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新学年开始了

1，新生来了

我们的实习劳动持续了两个月，中间曾时常中断。学校里也不断发生一些意外的事情，比如下面这篇日记所记。

1974年9月14日，星期六。

最近正在旅大市召开全国城防人防会议，战备气氛十分紧张。然而许多事情旅大市未免搞得过火了。比如12日上午机械七二级一个同学到对面买东西，正碰上要过车队，他横越马路时被民兵抓住，当场一顿打。有二位老师上前劝阻，一道被拘捕。事出后，学院党委又大造舆论，压制学员不许闹事，并宣布该生判拘留10天，该师拘留15天。后因全校学员群情激愤，闹到市里，被迫于今晚将当事人释放。

此事绝不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所能发生的。如按此理，北京不知该成何样了!尤其一小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此时暴露了其对工农兵学员切齿痛恨的面目，在这几天落井下石，大放谣言，使我们真受到一次大教育!

关于这次事件的记述有些简略，比如怎样“群情激愤，闹到市里”，由于我没有参与，所以没有记忆。但“闹”的效果很显著，被拘留的师生当天就被释放了。这件事很有刺激性：过马路买个东西遇上交通管制，不但挨打还被拘留，也太无法无天了!

不过，由此也暴露了一些具体问题：政治地位至高无上的工农兵学员居然让小小的工人民兵治住了，那还了得?!此后我们学校的同学在社会上多次引发冲突，最终都发展成了“大闹特闹”，而习惯于息事宁人的各级领导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反倒使小事“闹”成了大事。至于“一小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落井下石，大放谣言”，也是事出有因，看来工农兵学员的专横跋扈已经让很多老师看不惯了。

这篇日记写完，我们的实习劳动暂时中止，因为轮到我们班去校办农场参加劳动了。由于七四届的新生即将到校报到，学生会需要配合校方组织接待工作，我作为美工组成员，也被留了下来。

1974年9月16日，星期一。

今天早晨送同学上车，一时心血来潮，随同上车，到农场看了看。顺途领略了一下北方风光。这一带是丘陵地带，目前正是秋收季节，但比起关中一带的庄稼，真是差远了。尤其许多山仍是荒山，与关中巴掌大的地都要利用更是一个对比。

农场坐落在一片平川地上，无甚风景。

来回共坐了10个半小时汽车，真累坏了。沿路经过金州、普兰店两处大镇，也无太大特色。但夜里回来倒挺有趣。司机为抄近路，开进了一个盐场，两边都是盐池，闪闪发光的水面映着天上的星星，汽车在一道长堤上走。尤其是那个地方似乎特别偏僻，很长时间看不到一处灯光。半路还经过一片废墟，车灯照耀下，一个个窗洞显得特别黑，叫人感到真有些阴森森的。直到开到一处热闹的小村庄才松一口气。

这是我们班在校期间唯一一次去农场劳动，听其他同学回来后说，似乎没什么意思;本以为在农场是自己开伙，能吃得好一些呢，没想到比在学校既差又贵。对此我倒有所感受，他们返校后收取在农场的伙食费，居然也有我的份儿，因为我在那里吃过一顿午饭。我的日记里有记：“小魏收在农场的伙食钱，我只吃了一顿臭肉炒白菜大饼子，居然索价0.26元，只好自我安慰‘爱国一次’吧。”

我们每天的生活费仅有0.5元，一顿中午饭就耗费了半数，的确让人心痛。

全班同学都去农场了，独自留校的我也很忙碌。

1974年9月24日，星期二。

在宣传栏的木板前用骑马蹲裆式从早晨7时直至晚9时，真是筋疲力尽、而且越画越不理想。也许我天生不会成为一个好画家。

据说机车系第一名新学员今晚到校。

按规定新生于25日至28日报到，明天学生会就开始去车站接人了。一想到又有许多人将兴高采烈“满怀豪情”地奔赴大连，真感到有趣。因此明天也想去看看。

1974年9月25日，星期三。

今天早晨吃过早饭就到车站去了。7点多钟设好接待站，8点多钟第一趟车到了，只有两名新生，一个是锻压的。还有两个是早晨到的，所以一共是4个。在接待站大旗前，我可以想像出新同学们是什么心情。去年我也曾体验过了。

后来随新生到学校，办手续十分麻烦。老师极不热情。与今天学校全体动员挖地瓜的热烈场面相比，真令人反感。

晚上又去了一趟，锻压专业已到7人。

为了迎接新生，美工组全体人员忙得不亦乐乎。除了及时更新宣传栏，还有各处的标语横幅等等也需要布置。如今我们也是“大哥哥大姐姐”了，对于即将到校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充满了期待。去车站接待的活儿本来与我们无关，但是出于瞧热闹的心理，还是要去看看。

