扩展，反映在马克思出版计划的变化以及在撰写1864–65年手稿期间采用了《资本论》四册结构。

其次，随着马克思沿着这些思路发展他的《资本论》结构概念，他的1864–65年手稿专门用一章来分析生息资本，其中也包含了一段冗长的关于信用的内容。通过澄清个体资本之间的竞争将预定的剩余价值分割成不同形式的收入，他似乎将对生息资本的研究视为第五章的主要焦点。同时，他认为信用的某些一般性问题也属于生息资本章，但仍计划在完成四册《资本论》之后单独进行更全面的信用研究。

3.关于信用分析在马克思思想中地位的评论

在上一节中，我们概述了马克思对《资本论》三个草稿中生息资本和信用分析的演变和范围。尽管马克思的重点是生息资本，但他越来越多地涉及信用问题，同时不断将对后者的全面处理推迟到后来的单独研究。这种双重方法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关于马克思赋予(或应赋予)信用的作用及其与生息资本的关系的辩论。本节将借鉴马克思著作和信件中的文本证据，来考察和评论这场辩论的关键方面，以突出他对信用地位的看法。

罗斯多尔斯基指出了一种“某种不确定性”，而克雷特克声称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仍然不确定”。莫斯利认为，主要的解释问题在于马克思1864–65年手稿中关于信用体系的部分是否属于“竞争部分还是信用部分”，他得出结论，其中大部分内容属于后者，因此“实际上不属于本章或本手稿，它们主要涉及竞争和剩余价值的分配”。海因里希认为，“无论阐述程度如何，描绘信用应该具有何种理论意义，最初都是不清楚的”，暗示它不属于《资本论》的抽象层次。最后，坎贝尔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信用体系如此重要，以至于没有信用的阐述，《资本论》的任何呈现都是不完整的。”

在1864–65年手稿中，马克思明确限制了他对信用体系分析的范围。例如，在题为“信用。虚拟资本”的第5节开头，他指出：

给予信用体系及其为自身创造的工具，例如信用货币等的分析，超出了我们计划的范围。这里只强调几点，这些点对于表征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必要的。在这方面，我们仅关注商业信用。商业信用的发展与国家信用的发展之间的联系仍不属于我们的考虑范围。

尽管马克思的界限划分模糊不清，但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马克思认为信用或信用体系的一部分属于对“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其次，这部分包括(如商业信用等)基础性方面，而非信用体系的更发达形式(如信用货币或国家信用)，后者需要进行专门的调查。然而，尽管有最初的界限划分，马克思实际上在这份手稿中将他对信用的分析扩展到远远超出了这个计划的范围，同时强调对信用的完整分析将在《资本论》之后进行。

在完成1864–65年手稿后，马克思对在他的生息资本章中包含信用的某些方面表示没有保留意见。相反，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每当他提到他打算编辑和出版第三册(计划与第二册一起构成《资本论》第二卷)时，他不仅表示打算包含信用，还表示要更新关于该主题的实证材料，甚至提到了“信用章”。

1867年5月，马克思写道：“迈斯纳要求在深秋之前交出第二卷。因此，我必须尽快投入工作，因为自从手稿完成以来，特别是在信用和土地所有权两章方面，有很多新的材料可供利用”。在1868年4月概述第三册内容的一封信中，他在第五章提到了：“五……接下来是利润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生息资本。信用体系”。在1868年11月的一封信中，他指出，“既然第二卷在很大程度上过于理论化，我将利用信用章对这种欺诈和商业道德进行实际揭露”。1876年4月，他写道，“我想亲自看看(对于《资本论》第二卷来说)[在美国书目中，C.B.]出现了什么可能对美国农业和土地所有权关系以及对信用(恐慌、货币等，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有用的东西”。最后，在1879年4月，在讨论苏格兰和英国银行当前危机的特殊性以及“货币市场的真正中心……伦敦”之后，他评论说，“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在当前的英国工业危机达到高潮之前，以及在他能够理论上‘消化’它之前，出版第二卷”。

马克思决心完成他的1864–65年手稿中的第五章和第六章——这两章的展开程度低于其他部分——使用最新的实证材料，这从他在手稿写作后几十年里收集的大量关于信用和地租的材料(呈现在MEGA第4部分)中可见一斑。他在信件中的提及，连同这些收集的材料，表明马克思打算扩展，而非省略，他对信用在第三册中的阐述。

