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砂拉越和西加人民
前言
欣逢举世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应伟大祖籍国延安革命纪念馆之邀请，吾等，将当年砂拉越先辈们暨亲密邻邦西加里曼丹先辈们面对日寇残暴蹂躏，顽强不屈，英勇抗争的事迹和图片编撰成素材於下，供延安方面斟酌采用。
吾等，亦愿籍此衷心感谢《风暴原记录》作者已故李振源的好友李福安和方文祥允予摘录资料；感谢《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史》作者林世芳、砂拉越华人学术研究会会长林韶华博士，暨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蔡增聪先生，他们都积极提供珍藏资料和相片。还有多位历史工作者、关心者都提了许多宝贵建言或补充。正由於大家的同心协力，方能将此《抗日战争中的砂拉越和西加人民》奉献给关心八十多年前那难忘的峥嵘岁月者们！
砂拉越中区友谊协会
顾问 余清禄 编撰
2O25年5月39日 於 砂拉越 新福州（诗巫）
抗日战争中的砂拉越人民
（大部分资料和图片取自李君的《风暴原纪录》李君原名李振源，资深新闻从业人员，曾任国际时报副总编辑。）
南移华侨不忘祖国慷慨解囊同心抗日
日本军国主义于1937年藉着“七七卢沟桥事件”，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此举激起了砂拉越华人的怒火，于国难当前，大家同仇敌忾的把枪口一致朝外，掀起了反日和“爱国救亡”的滔天浪潮，热血填膺的人们在各地筹赈会的号召下，捐献出大笔金钱援华抗日，百多位华侨青年更义无反顾的投奔中国，加入了抗日战争。
1937年的8月15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席陈嘉庚，召开了当地的“侨民大会”，率先成立了新加坡华侨筹赈会，向华社发动大规模的募捐，筹集资金支援中国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紧接着南洋各地的华社，也迅速的成立各自的筹赈会。
古晋成立援华抗日筹赈会
拿督黄庆昌遗照
仅一海之隔的砂劳越华社，向来与新加坡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砂劳越华商商会（古晋中华总商会）的领导层，在得知新加坡成立筹赈会后，一些关怀中日战局的商会领袖，在与当时的主席黄庆昌商议后，决定以中华总商会的名誉，广邀华社各属侨长和社团领袖共商成立援华筹赈会的事宜。
赴会代表们即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作出了严厉的谴责，一致通过成立古晋筹赈会，推举商会主席兼福建公会主席黄庆昌为筹赈会的主席，代表潮州公会的陈木林、福建公会的陈三元和广惠肇公会的李永桐则被选为副主席，同时尚有十九位各属公会的领袖，包括丁尊三、梁其钟、刘友姗、刘振藩、张运琚、许聪思、王观兴、蔡木兴、郭有光、郭锡逢、蔡任之、陈作猷、涂耐冰、张运英、陈汉光、林从周、田贵宗、黄友谦和陈平石为委员，分组推动各种援华抗日的事宜。
（诏安属大老陈三元是筹赈会的副主席，他在日治的翌年，因担忧局势而使糖尿病恶化，以致不幸身亡。）
上图：古晋筹账会的三位副主席中陈木林（1897—1985），是战前的潮属侨领，任内他频密的出席了各种筹款集会，时有登台作言辞激昂的演讲，有力的鼓动了民众援华抗日的情绪。
