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我们要认识事物必须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去揭露事物的内部矛盾。但是，每种事物的矛盾都有其特殊性，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因此，我们仅仅承认矛盾的普遍性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只有认识了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找出解决不同矛盾的不同方法。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对于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做了极其深刻的分析和阐述，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新贡献的主要部分。

关于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为了说明上的方便，我们分做以下三个问题：（一）矛盾的特殊性，应从几种情形中去研究；（二）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亦即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三）矛盾的特殊性和矛盾的普遍性的辩证关系。

（一）矛盾的特殊性，应从几种情形中去研究？

所谓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说，这类的事物和那类的事物，这一具体事物和那一具体事物的矛盾，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特点；同类事物、同一事物，其矛盾各方面也各有各的特点；并且同类事物，同一事物在其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矛盾的情形也不一样，也各有各的特点。简言之，矛盾的特殊性，就是各类事物、各种事物所包含的矛盾的特点。

毛泽东同志指出：要从以下几种情形中去研究、去把握矛盾的特殊性。

第一、“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

我们知道：自然界的运动形式不是一种，而是许多种，如机械运动、发声、发光、发热、电流、化分、化合等。所有这些运动形式的共同点，是它们内部都包含有矛盾，矛盾的斗争形成了运动。但是，其内部矛盾，都有特殊性，各有各的特点；所以运动形式才有不同，显出质的差别来。这种情形，在社会上也存在着，例如生产方式中的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思想运动的形式是革命思想和反动思想、前进思想和落后思想的矛盾，其矛盾都有质的差别，所以它们也就具有不同的本质。

毛泽东同志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的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是研究正数和负数的矛盾的，机械学是研究作用与反作用的矛盾的，物理学是研究阴电和阳电的矛盾的，化学是研究化合和分解的矛盾的，而社会科学则是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和阶级之间矛盾的。哲学则是研究整个世界的，是关于整个世界及其规律的学问，其矛盾是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各门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同，所研究的对象内部矛盾不同，所以都有其特殊规律。这些特殊规律，只有在它那个科学领域内是适用的。互相机械搬用就要犯错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所揭露的规律是普遍规律，对于各门科学都是适用的。但是所谓适用，只是说各门科学的特殊规律逃不出它的范围，并不是否认各门科学有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特殊规律；只是说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规律是研究各门科学的科学指南，并不是说它可以代替各门具体的科学。

如果我们不承认各种物质运动形式都带有特殊性，科学研究的领域就无从区分，各种运动形式的特殊本质也就无从认识。

从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中区分矛盾的特殊性，是研究矛盾特殊性的第一种情形。

第二、要研究每一过程的矛盾的特殊性。

仅是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特殊性还不够，还必须研究每一过程的矛盾的特殊性，因为每一过程的矛盾，也都是不同质的。毛泽东同志说：“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这就是说，客观实在的实际情形是这样：同一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过程的矛盾都有特殊性。我们的认识，如果只停留在这一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特殊性上，而不进一步地去研究物质运动形式的每一过程的特殊性，那还是不能认识事物的。

例如，生物是同一物质运动形式，有其共同点，但是低级植物和高级植物（如细菌和农作物）、低级动物和高级动物（如爬虫和人类）也各有若干特殊性。如果说，细菌的生活过程和农作物的生活过程，爬虫的生活过程和人类的生活过程是一样的，那岂不荒谬？正因为如此，所以科学家不但把生物的运动形式和其他物质运动形式区分开来，专门研究生物的运动形式，构成生物学，而且生物学还区分为动物学和植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又对各种动物、植物分成若干纲、目，具体地对各种动物，各种植物进行具体研究。

社会现象也是如此。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各个社会经济形态有共同的规律互相联系着，如生产关系一定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就是这样的规律。但是社会运动的长途中，每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又各有其特殊规律。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则主要表现为前进和保守的矛盾，没有阶级斗争，生产关系一定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在**的领导下，经过社会的自觉活动，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的，并且是及时的实现的。就是同是阶级社会，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斗争也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知道，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必须用民主革命的方法来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则必须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来解决。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因为两种矛盾的性质不同，各有各的特殊性。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在各国也各有特殊性，所以各国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革命，也不完全一样。

怎样研究每一过程的特殊性呢？毛泽东同志说：要在矛盾的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进行研究，就是说“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要了解事物的本质，必须对于非常复杂的矛盾情形，进行具体分析、研究。

首先，对这些矛盾不能一律看待，它们各有各的特殊性。我们要对一个过程的各种矛盾进行具体研究，并且从中区分出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它们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是相同的。（关于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问题，在下一节专门来谈）

