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21下乡四

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21下乡四

10.听过见过的农民高手

集体劳动，特别是农业生产中的上趟子活[ 指每个人一垅，同时开工作业的工作方式，这时如果被落下会很难看，所以每个人都拼命不被落下，所以特别累。]，你自己干自己垅上的活儿，没人帮你，又都比着干，这种环境下就培养出了一些农民高手。

在旧中国，给地主扛活的长工队伍中有，在生产队的社员中也有。

在我们休息时，老社员曾讲过两个故事。

过去有个地主在夏锄农忙时雇短工，来了一个外地农民去干活。地主不放心，到地里看干活的人们。见这个短工锄过的地里的草都长着，就没开工钱把人家解雇了。可到了下午，又去看长工们干活，发现赶走的那个短工铲过的地最干净，草一中午全都死了。原来，这个农民锄得太快太好了，草根已经铲断，草还像活着一样站在地面上，中午太阳一照草才死。地主知道了这是一位高手，又花了高价把人家雇来，还让这人当了“打头的”。这事似乎说明了一个道理：看事情不能只看表面，要往深处看。

还听过一个故事，讲的是秋收割高粱。说有个人割高粱，第二天同大家一起下地没拿镰刀，大家都感到奇怪。到地里了，他要求挨着某个人排垅，打头的答应了，可心想：“你的刀放在哪儿了?”大家开始干了，只见这个农民不慌不忙，等邻居打捆时，他把人家的刀摸到手就割了一捆，又把刀给人家放回了原处。就这样，他竟和大家一同割到了地头。别人问他，谁也没答应借给你镰刀呀!他反而说：“我这叫‘借闲不借忙’。”他已经在第一天看准了邻人打捆是放下刀的[ 有很多农民打捆时手也不放下刀，老爸就是。]，才这样做。

这两个故事可能玄点，但农民中确实有不少高手。下边，我就讲点我在农村经历过、听过的一些故事。

先讲几件见过的故事：

我们刨高粱茬子[ 读炸子，指高粱或玉米在收割过茎部后，余在地上约三寸长的茎及地下的根，当时是一种重要的烧柴。]，在休息时议论起一个人如果猛干，到底能刨多少的话题。我们在队里，平常一天能刨3.6亩[ 这里是指大亩，1大亩合90平方丈，合1小亩半。以下数均是指大亩，1垧等于10大亩，3.6亩相当于2里长的垅六条。]。顶多时能刨半垧来地，就这人也会累得够呛，中午、下午收工也挺晚的了。

可张队长说，他见过一个过去给地主打头的。和他在生产队干活时，一天刨了1.4垧。而且他还讲这人用的是一只手拿的手把小镐，高粱是留茬地，茬子有一尺来高。

若算一算，1.4垧相当于在一条垅上走了四十多里路，相当于当时的一个社员干三天了。也别说刨茬子是累活，就是跑上四十几里，没有经过长跑锻炼的人也难办到。

割高粱。下乡的三年里我们最多的一天才割六百来捆。个别慢手中午等我们吃完午饭了，他们才割完上午的活儿，下午收工得还挺晚，大家帮忙才一块回的家(距家六里路)。而快手一天能割一千二百捆，当然前提是高粱没多少倒伏的，还不用起早贪黑，这大家都信。

掐高粱。我们一般每天掐十二到十五传[ 1传合30捆，一传记一个标准工分。]。但我们队里有三个快手，有两年他们连续承包了队里一秋的掐高粱的活儿，每天都掐二十五传。虽然因为是包工活儿，肯定起早贪黑地干了，可那也真不少。

在我上班的学校所在的那个村，二队的队长叫刘三矬子[ 经多方查证，他的大名叫刘富，曾经任生产队长，是布村公认的干农活最出色的人。他已经去世十多年了，有一个儿子现在还在布淇浩村生活，叫刘振和。]，车轴汉，庄稼活出名的好。有一年打完玉米要扬场，场院里活紧，他急了，他一天扬了一百零五石(读担)的玉米，合五万二千五百斤[ 在故乡公认一石折合为500斤，这个计量换算与目前网上的数字差别很大。]。扬掀在他手中几乎一整天也没停过。热了他把棉帽子甩在一边，头上还腾腾冒汗。