马克思关于研究信用的计划与1864–65年手稿中这一分析的程度之间的差异，以及他随后几年坚持要对信用进行更广泛研究的意图，表明信用的哪些方面属于对“一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哪些方面超越了它，这一界限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不断移动。例如，马克思最初暗示银行体系的分析不属于《资本论》，但他后来提到了“信用章”，并坚持认为，在研究诸如1873年恐慌中银行体系的作用等问题之前，他不能出版第三册。

与马克思扩展信用讨论的隐含意图相反，海因里希认为“第五章第5点中对信用的阐述在内容和方法论层面都提出了重大问题。”他声称，内容相关的问题源于马克思对材料的处理不成熟，而“方法论问题在于，一方面，马克思用相当大的篇幅处理信用，另一方面，他在方法论上基本上将信用排除在对‘资本的一般性质’的阐述之外”。

对于海因里希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引用克雷特克关于整个《资本论》的评论：“不完整、未完成与不连贯不是一回事”，以及卡尔凯迪的评论：“不完整”并不意味着“内部矛盾或模棱两可”。

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信用分析的程度，它确实是模糊的。然而，从马克思草稿的发展及其在通信中的相关提及来看，他的模棱两可关注的是这种分析的程度，而不是它的存在。此外，马克思坚持在1864–65年手稿之后的几十年里研究信用问题以完善《资本论》，这表明他认为扩展他对信用的分析是《资本论》的必要部分。

海因里希认为信用不能在《资本论》的(高)抽象层次上进行研究的另一个原因是其可变的制度结构。这一观点与他认为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信用和货币体系尚未发展到“马克思所追求的抽象层次上的考察也可以进行”的程度有关。

然而，正如马夫鲁代阿斯所回应的：

这是一个完全不谨慎的论点。首先，信用的分析是货币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资本论》分析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马克思的分析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因此，他对信用的分析遵循相同的路径，不能被降级到某个中等层次。——Mavroudeas Stavros. 2020. Once again on the alleged differences between Engels and Marx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在简单商品流通的抽象层次上讨论了货币(第一卷)。然而，货币的某些功能只能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充分解决，马克思在他的信用分析中处理了这个问题。例如，在第一卷第一部分，马克思指出：“以信用为基础的货币，另一方面，是以一种对我们简单商品流通的立场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条件为前提的”。货币的功能，例如贮藏、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对信用进行分析。

此外，信用制度的可变性并不排除在《资本论》中研究信用的一般功能。由于信用本质上是生息资本的运动形式，因此，尽管马克思主要关注生息资本，研究信用也是对生息资本分析的必要补充。信用的制度灵活性对于促进货币流通和生息资本至关重要。虽然信用体系的具体结构对于它在特定时刻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它与货币和生息资本的联系是普遍的，并且独立于其具体表现。

资本主义信用体系的每一种历史形式都与生息资本的运动相关并以其为前提。马克思始终致力于呈现他所研究现象的最新发展，这意味着他所理论考察的问题的历史结晶。例如，马克思亲自编辑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前两个德文版和法文版，提供了大量关于工作日斗争、机器发展以及工人阶级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史料。这些具体的历史发展后来被超越的事实，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应该将它们从《资本论》中省略，也不意味着它们对于阐明相关的理论观点是不必要的。同样，马克思手稿中描述的一些信用发展已被超越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他对当时信用体系的见解是多余的。

莫斯利提供了马克思将分析扩展到更具体信用方面的另一个原因：

马克思转向信用体系这些更具体的方面，是因为他特别有兴趣理解资本主义中的经济危机，以及信用在危机中的作用……以及他所经历的 1847 年和 1857 年的具体危机。因此，他阅读并摘录了关于这些具体危机的议会报告，尽管从逻辑上讲，这种具体分析属于较低的抽象层次，因此属于后一卷。——Moseley Fred. 2015. Introduction to Marx’s Economic Manuscript of 1864–1865

无论如何，马克思的第五章结合了信用的普遍和具体方面。对此，莫斯利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方法论观点：

也许第 5 节的少数“一般”部分……属于竞争部分和信用部分之间的一种过渡。马克思曾在 1861-63 年手稿中通过以下段落暗示了这种过渡：“信用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也是其条件，这为从资本间的竞争过渡到作为信用的资本提供了便利的过渡。”

