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全国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家庭小农生产责任制，这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生产关系。对包产到户形成过程、其生产方式的优缺点，本文不作评论，因为社会上对此发表的文章浩如烟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包产到户生产方式有其自身发展过程，社会上各种势力都在试图影响其发展走向，党和政府不断采取行政措施来改进完善其生产方式。经过四十多年的实践，这种生产方式既取得了显著的历史成就，又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发展问题。

包产到户的实施，解除了体制上对农民的束缚，农民可以城乡来往自由择业，约有40%的农业人口已经在城市安居乐业;约有40%的农业人口采用一家两制方式，家里老人在村里继续种地或居住，青壮劳力外出打工赚钱;还有约20%的人口继续留在村种地生活。目前中国是全世界工业门类齐全的第一工业大国;中国的经济体量稳居全球第二，购买力平价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外汇储备仍然位居全球第一;中国科技竞争力已经具有挑战西方世界的实力。这些成就的取得，农村为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具体表现为：一是农村输出了几亿有文化素质较高能吃苦的廉价农民工劳动力;二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形式，为城市、为工业交通等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土地。政府主导征地过程，不像资本主义国家征地那么困难，就拿高铁建设来说，中国高铁属于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而美国虽然强大富裕，但高铁建设举步维艰，因为建高铁要征地，建高铁企业要与农场主一一谈判，遇上钉子户，就进行不下去了。

但小农生产模式毕竟是一种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它很难吸收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比如大型机械化作业，与现代规模化农业生产方式格格不入。这就造成了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业生产市场竞争力严重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1981年前，我国农产品基本自给自足，而2024年，据海关统计数据，?中国?进口粮食总量为?1.58亿吨?(约合15753万吨)，同比减少2.3%，?人均进口粮100多公斤。这充分说明，我国农业生产已经严重滞后。如何面对我国农业严峻的形势，如何克服家庭小农生产方式自身的弊端，党政领导、三农学界，以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相互争论不休。

我认为包产到户实施四十多年来，出现了顶层设计者意想不到的现象，为此社会上发生过几场大的争论。

一是农村出现了大规模的贫困现象、撂荒地现象、进口粮大增问题

刚实行包产到户头几年，全国上下喜气洋洋，认为包产到户给农民吃了定心丸，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劳动致富大有希望，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可几年过去，问题就暴漏了出来，有些缺少劳力，家有重病人的家庭，他们连简单再生产也难维持，陷入贫困状态。《红歌会》《昆仑策》等网站2025年11月28日登出我写的《来自1985年的一份农村调查报告》，就反映了山区一些贫困户没有了集体经济的依托，生活陷入了赤贫状态。全国各地像我这种调查报告很多。党中央注意到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1991年3月中央召开了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拉开了全国扶贫工作的序幕。1994年，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该计划明确提出要用7年左右时间，力争到2000年末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扶贫工作第一阶段。第二阶段：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确保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通过?精准扶贫、?易地搬迁和?产业扶贫等措施，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标志着?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党中央和各地党组织和政府从机关事业单位抽调大批扶贫干部，动用了政府和社会大批物质资源，开展扶贫攻坚战，才取得了扶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然而维持扶贫成果，防止出现大规模返贫现象的出现，依然是党和政府今后严峻的工作。

第二种现象是，全国各地农村出现了撂荒地现象，特别是贫困山区撂荒地面积约达30%，而且二三十年杜绝不了这种现象，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现象。人多地少是我国国情，而我们把土地撂荒了，实在说不过去。

第三种现象是，近年来进口粮人均200斤，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安危的严重问题。

农村出现大规模贫困现象和撂荒地现象和进口粮大增问题，就证实了包产到户这种方式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二是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争论

党和政府通过全国扶贫工作实践意识到，党在农村基层组织处于软弱涣散的状况是不行的，因此要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中组部开始试行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和行政村主任一肩挑的的做法。政府增加财政对农村工作的投入，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等组织把农民小生产组织起来，进行规模化生产，涉农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开展订单农产品生产，使家庭小农生产走向社会大市场，稳定农村扶贫成果。行政村党支部要将村容环境整治，社区建设医疗卫生文化养老等公共事业的责任承担起来。

然而有一些社会精英却鼓吹农村土地实行私有化，主张农民通过出售转租承包地，土地向城乡资本手中集中，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应该走美国式家庭农场的道路。农业部官员张红宇等人2017年在《农村经营管理》第9期上发表了《我国普通农户的未来方向——美国家庭农场考察情况与启示》，就是这股思潮的代表。这股思潮在上层学界颇有势力，他们的主张一度甚嚣尘上，想影响党的十九大出台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政策。

中信基金会于2017年2月组织召开了由学者、农村工作者等19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如何发展集体经济?由谁来组织农民?总结出来会议意见上报到中央高层领导。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

2017年10月18日至10月24日，党中央十九大召开，党中央作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那种企图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主张遭到了失败。

