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和《资本论》之七——

恩格斯对劳动价值论的坚守及其现实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劳动价值论是理解资本主义本质的基石，恩格斯作为劳动价值论的共同构建者与坚定捍卫者，其理论坚守为后世留下了宝贵遗产。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对劳动价值论的运用与探索，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经历了深刻的教训;进入新时代，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与西方理论冲击，如何进一步坚守和发展劳动价值论，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命题。

一、亚当·斯密劳动价值论：启蒙性的“半成品”

亚当·斯密提出劳动价值论，本质是对16-18世纪“重商主义”的反驳。当时重商主义将“财富等同于金银”，主张通过殖民掠夺、贸易顺差积累贵金属，完全忽视生产环节的劳动作用。而斯密身处工业革命初期，目睹工人纺纱、织布创造的实物财富，首次明确“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这是劳动价值论的起点。

斯密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简单商品交换中，价值由“劳动量”决定(如织1匹布需10天、种100斤粮需10天，则1匹布换100斤粮)，这符合实际逻辑;二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他陷入混乱，认为商品价值由“工资(工人) 利润(资本家) 地租(地主)”构成，把“劳动创造价值”的根本，扭曲为“价值由分配结果决定”，相当于颠倒了“先有劳动造价值、后有三者分价值”的逻辑，留下了致命缺陷。

这一缺陷的根源，是斯密未能厘清“劳动的本质”——他混淆了“具体劳动”(织布、种地等具体形式)与“抽象劳动”(人的体力脑力消耗)，也未区分“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边界，为后来庸俗经济学的歪曲埋下了隐患。

二、马克思：让劳动价值论成为“彻底的科学”

马克思精准抓住斯密的缺陷，以“劳动二重性”理论为核心，将劳动价值论从“半成品”打磨成完整的科学体系，这是对劳动价值论最根本的突破。 马克思明确提出：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具体劳动”是可见的劳动形式(如织布、做面包)，负责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布能穿、面包能吃);“抽象劳动”是隐藏的本质，无论劳动形式如何，本质都是“人的体力与脑力消耗”，这才是价值的唯一来源。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所强调的，“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实际上“抽象劳动”概念的提出，正是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运用抽象力的一个典型的例证。

有了“劳动二重性”，斯密的混乱被彻底厘清：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抽象劳动”创造商品全部价值，资本家支付的“工资”只是劳动价值的一部分，剩余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地主的“地租”，则是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根本不是斯密所说的“价值由工资、利润、地租构成”，而是“劳动创造价值在先，三者分配价值在后”。

这一梳理，恰如马克思将黑格尔“主、客观颠倒，头、脚倒立”的唯心史观颠倒过来并改造成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一样，他把斯密“工资、利润、地租三位一体决定价值”的本末倒置理论也重新颠倒过来：不再从分配结果倒推价值来源，而是从生产源头出发，明确“劳动是价值的唯一创造者”，工资只是工人所得到维持劳动力再生的部分劳动价值份额，利润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同样由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地租则是剩余价值在资本家与地主间的再分割。正是这一“颠倒”，彻底打破了斯密理论的混乱，为以劳动价值论为主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筑牢了不可动摇的理论根基。

正是基于这一彻底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搭建起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从“商品二重性”到“劳动二重性”，再到“剩余价值理论”，最终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这也是《资本论》的逻辑主线。

三、恩格斯：与马克思同行的“理论共建者”与“身后守护者”

恩格斯对劳动价值论的坚守，从不是被动跟随，而是贯穿理论构建、实践验证与遗产传承的全过程，成为劳动价值论的“共同缔造者”。

(一)理论萌芽期：为劳动价值论“铺路”

1844年，恩格斯撰写《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被马克思称为“天才大纲”。文中已敏锐指出斯密的矛盾：“斯密既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又把利润、地租当作独立价值来源，这是在为剥削辩护。”这篇文章直接启发马克思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劳动价值论的重构埋下第一块基石。

(二)《资本论》创作期：与马克思“共同打磨”

在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20多年里，两人通过上千封书信探讨劳动价值论细节。1862年，马克思困惑“不同行业利润率为何趋于平均”，恩格斯立即以曼彻斯特纺织业为例回信：“资本家会将资本投向高利润行业，竞争让利润平均化，但本质仍是劳动创造的总价值在分配。”这一思路，成为《资本论》第三卷“平均利润理论”的核心基础。可以说，《资本论》中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每一个关键观点，都凝结着两人的共同思考。