在探讨恩格斯的编辑之前，从前面的分析中需要注意的关键是，正是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内部扩展了他对信用的分析，最终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内在形式”。尽管他最初的目的只是处理信用的基本方面(作为对生息资本分析的补充)，但写作过程使他大幅拓宽了范围。从1864–65年手稿之后到他去世的这段时期，马克思越来越认为有必要在《资本论》中对信用进行更全面的处理。他对当时信用体系具体形式的广泛参与，揭示了他将理论分析应用于经济和政治现实的持久决心。

4.恩格斯对马克思第五章结构的干预

恩格斯承认，编辑马克思的第五章“最困难”，因为手稿的这一部分“不是一个完成的草稿，甚至不是一个大纲，可能只是一个开始阐述——通常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笔记、评论和摘录”。在1884年的一封信中，恩格斯指出，“关于银行资本和信用的一节[C.B.]处于如此混乱的状态，以至于让一个比我更好的人感到恐惧”。因此，恩格斯不得不进行大量的编辑干预，这些干预现在是学术界争论的主题。

本节考察恩格斯对第三卷第五部分结构的干预及其对信用阐述的影响。下一节将讨论他对内容的主要干预。

恩格斯主要的结构变化是将马克思的六个部分转换成了十一个章。马克思第五章的前四个关于生息资本的部分对应于第21–24章，而第五个关于信用的部分变成了第25–35章，第六个关于前资本主义信用关系的部分变成了第36章。讨论的焦点在于恩格斯对马克思第五节信用部分的对待，这是马克思手稿和恩格斯版本中篇幅最大的部分。我们先呈现一些代表性的观点，然后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海因里希认为，恩格斯的重组完全改变了第五章的重点，从生息资本转向了信用，给人一种“生息资本的阐述只是对信用讨论的引言”的印象。他接着说，因此，第五部分经常被称为“信用部分”，尽管标题中没有提到信用。海因里希也——就像他对恩格斯编辑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分析那样——指责恩格斯既掩盖了手稿的不完整性，将其呈现为成熟的阐述，又选择了“呈现马克思手稿中发现的[关于信用的，C.B.]研究材料”。换句话说，他指责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手稿干预既太多又太少。同样，福尔格拉夫与荣尼克尔认为，恩格斯的编辑将焦点从生息资本转移到信用，掩盖了许多手稿页面的研究性质，特别是在零散的第五章中。

莫斯利虽然不同意海因里希的整体批判，但也指出“恩格斯改进后的组织使得第5节看起来更像是一部理论著作，而不是一套研究笔记……它也给人一种误导性的印象，即第5节的所有内容都属于这本关于竞争和剩余价值分配的著作，但其中大部分内容并不属于”。然而，莫斯利含蓄地回应了福尔格拉夫与荣尼克尔关于第五章零散性质的评论，他强调，“仔细观察就会清楚，几乎所有的困难都在于马克思第五章的后半部分[C.B.]……(它变成了恩格斯的第30–35章)，而后半部分是本章最不重要的部分(主要由议会报告摘录组成)。”

首先，关于信用部分(恩格斯第25–35章)的篇幅，他的编辑工作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它与马克思1864–65年手稿相比的长度。马克思的第五节占第五章255页(411–665)中的178页，而恩格斯的相关章节占第五部分273页(330–602)中的195页，两者都以MEGA版本的德文原文来衡量。在两种情况下，对信用的分析都覆盖了相关章节或部分的近70%，微小的差异来自恩格斯添加的标题和文本，它们略微超过了文本的省略。

其次，结构上的变化是编辑手稿的理所当然的任务。马克思本人在准备《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时也做了类似的编辑选择。具体来说，他将第一版德文版的六章扩展为七个部分，将章节数量增加到25章，节的数量增加到64节。如果马克思对一个已经编辑过的文本进行了这样的干预，我们可以想象对一个阐述程度较低的手稿部分需要进行多大程度的结构干预。

因此，海因里希指责恩格斯编辑将第五章的重点从生息资本转移到信用，并制造了“生息资本的阐述只是对信用讨论的引言”的印象是错误的。无论马克思信用分析篇幅长短的原因是什么，发展它的是马克思本人，而不是恩格斯通过他的编辑。此外，正如我们所见，马克思本人多次提到了“信用章”。