这些玉米装进麻袋也能装近三百个**袋。不要说是一掀掀地扬出来的，就是让你在一天内把这些**袋一个人逐一搬到近一丈高的台阶上(一丈高几乎和扬出来的玉米的高度差不多了)，恐怕一般人也很难办到。况且扬飞出去的杂物，还没算在这一百零五石之内呢。

在牧业队前的那块地里，他曾一天割了1.5垧的谷子[ 实事求是地说，这片地有某些地方谷子稀了一点，但那也不容易了。]，收了工还逐一码好小垛。干过农活的都知道，割高粱主要凭技巧，其次靠体力。而农村割谷子是最吃力的收割活计。他割的这些谷子足有三万来斤，大车也要拉十来趟。

社员们还常常讲述他1960年曾去保安村落户的一个故事。保安村是哲盟“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村，各地人们经常组织到那里参观。1974年秋，公社组织各级代表参观，我也去了，盟委领导还在宾馆看望了我们。

他刚到不久就赶上保安村社员割小麦。他割了几分钟，停下来问队长：“可以用手拔吗?”队长说可以，不一会儿，他拔到了最前边，把保安村的社员拉得远远的。

保安村的社员惊呆了：割麦子竟能用手拔[ 在我们所在的村都是用手拔的。拔麦子相对于用刀割的好处是根直接就拔出来了，省去了之后的犁地筛根手续，因此之后平整土地更方便。当然，拔肯定比割更累人。]，而且拔得这么快!大家想一想，这双手比得上机器人的手了吧!一般人的手，这样快速地干，不要说你能不能做到，恐怕早已经磨得血泡满手掌了[ 拔麦子的活整理人也干过，这不仅胳膊要有力气，手的握力也必须要大，否则一旦麦子在手中打滑，你的手就会被麦子割出许多血口子，非常疼!]。

干得快，还要干得好，这没有长期在一起的比试是磨练不成的。

1969年秋，大队长派我领六个“四类分子”去沟北割谷子。后划地主[ 他本是给地主当打头的出身，解放前夕刚刚富起来就被划成了地主，社员们把这样的地主叫后划地主，这是爸爸的描述。据我的了解，解放前夕被划成地主的就是通常称呼中的地主，后划地主是指“四清”中又补充划定为地主成分的人，由于这个地主身份更晚，所以当地叫后划地主，也叫漏划地主。]苏景泰[ 他就是在后边章节中被打的那个老苏头。]六十来岁了，干得比我还快还好。他捆谷子不倒把，右手不动，左手拧两下就一捆，最多也用不了三秒钟，我看后也学会了。他是另一个小队的，过去我没和他在一起干过农活儿。

割谷子是最忌谷茬高的。因为每镰刀你高出一寸[ 割草时留下一寸长度叫留三刀，谷子的产量并不高，那时种谷子更重要的是收谷草喂牲口，所以谷草比谷子更值钱是可能的。现在由于机械化很少有人养牲口了，所以当地也基本没有人种谷子了。]，损失的谷草钱比一天的工钱还多。因为谷草是生产队里喂马的主要饲料，那时谷草比谷子还贵。而苏老汉不但割得快，而且刀刀擦地皮，把垅上的浮土都带飞了。他割过的谷茬子，你别想再用刀割下一寸谷草。

而其他的四类分子就差多了，还远不及我呢。最差的是霍×××(伪满警察)，割了一会，我一看茬子有三寸高。我说了他：“你这种割法儿，你自己不心疼吗?队里分红也有你一份呢，像你这样的茬子，恐怕一天要损失一二百斤谷草，够你半个月的工钱了。”

老苏头过来一看也说：“小王说得对。你撵不上我们[ 苏景泰和这个姓霍的伪满警察是一个生产队的。听妈妈补充说苏景泰家就是当年爷爷家东院的老苏家，其女儿估计就是吃野菜浮肿那位，是我姥爷的干女儿。]，宁可慢点不怪你。不能糟蹋了这眼看就到手的钱!”