(三)马克思身后：为劳动价值论“筑防线”

1883年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承担起两项关键任务：一是整理《资本论》后两卷手稿。1885年、1894年，《资本论》第二、三卷先后出版，完整呈现劳动价值论的逻辑闭环，驳斥了“马克思理论不完整”的质疑。二是驳斥庸俗经济学的歪曲。当时萨伊、巴师夏等庸俗经济学家鼓吹“利润是资本家‘节欲’的报酬”“地租是土地创造的价值”，完全否定劳动的作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一一反驳：“资本家的‘节欲’是剥削剩余价值的借口，土地本身不创造价值，地租是农民劳动价值的被占有。 直至1895年临终前，恩格斯仍在修改《资本论》第三卷法文版，他在信中写道：“我必须让劳动价值论完整传下去，这是对马克思的承诺，更是对工人阶级的责任。”

四、新中国70余年对劳动价值论的运用：成就与教训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劳动价值论的探索与实践，始终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及经济体制改革同频共振，可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既有成功经验，也有深刻教训。

(一)改革开放前(1949-1978)：计划经济下的探索

这一阶段以“公有制 计划经济”为框架，运用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是“坚持劳动创造价值，强调公平分配”，但也因对理论的理解偏差走了弯路。

1. 主要成就 - 奠定工业化基础：坚持“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通过“统购统销”集中农业劳动剩余，支持重工业发展。“一五”计划(1953-1957)期间，依靠工人、农民的劳动积累，建成156个重点项目(如长春一汽、鞍山钢铁)，1957年重工业产值占比从1952年的35.5%升至45%，快速摆脱“无重工业”的困境，为后续工业化打下物质基础。 - 实现低水平公平：推行“按劳分配”(如工资等级制、工分制)，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避免了资本主导的贫富分化。1949-1978年，人均寿命从35岁升至68岁，文盲率从80%降至34%，基本实现“人人有饭吃、有学上”，体现了劳动价值论“尊重劳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本质。 - 集中力量办大事：依靠计划经济对劳动资源的集中调配，完成“两弹一星”、南京长江大桥等重大工程，用劳动积累打破外部技术封锁，巩固了国家经济安全。

2. 主要教训 - 忽视价值规律，扭曲劳动价值实现：将“计划经济”等同于“否定商品经济”，认为“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尾巴”，实行“统购统销、定价管制”——工业产品按计划生产不考虑市场需求，农业劳动成果按“工分”分配(干多干少差别小)，导致劳动价值无法通过市场体现，挫伤了劳动者积极性。 - “阶级斗争”冲击劳动价值创造：“文革”时期，将“发展生产力”批判为“唯生产力论”，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劳动创造价值的核心地位被否定。

(二)改革开放后(1978-至今)：市场经济下的实践与挑战

这一阶段突破“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误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运用劳动价值论，既释放了劳动活力，也面临西方经济理论冲击的挑战。

1. 运用劳动价值论的主要成就 - 恢复“劳动创造价值”的核心地位：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大锅饭”，明确“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自己的”，让农民劳动成果与收益直接挂钩，1984年粮食产量达4.07亿吨，较1978年增长34%;城市国企改革推行“计件工资、奖金制度”，强调“多劳多得”，1985年工业产值较1978年增长1.3倍，劳动积极性大幅提升。 - 完善“价值分配”机制：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承认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作用——通过价格市场化，让劳动创造的价值得以合理体现(如技术工人、科研人员的高收入)。 - 依靠劳动积累实现经济腾飞：40多年来，依托“人口红利”(劳动者数量与质量提升)，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高铁、5G、新能源等领域的突破，本质是“高质量劳动创造高价值”的体现，印证了劳动价值论“劳动是生产力发展根本动力”的论断。

2. 主要挑战与教训：西方经济理论冲击下的偏差 改革开放后，西方经济学理论(从边际效用、新古典到新自由主义)传入中国，既有“市场机制启蒙”的积极作用，也带来了“背离劳动价值论”的风险。

