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涅库克以“左翼激进”派的一个代表的资格出来反对考茨基。这个派别内有罗莎·卢森堡，卡尔·拉狄克等人，这个派别坚持革命策略，一致确信考茨基已经转到“中派”立场，无原则地摇摆于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

一、考茨基不能接受破坏国家机器的思想，寄希望于获得简单的多数

潘涅库克在一篇谈到国家问题的文章《群众行动与革命》（《新时代》第30年卷（1912年）第2分卷）里，说考茨基的立场是“消极的激进主义”立场，是“毫无作为的等待论”。“考茨基不愿看到革命的过程。”潘涅库克这样提出问题之后，就来谈我们所关心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任务问题。

他写到：“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单纯是为了夺取国家政权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是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 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就是用无产阶级的强力工具去消灭和取代这个国家强力工具……   只有当斗争的最后结果是国家组织的完全破坏时，斗争才告终止。多数人的组织的优越性的证明，就是它能消灭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组织。” （《新时代》第30年卷（1912年）第2分卷第548页）

潘涅库克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在措辞上有很大的缺点，但是意思还是很清楚的。现在我们看一看考茨基是怎么反驳这种思想的。

考茨基写道：“到现在为止，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就在于前者想夺取国家政权，后者却想破坏国家政权。潘涅库克则既想这样又想那样。”

考茨基对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的论断是完全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完全被他歪曲和庸俗化了。

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以（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在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目的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新的由武装工人组织组成的公社式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应当用什么去代替它以及怎样运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认革命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政权，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利用现代国家准备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无政府主义者者则否认真一点。

在这个争论中，反对考茨基而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恰恰是潘涅库克，因为马克思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不能只是把旧的国家机构转到新的人手中，而应当打碎、摧毁这个机构，用新的机构来代替它。

考茨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而滚到机会主义者那边去了，因为正是机会主义者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破坏国家机器的思想在他那里完全不见了，他把“夺取”只是解释成简单地获得多数，这就给机会主义者留下了空隙。

二、考茨基崇拜“内阁”，崇拜“官吏”，放弃了革命

考茨基引证马克思在1850年说的必须“坚持把强力集中在国家政权手中”，认为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就是破坏集中制。集中制无论在旧的国家机器或新的国家机器的条件下，都是可能实现的。工人们自愿地把自己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这就是集中制，但这要以“完全破坏”常备军、警察和官僚这种集中制的国家机构为基础。

考茨基写到，……“也许潘涅库克想要消灭官吏的国家职能吧？但是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部非有官吏不可，更不必说在国家行政机关了。我们的纲领不是要消灭国家官吏，而是要求人民选举国家官吏”……“现在我们谈的并不是‘未来国家’的行政机构要采取怎样的形式，而是在我们取得国家政权以前我们的政治斗争要不要消灭国家政权。哪一个部和它的官吏可以消灭呢？”…… 考茨基认为内阁中没有一个部是我们反政府的政治斗争可以取消的……

【很多人，都站在现在的旧的国家机器所控制的政权基础上，来说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政权问题，结论与考茨基没有区别。①考茨基和现代走资派、机会主义者都认为国家必须要有官吏，因为组织都有官吏；②考茨基和现代走资派、机会主义者都认为现在的政治斗争是人民选举官吏，不是消灭国家官吏；③考茨基和现代走资派、机会主义者在政治斗争中不自觉地成为了旧政府的反对派的角色，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对于旧的国家机器是必须打碎，并由武装人民再造的，同时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新的国家机器不允许有官吏，一旦出现官吏，必然是要被撤换的。正因为考茨基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导致列宁质问：革命呢？革命不见了。

在资反时代，如考茨基等机会主义的认识非常流行，似是而非，非常有害无产阶级的团结斗争。很多人明确的说需要官僚，仍然是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核心一点就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包括常备军、警察和官僚。所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要牢记，不要在进军的途中被几个封官许愿就俘虏了，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打败了！】

【列宁说：革命不见了！】这里所说的不是反对党，也不是一般的政治斗争，而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破坏“行政机构”和整个国家机构，用武装工人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考茨基暴露了自己对“内阁”的“崇拜”，试问，为什么不可以由——譬如说——拥有全权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设立的各种专家委员会去代替“内阁”呢？

问题的本质完全不在于是否保留“内阁”，是否设立“专家委员会”或其他什么机构，这根本不重要。问题的本质在于：是保存旧的国家机器（旧的国家机器与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浸透了因循守旧的恶习）呢，还是把它破坏并用新的来代替它。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际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这就是考茨基所抹杀或者是他所完全不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三、公职人员的“官僚化”在于资本主义本身

考茨基提出的关于官吏的问题，清楚地表明他不了解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的学说。他说：“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

我们在资本主义下，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是非有官吏不可的。无产阶级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劳动群众受资本主义的奴役。在资本主义下，由于雇佣奴隶制和群众贫困的整个环境，民主被缩小、压抑并阉割得残缺不全了。因为这个缘故，而且，仅仅以内这个缘故，我们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内的负责人被资本主义环境腐蚀了（确切些说，有被腐蚀的趋势。【现在的确被腐蚀了】），有变为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说，有变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头上的特权者的趋势。【在特色社会，这已经不是趋势，是完全的事实了】

这就是官僚制的实质，在资本家被剥夺以前，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前，甚至无产阶级的负责人也不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

