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的经济处境与阶级位置会推动他们去投身革命运动，但是当社会主义革命率先在落后的俄国取得成功时，经典阶级理论产生了动摇。这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谓的“决定论”倾向——作为“结构”的阶级与其所催生的物质利益之间是否存在着稳定关联?现在，经济对政治能动性的决定作用似乎并不稳固，最重要的是，物质利益要成为行动的动机，必须先被行动者以恰当的方式“感知”、“判断”，而这一过程又需要通过行动者所处的“符号世界”所中介。

因此我们走向了“文化转向”：当文化发挥对于无产阶级的正向作用时，它能让行动者意识到自己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从而唤起阶级意识;而当文化产生负向作用时，它会阻碍阶级意识的形成，反而推动工人阶级融入现有经济体系。现在，文化在社会结构再生产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行动者要参与某一社会结构，必须先理解并内化自身在其中的角色，因此阶级位置的物质利益反而是“建构的”，因为行动者的感知方式总是受制于自身已有的文化世界。总之，无论何种经济关系，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方式也是多样的，且受制于文化与具体情境，不存在位于文化之外的阶级结构。更重要的是，文化转向打破了一套决定论逻辑：现在，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运动本身具有了高度不确定性。

可是，观念上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是否与现实是同一的?事实上，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文化的影响作用时，已经预设了现实与观念的不一致(无论分属哪一流派，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马克思关于经济结构的论述都是基本成立的)，只有这样才能谈论文化的规范作用与意义建构的偏差，而不是决定作用。而在现实层面，即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上，这种偶然性并不存在。

在《阶级矩阵》这本书中，作者给出了两种规范内化的失败情形：一是意义理解出现偏差，二是拒绝参与。在第一种情况中，劳动者无法理解薪资劳动的含义，即不理解自己因缺乏生产资料所以必须参与劳动市场，若想要保住自己的工作就必须每天按时到岗，工作期间也要听从工厂的安排。但是这种情况少之又少，因为在前现代社会中已经存在了一定程度上的薪资劳动，或者说剥削关系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事实上，农民之所以会反抗无产阶级化，不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而是因为他们“太理解”，太清楚受制于劳动市场意味着什么——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下的自主性的丧失，与必须服从雇主的利润目标。因此剩下的只有拒绝参与，例如劳动者所接受的文化教化让他倾向于拒绝参与工作(比如一个“网左笑话”：我不会为资本主义政府工作，毛不会赞成这个国家变成这样)。但是我们要问，这种退出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知道，前现代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的关键在于，劳动者要丧失自己的生产资料从而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此虽然阶级结构需要行动者内化的规范，但阶级的关键在于这些规范直接关系到行动者的生存。只有当存在其他经济支持途径时，拒绝参与才有现实可行性——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谓“经济决定论”依旧有它的生命力。当然，这种退出并不是不存在，可是选择这一路径的人有多少呢?

那么，是否存在位于结构之外的文化?我们已经看到，行动者的意义在阶级结构面前必须被迫做出调整以适应其要求，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其他维度并不是割裂开的，上层建筑内嵌于生产关系本身。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文化只是结构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依然是一种结构?如果这样，那么我们对行动者的任何外部干预都必然是失败的，行动者的意识已然被资本总体性所包摄。但是且不说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破产，对于资本主义本身而言，如果参与其中的行动者因缺乏主体性而屈从于结构要求，体系反而更容易陷入崩溃，因为一方面像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样，假设工人像机器一样听任程序指令，那么我们只需要向其阐明真实处境/正确答案，他们就会马上修改程序并拒绝继续遵从预期行为，反而更容易开展有组织抵抗;另一方面，在自由竞争下资本家也需要巨大的驱动力、创造力与决断力进行技术升级，赚取超额剩余价值，而这些正是主体性的要素。恰恰是文化以一种外在于结构的姿态，让行动者会在其经济脆弱性的准确认识下谨慎行事。

因此，作者区分了两种文化影响的模型：在图1中，文化作为调节“结构与行动”关系的因果机制，调节作用虽然介于原因与结果之间，却外在于因果链条。很明显，这是对文化的政治能动性的强调。

而在图2中，文化虽然仍是“结构稳定”的直接原因，但其再次并未发挥调节作用，在此时文化作为结构的一部分被“先在原因/结构”所塑造。因此结构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非对称关系，前者会对后者施加限制作用。因此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关系的植入并不会影响大量地方文化保持其原貌，只要不阻碍资本再生产，地方宗教的诸多方面可以继续沿袭旧制，社会习俗可以保持不变，旧的政治上层建筑仍可以延续原有形态;而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文化群体当中，工人不仅反抗这一事实本身具有一致性，工人运动的实际诉求也往往高度统一。也就是说，资本的经济结构因把握了关键性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从而它有权力筛选文化与意识形态，将它们纳入资本逻辑。总之，无论想象领域存在怎样的偶然性，经济权力本身却不是偶然的，它牢牢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因此，所谓“认同”并不是结构稳定的原因，而是结果。想象与意识形态虽然为行动者提供了“主观资源”，帮助他们融入阶级结构，成为某个身份使其能够胜任自身在阶级结构中的既定角色，但是正如齐泽克所言，想象与意识形态并不是谎言，而是现实，是我们学会与事实共存的方式，因为关乎生存的结构具有优先作用。所以作者告诉我们，无论进行多少动员与意识形态灌输，都无法让大量工人投身于“无望改善自身处境”的行动，终将逐渐失去支持，因而更重要的是关注工人的物质利益，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

尽管文化对于社会主义革命而言至关重要(不然我们就没有必要做什么理论工作了)，正如前面所揭示的，在历史上形成的文化具有偶然性与不确定性，重要的是我们对其的诠释，但是文化/想象的“二重性”只不过是劳动二重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辩证张力：若只有科学性，则会将结构自然化，从而陷入“科学主义”;若只有革命性，则会像宗教一样成为“意识形态狂热”。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张力恰恰在于，它指出资本主义总体性下的异质性从而预示着它在历史上的局限性，以一种“诅咒”“预言”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姿态为革命打开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