筹赈会成立后，属下各小组于各自领导人的带动下，随即如火如荼的向广大社会大众，发动形形色色的募捐活动，且通过各类文娱节目、报章上的抗战文学，鼓吹抗日救亡思想，而一时间援华抗日的呼声震彻云霄，左、右两派联手合作，把这场社会运动推向了最高潮。
古晋筹赈会成立后，诗巫和美里甚至州内各小城镇的华社，都群起组织各自的筹赈会，一时间整个华人社会沸腾起来，人人呼号奔走出钱出力，掀起一波接一波的救亡反日波澜。
诗巫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成立
诗巫筹赈会的全名为“诗巫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成立于1937年的9月间，主要领导人包括刘家洙、陈仲篪、陈立训、刘贤任、张杰儒、俞述梅、刘子钦，以及张宗罗、黄景和、徐振南 等廿七人。
上图：1940年诗巫省各埠的华社代表，在诗巫召开筹赈会筹备会议后合影。
诗巫福州籍港主刘家洙联合多位社群领袖，发起成立筹赈会，身先士卒，勤于呼号奔走，为援华抗日工作付出了极大的心力，于短短的一年内，便筹得了三十万元现金义款，后来再筹得寒衣代金21500元，悉数汇回国内救济陷于水火的苦难同胞。
上图; ↑诗巫中华商会是组织筹赈会的发起单位，很多理事皆是筹赈会的领导要员，
图中前排左起第三人为陈仲篪，持拐杖者为刘家洙，他们两人曾代表诗巫筹赈会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南洋华侨大会。筹赈会在1941年3月中旬，特设茶会欢送林开臻、刘家洙、刘贤任和陈立训等赴新加坡参与南侨总会大会时合影。
美里筹赈会发起献捐义款援华抗日运动
就在砂拉越各城镇的华人，纷纷组织筹赈会发起捐献义款援华抗日之时，美里的“华侨商会”，即后来的中华商会亦不落人后，发起了募捐运动，筹集公众的献金，以及代售由“中国银行”所发行的公债，并把义款悉数交予新加坡的南侨总会，或是直接汇至中国的相关单位，而当年在美里最活跃的筹赈会领袖，便包括了甲必丹庄有成、杨毅英、杨厚初和沈清溪等侨领。
上图：美里第三任华人甲必丹庄有成，历任华侨商会会长、筹赈会领导人，日治时曾身陷黑狱，所幸获得友人仗义相救，方得脱虎口。
抗日文章影响战后华社政治路向
中日大战爆发后，＜古晋新闻日刊＞和＜砂劳越日报＞先后在古晋出版，诗巫则有＜诗巫新闻日刊＞与＜华侨日报＞，全是应时局之需而发行的华文报章，旨在报道中国前线战况，和大量刊载鼓舞抗日士气的文学作品，激励爱国救亡的民族情操。
古晋新闻报日刊是由战前文化人叶瑞岩主编，砂劳越日报则是由兴化属才子涂耐冰任总编辑，这两份报章仅发行两年多时间，便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蔓延至门前，日本侵占砂劳越而停刊，但却在推动抗日运动上，扮演着最佳号手的角色，特别是由古晋中华总商会所支持出版的砂劳越日报，在当年更是一纸风行，广在民间传阅。
上图：战前一份在诗巫发行，旨在鼓舞援华抗日的华文报章——诗巫新闻日刊。
上图：＜诗巫新闻日刊＞的文艺副刊“奔流”版面一瞥。
当时办报，编辑部最重要的设备，便是一台向商会借来的收音机。
它是当年收听国际新闻来源的主要工具，然而由于收音效果差，杂音过大，收听者必须倾俯着耳朵去细听，然后把消息笔录下来，此种接听收音机写新闻的作法，一直维持到战后好一段时间。
而在古晋的砂劳越日报每天出版一大张，因当时古晋人口不多，通向外省的交通不发达，每日的发行量约400份，订费每月一元，报纸开宗明义打着宣传抗日救国，报道最新战况，鼓舞华侨团结一致，齐心共退外侮的旗号，内容有新闻、社论、散文、时事评论和一些小广告，报份虽然不多，却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帮筹赈会成功发动了一波接一波的募捐运动。
