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学员纪事】十三，情感波澜

2025-12-16 新闻

十三，情感波澜

1，我的“两地书”

前面曾经说过，上年我们去盖县鲅鱼圈公社搞“批林批孔”运动的时候，结识了一批在当地插队的营口知识青年。后来，我与他们有过书信联系，但持续通信的，最终仅有一个人了，就是H。

开始的时候，这些信函只是很普通的来往，属于礼节性的问候而已。后来，内容渐渐多了些，她向我述说自己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与当地农民的复杂关系、知青之间的小矛盾、对政治运动的不理解、对前途的期望与茫然……信中难免流露出一些无奈与苦闷的情绪;我毕竟有过同样的插队经历，自认年长一些，因此可以给她一些疏导和宽慰。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信上没有任何需要保密的内容，至多也就是“谈理想、谈人生”而已。当然，无论以前还是现在，大家都认为，所谓的“谈理想、谈人生”不过是青年男女相互交往时欲盖弥彰的幌子。但是，我们的通信，似乎的确没有其他的想法——至少双方都没有进一步的表露。

不过，这毕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一个女孩子书信交往，我不知道发展下去将会怎样。

1974年8月12日，星期一。

有一件事需要记一下。年初下乡，同青年点的青年们相处得很不错，回来后我代表我们工作小组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但后来只有一个人保持来信，这就是H。这是个非常热情而又天真的姑娘。在农村时，每天都数她起得最早，工作积极，待人诚恳。后来她到小学校代理教师，也很热心。

从那时起一直继续到现在。我之所以坚持这种通信，是因为我也走过她们现在正在走的这条路。我想给她一些鼓励。然而，现在想想，我又觉得自己未免太自以为是了。我有什么资格在这里以导师的口气教训别人呢?尤其现在她已当了妇女大队长，比起我在农村，有“出息”多了。所以我更感到以前信中那些高人一等的话真是愚蠢得可笑!……

但现在要中止这个通信似乎已是不可能的，因为每次她都是那么热情，使我必须回信。我真没办法了!

说到我对她的了解，不算多也不算少，从我们入住知青点的第一天，她就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那天清早天气晴朗，只是相当冷。我从温暖的房间里出来，一下子还难以适应，哆哆嗦嗦地小跑着去上厕所，看见一个女孩正抡着大笤帚扫院子，口鼻间冒出一团一团的哈气，在晨曦中格外显眼。看见我，她笑着打招呼，哈气在刘海上凝成了薄霜。她也许有点近视，看人微微眯着眼睛，眼神却很清亮。

我在村里工作了二十多天，其实很少有与她单独接触的机会。只有两天，我在房间里绘制批林批孔的漫画，她抱着一堆书本轻轻溜了进来，说他们房间的知青都在打扑克，太乱，借我这里的清静备备课。当时她在村里的小学校当代课老师，除了备课还要批改作业。她挺认真地给我讲什么是纯小数、什么是带小数之类，那些小学算数知识我早就忘光了，听着还觉得很新鲜。更多的时间是我俩各干各的，我在炕上画漫画，摊得炕上地上到处都是;她在角落里的小桌旁静静地备课批作业。

若说我与她的交往，不过如此。平时打交道较多的，其实还是知青点的两个点长和几个团员。我对H的进一步了解，是从后来的通信开始的。

判断一个人，也许不能仅凭文字，但文字往往会暴露人的真性情。从她所述说的那些事情、那些想法、那些心事中，能够感受到发自肺腑的善良、真诚和热情，还有一股富有感染力的乐观精神和青春活力。正是这些，让我动心。

但是，我真的动心了吗?我不知道。

大连火车站，留下了许多有关相聚与分别的难忘记忆。我在毕业30年后的2006年重返旧地，看到它依然保持着原貌。

9月中旬，全班同学都去农场劳动，只有我留了下来，参加迎接七四级新生的工作。宿舍里空荡荡的，难免思绪纷乱。偏偏在这时候，读到了鲁迅的《两地书》。

1974年9月22日，星期日。

星期五借了本《两地书》。本是因无书可借，随便拿来翻翻的。但打开后就再难合上。这是鲁迅与许广平的一部分通信，并非何种有趣的小说。然而正如鲁迅说的，最大的优点乃在于真实。许多话现在看去，仔细品味，真是含义深长。

第一封信是许广平作为鲁迅的学生而满怀“苦闷”的情绪向鲁迅请教“人生的道路”的，那口气、那问题，颇似H的信。但鲁迅那时已是颇有名望、颇有处世经验的伟人，因而能引导教诲许广平，使其看准道路，走向正途。而今我为一幼稚的学生，竟也有人居然以为“师长”，请教问题，颇感惶恐。

鲁迅当时且说自己也在盲目地走路，很难承当引路的责任。而今我虽处世不同，但更是每一步将落于何处都难以推测，又怎能对别人负任何此类责任的呢?