第三，恩格斯保留了马克思亲自撰写的关于信用的历史细节。海因里希不同意恩格斯纳入所有这些历史细节，认为它们属于不同的(较低的)抽象层次，因此不属于《资本论》。然而，正如莫斯利正确强调的，“如果存在问题，最终的责任应该归咎于马克思，是他写下了所有这些历史具体内容在第5节中”。克雷特克认为，恩格斯决定保留这些内容的做法是模仿马克思在第一卷中的类似决定，马克思在其中纳入了关于合法工作日斗争的充足史料，尽管它发展得“比马克思最初计划的要广泛得多”。恩格斯的决定也可能受到他的认识的影响，即从他与马克思的通信中得知，马克思打算显著扩展和完成对信用的阐述。

第四，在评价恩格斯的干预时，我们必须考虑他明确阐述的编辑方法。他的目标是“在足够清晰的情况下，保留第一稿的特征”，并“尽可能地制作一个真实的文本……用他自己的[马克思的，C.B.]话”。由于马克思的第五节不属于“足够清晰”的第一稿部分，恩格斯面临两个选择：排除马克思第五章的最大部分，或对其进行编辑并以读者易于理解的形式纳入。鉴于恩格斯的方法是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进行最少的干预，同时纳入他所有的思想，他选择了后者。关于对本章最困难部分的编辑，他评论道：“我最终成功地将作者所有相关的论述都纳入了文本。除了那些重复已说过的内容或涉及手稿未作进一步处理的要点的一小部分摘录外，没有遗漏任何内容”。

恩格斯纳入马克思尽可能多的材料，要求他澄清分析的局限性，他添加了“详尽”和“全面”等词语，而马克思澄清了信用分析超出了《资本论》的范围。例如，在前一种情况下，“对信用体系及其为自身创造的工具(信用货币等)的详尽分析超出了我们的计划”。

由于马克思将分析扩展到包括比最初计划更多的信用问题，恩格斯不得不澄清材料的实际局限性。在一个未发表的手稿中，这不是问题，但在一个编辑后的文本中，如果说信用分析不属于这里，而大部分章节都专门用于此，就会出现问题。因此，海因里希和福尔格拉夫与荣尼克尔指责恩格斯添加了这两个词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克思本人在关于生息资本的章节中也提出了这些评论。

最后，尽管信用部分存在问题，恩格斯澄清说，问题不在于“主导原则”，这些原则“表达得足够清楚”，而在于“整个语境”，它“预设读者对关于该主题的主要文献，如图克和富勒顿的著作有很好的了解”。

总而言之，鉴于手稿的状况以及恩格斯明确打算尽可能多地纳入马克思的手稿内容，恩格斯对马克思第五章为形成第三卷第五部分所做的干预是必要的。恩格斯不能被指责纳入了马克思手稿中原本没有的部分，也不能被指责仅仅是试图让手稿更容易被读者理解——这恰恰是一位编辑的任务。此外，马克思在准备第一卷第二版时也进行了类似的干预。

然而，恩格斯在文本本身的干预是否改变了手稿的原始含义?这是下一节的主题。

5.恩格斯对马克思第五章文本的编辑干预

恩格斯对第五章结构的编辑干预与文本内容的改变紧密相关。他干预的主要形式涉及对手稿中材料的重新安排，许多章节由此衍生而来。其他干预包括文本的插入和省略。本节概述了这些干预，承认更详细的阐述和分析需要更长的篇幅。我们结合马克思手稿的不同部分和恩格斯的干预来考虑，因为后者是前者的结果。这些干预是通过将马克思的文本分为两个部分来呈现的：阐述较多的部分和阐述较少的部分。

5.1马克思手稿中阐述较多的部分：恩格斯第21–24章和第36章

如前所述，马克思第五章的前四个部分对应于恩格斯第21–24章，而马克思的第六节对应于恩格斯第36章。这些部分侧重于已生产的剩余价值在货币资本家和产业或商业资本家之间的分配，这是马克思第五章分析的核心。马克思为整个第五章所定的标题“利润分割为利息和企业主利润。(产业利润或商业利润)。生息资本”反映了这一焦点。因此，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马克思的这部分材料“大体上是完整的”，不需要重大干预，这一点至关重要。

