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社会革命的态度和社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象一般革命问题一样，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著名的理论家和政论家们很少注意的。但是，在机会主义逐渐滋长而使第二国际在1914年破产的过程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甚至当他们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竭力回避或者不加理会。

总的看来，我们可以说，由于在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采取了有利于机会主义、助长机会主义的躲躲闪闪的态度，结果就产生了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完全庸俗化的现象。

①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采取回避态度

考茨基之所以在俄国特别出名，是因为他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做了通俗的解释以外，还同机会主义者及其首领伯恩斯坦进行了论战。考茨基在1914-1915年起来反对法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米勒兰和饶勒斯）和德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伯恩斯坦）之前，就已经表现出很大的动摇。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捍卫革命无产阶级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曙光》杂志，曾不得不同考茨基进行了论战，并把他在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叫做“橡皮”决议，因为这个决议对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是暧昧的，躲躲闪闪的，调和的。

当我们研究考茨基最近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经过的时候，从他同机会主义者的论战中，从他提问题和解释问题的方法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国家问题上恰恰是一贯倾向于机会主义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宣言》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根本意思就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炸毁全部国家机器。

但是这个观点在伯恩斯坦看来，似乎是马克思警告工人阶级不要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伯恩斯坦这种对马克思思想的最粗暴的歪曲，考茨基是如何驳斥呢？

考茨基避免分析机会主义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地歪曲，他引证了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序言中的话，说什么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但一般来说它是能够掌握这个机器的。如此而已。【转换了论题】至于伯恩斯坦的歪曲，考茨基一字不提。

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问题上的最本质的差别被考茨基抹杀了！

考茨基在“反驳”伯恩斯坦时写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这不是反驳伯恩斯坦，不是同他论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现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一切根本问题都“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1年这四十年当中，教导无产阶级应当打碎国家机器。而考茨基在1899年，即当机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用打碎国家机器的具体形式问题来代替要不要打碎这个机器的问题。在马克思和考茨基之间，在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准备的任务所持的态度上，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②考茨基对国家的“崇拜”和对官僚制的“迷信”

考茨基在《社会革命》这个本小册子中，发表了许多极宝贵的见解，但是恰恰回避了国家问题，谈的只是夺取国家政权，他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能夺取政权。在这本小册子里，有一节专门谈“社会革命的形式与武器”问题。其中讲到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国内战争、“现代大国的强力工具即官僚和军队”，但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公社给了工人一些什么教训。可见，恩格斯警告不要“崇拜”国家，特别是警告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不要“崇拜”国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考茨基把问题说成这样：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将实现民主主义纲领”。他没有提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他说：“不言而喻，在现行制度下我们是不能取得统治地位的。革命本身要求先有一个长期的深刻的斗争，这个斗争一定会改变我们目前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毫无疑义，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一样。所可惜的是他拿“深刻的”斗争一类空洞而浮夸的话来回避革命无产阶级的迫切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对民主的态度与以往非无产阶级革命不同的“深刻的地方”究竟在哪里。

考茨基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在向机会主义让步。

考茨基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同时并存的可以有…… 各种形式上极不相同的企业：官僚的<？？>、工会的、合作社的、个人的”……【现在恰恰实现了考茨基的愿望，官僚的企业大量的存在，官僚已经不靠工资，他们有自己的企业，有财产性的收入，还有灰色收入。】“例如，有些企业非有官僚<？？>组织不可，铁路就是这样。在这里，民主组织可以采取这样的形式：工人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

从必须有所谓“官僚”组织这一点看来，铁路同大机器工业的一切企业，同任何工厂、大商店和大资本主义农场根本没有区别。在所有这些企业中，技术条件要求每个人绝对严格地遵守纪律，要求每个人十分准确地执行他所担负的一部分工作，不然就会有整个企业陷于停顿或机器和产品损坏的危险。在所有这些企业中，工人当然要“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

整个关键，【涉及国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①它不是资产阶级议会机构式的议会；②它不会仅仅“制定条例和监督官僚机构的行政”。③它监督的这个机构不会是“官僚的”机构。【考茨基并不能从些方面提出问题，阐述问题。】

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完全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办法：（1）不但实行选举制，而且可以随时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考茨基完全没有考虑马克思的话：“公社不是议会式的。而是同时监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公社一方面立法，一方面行政，自己管自己，其实质就是监督别人，也被别人所监督。】

考茨基完全不了解资产阶级议会制和无产阶级民主制的区别，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把民主（不是供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反人民的）连在一起，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则立即采取办法来根除官僚制，并且能够把这些办法实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灭，供人民享受的民主完全实现。

考茨基在这里暴露了他对国家的“崇拜”和对官僚制的“迷信”。

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的小册子中指出了一般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帝国主义在这方面所起的特别巨大的作用。认为在西欧“1789-1871年的革命时期”之后，东方从1905年起也开始了同样的时期。世界大战以惊人的速度日益逼近。“无产阶级一惊不能再说革命为时过早了。”“我们已经进入了革命时期。”“革命时代已经开始。”这些话是说得非常清楚的。

考茨基写道：“目前的形势会引起这样一种危险：人们很容易把我们<即德国社会民主党>看得比实际上温和。”

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原来就逼人们想象的要温和得多，要机会主义得多。而考茨基虽然肯定地说革命时代已经开始，但是他在那本自称为专门分析“政治革命”问题的小册子里，却又完全回避了国家问题。

所有这些回避问题、保持缄默、躲躲闪闪的做法结合起来，就必然使他完全滚道机会主义那边去了。

梳理一下考茨基机会主义观点的表现，我们可以概括为：

我仍然坚持革命的观点（1899年）

我特别承认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02年）

我承认革命的新时代已经到来（1909年）

但是，既然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对于国家的任务，那末我还是要反对马克思在1852年说过的话而倒退（1912年）。

【这就是第二国际的领袖人物考茨基的思路历程和革命历程，真的很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