砂拉越华侨籌赈祖国难民总会创办《砂拉越日报》
上图：砂拉越华侨籌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黄庆昌致公函予诗巫华侨筹赈会，周知总会已决定为配合抗战，增强宣传，以利同侨之赤心为国事，决以文字公报，遂拟创办《砂拉越日报》。公函号召各地筹赈会热烈响应订报。
上图：砂拉越华侨籌赈祖国难民总会黄庆昌主席致函诗巫华侨筹赈会，砂拉越日报 将於孙中山总理诞辰纪念日正式出版，并邀请惠赐题词。
中小学生走上街头售卖“爱国花”
上图：诗巫中小学生拿着卖花队的小旗留影。小旗上清晰可见写着：“诗华籌赈会”，“卖花队”，左边一面里面还写着“胜利但求最快 捐款必须争先”的豪言壮语。
上图：学生上街卖“爱国花”，筹募义款援华抗日。
抗日波涛越滚越澎湃，许多热血文章，号召了很多知识份子加入了他的行列，撰文声讨日本侵略者，其中就包括了左派学人伍禅等人，他们激发了民众同仇敌忾的抗日情绪，感动各商号慷慨的捐出巨款，中、小学校发动了形形色色的义卖，尤其是华校老师更组织了学生，手捧着花篮，脖子上挂着募捐箱，走上街头向路人兜售“爱国花”。
上图：诗华筹赈会举办义卖会为抗战筹款。“义卖救国 欢迎多买” 三角旗迎风飘扬。
＜诗巫新闻日刊＞，在1939年7月1日创刊，社长为刘子钦，所刊登的新闻重点，与古晋的砂劳越日报大同小异，主要在呼吁华侨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运动。
诗巫新闻日刊副刊《奔流》编辑刘贤任
诗巫新闻日刊的特色，是拥有内容极其丰富的文艺副刊，当中尤以“奔流”副刊最为读者们所喜爱，她的编辑刘贤任（1899—1986），笔名雅痴、哑蝉，号止园，福州闽清六都角乡人氏，于中学毕业后投入教育工作，1926年应聘到诗巫任教，曾在诗巫多家小学担任校长，是诗巫筹赈会的宣传主任，积极投入抗日文宣工作，擅长于写诗、散文与小说，在日治时遭通缉，所幸得脱虎口，并写下了记录那段逃亡历险经历的小说——《苦杯》，战后继续于教育界服务，出任黄乃裳中学校长，对文教界的贡献良多。
上图：＜华侨日报＞是于1940年，由＜诗巫新闻日刊＞与＜鹅江日报＞合并而成，也是份号召民众起来抗日的报纸。
“奔流”副刊所登载的作品，以抗战诗歌最脍炙人口，其中有不少鼓动民众奋勇抗战的诗作，便是出自其编辑刘贤任的手笔，此外诗巫也有不少学生团体，在此段时间在＜诗巫新闻日刊＞内开辟文艺副刊，齐声讨伐穷兵黩武的日本侵略者，是“抗战文艺”最为蓬勃的岁月。
光南中学的校长丘絮絮
光南学生会是最先在＜诗巫新闻日刊＞开辟副刊的团体，她的“励志”副刊在1939年10月2日创刊，主编便是光南中学的校长丘絮絮，他在发刊词内，语重心长的写道：“……在动荡扰攘的大时代中，在艰难困苦的抗战过程，中国青年任务是双倍重大的。赶上时代，尽忠国家，必须充实学问，淬励品性，才能胜任，我所望于本校同学者在此，而＜励志＞的创刊，旨亦如此。”
丘絮絮（1909—1967）出生于中国福建省的一个县城里，曾就读于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后来加入教育工作的行列，1936年离开动荡不安的家乡，南来诗巫任教，并在1939年出任光南中学校长，是马华著名的小说家，作品计有“荣归”、“学府风光”、“在大时代中”、“变”、“房东太太”、“大时代中的插曲”等等，中篇小说则有“播种者”，同时尚出版有诗集“生之歌”、“呼吁”等等，是位才华出众的多产作家，他在战后移居新加坡，任教于华侨中学。
上图：诗巫筹赈会的第三届委员合照。
诗巫敦化中学的《敦声》和中华中学的《火花》