恩格斯在第21章(“生息资本”)和第23章(“利息和企业主利润”)中添加了标题，并对马克思已提供的标题进行了细微修改。两次插入都准确地反映了马克思部分的内容。第21章讨论了利息，将其定义为“经营资本的资本家必须支付给资本所有者的一部分利润”以及“生息资本的特有流通”。第23章考察了利润“纯粹的量的分割为总利润和利息如何转化为质的区分”，其中“所有资本，无论是借来的还是不借来的，都从它作为赚取总利润的资本的功能中区分出来，成为生息资本”。在第22章中，恩格斯在标题“利润的分割。利率。‘自然’利率”中的“自然”一词周围添加了引号，突出了马克思关于“没有自然利率”的断言，并强调“自然”一词是被隐喻性使用的。对于第24章，恩格斯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和资本关系”合并为“资本的关系”，创造了新的标题“资本关系在生息资本形式中的外化”。

恩格斯在这些核心章节中的干预是最小的，并且纯粹是编辑性的。他重新安排了正文和脚注之间的内容，通常将重要的理论摘录或评论移入正文，同时将不太关键的材料降级到脚注。例如，在第21章中，他将一个大脚注(注8)分成了四个部分，其中两部分纳入正文，两部分移至连续的脚注(注59和60)。

恩格斯在这些章节中的文本插入很简短，并未改变马克思的论点。相反，它们增强了文本的连贯性，或使用马克思在别处使用的句子澄清了观点。例如，恩格斯在第21章中添加了：“并且在其中资本表现为能生出货币的货币……当作为货币资本借出时。普鲁东持有关于货币资本作用的奇怪观念”，并在第22章中添加了“的确，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恩格斯的省略通常包括重复或次要的离题。一个值得注意的省略是这句话：“因此，这些事情的讨论属于关于竞争的一节”，指的是“习俗、法理传统等”对平均利率的影响。恩格斯很可能省略了这句话，因为很明显，这些具体的因素不能在《资本论》中详细考察，而且类似或相同的短语在其他地方有所保留。

福尔格拉夫与荣尼克尔批评恩格斯省略了马克思在第22章中的括号：“{当一个既定的整体——例如利润——要在两个人之间分割时，最重要的是被分割的整体的大小，而这个利润的大小是由平均利润决定的。}”。他们认为“恩格斯将原本仅供思考的内容转变成了一个深刻的常识”。然而，莫斯利认为，这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方法论点，他经常使用括号来放置此类重要评论，表明“总剩余价值(‘整体’)是在其被分割为个体部分(包括利润和利息)之前被决定的”。

总之，这些章节中的手稿状态不需要恩格斯进行重大干预，因此对他的编辑的讨论在此保持有限。

关于马克思的第六节，它变成了恩格斯的第36章，恩格斯指出它“是相当完整的”。马克思的标题“前资产阶级关系”实际上被恩格斯保留为“前资本主义关系”。在这一节中，马克思概述了现代生息资本从高利贷资本的历史发展。恩格斯的微小干预并未改变理论内容。唯一值得注意的干预是恩格斯删除了三个标题中的第二个“论路德对高利贷的看法”，因为它包含了与路德无关的摘录，将其内容纳入稍微修改后的第一个标题“中世纪的利息”。恩格斯还保留了(作为第二个)马克思的第三个标题“教会禁止利息的好处”，以及其附带的文本。这些编辑增强了文本的连贯性。

5.2马克思手稿中阐述较少的部分：恩格斯第25–35章

在完成了第五章关于生息资本的主要部分之后，马克思插入了有争议的第五节“信用。虚拟资本”，尽管明确局限于“对于表征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必要的点”，但其内容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本节是第五章和整个1864–65年手稿中阐述最少的部分。

莫斯利指出，马克思的标题“有些误导”，因为这部分只有一小部分讨论“虚拟资本”(股票和债券)，而“几乎所有内容都是关于银行对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贷款”。