看来年轻时没吃过苦，没参加过劳动锻炼的人，年老了要干好一件事是不容易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早期受点苦和磨难并不是什么坏事。

我给后代留下这些队里吃苦耐劳的故事，是想叫后代也同样知道，“使不完的力气，睡不够的觉”。人的力量发挥潜力很大，“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劳动中能很好地锻炼自己的身体与毅力，这对每一个人并没有坏处。今天许多人条件好了，特别是工薪阶层的老人退休没事干了，他们不还是想方设法也去锻炼身体吗?

农村听到见到的这种故事很多，想来大家也都知道，可能我是写得多余了。

11.“白脑门”与它的伙伴们

生产队里，牛与马也是重要的“劳动力”。在长期的集体生产劳动中，这些人类的忠实伙伴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除了下大雨、下大雪和春节的四天能休息几日外，天天没有闲着的时候。而且在长期的集体生产劳动中，它们有的还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有的出色的角色不亚于一个杂技表演家。

我们小队[ 通常小队的人数都差不多，约三百几十口人，车的数量也差不多。根据队的人数不同，车数所差也就一两辆。]有六挂大车，三马三牛。马车快，为什么不都养马车呢?

原来，马一年吃的草料多，队里支出大。而牛呢，可以一半养喂一半放养。在蹚过两三遍地的时令过后，草已经长高了。队里有专管放牛的，牛几乎全是放养，因此队里少不了牛车。

鲁迅先生曾经称赞牛说：“它们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产的是肉，干的是活!”

这一点也不错，牛除了比马速度慢点，一点也不比马少干活。所以在生产队里，社员们很看重队里的牛和马，把它们视为忠实的伙伴。

我们小队的十二头耕牛中，有个叫“白脑门”的大黑辕牛，就有一身特别会捎[ 指向后退着走，东北农民指挥牲口有一个口令就是“捎”。]、能捎的绝活。全公社三十二个小队，近二百名马车、牛车老板子中，几乎没有不知道“白脑门”的。

它捎得比辕马快，这本就很少见了，而且它捎的力气比自己往前拉的劲还大，这不就绝了吗?

1969年冬天往欧里火车站集运粮，各地有几十辆大车排队往站台上卸粮。站上的卸粮台的倾角有30度左右，四头牛或四匹马拉二十几麻袋粮，车老板要晃着鞭子不住声地大声吆喝着往上赶。由于车多，往往赶不到卸位就要把车斜一下再站住[ 如果不斜，车因为自重往下滑的力量很大，会把辕牛辕马拖坏。]。等前面卸位地方大了(要有二三个车位)，才能再往上赶，不然你没办法让车转过来。地方小时，只能把车“捎”进卸位。一般的车是不敢这样捎的，因为很少有这样的辕马辕牛能在上坡时“捎”动一大车的粮食。

但我们小队的“白脑门”就能!

老板子见前边有能挤进一辆车的空位，把车磨了个弯就喊着：“捎!”把车“捎”到了卸位。虽然不是直着上坡，可也足有二十来度的坡度，惊得后旗[ 科尔沁左翼后旗的简称，僧格林沁就是这个旗的王爷。]的一些蒙古族车老板子看得真傻眼，嘴里还说：“唔——咦，没见过这样的牛呢，比马的往后地厉害地呢!”

据说搞“蹬”技的杂技演员用脚能把二百多斤的大缸蹬得转动自如，但他们用手不一定能把大缸搬上肩，他们练的就是腿上功夫。而队里的“白脑门”可没有专门练过，这“捎”功难道不令人佩服吗?

提起“白脑门”还有一个故事。有一次往欧里送粮回来，天已经黑了。牛车走得慢，又是空车，牛是自己认识回家的路的，赶车的老板子靠在车厢里打起了瞌睡，迷迷糊糊睡着了。

忽然车一停，又好像往后走了，把车老板子给弄醒了，一看，好险!