多年以来，《两地书》我已经阅读了无数遍，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每次重读，都会有不同的感受。粗看过去，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往来文字平实淡泊，似乎缺乏应有的感情色彩。但是读得多了久了，便不难品味到那外冷里热的丰富内涵：从开始时老师与学生的思想交流，到初恋中的时进时退小心试探，再发展为情人式的大胆戏谑……鲁迅在《两地书》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微妙的犹疑、徘徊、怯懦、无措，是何等真实!

《两地书》让我突然悟到，鲁迅并非无情无欲的神仙，他也是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普通人，在面对感情波澜的时候，那种看似矫情的踌躇和彷徨，说到底，是源于内心深处的自卑。

也许正因这点感悟，成为我四十年后写出《走读鲁迅》的基础动力。当然那是后话了。

然而，仅此一点，在当时已经足够给我极为强烈的冲击。我不能不认真考虑，我和H的交往，似乎已经开始超出“谈理想谈人生”的范畴，这让我突然有些畏惧了。

鲁迅的自卑很复杂，来自年龄和地位的差异、家庭背景和社会道德的制约……

而我的内心深处，同样也隐藏着连自己都难以觉察的自卑。

我的自卑则很简单，就是来自养路工的身份。当年弟兄们屡屡受挫的感情经历，曾使我深感压抑，所以，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恋爱问题。

平心而论，我们学校的女生中，也有漂亮的，也有聪明的，也有既漂亮又聪明的，而且也有一些与我谈得来的女生，但我却丝毫没有动过心。

因为，有一个现实问题不可回避。

从上学那天开始，我将来的道路已经确定：毕业后必须返回西安铁路局，可能还要继续干我的养路工。不难想象，当我从一个外表光鲜、社会地位似乎很高的“大学生”，回归那个形象恓惶浑身臭汗的养路工模样的时候，别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大学期间，万万不能“找对象”，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没料到的是，与H之间，仅仅是一次人生轨迹的偶然交集，竟让我情绪动荡，实在有些荒唐。

客观而言，她刚在农村插队了一年多，已经当上了妇女大队长，将来的“进步”，也许远超过我现在的状态。这种可能出现的倒错关系，恐怕不是我的自尊心所能承受的。

再进一步说，我们之间，极少见面的机会，仅靠通信的维系，难以避免因距离而形成的隔膜。更何况，写了这么多的信，谁也没有更深层次的表露，这不能不让我想到，也许是我自作多情，自寻烦恼呢!

偶然读到的《两地书》，似乎是一记警钟，让我猛然清醒，觉得我和她之间的关系，不应当如此盲目地发展下去了。

但是，我却不知道，这件事该如何处理。

2，别人的故事无法借鉴

尽管我平时在班上或美工组经常表现得很张狂，像是性格外向，但这种感情上的问题，却始终藏在心里，从不向别人倾诉。更何况，在周边的朋友和同学中间，似乎也没有什么“先进经验”可以借鉴。像老朋友于明政，自己尚在昏天黑地的热恋之中，根本没空“指导”别人;庞为平是个只知道闷头鼓捣电器的“呆子”，对于感情上的事情似乎一无所知，聊也是白聊。

后来我才发现，真正的“呆子”其实是我自己：庞为平早就悄悄地与肖羽的妹妹谈上恋爱了，大家居然都没有察觉。回想起来，并非毫无蛛丝马迹。有一次庞为平匆匆跑来我们学校，要借我的照相机用用，我多嘴问他什么事情，他有些扭捏地说，要陪肖羽的妹妹和她的同学出去玩玩。我的照相机测距是英尺而不是公尺，一般人都掌握不好，我只顾教他怎样使用了，没注意他那不自然的表情。后来真相大白，才知道貌似“呆子”的庞为平，也有“狡猾”的时候，他真是天才的“地下工作者”，这么大的事情，竟能瞒得严严实实。肖羽兄妹俩长得挺像，都是高高的个子，一双会笑的细长眼睛。后来她和庞为平终成眷属，白头偕老，是一段理想的美满婚姻。