我一大早跟随接待组到达车站，刚布置完场地，便迎来了4名新生，其中一个是我们锻压专业的，我自然得负责专程陪同，从车站送回学校，帮着办理了各种手续，又一直陪他把行李送到宿舍。

这位新生名叫余耶国，来自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原属上海知青，是个高高瘦瘦的小伙子，皮肤黢黑，一笑便露出满口白牙，像个非洲“拉菲克”。

他们宿舍的格局和我们房间一样，但少了一套床铺，只有4 套上下铺。他是第一个到校的，有机会挑选铺位。他很信任地问我：你觉得哪个位置好?我说：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挑靠窗口的下铺，光线和通风都比较理想，但是我觉得不好。他好奇地问为什么，我说：下铺会经常成为“公共席位”，要是来了两个屁股沉特能聊的人，主人只能陪着，别想躺下歇歇;而且下铺没有一点私密性，谁都可以随便乱翻，主人还不能表示不满，免得被说成“小心眼”。

他被我煽呼得连连点头：对，还是上铺好!但是，我所选中的位置大出他的意料，居然是房门旁边角落里的那个上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那是整个房间里位置最差的地方呢!

余耶国充满狐疑地望着我，还以为我是在耍他呢!我郑重其事地解释：这位置虽然采光不好，但离电线近，可以偷偷装一个床头灯;许多人在宿舍里私自装过灯泡，往往由于太暴露，很容易被查房的宿舍管理员发现。我的床头灯伪装得很巧妙，用一个自制的纸盒子罩住灯泡，还把接线的地方也用纸糊上，遮住私自斜拉的电线不说，又发挥自己的美术特长，在纸上画了一条处于正常位置的假电线。那条假电线惟妙惟肖，连阴影都画得相当逼真，除非抵近观察才能发现。所以，尽管管理员多次突击查房，其他人的小灯泡统统都被没收，只有我的床头灯安然无恙。唯一的缺陷，就是这床铺正对房门，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在有人开门之前及时关灯。而房门旁的这个上铺，根本没有这种顾虑，一般人在进屋的时候很少会转头向上看，所以有足够的时间采取掩蔽措施。

与宿舍管理人员斗智斗勇，似乎是所有学生的本能。余耶国像是在听一个老奸巨猾的“地下工作者”介绍“对敌斗争经验”，心服口服连连点头，赶紧占领了那个特殊的铺位。后来入住的同学大概都认为他脑子有问题，因为只有傻瓜才会选择那张蹩脚的床铺。但余耶国显然对我的指导很满意，后来变本加厉，采用各种措施伪装自己的“阵地”，把不靠墙的两边都挂上布单，只留一个窄窄的进口，像个封闭严密的帐篷，别人更以为他脑子有毛病了。而他却自得其乐，躲在自己隐蔽的小天地里，想干什么都行。

时间过得好快，学生会又要准备国庆节25周年的宣传工作了。我才突然发现，马上就是我的生日了。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我的生日只比国庆节早三天呢。

1974年10月1日，星期二。

今天是国庆。昨天是中秋节，下雨，无法见月。晚上宿舍会餐，本来挺高兴，老郭来了，装模作样耍酒疯，搞得不欢而散，真是扫兴。

今天早晨到中山公园参加游园。下午到市里，去庞为平家，找肖羽不在。吃过饭后，听街上人声沸扬，出观，原是提灯队伍，秧歌、彩车、花灯、唢呐，好不热闹，已是多年未见的景象了。

8点钟斯大林广场放焰火，放了半个小时。天空火花飞溅，五彩缤纷，时红时绿，真令人陶醉。这也是许多年未见的景象了。

10时半回到学校。

电台广播，总理出席了昨晚的宴会，真叫人高兴。他病已多日，谁不担心?!总理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望甚高，说句不恰当的话，比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过之。

国庆节过后，余耶国出了大事情，不知因为什么，突然双目失明了!

由于他们班刚刚成立，同宿舍的人也没有到齐，加上都是新生，互相谁也不认识，我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我给他挑选的上铺成了最大的障碍，眼睛瞎了，无法上下。这责任在我，得由我帮忙解决。我赶紧联系学校的管理部门，在宿舍楼一层东头的招待所找了间屋子，让他暂住。一天三顿饭，都由我从食堂打回来。后来他们班上有同学前来帮忙，我的压力才减小了一些。不过，看他直愣愣地瞪着一双大眼，纯粹一副盲人的样子，尽管有人扶着走路仍是磕磕绊绊，格外可怜。