三党的二十大会议前三农工作的争论

党的十九大会议后，围绕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争论继续进行。中央主管农业的部门推出要对农民承包地进行确权。农村土地属于各个村委会集体所有，村委会与村民通过一轮二轮签订的土地承包土地协议书，每家分几亩地，地在哪块位置，与谁家相邻，在各家领取的土地承包证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党中央对土地承包制任制规定是30年，农民已经种了十几二十几年地了，相安无事，农业主管部门何必要越俎代庖搞土地确权呢?而且承包地平均每亩地要花费财政37元钱，这不是财政浪费吗?更何况在全国百强村等经济强村，早已把村民承包地收回来采用集体经营的方式，经济效益成倍地增加，农民收入大增。有些村采取承包地确权不确地块的办法，经绝大多数村民的同意，村委会把各家分散的承包地收回来，统一实行机械化耕作，村民到秋天，扣除种子化肥耕作费用，按各家承包地地亩数来分粮食就是了。土地确权，强制采取承包地统一经营的村委会，再把承包地确权到各户村民名下，有意义吗?这不是违背村民意愿倒行逆施吗?因此，对土地确权的做法让人看不懂。

后来我看了一期中央电视台三农方面的节目。镜头里农业部官员张红宇又现身了，他介绍说，某地一个城郊村，把村里土地和其它所有财产全部折算下来，落实到每个人的股份里，然后按照股份制企业的模式进行市场化经营，来提高村民财产性的收入。哦，我明白了，村委会通过公司企业化经营，不过几年，大多数会在市场经济海洋里翻船，村民手里的股份又被城里的资本通过收购兼并手段，合法变相转移走了。说到底，土地确权就是进一步剥夺村集体土地等财产所有权和管理权，达到农村土地私有化的目的。

与此同时，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三农问题学者和广大农村基层工作者与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人主要在红歌会、昆仑策、乌有之乡等网站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2016底，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出版了《塘约道路》一书。该书报道了贵州省安顺市塘约行政村遭遇了特大洪水后，房屋倒塌道路冲垮的情况下，在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的领导下，又采取集体统一经营的模式，绝境重生，取得显著成就。

塘约村在新形势下出现的集体经济组织模式，就像星星之火开始燎原，全国各地到处有人来塘约村考察，回去也按塘约村模式搞党组织领导的合作社组织。其中最有成效的是山东省烟台市组织部领导发动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经过四年的发展建设，截止2020年8月，全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2311个，占全市村庄总数的40%，成绩斐然。2021年，我去烟台调研后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烟台经验——乡村振兴之路》一书。我同年参加了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在贵州调研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工作。

中信基金会2020年，在烟台市组织召开了党的领导和乡村振兴烟台现场研讨会，在其主办的刊物《经济导刊》上发表了不少介绍塘约村和烟台市的经验文章，有力地推动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推广工作，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

2022年8月30日，党中央二十大召开。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这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强调，必须把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作为统领“三农”工作的战略总纲，摆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位置。《规划》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系统化、全局性推进的新阶段。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统领“三农”工作的战略总纲，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三者紧密衔接、相互支撑，构建了体系完备、目标清晰、衔接有序的战略布局。

2024年6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该法于2025年5月1日实施。该法充分吸收了塘约村、烟台市等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很多经验和做法。这部法律确保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守住了农村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该法第一次明确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那种主张农村土地实现私有化，走美国式家庭农场的主张一时销声匿迹了。

为什么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制度呢?这是社会主义实现全体富裕的本质要求。

2012年12月29日下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仅40余天的**冒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驱车300多公里来到阜平考察革命老区扶贫工作。总书记进村入户看望贫困户，同乡亲们一起商量脱贫致富之策。他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2016年4月25日，**总书记在小岗村讲话：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可以示范和引导，但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早在三十多年前，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也就说向高水平的集体化前进。

党中央领导**和邓小平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全体人民才可以避免产生贫富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响亮地承诺，在共同富裕道路上“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

从我国历史上，从拉美国家发展进程来看，土地一旦被权势集团垄断，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根本原因，就是权势豪强利用各种手段，兼并小农的土地，使千百万农民丧失了土地生存资源，一旦遇到天灾人祸，他们活不下去了，只能揭竿造反。通过血腥的战争，新的王朝建立，重新调整了土地，贫困农民又有了土地种，缓和了去阶级斗争。然而新王朝的豪强兼并土地的行为又周而复始地开始了，农民起义造反，王朝改朝换代的历史不断在重复上演。巴西等美洲国家，有着得天独厚的广阔平坦富饶土地，可是几十年来，美国为首的资本豪强，在巴西等国兼并了约40%的耕地，使失地农民流入城市贫民窟，过着饥寒交迫的贫困生活。劳拉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痛心疾首地说，由于外国资本垄断了土地，造成巴西贫民的饥饿。我国在土地问题上决不能重蹈历史覆辙，巴西等国家的悲剧不能在我国上演，否则就是葬送了**领导人民浴血奋战几十年的革命胜利成果。