学校里的情况则很有时代特点。

按理说，难得的校园环境，正是培养爱情火花的温床。然而，作为工农兵学员，“革命”应当是第一位的，“学习”应当是第二位的，而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谈恋爱”，应当是没有位置的。即使有人斗胆“冒险”，也是偷偷摸摸进行的。

更何况，作为工科院校，女生本来就少，就性别比例而言，基本就是我们班的模式：每班35名定员，女生不超过5名，也就是六比一而已。如此稀缺的女生，要么“名花有主”，要么“空留芬芳”，让男生们只能望“花”兴叹。能在就读的三年期间形成恋爱关系并结成姻缘的，很不容易。

有些事情，也往往不像主观臆测的那样简单。比如，我很熟识的同级女生吴凤珍，毕业工作后不久便嫁给了一位邻班的男生。我总以为他们是在校期间恋爱成功的呢，其实并非如此。多年以后谈到此事，她说，那是毕业以后的事情，两人分到了一个工厂，接下来就顺理成章了。

再谈下去才知道，她早年的初恋经历，竟完全在意料之外。感谢她的信任，给我讲述了这段故事。

上大学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相处了两年多。当时我是小学老师，他是高中老师，都在一个农场。我俩是在教师开会学习的时候认识的。他是下乡插队的城市知青，我是当地的返乡知青。他是中专毕业，在学校教数学。他个子很高，爱打篮球，是个实实在在的本分人。

1973年大学招生恢复考试，我也报名了。我们学校给我放了一个月的假，让我复习功课。他当时超龄了，没有报名。但他没反对我上大学，每天还来帮我复习功课。结果录取通知书来了，一看是大连铁道学院，他就傻了。他哭了，说，你为什么不报师范?你报师范了，毕业肯定回农村了;这下你要进工厂了，你还能回来吗?

当时我脑瓜特别简单，我就想进工厂。我俩没想到一块儿，没沟通。但是我又想，那当时你也没跟我说让我报师范，你也没说啊。我就说，你等我两等，我是不会变的。

那时也不知道上学得三年还是四年。他说，我等完你，我都30多了，咱俩还是分开吧。

我说你太不相信我了。他说，不是我不相信你;人的地位变了，思想会变的。我说我不会变的。

其实我真的不会变的，我是非常重感情的一个人，特别重感情。我相信我不会变的。所以我当然不同意分开了。我认为那是不道德的。

可是他不想等了。而且他家给他压力，他的父母也说，分开吧，你都多大了，赶紧再找一个对象结婚。就这样，就这样分开了。

最后一次，我们俩在我们家啊，他也哭，我也哭。我奶奶就说了，你看，当时我不同意让她去考什么大学!多大了，该结婚啦!你说你，你还同意她。现在你看她要走了，你又哭。你哭啥呀……

我走的时候，轰动整个农场。为什么呢?我们这农场有10多个大队，范围也不小，但都认识我们。因为他是高中老师，我是小学老师，我们谈恋爱，大家都知道。我走的时候，说什么的都有，都说我把他给甩了。当然，知根知底的人知道，不是我给他甩了，是他给我甩了。但大家哪能知道这些。所以就轰动了很长时间，成了茶余饭后的话题了，所以我也出了名了。

我走了以后，大概一年吧，他搞对象结婚了。他找的那个也是民办教师，后来都转正了。我还认识这个女的，因为在我上学之前，我们在县里参加过同一个教师培训班。她挺不错，个子像我这么高，也挺白的，长得挺好，挺聪明的。

这是命里安排的。月老给你牵好线了，给你固定好了，你该是谁就是谁。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得不到。月老给你定好了，给你牵好红线了，想也没有用。

哎呀，我的这个初恋现在情况很不好。我走了以后几十年没联系， 2018年我偶然遇见他妹妹，也连上了微信。这才知道，她哥2016年就有病了，脑栓塞，现在很痛苦。我跟他妹妹说，我回老家的时候要去看看你哥哥。那次还跟她哥通了一下电话，她嫂子挺好，挺大度的，挺欢迎我去他家。

刚联系上的时候他还能走，也想见我。都定好了去看看他，但转年就不行了。他的病越来越重，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就说不想见我了。我知道啥意思，病太重了，不想让我看见。正好他妹妹在他家，我跟他视频了几分钟。他在床上躺着，挺煎熬的，我心里挺不舒服……