原来，牛车已经走到了辽河南的大坨边，就要下有名的大坡子了。前边有一个刚学会套的“外套”小牛，不懂下坡时，前边的牛是要“松套[ 下坡时车会自动向下滑，此时牲口不能拉，由于全车只有辕牛身上有制动装置，所以其它牛要松套不拉车，全凭辕牛坐着往下顺车来控制车速。牲口之间也是需要通过劳动磨合、互相配合的。]”的，还在拼命往下拉!车要是一跑起来，会出事的。

“白脑门”一见要下大坡了，前边还往前拉，猛地往后一坐。车子停了。只见“外套”的小牛还是蹬着四蹄低头往前猛拉(着急回去吃草)，“白脑门”站不稳了，只好往后狠坐，一下子把车坐得向后走了!要不是它有这手绝活，车不出事也得把车老板子摔下去，是它救了车老板子。不怪车老板子们都很看重自己的辕牛。

在各生产队里，能“站套”的马很多，但能“站套”的牛只有少数小队有。而我们小队，不仅马能“站套”，十二头牛也都能。受他们的这种“站套”的“自觉性”的影响，还教会了后来的伙伴。

1970年冬，小队因意外事故死了两头大牛。队里派人在蒙古艾勒村花伍佰壹拾元买进了三头“头排牛[ 指在吃草时走在第一排的牛，一般都是个头大力量壮的牛。牛群是一个社会，是有地位区别的，吃草时通常是头牛在前，母牛在中，断奶的小牛在后。同样地，在回圈时也是头牛在前。通常头牛会守在圈门口前，查看进圈的牛中是否有陌生的牛，如果有会阻止进圈。吃草时也不会让陌生的牛进群，所以要送一头牛进群并不容易，不仅牛倌要同意，也必须头牛接受才行。通常这需要近半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牛倌要付出双倍的精力看护，因此送牛的家庭初送牛时，通常会送点礼物给牛倌以表谢意。]”。按当时的价格，每头大耕牛要近三百元才能买到，这三头牛为什么这么贱?因为它们骟[ 阄割的意思。]得晚，野性太大了一直没办法驯服，不能使用，只好以菜牛的价卖掉。

队里赶去了好几头耕牛，费了好大劲才把这三个家伙“请”到了小队的院子里。这三头牛人根本牵不了，见人就顶，谁也别想走到它们跟前。

回来后，大家把它们拴在了牛柱子上，先“吊吊[ 指饿一饿。]”它们的野性。等到第三天，人才可能从里侧慢慢走上前给它们喂草了。而刚开始的两天里人连喂草也上不了前的。

这三天，它们多次看队里的其它牛“站套”，是车老板子有意让其它牛表演给它们看的。第四天喂草时，它们老实多了。社员们开始让它学上套，一头牛头上栓了好几根绳子，几个人从不同的方向把它哄到车外套那儿。老板子不停地小声“吁”[ 指挥牲口的指令，是停下的意思。类似的还有“咦”，指向左转;“喔”，指向右转;“驾”，指向前走，“稍”，指向后退。]“吁”地哄着。从全套牛[ 四头牲口拉一辆大车，一个架辕的，负责控制车的上下摆动和刹车;一个里套，负责拉左边的车轮;一个外套，负责拉右边的车轮;还有一个全套，在中间，两个车轮都拉。]的背上[ 由于这头牛脾气不好，不能直接挨着它，隔着全套牛操作会更安全。]将套慢慢地搭在了它们身上，又钻到全套牛脖子底下，伸手慢慢把“兜卡”给它扣上，套成功了!

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就顺当多了。一星期后，它们三个竟也能从牛圈里走出来，直接走到自己的位置上站好并让人套好，和同伴们能一起“站套”了。由于它们个头大，竟成了队里的好牛!蒙古艾勒的老板子们不相信在一星期内会把牛驯上车，更不相信竟能“站套”，还来看过一次呢。

提起牛，我在学校上班时，学校里有一头“草白黄”，也有一身特殊的本领，它更有很好的故事可讲，我与它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我写回忆录之前，曾经对儿子说想写一篇《可爱的忠实朋友》的文章，专门谈一谈“草白黄”的一生。儿子叫我把这篇文章加在回忆录中，我想也好，这不光是牛的故事，也是我经历的一部分。我准备在后边《在教育第一线干了后半辈子》一章中写上这一段。

整理人按：也许是因为农村长大的，牲畜见得多了吧，我发现牲畜是听得懂人的语言的。比如当你和别人谈起它时，它会瞪大眼睛看着你。有时候，你叫它(狗最明显)去某某地方取东西，它真的就会去你要它去的地方把东西取回来了。更有趣的是，它们也有方言和外语。比如蒙古族老乡养的牛和马，你指挥它时必须说蒙语，如果你说汉语它听不懂。例如向外转时，蒙古族老乡的牛要喊：“达!达!”汉族的牛要喊：“喔!喔!”蒙古族叫猪时喊：“嘎[ 其实应该是嘎亥(gahai)，这个发音在蒙古语中就是猪的意思。类似地，狼的发音是陈(chen)。]，嘎!”汉族的喊：“猡!猡!”所以我相信它们也是有灵性的，他们真的是我们的不会说话的朋友。人类应该善待动物，善待地球。