不但一个过程中的各种矛盾，都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有其特点，也不能一律看待。因此，还必须从矛盾的各方面着手研究其特殊性，研究矛盾的各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毛泽东同志，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研究和解决这种极其复杂的矛盾的能手。毛泽东同志也正是从研究和解决这种极其复杂的矛盾中，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并从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例如毛泽东同志科学地研究了旧中国的矛盾，研究了人民大众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在过程总体中的地位，研究了这个矛盾的两方面“各占何等特定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所以在各个不同的阶段，都及时地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大家都知道：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是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反动集团，所以它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用武力消灭我们；我们就必须发展革命力量，组织红军彻底推翻它、消灭它。因此，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所以，当时我们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武装，向敌人进行斗争。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情况有了变化，有了利用英美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英美派官僚资产阶级国民党蒋介石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所以我们党也就提出了联合蒋介石抗战的主张，并且终于建成了包括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党中央深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是毫无革命性可言的，而这种暂时的联合，不过是斗争的一种特殊方式。所以我党对它们是又联合、又斗争，它要发动反共高潮，我们就要打退反共高潮；它们闹磨擦，我们就反磨擦，这就是说这种联合中的斗争包括着武装斗争。当然，这种武装斗争不是无限制的，是以有利于抗日为原则的。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是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我党中央深知矛盾两方面各占何等地位，深知和蒋介石的抗日统一战线能不能保持，主要在于我党和人民群众力量的强大和策略的正确，所以我党绝不接受蒋介石政府的限制我党发展人民抗日力量的反动法令，而采取了独立自主的方针，在敌后扩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我党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建设抗日民主政权，就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了“先斩后奏”，或是“斩而不奏”，或是“不斩不奏”的政策。我党中央深知，抗日胜利之后，蒋介石必然破坏统一战线，而破裂之后必然用武力和我们作斗争，用发动内战的办法企图消灭我们。所以我党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性，准备以革命战争消灭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战争。

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中，情形就大不一样。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但有矛盾，而且它们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和矛盾，它们的根本利益是不同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共同利益。所以这个统一战线是长期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一方面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一方面又有动摇性、妥协性。所以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又联合又斗争，主要是联合其反帝反封建的一面，批评、斗争其动摇性、妥协性的一面。而斗争形式主要是政治斗争，而不是武装斗争，也不是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就是在一九二七年之后，民族资产阶级跟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的这个时期，我们党和它作斗争的方式，也不是从经济上消灭它。

由此可见，对每一对矛盾的两方面必须进行具体地研究。当然只是分别研究每一对矛盾的两方面还不行。事物的运动过程中，每对矛盾又是相互联结的。所以在对每对矛盾研究之后，还必须从总体上进行研究，看各对矛盾怎样互相联结，并从中找出主要矛盾。

第三、要从每一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同志说：“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毛泽东同志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这就是说，不但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与另外一个事物发展过程的矛盾不同；而且，同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阶段，也各有特殊性。

例如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矛盾的根本性质并没有变化，生产社会性与私人占有制矛盾的根本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激化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矛盾特殊性，从而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例如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过程。把它区分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大的阶段，不用说这两个阶段的矛盾情况有很大不同。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的各个阶段也是互有区别的。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阶段，其主要矛盾是各民主阶级形成一个革命的统一战线与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北洋军阀反动集团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次要的，资产阶级也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内。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开始了十年内战，虽然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矛盾的根本性质没有变化；但是，这时的矛盾和前一阶段有若干不同的地方。这时主要是工农及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联盟间的矛盾。到九一八事变以后就又不同了，主要矛盾变成了人民大众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严重性超过了任何其他的矛盾，其他矛盾暂时缓和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错误，就是他们认为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永远不变的，代表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国民党各派都是一样的反革命；因此就不去加以区别，一律地去与他们作决死的斗争。如果依着教条主义的这种作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根本建立不起来，中国革命不知要多遭受多少痛苦，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不知道要推迟多少年。毛泽东同志，英明地分析了新的阶段矛盾的特殊性，提出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他分析了“九一八”以来，中国资产阶级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身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一部分资产阶级就日渐趋向抗日，资产阶级阵营逐渐分化。我们必须认清这种新的矛盾，掌握它、运用它。也就是说应当区别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应该区别亲日派买办资产阶级与英美派买办资产阶级，利用矛盾，以争取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当时，并且对地主也作了适当的让步，由土地革命转为减租减息的政策）。在抗日战争各个阶段，我党又正确的掌握了又团结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方针，因而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解决了；美帝国主义指示、帮助蒋介石发动了内战，中国人民和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以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了不可调和的主要的矛盾，因此必须用人民解放战争和土地革命的办法来解决。

研究一个过程各个阶级的矛盾的特殊性和研究一个过程的矛盾的特殊性一样，也必须研究各种矛盾的两方面的情形，研究它们各占何等地位，怎样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

毛泽东同志说：“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殊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研究矛盾的特殊性的几种情形，是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分析具体事物的纲领、指南针。但是，我们不能当作公式去硬套，贴上标签了事；而要客观地去进行具体分析。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忌带主观性，在这里就是说我们不能用主观想象出来的什么主要矛盾、什么矛盾两方面的互相依存、互相斗争等等去代替客观真实的矛盾，那样就是违背了唯物主义的原则，陷入了唯心主义；而要对具体事物的矛盾，进行具体研究，去发现客观存在的矛盾的真实情形。

“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所谓“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毛泽东同志又说：“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它不是真实地反映客观矛盾，他只是片面地表面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主观地当作矛盾的全部情形。

由此看来，我们以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研究矛盾特殊性的纲领作指导，去分析问题，必须随时防止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作怪，要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去进行调查和研究，如实地反映客观矛盾。

（1956年《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第三章第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