他这件事情实在蹊跷，没有任何征兆，说瞎就瞎了。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闹着玩呢，有时突然伸手在他眼前晃动，确实毫无反应，我才感到情况严重。学校医务室的大夫说不出个所以然，我只好陪他去市里的铁路医院检查。等待检查结果的那几天相当难熬，我当时正好在校办工厂劳动，倒班的时候可以来陪他，牵着他慢慢到僻静的地方晒晒太阳，说些不着痛痒的话让他宽宽心。

铁路医院的检查报告说得很委婉，认为可能是吃了某种海产品造成中毒，建议去其他的专业医院进一步检查。余耶国不想再耽误时间，决定立即返回上海，那里的医疗条件毕竟要比大连好得多。于是我们赶紧给他买了船票，送他回家。我也忘了当时学校是否派人陪他同行，总之看他那丧魂落魄的孤独样子，很感同情。

有一件事情大家都很清楚，但没人敢说出来。眼睛失明已经够让人糟心了，即便能够治愈，若是耽搁时间过久，他的学籍能否保留将是更为严重的问题。一旦休学或是退回原单位，那可就太惨了!

接下来我们去外地参加军训，顾不上关注他的情况。没想到，一个月以后他居然顺利返校，眼睛也彻底治愈了。原来上海的医生证实，大连铁路医院的诊断非常正确，他就是属于食用海产品中毒;经过对症治疗，幸运地很快恢复正常。这对大家是一个极大的警示，以后吃海鲜必须要小心了。

由于这段经历，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他比我晚一年毕业，后来双方都经历了多次工作调动，以致失去了联系。前几年我在网络上查询他的名字，发现他曾是上海某大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看来他毕业后的事业发展得不错。

2，军训

1974年10月23日，星期三。

连续刮了两天寒风，今日变晴。新生早上出发去獐子岛军训。我们再过几天也要去了。

1974年10月27日，星期日。

今天早晨定为5点50分全营集合，开始军训。4点20分起了床，吃过饭，准时打好行李赶到校门口。然而，所到者寥寥无几。直到6点30分，乱七八糟地装车出发了。与1966年那次军训，真是无法相比。7点35分，火车出发。9点35分，即到亮甲店。站台上锣鼓喧天，解放军列队欢迎。然而学生们却如同一群赶集的农民，扛着行李乱挤。好不容易装上车，整队步进营房，先到礼堂开欢迎会，然后分到各连营房。中午吃饭，开始整队，由解放军负责，立时有秩序多了。吃饭照例不许说话。下午开始整理内务，开各种会。晚上师宣传队慰问演出。经过一个下午的教育，原先乱糟糟的学生已有一些军人的气味了。

晚上轮流站岗。我是半夜一班，12点30分至1点30分，一会儿就过去了。(10月28日午记)

1974年10月30日，星期三。

28日，上午听课：建军宗旨和三大人物(中午发枪)，自学十大军事原则。下午操练，晚上学歌。

29日，上午听讲战例，下午练习瞄准。风很大，嘴里“咯吱咯吱”净是沙子。回来拆枪。晚上看电影。生活十分紧张。

1974年11月1日，星期五。

最近几天继续学习训练。10月31日上午听报告“批判林彪六个战术原则”。下午练瞄准。晚上学歌，二排开赛诗会。今天上午练瞄准，下午讨论，晚上开批判会。

这几天“祸不单行”。刚来就上火，嘴里发炎，这两天发展了，牙床、腮帮、舌头都肿了。吃饭十分困难，只好坚持。脚也是刚来就疼，只好忍着。最倒霉的是昨天早晨因天太冷，一用力把眼镜折成两半，十分丧气。

1974年11月4日，星期一。

星期六上午训练，下午上党课，晚上看电影。

昨天星期天，两顿饭，上午包饺子，然后洗澡。

中午上街转了转，亮甲店是个小地方，倒挺僻静，后来又和陈益丰到师部宣传队去玩了一下。下午又有各种会。

今天上午讲对空射击的知识。中午突然通知说部队打靶提前结束，所以我们也要提前了，因此12点多就集合训练，干了一下午，并学习了40火箭筒的使用。

晚上唱歌。因上火，没去，留家里写日记。

1974年11月2日下午的内容，是由部队领导给我们上党课。

1974年11月6日，星期三。

今天上午打靶。11发子弹，三发跪姿，3发卧姿，5发点射，打得很不理想。环数分别为5、8、10、0、7、7、7、0、9、0、0。总计53环，刚及格。下午讨论，晚上看新电影《向阳院的故事》，不算十分成功。

晚上12时至1时又站一班岗。

最近几天这个小毛病闹得我也很难受，吃了几天病号饭了。(7日午记)

