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人在战争年代对毛主席无比崇拜，建国后却心生不满?答案很简单：毛主席没让他们当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只让他们做服务群众的“人民公仆”!

这种“不近人情”的规矩，可不是建国后才定的，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给所有人立下了铁规矩。

1940年秋天，毛主席要去马列学院讲课。这可是大领导来授课，学院方面自然格外重视，专门派了四名干部，毕恭毕敬地站在路边迎接。这本是旧官场里常见的礼数，可毛主席见了不仅没半分高兴，反而当场就发了火。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这些人沾染了官僚习气，这是旧衙门里的那一套歪风。在他看来，**人绝不能像庙里的泥塑神像，看着威风凛凛，实则对老百姓半点用处都没有。

当时延安有个收容伤残军人的医院，条件确实艰苦得很。很多为革命落下残疾的战士心里委屈，情绪波动很大，甚至还闹起了事。换作一般的领导，遇到这种情况第一反应肯定是压制，觉得是下面的人不懂事、不听话。

可毛主席得知这件事后，第一反应却是深深的自责。他直言，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到位，染上了官僚主义的毛病，对不起这些为革命立过功的同志。

他不仅没有怪罪那些闹事的战士，反而把医院的名字改成了“荣誉军人教导院”，单是从名字上，就给足了这些功臣尊严。紧接着，他又立刻着手改善医院的医疗条件和战士们的生活待遇。

这件事让所有人都彻底明白：在毛主席的队伍里，所谓的“官”，压根不是用来管人的，而是用来为老百姓、为战士们服务的。

等到新中国真正成立，进城之后环境变好了，各种诱惑也多了起来，这种“当官”和“服务”的矛盾就变得更加尖锐。有些曾经立过大功的老革命、老功臣，觉得自己是开国元勋，搞点小特权、捞点小好处算不得什么大事。

这时候，毛主席的那股“狠劲”就彻底显露出来了。最典型的就是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案子。这两个人曾经战功赫赫，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从没含糊过，可进城后却栽在了金钱和权力的糖衣炮弹下。

当时有不少人找上门来求情，说看在他们过去出生入死、流过血的份上，能不能网开一面，留他们一条性命。

可毛主席的态度坚硬如铁。他说，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功劳大，才更要依法严惩。如果不杀他们，怎么能挽救更多可能犯错误的干部?又怎么对得起全国的老百姓?

这不是毛主席不讲情义，而是他在做一个无比艰难的选择：是维护少数功臣的“功劳簿”，还是捍卫整个国家和亿万百姓的根本利益?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这样的选择，必然会得罪那些一心想搞特权的“老同僚”，但这恰恰是他作为领袖最鲜明的底色。

那些后来对毛主席心生不满的人，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自己失去的是什么。他们心心念念想做的，是那种被人捧着、供着的新贵族，把“为人民服务”当成了往上爬的口号，压根没打算真正落实到行动上。

当他们发现毛主席是玩真的，发现“人民公仆”这四个字，真的意味着要吃苦、要奉献、要接受群众监督时，心里的巨大落差，自然而然就变成了满腹怨气。

他们渴望的是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权力快感，而毛主席赋予他们的，却是沉甸甸的责任和时时刻刻的约束。

这种对立，贯穿了那个火热的年代。毛主席宁愿得罪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也绝不愿意辜负亿万老百姓的信任与期盼。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一旦给特权开了口子，干部变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团，那么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就会彻底付诸东流，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也会被彻底割断。

他不是不知道这样做会招来骂名，但他根本不在乎。他真正看重的，是几十年、几百年之后，这个政党还能不能像当年在延安那样，和老百姓坐在同一条板凳上，心连着心。

如今，那些曾经因为没能当成“官老爷”而满腹牢骚的人，早已被岁月的尘埃彻底掩埋，连名字都没几个人记得。

反倒是那个始终坚持让干部做“人民勤务员”、始终坚定站在老百姓这一边的身影，越来越清晰地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里。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带领人民打下了江山，更因为他始终守住了权力的底线，清清楚楚地告诉所有人：在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权力的名字，只叫做责任。

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牢牢记在心里。那种想靠着功劳簿吃一辈子、想把公权力变成自家私产的念头，在真正的公仆精神面前，显得是那样渺小，那样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