除了“励志”外，诗巫敦化中学学生自治会艺术股，也在1940年2月杪推出了“敦声”副刊，而中华中学学生会的“火花“副刊，则在1940年的4月17日创刊，这些由学生团体负责编辑的文艺天地，虽然名堂各不同，但内容皆以抗日为主题，而且文体则以爱国诗歌为多。
上图：刘贤任（中坐者）是诗巫新闻日刊的编辑，本身亦是抗日文学的多产作家，图为他在1938年与华侨劝募寒衣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合摄。
1939年至1941年杪，是抗战文学百花齐放的旺季，无论是诗歌、小说或散文，甚至于街头剧，它们都有着强烈的战斗性，在提高海外华人反压迫、反侵略的政治意识上，起着极其深远的作用，同时也深深影响了战后的华社政治路向，特别是在反殖、反帝的政治斗争上。
让群众热血沸腾的抗日运动，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意识，使当时的华侨社会对他们祖居国投予无比的热爱，并对侵略者产生强烈的憎恨，很多青年在时代的召唤下，毅然赴华参与抗战，华侨社会则极尽了大后方的角色，源源不绝的给予前线物资上与精神上的无偿支援。
中日大战爆发后，＜古晋新闻日刊＞和＜砂劳越日报＞先后在古晋出版，诗巫则有＜诗巫新闻日刊＞与＜华侨日报＞，全是应时局之需而发行的华文报章，旨在报道中国前线战况，和大量刊载鼓吹抗日的文学作品，激励爱国救亡的民族情操。
诗华筹赈会六位代表出席南侨总会代表大会前留影
上图：诗华筹赈会暨各分会委员联合欢送 林开臻、陈树添、张宗罗、刘家洙、陈立训、刘贤任 六位代表出席在新加坡召开的南侨总会代表大会前在诗巫留影。
诗华籌赈委员会文告
一百多名砂拉越青年挺身参加抗战机工队
日寇侵华的暴行，激怒了海外华侨，砂劳越的华族儿女皆挺身投入抗日行列，除了出钱出力，为筹募援华义款而疲于奔命外，有些更响应号召，报名回国参与后勤运输工作，为抗战史写下了“机工献身报国”的光荣一页。
筹赈会所主导的抗日救亡社会运动中，最为可歌可泣的，便是一批热血青年，于大时代的召唤下，毅然放弃了工作与家庭，赴华参与抗战，在枪林弹雨蛮峦峭壁间，把军需物资源源不绝的从缅甸输送到中国。
日寇侵华的暴行，激怒了海外华侨，砂劳越的华族儿女，在国难当前皆挺身投入抗日的行列，他们除了出钱出力，为筹募援华义款而疲于奔命外，有些更响应号召，报名回国参与后勤运输工作，为抗战史写下了“机工献身报国”的光荣一页。
1939年二月间，中国政府向南洋筹赈会求援，征召机工自愿回国分担后方勤务运输工作，古晋筹账会在发出呼吁后，就有一批心系祖国安危的青年报名入伍，而于同年五月至七月卅一日，据长期研究砂拉越援华抗日机工史料的林韶华博士统计，前后有三批共一百多名爱国勇士慷慨赴华参战。
上图：李亚留是砂劳越第一批赴华参与抗日的三名机工之一，
图为中国驻印度远征军首长签发予他的卡车驾驶证。
上图：砂劳越第二批返华机工的队长廖平，戴有少校军阶，
被编入中国远征军，曾入驻印度战场，光复后留在新加坡经商。
上图：许海星为砂劳越第三批赴华机工的副队长，
他直至1950年才返抵古晋，定居于古晋的西连县。
负责招募机工的筹赈会，承担了所有赴华的旅费，且在他们誓师出发前，筹赈会理事都会到码头送行，特别是第三批壮士们乘坐布洛克号轮船前往新加坡时，由于总人数多达53人，临行前除了主席黄庆昌亲临码头向他们握手话别外，很多市民还守在朋岭码头，目送他们步向遥远的征途，有者还点燃起鞭炮，高声要他们珍重和互道再见。
就在乡亲们的祝福下，这三批机工先抵达新加坡，与来自南洋各地的机工会合，于南侨总会的接待下，在当地接受短期的驾驶训练，继而分批乘坐轮船前往越南的西贡（胡志明市）、河内，或缅甸的仰光，再继程到中国的昆明，向“西南运输处”报到。
上图：这批运抵缅甸腊戍的联军卡车，便是由砂劳越返华机工负责将它们驾入中国境内的。
上图：于战场上死里逃生的刘亚昌遗照。