当初在学校的时候，只觉得吴凤珍为人很热情，经常帮同学做些缝缝补补的事情;但平时少言寡语，像是内向的性格。没想到，她心里还隐藏着这样一段初恋往事，始终不能忘怀。

比起其他班级，我们班的同学年龄大致相当，且以“老三届”居多。按理说，二十四五的年纪正是荷尔蒙旺盛的阶段，所谓“关关雎鸠”，才是正常现象。但一方面拘于肩负“上管改”重任的政治身份，一方面受晚婚晚育政策的影响，男男女女假装正经，好像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正人君子。像我们宿舍这几个家伙，平日几乎无话不谈，唯独不曾触及有关男女情感的话题。

不过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班长老艾。

老艾平常大大咧咧，似乎活得没心没肺，有段时间却显得苦恼郁闷，甚至难受得睡不着觉。好在他属于心里盛不住事的人，总会有自己往外倒话的时候，我们这才知道，原来他的情感经历竟是一段“血泪史”呢!

我记得的情况是这样的。

他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时候，本有一个女朋友，北京人，还是个干部子女。他们虽不是青梅竹马，却也属患难之交，很快就进入了热恋之中。

后来，那女孩的父亲被安排到陕西一个工厂担任领导职务，经过打通关系，要以“病退”的理由将她调到西安，她的母亲甚至亲自到黑龙江来办理此事。当时已是元旦前夕，有小道消息传说，元旦过后上级政策将会有大变化，对“病退”的审查更为严格，一般情况下，几乎难有办成的可能。老太太来的时候就有些手续办得不完备，再听到这个消息，急火攻心，竟至突发高烧病倒了!

关键时刻，老艾挺身而出，先把老太太送到哈尔滨，安排到战友家养病;继而凭借身为连队领导的身份，四处奔走(用老艾的话说，是“上窜下跳”)，施展浑身解数，疏通各方关系，终于抢在12月31日下午把所有的手续都办成了。

第二天便是元旦，果然开始实行新的政策。若不是老艾办得及时，再耽搁十几个小时，事情就彻底黄了!那女孩的母亲千恩万谢，女孩本人也是万分感动，临行时山盟海誓，只等合适的时候就要办事成亲了。

那女孩顺利进入西安一家工厂工作，还当了干部。没想到，她和老艾开头还有正常联系，不久通信越来越少，后来居然提出分手。有人猜测，她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

如此情况，让我们义愤填膺，骂那女孩忘恩负义、丧尽良心。老艾倒想得开，说：这也可以理解，西安是嘛地方，兵团是嘛地方，天壤之别啊!即便勉强结婚成家，两地分居岂不是一辈子痛苦，这样分手，快刀斩乱麻，也算嘎嘣脆!我们听了，都骂他过度宽容;他却说，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没嘛可后悔的了。

这就让人奇怪了，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他自己也想开了，那还苦恼郁闷什么呢?

原来，那女孩突然得了重病，已是危在旦夕!

我们真是幸灾乐祸，连说活该，活该!真是活该!但马上就发现了问题：老艾怎么会知道这情况呢?既然知道了情况，他本应当扬眉吐气才是，为什么却难受得睡不着觉呢?

老艾说，女孩得的是尿毒症，已进入晚期，透析也基本不管用了。他焦急万分，不知有什么办法能挽救对方的生命。

这故事太让人激愤、也太让人伤心。我们或是敬佩老艾有仁有义，或是劝慰老艾应当庆幸当初的分手、逃脱了一次生离死别的痛苦……尽管看法各不相同，有一点意见却是统一的：那女孩的人生道路是她自己的选择，老艾万万不能藕断丝连重新陷入感情的漩涡。

可惜老艾不听劝。他说自己既不是藕断丝连也不是感情用事，对方曾是自己连队的知青战友，遇到为难的事情就应当伸手相助，否则他这个当年的连长有嘛脸面再见别人!

但一切都来不及了。不久，老艾收到对方哥哥的来信，说她已经逝世了。

老艾的思想与众不同。通过这次意外的感情流露，他的形象在我心中陡然高大起来。我也第一次发现，原来有人是这样看待和处理感情问题的。

需要补充的是，近五十年以后，听老艾亲自述说这段往事，具体情节却与我们当时朦胧了解的情况大相径庭，完全出人意料。后续的故事更曲折、更伤感、更有震撼力;那女孩的命运太不幸、太悲惨、太让人同情。只是为避免话题分散，在这里不便展开，还是留待后面细说吧。

套改一句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爱情都是相似的，坎坷的爱情各有各的艰辛。”