恩格斯将马克思第五节的标题用于他的第25章，这是从马克思第五节衍生出的十一个章节中的第一个。

马克思开始第五节时分析了信用的两个方面：商业信用，被描述为“信用体系自发的基础”;和银行信用，其特点是“货币交易的发展，它自然地与一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品交易的发展齐头并进”。在这项分析之后，马克思引入了一系列材料，MEGA编辑将其命名为“补充材料”。马克思自己将这些材料分为以下两个部分，标题是：“不同贸易部门的资本分配通过票据贴现”和“有息资本的积累及其对利率的影响”。

恩格斯利用了文本和“补充材料”的第一部分，后者仅由摘录组成，形成了他的第25章，将理论分析与相关的实证摘录融合在一起。马克思嘲笑了银行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诸如“货币”、“贷款”、“货币贷款”、“资本贷款”和“货币资本”等术语上的混淆，并阐述了他那个时代的制度问题。他还利用第二个标题下的材料形成了第26章，保留了相同的标题。与第一部分不同，这第二个标题下的“[补充材料]”不仅包括书本和议会报告的摘录，还包括马克思的注释。正如其标题所示，这部分考察了资本积累对利率的影响，从而补充了第22章，该章探讨了决定利率的因素。恩格斯在这两章中的主要干预是重新安排材料，将其组织成章节，并重新组织脚注和正文。因此，恩格斯指出，第25章和26章“需要筛选参考文献和插补在别处找到的材料。”

在“补充材料”之后，马克思得出了他对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分析结论。从这些材料中，恩格斯形成了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恩格斯很可能从马克思的开篇句中得出了标题：“我们迄今为止不得不对信用体系做出的一般性评论如下：”。恩格斯在这里只做了微小的干预，只有两处文本插入，他明确指出这是他自己的。

在这一结论性章节之后，是马克思对更具体的信用问题的阐述。马克思第五节的其余部分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个理论部分和一个实证部分。马克思将理论部分划分为三个用罗马数字“I”、“II”、“III”标记的子部分，而实证部分标题为“混乱”(Die Konfusion)。

然而，这两个部分的组织有点令人困惑。首先是带有标题“I”、“II”、“III”的最初理论部分，接着是“混乱”的第一部分，然后是理论部分的延续，MEGA编辑将其标记为“III续”，最后是“混乱”的延续，MEGA编辑将其标题为“混乱(续)”。

这种结构反映了手稿这一部分的写作过程和较低的阐述程度。根据MEGA编辑的说法，马克思最初汇编了“混乱”部分。随后，通过对其中提出的思想的注释，他汇编了理论部分(两个部分)，并将其划分为三个子部分：“I”、“II”和“III”。MEGA编辑强调，马克思本人决定将这些材料收集纳入文本。最初，他用字母“a”到“j”对“混乱”的第一部分进行了编号。后来，他将这一部分整合到文本的第352页，并将这些页面重新命名为“352a”到“352j”。马克思随后进行了他的第二部分理论分析，接着是第二部分实证材料。尽管如此，正如MEGA编辑所指出的，“材料收集源于一个研究过程，尽管它打断了阐述的流程，但仍然与系统分析相关联或作为其补充”。

恩格斯将所有这些材料纳入了《资本论》第三卷的第27–35章。在考察恩格斯的编辑之前，理解这两个部分的性质至关重要。

第一部分包括马克思对信用问题的理论分析。马克思区分了作为通货的货币(收入的流通)和作为资本或生息资本的货币(资本的流通)。他处理了具体的信用相关问题，包括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除其他外，解释了虚拟资本的性质和形式)、货币资本积累与实际积累之间的关系、实际流通的货币与资本主义交易的需求之间的联系、所谓的“通货原理”及其在1844年英国银行立法中的表现、贵金属流出与流入和流通媒介收缩或扩张之间的关系，以及货币金属国际运动与汇率之间的关联。

显然，这些主题包括信用的普遍和特殊方面。它们涵盖了与信用和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总体关系相关的思想，以及具有更多局部时间和空间相关性的思考。恩格斯经常添加注释，以澄清马克思的某些分析是背景特定的，特别是针对19世纪的英国。

至于题为“混乱”的实证部分，它包含：

都是议会关于1848年和1857年危机的报告的摘录。在这些摘录中，汇集了二十三个企业主和经济学著作家的证词，特别是关于货币和资本、金的流出、过度投机等等的证词，并且有些地方加了简短而诙谐的评注。几乎所有当时流行的关于货币和资本的关系的见解，都在这里用问答的方式表达出来了。马克思打算批判地讽刺地评论这里暴露出来的关于货币市场上什么是货币，什么是资本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序言