刘亚昌在抵华后，一路都追随廖平在前线与敌军作战，有一次在广西桂林的官山，遭受到大队日军的包围，双方遂展开肉搏战，刘君不幸被敌军刺伤颈后脊骨，当场昏死在沙场，敌人以为他已阵亡，还敲走了他嘴里的几枚金牙。几个钟头后，他苏醒了过来，当时交战双方都已撤退，就剩下战死沙场的军人尸首，于是他忍痛爬到对面山头向民居求救，而同袍则认定他已牺牲，发布了他的噩耗，其实他被好心的民众收留，养好伤后便在当地任修车工人，直至战后他才写信回乡报平安，并在家人寄上旅费后，于1947年重返家园，但不幸在六十年代因病谢世。
上图：砂劳越第三批返华机工队长蔡三如（左）、
蔡典欣与廖平三位战友在贵阳会面后留影，蔡三如队长后来病逝于广州。
除了上述所介绍，于战后复员时平安返乡的机工，尚有二十多人，他们在从中国返抵新加坡后，于黄庆昌的安排下，获得很好的接待，同时免费乘坐布洛克号客轮返回古晋，且有者获得黄庆昌透过联昌银行发予五十元的生活补贴，有者则每天获赠两张饭票，到安利酒楼享用午、晚餐，直至他们新的工作有着落为止。
上图：1941年9月24日，第三任拉者在古晋的法庭大厦广场前，
举行盛大的布洛克王朝百周年庆典，英国海军还参与了阅兵仪式，
只是三个月后，当日军进攻古晋时，却不见这些皇家大兵负隅顽抗。
日军进攻古晋
官员比百姓还惊慌
早在1888年，英国政府便与布洛克王朝的次任拉者查尔士签立条约，同意为砂劳越提供军事庇护，然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后，英国在欧洲本土的战场已自顾不暇，连防守新加坡和马来亚海峡殖民地的军力，也显得首尾难以兼顾，岂有馀力再为砂劳越与北婆罗洲（沙巴）提供保护？
实际上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挥军侵占东南亚诸国的司马昭之心，自中日战争爆发后已表露无遗，砂劳越华社在筹赈会的主导下，慷慨捐款援华抗日，和密切关注中国的战局外，也早已嗅到硝烟的味道，因此当满朝百官沉醉于百周年庆典的欢愉气氛下时，民间却呈现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潇瑟景象。
许多人，忙于在店后或庭院里加速修筑防空壕，大多数民众则勤于囤粮，联络乡区的亲友，预作逃难的准备，一旦有风吹草动，便举家避居郊野，1941年11月24日，日本军机首次犯境，接着在12月13、14和15日连续三天的中午，古晋上空都出现谍机，由于砂劳越没有空军驻防，日机如入无人之境般来去自如，鬼子兵短期内必登陆的谣言四起，蜚短流长使市面陷于一片风声鹤唳的恐惧中。
日寇登陆砂拉越前，政府炸毁美里罗东炼油厂、
储油库等措施引发滚滚黑烟直冲云霄的恐怖景象。
上图：加拿大山的一号油井档案图片。
日寇大举压镇，情势危急下，拉者政府决定启动所谓的“抵制行动”，也就是“焦土”机制，下令油田公司的1800名各级员工总动员，于驻防军团的协助下，拆除所有的设备，以洋灰封闭油井，甚至炸毁了罗东的油库、提炼厂和飞机场，12月8日下午五时，炼油重镇罗东陷于火海之中，直冲九霄的烈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使美里市民陷于无助及极度恐慌之中，市区内的民众都仓促的撤往乡区，翌天（九日），整个美里几乎已成了寂静的空城。
美里比古晋早８天遭日寇暴政统治
1941年12月16日的午夜，一万名日本侵略军在美里丹绒罗邦岸外，分乘登陆艇抢滩登陆，由于在当地协防的旁遮普军已撤退，警察部队成员也预先开小差，纷纷褪去制服，返回家乡逃避战祸，所以侵略者没遭受到来自岸上的任何抵抗，倒是上天可能看不过眼，在海面上掀起滔天大浪，复因灯塔的导航灯已关闭，很多登陆艇被巨浪击沉，或冲撞向岸边岩石而沉没，数以百计的鬼子兵因此没顶溺毙。