我想说的是，别人的感情经历无法供我借鉴。我的烦恼，只能自己忍着。

3，不合时宜的信

我踌躇的时间并不长，H的来信促使我不得不有所决定。

不久前，她被抽调到公社参加一次时间较长的培训，告诉我临时的通信地址。由于人多杂乱，我寄去的信居然被人偷拆了。她既愤怒又无奈，急迫间告诉了她的一位朋友的地址，请朋友帮忙转交我的信件。

她的来信，明显流露出强烈的焦虑，这情绪很快就感染了我，思前想后，心绪烦乱。一时冲动，给她回了一封很决绝的信。我说：近来感到，这种通信不仅给她造成了麻烦，也给我带来很大的思想负担;有许多现实问题，是将来无法解决的;不如及早决断，还是就此不再联系为好。

为了避免信件丢失惹是生非，我没有使用大连铁道学院的信封。

发出这封信，我马上就后悔了。我发现，自己的那些话模棱两可，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我本来并不想伤害对方，但如此含混的言辞，又怎能不造成伤害呢?!

按常规，我们之间的通信，最长一周时间便可收到，可这次却足足过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回音。她本是个性格率直的人，我认为，即便中止联系，她也要直言告知，而不会置之不理。这种状况，倒是我没有料到的，难道她真是被伤害得太深，以致彻底断了来往?若是这封信又丢了，落到别人手里，岂不是会造成更大的麻烦?我无法判断情况。对我来说，这种日子太难受了。

那段时间，我心里纠结极了。由于参加军训，长期离开学校，即使有信也不能及时收到，这更加剧了我的烦躁情绪，也许长期不愈的口腔溃疡便是由此而引起的。当我已经基本绝望之际，突然又收到了她的来信。

我这才知道，就在我上次给她写信的几天前，他们培训班全体人员集体食物中毒，情况相当严重。她被送进医院抢救，好不容易拣回一条命;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接着又返回营口家中休息，总算恢复了一些。久不联系，怕我着急，赶紧写信。接着又告诉了她家里的地址。

所以，她根本没收到我那封形同绝交的信!

我不知道该庆幸还是该后怕。若是她在遭难的时候突然收到我的信，岂不是雪上加霜!

可那封信毕竟是现实的存在，能否收到，只是时间问题。当初我可没想到，它竟会变成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

眼下她尚在病中，我只能又写了一封平平常常的“慰问信”以示关心。至于那“定时炸弹”的问题，只有听天由命了。

不久，接到她的回信。没想到的是，我那间隔很长时间的两封信，她几乎是同时收到的。也许还是年纪轻太单纯，她居然没看懂我那含含糊糊的言词，还以为是丢信的事让我担心了。她反倒宽慰我，不要因为个别“小人”的捣乱而顾虑，“脚正不怕鞋歪”，该咋样还是咋样!

她说得爽快，我却更加为难，一时不知该如何回信了。这才发现，优柔寡断是我最明显的短处。

如此一直拖到寒假回家。这样总不是办法，几度狠下决心，终于，如我在2月5日的日记中所说：“昨晚写了最后一封给H的信，来彻底结束这段交往……”

我在信中吞吞吐吐地说，“现在的通信，很容易让人分心，甚至会产生一些多余的想法，因此……”连我自己都觉得这些废话言不由衷，弄不好还会产生新的误解，所以还是明确提出：“这是我所写的最后一封信。”

这句话何等绝情，连我自己都不敢重看一遍。急急忙忙装进信封， 2月5日一早，就赶紧投进邮筒，生怕自己反悔。

我怎会想到，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辽宁发生7.3级强烈地震，那就是著名的海城大地震!而H家所在的营口，恰在震中附近!

听到消息，我立刻懵了。天下咋会有如此怪异的事情!几乎与我写那封信的同时同刻，千里之外居然会发生一场特大天灾!

惊慌失措之中，我赶紧又写了一封信，急切地询问情况。

许多天过去，未见她回信。

情急之下，我又给三家子知青点的小组长周桂菊去了一封信，也始终没有回音。

那些天，我心神不宁地在焦虑与等待中苦苦煎熬。由于地震波及大连，有消息说开学的日期可能推迟，我赶紧给金文华、老艾等同学去信打探消息。

1975年2月17日，星期四。

返校日期渐近，但近来听到许多关于地震的传说。上次营口地震看来十分严重，北京都有感觉，大连更受影响。尤其据说近来仍有警报，人们只好冒着严寒住在室外。前几天去车站问询，据说大连的火车尚未通行，因此返校日期更无一定。