“混乱”一词指的是这些言论中表达的关于货币、货币资本和生息资本性质的糊涂理解。在同一时期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评论道：“你对我在最近不得不回顾的1857年和1858年关于银行等的《议会报告》中所包含的彻头彻尾的胡言乱语，根本无法想象”。

关于阐述程度，理论部分显然比实证部分发展得更充分，后者呈现了一系列非结构化的陈述。MEGA编辑指出，文本格式上的差异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手稿其他部分的页面被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正文，另一部分用于脚注——但“混乱”的几乎所有页面都从上到下填满了马克思的引文、统计数据和注释性评论，没有任何分隔。

恩格斯从马克思原始的三个(“I”、“II”、“III”)加一个(“III续”)理论部分的子部分中构建了五个章节(第28–32章)。他将“I”转换为题为“流通手段和资本;图克和富勒顿的观点”的第28章，将“II”转换为题为“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的第29章，并将“III”和“III(续)”合并为题为“货币资本和真实资本”的第30–32章，每章分别标为“I”、“II”和“III”。恩格斯要么直接从马克思的标题和评论中得出这些章节标题，要么创建了对随后材料的简洁总结。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恩格斯添加了标题，但材料划分成节(随后被转换为章)源于马克思本人。

关于编辑过程，恩格斯指出第28章“不得不在某些地方重新安排”，第29章“几乎可以完全取自原始手稿”，而“真正的困难……始于第XXX章”。然而，从第30–35章来看，最大的挑战不在于第30–32章(主要源自马克思的理论部分“III”)，而在于源自马克思“混乱”的第33–35章。在第30–32章中，恩格斯的主要干预涉及文本重排。他指出第30章“是通过换位和删节组合而成的，但删节的部分已在其他地方使用”，第31章“具有更大的连续性”，第32章“形式尚可”。

恩格斯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混乱”部分，他用它来形成第33–35章的主体。最初，他试图将“混乱”的第一部分浓缩成一个单一的章节，但他指出，“经过多次尝试”，他发现这是不可行的。相反，他将这部分材料的较小部分整合到他“找到合适位置的地方”。事实上，他将它们纳入了第25、26和28章，并用其余部分构成了第33–35章。恩格斯承认，“当然，这无法在没有我为了保持连续性而进行的大量插补的情况下完成。除非它们仅是形式上的，否则插补的内容都会明确标明属于我”。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恩格斯对“最终成功地将作者所有相关的论述都纳入了文本”感到欣慰，并澄清遗漏的只是“一小部分摘录，它们要么重复已说过的内容，要么涉及手稿未作进一步处理的要点”。

文献考察证实，恩格斯的干预没有改变马克思文本的含义，而一些针对他编辑的著名指控(例如插入某些形容词，如前所述)是必要的，因为恩格斯纳入了马克思的思想和提供的结构。

6.结论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资本论》第三卷第五部分是理解马克思关于生息资本和信用的基本理论原则的可靠来源。因此，它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工具，可以通过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视角，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日益复杂的货币现象。

这一结论基于两个关键问题。首先，对马克思关于信用的阐述及其相关通信的分析表明，尽管他对信用分析的程度有所动摇，但他越来越倾向于扩展它。马克思将信用的呈现视为对生息资本分析(它是生息资本的运动)和货币理论的补充。

其次，恩格斯的编辑干预被认为是忠实于马克思的意图和手稿的总体精神的，涉及对一个阐述程度较低的文本进行必要的编辑。恩格斯意识到马克思打算扩展他对信用的阐述，并致力于尽可能多地出版马克思的文本，因此他纳入了马克思关于信用的第五节。鉴于手稿的不完整性，这一决定需要进行大量的干预，主要是文本重排。将马克思的原始手稿与恩格斯编辑的版本进行比较，没有发现任何歪曲。

当然，对现代货币和金融体系进行详尽研究，需要运用马克思的基本原则来构建一个全面的马克思主义信用理论。这个理论必须纳入当代信用发展和制度化，同时补充马克思的货币和生息资本理论，从而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然而，至关重要的是，它必须在不与马克思理论的核心要素——即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相矛盾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这项任务仍然是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