(1)西方经济学的脉络：从背离到抛弃劳动价值论 要理解其影响，需先厘清西方经济学对劳动价值论的“放弃之路”： - 李嘉图的“半截子”理论：李嘉图试图修正斯密的缺陷，提出“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但无法解释“等量资本为何获得等量利润”。他的追随者(如詹姆斯·穆勒)为“圆谎”，将“畜力、机器”纳入“劳动”范畴，稀释了“人的劳动创造价值”的核心，导致李嘉图学派破产。 - 边际效用学派的“换赛道”：19世纪中后期，门格尔、杰文斯等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彻底脱离劳动价值论，完全忽视“劳动创造价值”的客观事实，将经济学变成“主观心理分析”。 - 新古典与新自由主义的“彻底抛弃”：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将“边际效用”与“供求均衡”结合，提出“价格由供求决定”，从头到尾不提“劳动时间”;20世纪后期，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进一步主张“市场万能、私有化至上”，认为“利润是资本冒险的回报”“工人工资低是能力问题”，完全否定劳动价值论，成为资本的“辩护工具”。

(2)西方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与负面后果 西方经济学脱离劳动价值论后，虽在一定阶段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但因其未触及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始终陷入“理论摇摆—危机爆发—临时补救”的循环，负面后果日益凸显： 从正面看，早期边际效用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梳理了市场交易的表面规律(如供求关系、成本核算)，为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提供了工具——比如帮助企业优化生产流程、制定定价策略，推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升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提出“政府干预经济”，通过财政赤字、基建投资缓解失业，短暂稳定了资本主义秩序，并出现一段时间的所谓“繁荣期”。 但西方经济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后果也不断呈现，且根源都在于“脱离劳动价值论，回避剥削本质”：一是理论的“钟摆式摇摆”。西方经济学始终在“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之间来回晃：大萧条前很长一个时期，信奉“市场万能”，结果爆发1929年危机;二战后靠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维持增长，却在70年代陷入“滞胀”(通胀与失业并存);随后转向新自由主义“去管制、私有化”，又引发2008年次贷危机;危机后又短暂回归“政府救市”，如今却面临高通胀、高债务的新困境。这种摇摆本质是因为它不承认劳动价值论揭示的“资本剥削劳动”这一根本矛盾，只能在表面调节“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治标不治本。 二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破坏力越来越强。脱离劳动价值论，就看不到“劳动创造价值但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导致的“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矛盾：资本家为追求利润，一方面压低工人工资(劳动者消费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扩大生产(商品过剩)，最终必然引发危机。从1929年大萧条(工业产值暴跌40%)，到2008年次贷危机(全球蒸发28万亿美元财富)，再到近年的高通胀，每次危机都源于资本对劳动的过度剥削，而西方经济学只能靠“印钱救市”“财政刺激”暂时掩盖，反而积累了更高的债务风险。三是社会撕裂加剧，贫富差距突破底线。新自由主义将“资本收益”凌驾于“劳动价值”之上，主张“减税、去福利、压制工会”，导致劳动者报酬占比持续下降：美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1970年的53%降至2023年的43%，而前10%富人掌握的财富占比从35%升至70%;欧洲多国出现“民粹主义抬头”，本质是劳动者对“劳动创造价值却得不到合理回报”的不满。这种社会撕裂，正是西方经济学背离劳动价值论、维护资本利益的必然结果。