研究三农问题，一定要深入到农村，听取农民的心声，剖析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真心为农民服务。端正社会主义事业前进方向，为广大农民群众发声，为党和政府出谋划策。

我认为在三农问题研究上，目前有两种鲜明不同的学术倾向，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两种学术派别。

一是以李昌平何雪峰为代表的务实派

尤其是李昌平以网络视频为平台，密集发表来自农村第一线的调查研究成果，说老实话的李昌平在全国农民中、三农问题研究人员中具有重大影响力。比如，他近期在红歌会和昆仑策等网站上发表的文章有《盘活农村闲置房宅等资源资产，

必须要有新制度供给! 》《建议县市区领导集中到党校学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简政精服是化解基层财政危机的最优选》。耐人寻味地是李昌平近二十多年来，从来不申请科研课题，不谋求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不参加各种学术评奖活动，他带领中国乡建院团体专心致志地与各地县乡政府合作，建立了200多个李昌平模式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成为了当地乡村振兴的示范典型。他一心一意为农民说话。他在三农学界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前几年，山东省有的市搞合并村庄强拆农民房屋的事，是何雪峰在网络上为受害农民大声疾呼，引起中央的重视，才制止住这种违法农民意愿的行为。还有近年在网站不断发表三农研究文章的钟建民。他的文章在钟建民公众号上发表，在红歌会等网站转载，他也不谋求在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

二是学院派

最近中国农科院和北京三所高校分别发起召开三农问题研究论坛会议，面向全国征文。三所高校会议召开，在线上线下同时进行，让社会上了解了其会议内容。大会围绕三大主题：概念的辨析和理论探索，历史脉络与政策分析，实践推进与策略分析。

河南省一位网友在微信群里说，总体感觉是，象牙塔里学者们研究讨论的问题，大部分并不是村干部和农民关心的问题，甚至还有不少问题本身价值不大。比如政经分离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这是个假问题，根本就不值得去讨论。

我觉得也是，行政村一般就二人享受政府工资待遇，按照中组部的意见，村支书村主任实行一肩挑，这是总结了历史经验推出的举措，有必要在党政分开、政经分开问题上纠缠吗?

会议主持人说：实际上是要分辨什么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什么是、或者是否存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什么是合作经济组织?这三类组织有没有什么区别?这些问题目前在实践中还是相当混淆的。

我觉得，在目前实在没必要在纠缠这三类组织的区别，集体经济组织还在起步阶段，应该允许鼓励各地村委会和农民自主创新发展，专家没有必要对此指手画脚。混淆就混淆吧，国企都提倡容纳民营资本，搞混合经济呢?

会议主持人说第三个讨论焦点，新型集体经济到底以什么为核心。这也是圆桌2讨论的主题。现在看来，这个主题的提法有问题，没有表达得很明确。

我觉得该论坛会议最大的问题是，既然向全国发出会议征文，参加会议人员有90人，却没有一位来自一线三农研究者参加会议，与与会人员清一色是高校教授副教授博士生，与会人员确实是高大上，但是三农问题研究，排斥农民、农村工作者、民间三农研究者参与，不让他们的意见表达，那就是纸上谈兵，隔靴搔痒，能解决三农存在的实际问题吗?

中国农科院主办的论坛会议已提前开过了，会议内容没有向社会报道。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人参加，讨论了什么问题，不能妄议。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农科院三农问题研究专家，一贯高高在上，不屑向社会大众传播他们的高见。我想，这种做法就是在象牙塔里搞设计，无论设计搞的如何精巧美观，但不接地气，那就是空中楼阁。

当然高层学者中也有例外，程恩富、严海蓉、徐祥林、江宇等人就常常把他们登载在杂志上的文章转发到红歌会、昆仑策等网站上，与公众分享。三农研究说到底首先是为农民服务的，专家学者不能关在门里孤芳自赏，只是为自己发论文、晋职称、评奖，自娱自乐，要有服务农民群众的意识。

我认为目前三农问题最为紧迫的研究课题是：一如何落实《集体经济组织法》。包产到户实施了四十多年，各地农村发展很不平衡，因此，落实这部法律需要各地地方政府出台实施条例，否则难以实施下去。比如像南街村等百强村和空心村无人村，就得有具体不同的实施办法。但各地对这部法律持以沉默的状态，这实在令人担忧。

二有网友提出目前农村存在：“农村集体所有制虚名化，村级主要干部公务员化，农村基层组织政府化，农村基层民主政治虛无化”问题。还有徐祥林提出的农村合作社集体金融被逐出市场的问题，这才是农村亟待解决的严重现实问题。

党和政府、社会各界应该正视这些问题，这关系到实现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