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24下乡七

20.告状

可能你们会问，你们那儿“扩大化”那么厉害，那么多人被打被抓，你们怎么不上告?

要提到上告解决问题，劝自己别蛮干，我这个高中生是首先想到的并且去做了的。父亲刚被抓进去不久，我白天出工干活，晚间就在油灯底下给中央写材料，希望中央赶快来这儿调查情况，弄清是非。信写好了，投信地点是“中共中央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收”。

信我不能在当地发出，因为头几天就听说有人写了上告信，信都到了卧虎屯火车站又被追回来了，我要等待机会和地点往外发。

几天过去了，打听到本队木匠姚师傅要去国营农场拉苇子，我偷偷地和他讲了此事。他支持我跟车以帮拉苇子的名义出屯，把信投到了欧里的邮政信箱。可结果始终杳无音信。

哎，我哪里知道，中央“文革”正是“四人帮”掌权，即使信发到了，会有人来给你调查、解决吗?

而本旗根本别指望，旗里还派工作组参加“挖”呢。

当时，腰力毛杜公社来了几个贫宣队，邰队长主要就是被他们打残的，而旗里还派了公安局的，有个叫王×[ 叫王杰，现在(2003)欧里工作，就是因为这个，在巴彦塔拉呆不下去了搬走的，注意，他并不是旗公安局的，而是当时巴镇粮库的。]的打人最凶，老百姓都恨这个人。

你要把信寄到旗里，两派刚联合成立起来的革委会，能解决得了你的问题吗?弄不好，我要先被挖进去。真是告状无门啊!

大约是1969年三四月份吧，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下发了“内蒙八条”指示，总的意思是承认有了“扩大化”，要停止挖内人党，弄清问题。

“八条”下来后，被关的人陆陆续续放了，公社关押的十几个人是最后放出的。可放出来的人并没有给“平反”，也没人承认错误。

父亲被打残了，只能拄着双拐走路，后背的伤十几年后直到死时都没好。父亲放出来后，1969年夏天直接去北京二十几天告状，是三弟领着去的。

1970年腊月十九，我结婚了。结婚典礼是在大队简单办的，没有婚宴。岳父对我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在典礼时一定要放一挂鞭炮，给我们去去晦气，增加点喜庆的气氛。

结婚两个来月后，我领父亲到通辽治伤，我陪父亲在通辽又住了四十来天。我在通辽写了几十页长的诉讼信，交给了盟军分区，希望能揪出坏人，给被打的冤者公开平反。

但是，军区的接待人员答复得是挺好，却不能马上来人解决问题——“扩大化”不是你们一个镇的事，全盟要处理类似的问题多着呢，盟里也着急呢。

21.天终于晴了

在之后连续几年的日子里，被放出的人一直没得到平反。虽然在人们心目中已没有一个承认被关的人是“内人党”“地下反共军”的了。父亲的工资在放出几个月后单位也给补发了。事实上大家都心知肚明，“扩大化”搞错了。

至于在“扩大化”中人们受到的种种酷刑，当他们出来后，人们听得目瞪口呆，真不敢相信在新中国会出现这样的悲剧。

在我镇，直接被打死在黑屋里的人虽然没有，但好些人都被打残，留下了终身烙印。受“扩大化”的影响，放出风要被抓进去的人前前后后倒是死了十几人。这些人多是历史多少有些污点的，他们怕被抓进去以后想死也死不成，就自己想办法“自决”了。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因为害怕挨打而自杀的。

比如有个开中药店的老尹头，人已近七十岁，有个精神病的老伴，夫妇俩相依为命。老尹头从解放前就在本镇以开中药铺为生，他为人厚道，还收了一个徒弟跟他学艺。他的徒弟在“文革”前后被公社医院录用，当了调剂师。

“扩大化”开始后不久他的徒弟就受了牵连。听到这个消息后老汉绝望了，他怕自己也被抓进去受那非人的整治，在某一天夜里吊死在自己的药铺里了。

他死后，精神病老伴由于生活不能自理，几天以后也死了。

他死后我听大队支书[ 王德仁书记，他的大女婿叫宋国祥，是我二姨父宋安祥的三弟。]说：“可惜尹老汉了，他有很多民间的偏方都来不及传给他徒弟就带进棺材里去了。”

支书老王讲，有一年他牙痛得厉害，曾到郑家屯、四平几处看都没有看好。有一天路过药店门口，尹老汉见他捂着肿起的脸，问他：“咋的了王兄弟?”