1974年11月8日，星期五。

今天终于结束了为期12天的“学军”，回到了学校。昨天上午全连打完靶后，开了各级总结会，晚上开联欢晚会。

今晨2时半起床。吃过饭后赶火车赴营城子参观打靶。在周水子换车。但十分不巧，今天天气逐渐恶化，风越来越大，到靶场后风大得已不可忍受了。只好光看看火炮操纵表演。打靶是看不成了，因为飞机无法起飞。

这个高炮部队极其现代化。一个营长给介绍：每连配备8门100毫米口径炮，一部雷达，一架指挥仪，二十几辆汽车。一门炮大概7个人，操纵完全自动，雷达捕捉到目标后，信号传给指挥仪，连长在指挥仪处控制，火炮发射可用人控制，也可靠计算机自控。

然后又到炮上看了看。

本来还准备打气球，但风太大，只好在海边打。我们运气好，也打上了。每人3发子弹，但几个目标始终未打掉。其他排未打。

中午在车站与联络员们热情告别，坐车至沙河口下车，步行回校。

下午收拾一下东西，晚上洗衣服。

最近我可能又处于“背运”阶段。今天早晨在周水子又和铸造一个小子吵了一架。而且该死的毛病只见发展，不见好转，真气人!

我们这次军训，是在亮甲店的一个炮兵驻地，部队照例外出进行打靶训练，腾出营房供我们军训。实事求是地说，在学校里呆的时间长了，难免腻烦，我们倒希望换换环境。

倒霉的是，刚到部队，我就病了。起初以为是上火，嘴里全部肿了，很快变成了溃疡，满嘴“开花”，连漱口都疼得不行，根本没法吃东西。所谓的病号饭，其实就是煮面条，能吃到纯粹的白面，已经是最佳优待了。原想部队的伙食总该比我们强一些，没想到各兵种的待遇差异极大。炮兵部队每天的伙食标准只有四角九分钱，全月合计不到十五元，比我们还低。遇到星期天，居然只有两顿饭了，省下晚饭的钱合并到中午，用来改善一下午餐。

好在部队可以种菜养猪搞副业，“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可大冬天的，没菜可种;猪倒是有几头，已经肥头大耳了，但那是人家的劳动成果，得等到过年才可以享用呢，不会让我们不劳而获。他们的主食也是以玉米面为主，但粮食比较新鲜，解放军炊事员的技术也远高于我们学校的大师傅。问题是我这个病的情况特殊，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嘴里却什么都不敢沾，即便是煮得很软的面条，也只能一根一根地慢慢往下咽。星期天好不容易有顿饺子，我只能干瞪眼白看，照常吃我那已经煮得像浆糊一般稀烂的面条汤了。面条毕竟是细粮，有些同学看得眼馋，便也装病要吃病号饭，炊事员很快就看出了端倪，虽然拘于“工农兵学员”的面子不好发作，但脸色已经开始不好看了。结果连我这个真病号似乎也成了爱占便宜混饭吃的“瘪三”，真是既冤枉又窝火。

口腔溃疡长期不愈的痛苦，非亲身经历是难以体会的。不过，尽管病了，我还是没有耽误所有的科目，训练、学习、站岗、打靶，照常进行。这次军训还是很见世面的。发给我们的是五六式冲锋枪，经过不断练习，我已经能够熟练地将它时而拆成一堆零件、时而将零件迅速装配成整枪，当然，比起带队的解放军蒙着眼睛也能快速组装的本事，还是差得相当远了。最后一天参观炮兵阵地，可惜的是，因为风太大，拖靶的飞机无法起飞，没有看成实弹打靶，但那现代化的高炮设备让人大开眼界。印象最深的是，尽管只是临时的掩体，也修得有棱有角，还用小石子摆成标语口号，像是精致的园艺作品。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正式军训，上一次还是1966年7月，“文革”刚开始不久，我还是个中学生呢。两次军训有很多类似之处，刚开始学生们都跟放羊似的，只需经过解放军指战员几个小时的调教，很快便有了秩序。不过工农兵学员比中学生更不好带，个个都是“精英”，没点儿严厉的措施，很难管得住。真要佩服部队的官兵，自有一套特殊的办法，让所有人都能服服帖帖听从指挥。

两次军训也有一点不同。8年前的军训还在极力突出“林副统帅”的地位，除了学习“最高指示”，就是学习“亲密战友”的军事思想;而现在林秃子成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连他的“六个战术原则”等具体东西也要彻底批判了，细想起来很有意思。

值得佩服的是陈益丰，我们仅仅休息了半个星期天，他还要抓紧机会拉我陪着去师部宣传队，找人切磋音乐。相比之下，我就是缺乏他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可惜这次军训又是提前结束，让人意犹未尽。按常规每一学年都应当有一次军训的，没想到由于种种情况，这成了我们大学期间唯一的一次，也是我最后一次体验部队生活，从此再没有过这种机会。只有当时所画的一些速写，可作为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