一直等到3月初，我接到老艾来信，通知尽快返校报到，然后将立即下乡“搞运动”。

我马上托上海的同学帮忙买船票。金文华他们各尽所能，总算买到了五等舱。3月8日，一大帮同学在上海聚合，集体登船返校。

4,再赴渔村“搞运动”

返校后忙忙碌碌，以致没有写日记，直到半个月以后才匆匆记录了一下。

1975年3月24日，星期一。

10日第四次乘上长征轮，不幸买的是五等舱船票，十分受罪。

12日晨到大连，在学校混了几天(其他人早已下乡去了)。不料17日突接通知：下乡宣讲中央文件时间延长，于是我们18日便来到了大孤山捕捞厂。在同渔民接触的这段时间里收获是很大的。22日出了一次海，看钓海螺，真开了眼界。23日突接通知，情况有变，立即返校。今天上午便回到学校。原来因地震使辽宁许多水利工程急需修复，我们便成了一支劳动大军，休整几天便要出发。据称时间很长，要干到5月底。今年上半年就将这样度过了。

1975年3月23日的大孤山。远处的小山包里面，据说隐蔽着巨大的山洞，是秘密潜艇基地。

由于日记过于简略，我早已忘记在大孤山捕捞厂到底宣讲了一些什么“中央文件”，对在渔村的生活倒是留下了一些印象。记得那地方似乎是在金州，毗邻黄海，不远处便是军事禁区，据说那边的山体都被挖空了，里面有无比巨大的山洞，是秘密的潜艇基地。那些潜艇平日并不是泊在水里的，而是停放在洞里内的旱船坞中，一旦有紧急情况，便可借助轨道迅速滑出山洞，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入水动作。

我还是第一次与渔民打交道，很有新鲜感。渔民的生活远比农民富裕，宅院都是用大块的石头砌成的，既结实又保温。那一带海域物产丰富，我在海边散步，随手拾到一个奇怪的生物，有一条蜷曲的尾巴，渔民说那是海马——我原以为既然称“马”一定是体魄雄健个头魁梧的样子，没想到还不到半个巴掌大。它是一种珍贵的中药材，还挺值钱的呢。海边也经常能捡到海参，这东西是夏眠的动物，冬天才是捕捞的季节，3 月下旬已经接近尾声了。我见过捕捞员在离岸不远的船上进行准备工作，穿的是大型潜水服——铜头盔、帆布连体服、灌铅的水靴，背后还拖着长长的氧气管子，看上去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外星人。

我还起大早跟渔民出过一次海，一只机船拖着两只小船，只驶出了四五海里，说是属于近海作业，但在我看来已经相当远了，海岸只是水平线上隆起的一道轮廓，村子则根本看不见了。据说那天仅有三四级的微风，对我来说却无异于惊涛骇浪。我们后面的小船一会儿落入浪谷中，没了踪影，一会儿又突然蹿上浪峰，像是飞在头顶的一只风筝。小船中坐着一个老汉，叼着烟袋神态自若。我在大船上早已无法忍受，只觉得肠胃间翻江倒海，立时大吐特吐，一直折腾到没啥可吐，涕泪交流地趴在船舷上“嗷嗷”干呕。

这时渔民们已经开始干活了。两只小船离开大船，根据在海上散布的浮标指引，收起先前沉在水底的一些长笼。那里面已经聚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海螺和螃蟹，只需把它们集中到大船上收拢即可。渔民忙着把猎物分类装舱，只有大的才留下，小的当场就扔回海里。渔民说，打鱼不能干绝户活儿，这小的还得让它们再长大些。

中午时分，收船返航。渔民们在甲板上支起炉灶，煮了一大锅海鲜，那可是再鲜灵不过的美味啊，但我只有趴在船帮上继续干呕的份儿。可恨他们还一个劲儿地挑逗我：“多美的大螃蟹啊，上岸可就吃不着啦!”我已经吐得筋疲力尽，连搭话的力气都没有，心里一秒一秒地计算着时间，盼着渔船赶紧靠岸。

别看我折腾得半死不活，可渔民还说这根本就不算出海。远航渔船一出去就是三五个月，即便是近海捕鱼也得好几天才回来。渔民看着比农民活得滋润，可每一天都有丧命的危险。老一辈的人都有过九死一生的经历，不少人家也曾有亲人一去不归，只能在村边为他建座空坟。

由于有各种海鲜辅佐，我们在这里的伙食相当不错，真有“乐不思蜀”的感觉。结果却像每次离校参加各种活动的结局一样，又是因为“情况有变”而提前结束。屈指一算，我们在这里才仅仅呆了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