支书说了牙痛和到外地医院没有治好的经过。老尹头说：“哎，我给你弄点药试试吧!”

他拿了一包药来，支书问：“多少钱?”

他说：“别给钱了，才值五分钱的东西就算了吧!”支书还是坚持给了他五分钱[ 感慨，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基层领导干部。]。

可就是这五分钱的药面儿，治好了支书多年经常发作的牙痛病!

老尹头夫妇的死，使镇里失去了一名大家怀念的老中医。他是因“扩大化”被牵连致死的，这是镇里人都知道的一个事件。

粉碎“四人帮”前后，上边文件终于承认了搞“扩大化”的错误，等于公开给受害的冤枉者平反了。虽然文件下得晚了点，但天最终是亮了起来。一场令人难以想象的噩梦终于有了最后的结束。

22.人间处处有真情

有很多打人的“英雄”在后期被划成了“三种人[ 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对清理出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应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给以改正错误、弃旧图新的机会。]”之一的“打砸抢”分子，一二十年中不得重用提拔。这应该是公平的，这些人应该好好反思，这是不是对你还算宽大了?当然，打死人的已被判了刑，这也是他们应有的结果。那些没有被划进“三种人”的打手们，在以后的几年中，他们自己总觉得抬不起头来，见到被打的人就一脸的过意不去。

从“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的揪“走资派”到后来的“扩大化”，没有泯灭良心的人，不做违心事的人还是很多的。

我不是说自己在那个动乱年代没打过一下人，这根本不值得一提。

因为还有许多人，他们在“走资派”危难之时，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关押“内人党”时偷偷地关照受害者。这些人以后都得到了好结果。

我举两个例子：

左中一个“走资派”在靠边站时，许多人敬而远之，生怕接近他被扣上“保皇党”的帽子。有一天他骑马办事路过一个村子，人和马都需要喝水，他来到井边，许多认识他的人都假装没看见他躲开了。

一个农民没有怕，从家里拿来了水桶，还帮他打了水。

他问这个农民：“你不知道我是走资派吗?”

农民回答说：“我不管什么走资不走资，我只知道好人就是好人。”

一句很朴实的回答，深深地打动了这个“走资派”的心。当他官复原职后，特意派人去接来了这个农民，给他亲自安排了工作，并向大家讲了“滴水之恩”的过程，当然这个农民是少数的幸运者。

咱们镇的苗圃工作人员吕麻子，原本是外公社的一个农民。“扩大化”时，他作为民兵被派来公社苗圃看押“内人党、地下反共军”。有外人在时，他大声喝斥被关押的人;没有人时，他偷偷地告诉被关的人：“你们别怕我大喊大叫，那是给他们听的。你们放心，我不会动手打你们，你们谁要是需要什么，或者有什么事需要我办，等没人时偷偷告诉我，我能办一定想办法给你们办。”

果然，在之后的两三个最难的日子里，他里外给大家通报消息。在没有其他民兵时，还偷偷地照料伤员，人们很感激他。“扩大化”刚一结束，他就被安置为本公社的苗圃工人，变成了城镇户口。到今天人们都很尊重他，说这个麻子可真是一个大好人[ 吕**子原来是一个大好人，这可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他是我初中同学吕秀玲的父亲，大名叫吕有臣。他这个人确实很能吵吵，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追在我们小孩的身后大骂“我操你个奶奶的!”，吓得我们见了他常常绕道走。而我在小学时可没少惹过他，说实话我原来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坏。真没有想到原来他竟做过这么多大好事!所以真不能凭个人印象来判断一个人啊!]!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没报，时候未到。

我这不是宣传因果报应，这是人心换人心，黄土变成金的真实例子。越是在混乱之时，人越是需要冷静去思考真伪对错，才能选择正确的行为做法，这没有错。

(第六章“下乡与“扩大化””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