在考茨基看来，既然被选出来的公职人员还会存在，那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下管理也还会存在，官僚也还会存在！这一点恰恰是不对的。马克思正是以公社为例指出，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为除了实行选举制度以外，还可以随时撤换，还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并且还以“同时监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构”去代替议会的机构。

【随时撤换还需要在实践中努力试验，确保撤换能够顺利进行。为了践行随时撤换这个原则，毛主席在中国进行了伟大的实验，结果显示：撤换了的不服，反攻倒算，复辟，甚至走向了反面，从而使随时撤换完全失效。

我认为：①在履职前，必须签署承诺书，明确承诺，接受人民监督，接受随时撤换。否则不具备履职条件。②随时撤换，不仅仅是一种惩罚措施，不局限于对履职无能、履职不力等行为的惩处，还是一种岗位轮换。③最重要的是随时撤换可以没有理由，不接受论功行赏，论资排队，不能把公职岗位作为奖励，不管是奖给能力具备的人还是能力不具备的人，都是不允许的。这样不仅可以避免陷入彼得原理的泥坑，而且使公职回归本义：履行岗位职责，竭力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随时撤换才能实施到位。

至于随时撤换为什么可以没有理由？因为我们在加入组织的时候宣过誓，发誓为组织献出一切。一切尚可献出，组织需要让你腾出位子，难道还有怨言吗？】

【因为一个人在某方面取得了成绩，就给他更大的，超出他能力和专业领域的工作责任。这既是把工作岗位当作了奖赏，也使得每个工作岗位都被不能胜任的人充任。这就是管理上的彼得原理。】

四、彻底破坏官僚制的可能性是有保证的

实质上，考茨基用来反驳潘涅库克的全部论据，特别是考茨基说我们无论在工会组织或在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的那个绝妙的理由，就是过去伯恩斯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理由”。

伯恩斯坦激烈反对“原始”民主的思想，反对他所称为“学理主义的民主制度”的东西，即实行限权委托书制度，公职人员不领报酬，中央代表机关软弱无力等等。为了证明这种“原始”民主制度的不中用，伯恩斯坦就援引了维伯夫妇所解释的英国工联的经验。据说，工联根据自己七十年来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发展的情形，确信原始的民主制度已不中用，因而用普通的民主制度，即与官僚制相结合的议会制来代替它。

其实，工联并不是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完全的资本主义奴隶制下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制度下，对普遍存在的邪恶现象、暴虐、不公平以及把穷人排斥在“最高”行政机关之外的现象，自然非做种种让步“不可”。

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自己来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自己来参加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

马克思用自己天才的批判分析才能，在公社所采取的实际办法中看到了一个转变，机会主义者因为胆怯、因为不愿意与资产阶级决裂而害怕这个转变，不愿意承认这个转变，无政府主义者则由于急躁或一般不懂得大规模社会变动的条件而不愿意看到这个转变。“根本用不着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我们没有内阁和官吏可不行呵！”——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他们满身庸人气，实际上不但不相信革命和革命的创造力，而且还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向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害怕革命一样）。【列宁书中痛斥的庸人就是指那种缺乏思考力，静态观察事物，深受现实羁绊，不能用发展眼光看待事物及其条件的人。】

“只须要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不着探究以往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教训，用不着分析应当用什么去代替和怎样去代替要破坏的东西。”——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所以他们就采取拼命的策略，而不采取那种以大无畏的精神并根据群众运动的实际条件革命地完成具体任务的策略。

马克思教导我们要避免这两种错误，教导我们要勇气百倍地去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同时又教导我们要具体地提问题，要看到公社在数星期内就能够开始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实行上述种种办法来扩大民主和根绝官僚制。我们要学习公社社员的革命勇气，要看到他们的实际办法就是具有实际迫切意义并能立刻实现的那些措施的一个轮廓，如果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我们就能彻底破坏官僚制。

彻底破坏官僚制的可能性是有保证的，因为社会主义将缩短劳动日，发动群众去建设新生活，使大多数居民都能够毫无例外地执行“国家职能”，这也就会使任何国家完全消亡。

五、我们必须与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决裂，同机会主义者决裂

考茨基继续写道：……“群众罢工的任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是破坏国家政权，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个问题上让步，或用一个迁就无产阶级的政府去代替敌视无产阶级的政府……可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这<即无产阶级对敌对政府的胜利>都不能导致国家政权的破坏，而只能引起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动…… 因此，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使议会变成为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

【十足的议会迷！况且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不是要一个主宰！】

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背弃革命，考茨基的思想仅限于要一个“迁就无产阶级的政府”，这与1847年《**宣言》所宣布的“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比较起来，是倒退到了庸人思想的地步。

考茨基一定会同谢德曼、普列汉诺夫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实行他所爱好的“统一”，因为他们都赞成争取一个“迁就无产阶级的”政府。

我们却要同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决裂，要为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奋斗，使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成为政府。这是“二者之间莫大的区别”。

考茨基一定会成为列金和大卫之流，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亲密伙伴，因为他们完全同意为争取“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斗争，为争取“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和争取驾于政府之上的全权议会”而斗争，——这是一个多么崇高的目的，它是机会主义者完全可以接受的，一点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框子。【现代机会主义者也是这种人的同伙】

我们却要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会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不是为了争取“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破坏资产阶级议会制，建立公社式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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