(3)西方理论传入中国的两面性 - 积极作用：引入“市场均衡、成本分析”等工具，推动了价格双轨制、国企股份制改革，促进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宏观调控领域，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干预弥补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为中国应对经济波动提供了借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通过增发国债、扩大基建投资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又借助“四万亿”计划稳定就业与增长，避免了经济硬着陆 。企业管理层面，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与现代公司治理框架的引入，推动国企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制衡机制，民营企业则通过借鉴成本核算、绩效考核等工具提升效率，助力中国制造业在21世纪初快速融入全球产业链。国际贸易领域，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对外开放策略提供了基础逻辑，中国基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加工贸易，逐步成为“世界工厂”，2001年加入WTO时的规则对接也以国际经贸理论为参照，加速了市场化与全球化融合 。此外，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为中国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思路，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等，通过明确产权激励市场主体，释放了劳动与资本的活力。 - 消极影响：部分领域陷入“西方理论迷信”，出现背离劳动价值论的偏差：- 过度强调资本作用，忽视劳动权益：一段时间内，“资本是第一推动力”的说法盛行，部分企业压低工人工资、拖欠加班费，2010年前后“农民工欠薪”问题突出;房地产、金融领域的投机炒作(如炒房、P2P)，将“资本增值”置于“劳动创造价值”之上，导致2020年前后房地产泡沫、金融风险累积。- 私有化思潮冲击公有制：新自由主义“私有化至上”的观点，导致部分国企改革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如低价转让股权)，2000-2010年国企数量从23.8万家减至11.7万家，部分领域被资本垄断(如互联网平台等)。- 贫富差距扩大：受“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西方思路影响，一段时间内忽视“价值分配向劳动倾斜”，2008年基尼系数达0.491(超0.4警戒线)，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1995年的51.4%降至2012年的45.5%，与劳动价值论“劳动应获得合理回报”的要求背离。

五、新时代坚守劳动价值论：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人口老龄化、资本无序扩张、贫富差距”等问题，核心解法仍是回归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以“劳动创造价值”为核心，破解发展难题。

(一)以劳动价值论破解当前突出问题

1. 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劳动“质”而非仅靠“量”。劳动价值论强调“抽象劳动(体力 脑力)创造价值”，老龄化导致劳动力数量下降，但可通过“提高劳动质量”弥补——加大教育、技能培训投入(如职业教育扩招)，推动“体力劳动”向“技能劳动、创新劳动”升级(如2023年高技术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传统制造业的1.8倍)，用“高质量劳动创造高价值”对冲人口红利消退。

2. 抑制资本无序扩张：回归“劳动主导资本”的本质。劳动价值论明确“资本是过去劳动的积累，需服务于活劳动”，而非反过来主导劳动。针对平台经济垄断、金融投机等问题，应通过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规范资本行为——要求平台企业保障骑手、主播等“新型劳动者”的社保权益，让资本利润回归“服务劳动创造价值”的本源。

3. 缩小贫富差距：让劳动价值分配更公平。按照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价值，应获得合理回报”的要求，完善分配制度：- 初次分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动工会改革，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让劳动者分享劳动成果;- 再分配：加强税收调节(如房产税试点、遗产税研究)，抑制资本性收入过快增长;- 三次分配：引导企业、富人参与慈善，但需避免“慈善替代分配”，核心仍是“让劳动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

(二)以劳动价值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推动产业升级：依靠“创新劳动”创造高附加值 劳动价值论认为“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当前应聚焦“卡脖子”技术(芯片、高端制造)，鼓励科研人员的“创新劳动”——通过股权激励、成果转化收益分成，让“高质量劳动”获得高回报，推动产业从“低端加工”(低价值劳动)向“高端创造”(高价值劳动)升级。

2. 发展数字经济：厘清“数字劳动”的价值归属 数字经济中，用户的“数据劳动”(如刷视频、发评论)创造了平台价值，但当前多被平台无偿占有。依据劳动价值论，应明确“数据劳动是抽象劳动的新形式”，推动数据确权(如2023年《数据产权制度意见》提出“数据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让用户分享数据劳动创造的价值，避免平台独占利润。

3. 推进共同富裕：夯实“劳动致富”的基础 共同富裕的核心不是“平均主义”，而是“让劳动者通过劳动实现富裕”。在乡村振兴中，应通过技能培训让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2023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超2000万人)，用“农业高质量劳动”提高收入;在城市中，保障蓝领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让“劳动光荣、劳动致富”成为社会共识，这正是劳动价值论“尊重劳动、发展劳动”的终极目标。

结语：坚守劳动价值论，就是坚守社会主义的本质

从恩格斯对劳动价值论的毕生坚守，到新中国70余年的实践探索，一条核心规律愈发清晰：劳动价值论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与“魂”。西方经济学因背离劳动价值论，最终沦为资本的辩护工具;而中国的“成功”，本质是“将劳动价值论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结果。新时代的发展，更需以劳动价值论为指引，破解发展难题、实现共同富裕。 坚守劳动价值论，就是坚守“劳动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就是坚守“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本质。唯有如此，才能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让全体人民共享劳动创造的成果，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