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人民掌握武器

在第6.4节中我们指出，以阿多诺与奈格里为代表的“粗糙经验主义”消解掉了活劳动相对于资本支配的任何外在性，因此他们也就不得不宣称资本主义已经在历史意义上完成了总体化，不仅仅在劳动场所，更在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这样冲突的领域反而变得模糊，因为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任何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的力量。他们宣称“在资本中...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已经被颠覆了；具体的、真正感性的、多变的世界只算作抽象的、被称为价值的极权主义基本规定的表现形式”（库尔茨《资本的实体》），却从来不反思这个抽象的世界是如何发生的，甚至都不反思为什么自己的理论本身不是资本主义抽象的表现形式。因此他们对资本范畴的批判恰恰是不彻底的：将劳动还原为价值的化身，并将资本与其抽象的统治相提并论，从而不仅仅使得阶级斗争成了完全抽象的东西，还将对劳动剥削的具体统治与抽象统治分割开来。

对于我们来说，价值形式始终是观念的东西，尽管它需要用货币的可感形式去表现自身，但无论如何它都不可能是现实性本身，因为现实性总是区别于所有物质的、可感的和具身化的躯壳，区别于所有实在的现实，而这个现实是什么在前面我们已经论述，就是自然-社会的运动史。当然这也绝对不是意味着价值形式只存在于意识中，存在于人类大脑中，从而被当作某种心理物理学现象来看待。对于物理实在论而言，人的思考归根结底是大脑的思考，因此人的每一次心理活动好像就是大脑自身物质的改变过程，人的任何活动好像就是被一套编码程序所预先设定好的。我们看到皮亚杰认为“结构来源于‘智能’或来源于自身永远相同的人的精神，从而得出结构先于社会，结构先于心理活动”（皮亚杰《结构主义》），因此人内在的某种结构/“认知图式”是在不断的同化顺应的发展过程中按照“感知运动-前运算-具体运算-形式运算”的过程变化。而当我们去研究不同社群的人后，我们发现这种预先设定目的与过程的理论是如此荒谬，因此他们就从心理物理学因素转到了社会文化因素：在一个小型的本土化社会中每一个社会单元都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个体倾向于按照固定的习俗来做事，因此我们就可以将文化因素作为各种“特质”抽象了出来，并与心理因素以函数关系的形式联系了起来。但他们也并没有反思众多智性文化体系自身，因此无论变换什么样的形式（认知图式、神经系统、结构、文化等等），只要将其视作某种僵死的因素并推离出人自身之外，就无法真正去思考这些因素本身从何而来。

历史形成的社会意识模式，作为一种外在的力量自发地加诸个体意识，并主动地以其自身的形象和喜好塑造个体意识的形式，但无论其可感的现实性如何它依旧是观念形式，只不过是人类社会的自我意识凭借着人类精神所生产出来的图像，是对历史形成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描述。因此在价值形式中，被对象化的是特定形式的劳动、特定形式的人类客观的活动，换句话说资本对活劳动的吸纳过程必然是不完备的。所以运动的观念形式与运动本身呈现出“内在的外在性”：观念形式以外部物的形式存在，但它也外在于这个物，以人类实践的形式存在于人类内部，而这一内在外在性也只不过是自然-社会运动的结果与动力而已。

“人的行为...是由人的适应与发展的整个类型不同于动物的适应与发展的类型所具有的质的特点决定的，因为人的心理发展过程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过程的一部分。”——维果茨基《高级心理机能的社会起源理论》

正如我们在“格根vs维果茨基：社会建构还是历史创造？”（【超英赶美】格根vs维果茨基：社会建构还是历史创造？）中得出的结论，人类自觉地把自发活动的前提看作是历史的创造，从而消除这些自发性并被人类所把握，“内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异化的再外化而不是机械的传授，恰恰是异化结构与人类实践的错位为“创造”打开了空间。而这一过程的前提也就是总体把握异化结构，“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的成败取决于这样一个原则，即革命是一种以总体范畴占主导地位的观点的产物”（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无产阶级只有代表社会总体之自我意识时，无产阶级才能作为一个阶级出现且其阶级意识能够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因此作为社会总体之一部分的自为的无产阶级不可能是处于剩余价值分配阶段的工人及其朴素联合体，而是代表社会总体之动力即活劳动本身，这也就必然呼唤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必须作为独立的组织存在，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够直接看到自己的具有历史形象的阶级意识”。

一些人拿出苏联的例子并指责列宁先锋队理论的缺陷，认为先锋队只会遵循僵硬的和先决的策略而不能考虑到革命群众的自发性，最终会脱离群众，“列宁所主张的极端集中主义的全部实质是，它没有积极的创造精神，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但是恰恰是先锋队不会像欧洲共产主义那样选择进入国家机器，试图内部瓦解却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对于列宁主义来说，先锋队旨在解决如何让国家机构始终处于社会特定部分即无产阶级的控制之下，同时推进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政治目标，这已经意味着先锋队必然与国家机器分离才能让国家机器作为手段处于无产阶级的控制并逐渐消亡。归根结底国家机器本身是旧社会的产物，因此作为自为阶级的无产阶级要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拉开距离也就意味着要也要与国家机器拉开距离，所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要将群众的主动性转化为国家之外的自主权力，使其通过改造国家职能实现对权力的再占有，进而开启国家消亡的进程。

“组织起来的群众逐步接管国家机器的更多职能，而关键在于，通过接管这些职能的过程改造其本质。决定性的一点是，马克思和列宁从未指望新国家会‘催生’或‘定义’这些群众主动性——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这些新兴的大众组织及其实践...完全是斗争中的人民自主创造的产物。”——阿尔都塞《黑母牛》

我们已经在“废除国家还是自行消亡？”（废除国家还是自行消亡？）与“‘向前开，别回头’：鞍山钢铁厂与它的时代”（“向前看，别回头”：鞍山钢铁厂与它的时代）中分别介绍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如何进行这样的实践，而苏联之所以走向了腐化堕落的关键在于，先锋队融入进了国家机器并最终作为官僚的一部分，其目的也变成了自身的存续，换句话说，先锋队现在不再作为手段而是作为目的本身，它也不再与人民/活劳动产生联系而选择维持并扩大自己的利益。而现在的一部分“原知识分子”亦是如此，他们通过“凝视”无产阶级而维持自己知识分子的地位，只不过是在这种主奴辩证法中实现自身再生产的目的而已，通过将群众握在手里并规定他们应该是什么样子，反过来保证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存在。先锋队必须是时代产物，并不具备着生存论意义上的绝对的超历史的所谓本真性、超越性，有些人用“策略性的，叙事性的虚构”来为这种理论炮制的幼稚手段作辩护，然而任何策略性叙事的效果都取决于实事求是的程度，叙事性的虚构，哪怕仅就其文学性（区别于科学性）而言，也该把现实中更客观的东西反映出来，而不是把自古以来知识分子特有的自我辩护的热情集中地反映出来。如果仅仅是重复了贯穿了几千年私有制的那个理论上的二分，无论把这种二分的两端冠以什么姓名，都只是实践上的幼稚、政治上的虚伪、哲学上的迷信和生存论意义上的懦弱。在任何思想形式这，（实际上从属于物质的）自觉性都无法寻求到彻底的安稳与底气，但却总是在实践中踏踏实实的。因此对于先锋队概念的去柏拉图化将是一个专题性的基础工作。

粉碎机最后粉碎的是它自己，先锋队在人类历史中仅仅是小小的注脚，仅仅是自然-社会运动史下人类实践与活劳动发展的手段与工具。对于马列毛主义来说，只有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才能解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