12.我也干了一秋天的轻活

生产队也有干各种轻体力活的。比如饲养员，在小队打更[ 读 经。]的，看窝棚的[ 多数是光棍老汉担任的职务。]，还有在队里的苗圃干活的，常年捕鼠的等等。队员们还编了顺口溜。

一等人，去苗圃，干活不必再辛苦;

二等人，去看瓜，一年能挣二千八(工分);

三等人，去捕鼠，溜溜达达二千五(工分);

……

而我，从插队那天就没想过要逃避劳动，就想踏踏实实当一名普通的农民。前边讲过，叫我当会计、当民办教师、当赤脚医生我都没干，队里的这些轻活我更没想干。可是，下队的第三年秋，我干了一秋轻活儿。

事情还得从1970年夏天出河工说起。

农民是没有休息日的，雨天没活干除外。

出工快结束时，有一天阴天，看样子要下雨，大家决定“雨休”。我与另三人决定去打鱼。我们通过看大队的老门头帮忙，借了张渔网去新开河打鱼。可不一会儿功夫，还没打上几条小鱼雨就下大了。我们只好骑上马往回猛跑，我这个人爱出汗，雨水夹着汗——垫在马背上的麻袋直磨屁股，到了驻地，我的屁股戕[ 读 抢。]着了。

开始的那两天，磨破的地方长出了疥子，不能坐炕，睡觉都要趴着。回到了家中后疥子越来越多，好了这个长了那个，其它地方也长开了，几个月不好[ 至今腿上还有疤，就是那年留下的。]。当时重活再也不能干了，连走路都费力了。为了照顾我，队长派我看了一场院的冬[ 这可能是因为扩大化爷爷被毒打，爸爸一直憋在心中的火发作了。]。

看场时有两件事记得特别清楚。杜×和我二人负责看场，他头几年看过。他说车老板子有时起大早来场院用大鞭子[ 驾驭牲畜时使用的工具，鞭杆近一丈长，鞭子有六七尺，甩这种鞭子需要相当高的技巧。]打鸡吃，人猫在谷垛后，猛一下甩出鞭子，往往就打住一个。

是谁家的鸡?场院西边的社员徐铁匠家的。他家养了二百来只鸡，自己家也不知道准确数字，全凭吃小队场院里的粮食养着，大家对此都很气愤。

看小队的老冯头说，徐家的鸡有时还钻进他那几只鸡的鸡窝里过夜。一天，老汉拿着电棒[ 手电筒的俗称。]在鸡窝边照着指认，让杜×趴下找，果然抓出了一只徐家的鸡。当晚，我们三人就把它炖着吃了[ 这事不太地道，但他家靠小队粮食养那么多鸡也太那个了。]。

有一天，大家打夜场还没有收工，突然发现街[ 读该，巴镇在布村人中的称呼是街号。]里火光冲天，原来是木工社失火了。大家都急忙跑去救火，人眼看要跑光了，我提醒队长说：“你必须多留下几人守场院，万一有人趁火打劫，放火烧了场院更没法救。”队长说：“对对对!”于是又派了四个人，每人站在场院角墙上守场院。我的提议后来得到了干部和社员的一致称赞。

木工社的那次火烧得真大，十几间人字架瓦房全烧完了，人去了根本没有办法救。失火的原因当时就查清楚了，是本单位的一个人烤马鞍子时，烧炕的木头把马鞍子烤着了引起的。

听回来的人讲，瓦房顶有很多麻雀窝，在火光中瓦片横飞不说，只看到一个个小麻雀飞冲上天，又变成一条小火星落了下来，场景非常吓人。

救火这种事之后我又经历过两次，一次是1974年杜老师家失火，我指挥救火;一次是1978年宝龙山公社失火;那两次我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我深深地明白，越是在乱的时候越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人不能乱来，这样才能使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