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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阵走亲戚，全家回了趟农村。虽然也就一年没回去，但眼见着更萧条了，废弃的院子倒塌的土房比比皆是，家狗都成了野狗流落在外，见人就跑，鸡鸣声不复听见。倒是因为过年，有些人开车回来，升起的炊烟似乎比往常多些。

　　这几年城市化日新月异，大城市固然挤满了小镇来的做题家，小县城也蜂拥进来就业的农民，和来就学的农民子弟，县域经济因此繁荣。山西人恋乡土，舍不得走远，或许更能作为县域城市化的样本来考察。

　　但现实是，县城的扩张往往是以农村空心化为代价的。县城新建的高楼大厦需要农民来消化，县城的出租车小餐馆需要农民来提供服务，而县城本来的优质劳动力却会被区域大城市甚至北上广深吸走，这就更需要农民加倍地源源不断地进城，不仅要为县城建设添砖加瓦，更需要在资源集中的县城接受教育，努力成为优质劳动力，然后继续向上突破。资源跟着利润走，人也是，哪里挣钱去哪里，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因此农村的萧条、空心化乃至于逐渐消失就是必然的，年轻人都进城打工买房，留在农村的往往是老人、残疾人，还有一类就是出不起彩礼结不起婚的光棍。市场经济中，利润向上集中，而代价却向下集中。这期我们把视角放低，看看那些在县域城市化进程中，为此付出代价的农村大龄未婚男们。

　　最近，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黄振华教授课题组发布了“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状况”调查报告。该课题组基于对全国26个省（区、市）119个村1785个农户的抽样调查发现，超过四成的村庄存在较为严重的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中部省份相较于东、西部地区而言，问题更加突出。可见农村男性的婚配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普遍问题。

　　宏观上，男女性别比例失衡是造成这一现状的一大因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占48.76%。男比女多3490万人。七普结果发布后网上就开始流传3000万光棍的说法。当然这个说法不免过于机械，宏观的传导是动态且复杂的，并不会有人自动认领去当光棍，到底谁才是相对过剩，最终需要通过市场博弈来验证。但数据反映的性别失衡是客观的，3000万光棍尽管耸人听闻，但现实告诉我们，在婚配问题上，当前社会确实出现了显著的性别矛盾。

　　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各年龄段性别比例数据，我国1998年出生的适婚人口中（20～24岁），男女性别比已经突破了113，也就是说，在20到24岁这个年龄段，男女比例是113:100；25到29岁这个年龄段也没好到哪里去，111:100。说明在在婚配上，男性过剩的问题相当显著。

　　考察当前的全年龄段男女比例，会发现我国的性别失衡主要集中在适婚人口上。90后整体上的性别比已经突破了110，00后更夸张，01～10年间有些年份新生儿性别比能突破120，那么静态地看，可能有20%的00后男性娶不到老婆。

　　有些人认为，男女性别比例悬殊不是问题，因为男性可以找全年龄段的女性，同龄的男女比例失调，只需要去更小年龄的人群中寻找配偶即可。

　　这种看法是很荒谬的。首先在婚配上搞寅吃卯粮，只会不断积累矛盾，把问题留给后来人；其次这种看法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婚恋市场，事实上，从来没有男性可以找全年龄段女性这种事，老牛吃嫩草的前提不是因为牛老，而是因为牛有钱。 所以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农村女性嫁到城市，却鲜有城市女性嫁到农村的。婚嫁市场上年龄挤压未必存在，真正存在的，是有钱、有权、有资源的强势男性对弱势男性的挤压，在城市化进程的尾声，城乡分化尚且存在的前提下，总体上表现为城市男性对农村男性的挤压。

　　这种挤压根植于市场经济，又通过市场经济，集中表现在车子、房子和彩礼上，对男性，尤其是农村男性形成了强大的选择压力。

　　所以我们回头看，农村男性择偶难也根本不是这两年才有的事，90年代市场经济确立以来，这种基于商品逻辑的性选择就已经普遍存在并不断被加强，只不过在当前可能更多地表现在高企的彩礼上。在90年代和本世纪初，针对农村男性的性选择压力还表现在妇女拐卖上，不久前的徐州八孩女就是那个时代的遗迹。

　　有些城市小资会把性别对立的矛盾归结在观念上，进而发明出田园女权和男权来互相攻讦。殊不知问题的症结出在经济上。在市场大潮中，男性固然要面临关于金钱的性选择压力，然而女性在这个过程中则直接沦为商品了。城市小资在网上激烈辩论，多少还带一点观念上的坚持，而在农村，性别失衡带来的婚嫁矛盾则要赤裸的多。

　　在我老家，农村的婚嫁更像是牛羊市场上的交易。通常在刚认识或者说媒的阶段就得敲定彩礼房车等一系列条件，我们这的农村流行彩礼28万8，对于月均攒不下1000块钱的农村男性来说无异于天价，而这也不过是一般水平而已。并且彩礼作为一种双方家庭阶层落差的补偿，有时候男方家庭条件越好，彩礼反倒不高，而男方家庭越差，彩礼却要的越狠。因此越是穷困的男方家庭，结婚成本反而越高。高企的结婚成本除了让男方家庭背上负债以外，还使得农村适婚男性进一步弱势。现在的农村，完全是女方家庭来主导婚嫁市场，家里有适婚年龄的女儿，上门说媒的能踏破门槛，连带孩子的离异妇女都开始变得抢手，只要还在生育期，很多男的并不介意多一个便宜儿子或者女儿。在传统观念的塑造下，有些人在意的还是能否生个男丁来延续家族香火，女性在他们眼里不过是生育机器而已，之所以眼下如此低三下四，不过是最近十几年来经济地位进一步跌落的结果。但正是顽固的老观念才造成了男女性别比失衡，更加深了农村男性在婚姻上的恶性循环，只是这个代际回旋镖会让他们更穷，却打不醒他们的脑子。

　　农村男性的弱势还带来了更恶劣的影响，有些农村女性感受到了自己的“市场价值”，随即就在男性间待价而沽，让不同的男人为自己花钱，结婚就离婚、骗彩礼之类的事情在农村并不鲜见。有些男方家庭因婚返贫也就罢了，至少娶到了媳妇，可恨的是人财两空，对于一些老光棍来说，也许意味着养老钱就此打了水漂。

　　高企的结婚成本只是一方面，农村男性面临的压力是全方位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意味着在婚嫁市场上，农村男性要跟城市男性竞争，随着女性被纳入劳动力市场而外出务工，村里的男性甚至要跟全国的男性竞争，以往隐性的地域保护被打破了。而伴随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民勤俭节约的美德也被消费主义替代，反过来还受攀比之风影响，过度消费愈演愈烈。不少人打工的工资都不够还信用卡，必须开好几张卡才能勉强倒过来，花呗、白条更是能刷则刷。

　　农村男青年既要进城买房，还要支付彩礼，更要炫耀性消费，人情往来也不能落下。相比之下，打工挣来的那点钱就显得捉襟见肘了。经济上的压力驱使农村男青年成为一股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我们从农村赌博的风气上就能看出来。成家立业的男人还有妻儿劝阻，那些单身汉往往肆无忌惮，逢年过节便把一年打工所得都投进村设赌场里，一晚动辄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输赢，因赌负债因赌致贫的农村男性很是常见。

　　以往城市化狂飙突进的时候，这些问题还能掩盖，毕竟农村来的男人们进城总有个打工的地方，总能挣到钱，哪怕过年回家输个精光，来年还有去处，能卖力气生活就总有盼头，娶妻生子也有希望。

　　但当经济收缩，找不到挣钱的地方，他们被迫从城市退回农村时，上述的所有矛盾就会爆发，农村失业未婚男性就会从一股潜流日渐成为真正的不安因素。实际上他们都没法被算作失业，我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不包括农村人口的，哪怕他们早已跟农业无关。但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作为市场经济全方位上的最底层，农村单身汉在经济发展时只能分到最少的利益，在经济衰退时却要承担巨大的成本，他们的无助和失语会在停滞时期会变成社会问题，变成治安问题，最终在失序的状态中变成犯罪问题，搅动所有人的生活。

　　国家显然也意识到了，多地都推出了类似“红娘奖”的措施鼓励给农村适婚青年牵线说媒；还有的地方搞移风易俗，抵制天价彩礼，反对大操大办，希望能借此降低农村男性结婚的成本。不过这些措施对于农村青年要面临的经济形势来说都算是隔靴搔痒，不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男性的经济劣势，不能持续推动城市化，这些措施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实际上，这点措施在市场博弈中能起到多大效果是再显眼不过的。有的农村组织相亲会，女的来了20个，周边的光棍闻味追来的能有200个，基层政府再努力，能变出180个女的来？女的都进城嫁给城里人了，行政力量是无法对抗市场规律的。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其中提到要加强对农村生育的支持，这显然是准备对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农村男性择偶难等问题做出系统应对，大概还暗含想靠农村来挽救生育率低迷的意思。

　　我想，越是在经济发展受阻的时候，才越要关怀底层群体弱势群体，要尽量维持他们的收入，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他们的预期本来就不高，维持他们预期的边际成本也很低，一点点的福利投入也许就能换回他们的幸福感获得感。对于农村男性来说也是如此，尤其是未婚大龄男性。

　　既然根本问题解决不了，隔靴搔痒的措施多来一点也挺好的，力度大一点也能止痒。资本力量推动的城市化已经看到头，经济收缩恐难阻挡，历史趋势在这里，如果政策真能执行好，还要啥自行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