上图：罗东机场在日军攻占美里前，亦被政府守军先行炸毁，
图为一架旧款小型飞机在机坪填油的历史图片。
凶狠的日军登岸后，先是枪杀了一名灯塔的守卫，占领了位于丹绒罗邦岸边，坐拥着无敌海景的省长官邸，活抓省长道本尼（R.L.Daubeny）、副省长腾纳（R.N.Turner）和另外三名欧洲人，他们后来全被送到古晋的巴都林当战俘营囚禁。
上图：美里丹绒罗邦海滨鸟瞰图，1941年日本鬼子便是在此抢滩登陆，
侵占油城的。
1941年12月17日这天的清晨七时半，两位勇敢的无名电报操作员，冒险从瓜拉巴南河口的秘密基地，向首府古晋发出了无线电报，证实美里已告沦陷，而他们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依旧坚守本位，陆续向古晋发出关于美里最新状况的电报，12月19日他们突然发出了急电，声称行踪已暴露，日军正大规模在搜捕他们，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两位勇士的踪迹，相信他们均已壮烈牺牲了。
“日本兵来了！”
12月19日中午，12架日本轰炸机出现在古晋的晴空下，它们先是轰炸七哩旧机场，接着朝市区方向飞来，于新邦地卡路一带就开始投弹，一路炸到猫眼岭。当中便有两颗分别落在黄庆昌于马堤斯路的住家之前、后院，炸伤了黄家的一位巫籍司机，和一名华裔女佣，他们两人后来皆因伤重不治。
1941年平安夜，古晋沦陷…
上图：古晋沦陷后，市民被强迫列队欢迎日本占领军司令前田利为中将的历史性镜头。
上图：拉者王朝的辅政司李高杰（穿大衣者），在1940年杪，当英国派驻砂劳越的旁遮普军团抵晋时，应邀检阅了这支驻防部队的镜头。
敌机此趟轰炸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位于海唇街斜对侧的玛格烈炮垒，但在最后一枚炸弹误投入砂劳越河后，由于轰炸机所携带的炸弹已掷磬，让炮垒避过了一劫，然而日军登陆前的疯狂大轰炸，已使很多官方和民间建筑物遭受到破坏，还造成33名无辜民众死亡，78人蒙受轻重伤。
猫儿在井中 !
进攻古晋的日本侵略军多达四千馀员，他们在分乘登陆艇进入山都望河口后，便兵分多路袭击古晋的各军事目标，当中的主力部队沿着砂劳越河进发，于朋岭码头上岸，凭着优势火力击退岸边的守军后，在12月24日下午三时，占据了巴都林当的军营。
另一支鬼子兵则从山都望河来到对面港的三马连登岸，经武吉萧和砂卓吊桥，列队步行到古晋，占领了市区的政府建筑物，当天下午四时许，对面港的拉者王宫升起了日本膏药旗，政府的最高官员辅政司李高洁（Cyril Drummond Le Cros Clarke）等欧籍官员全被俘虏，古晋彻底沦陷。
拉者政府时代的邮政局总监比尔特（Bill Tait），在下午四时许，从大石路的邮政总局，向新加坡的英国远东军指挥部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电文便是寓意古晋经已沦为失守的“猫儿在井中”，接着他打开了邮政局的大门，正式向门外的日军投降。
其实在日军登陆古晋时，并没有遭受到守军的太大反抗，仅在朋岭码头附近，遭到守军的伏袭，但一轮枪战后，英国的旁遮普和本地军团便溃不成军，他们一路往七哩的方向撤退，再如当年刘善邦的华工般，经石隆门的边界山脉，逃向当时由荷兰管辖的印尼加里曼丹，而势如脱笼猛兽般的日军，则在后穷追猛打，以致有四名英国军官，和229名旁遮普军团的兵士阵亡。
上图：日本占领军在1943年10月1日，于古晋成立市政府咨询委员会，
强邀各族领袖为议员，图为众“议员”于咨询会成立礼过后的大合照。
1941年12月24日 驻防在古晋对面港的拉者部队，在日军杀到后便已阵脚大乱，丝毫不抵抗便作鸟兽散，他们抄石角的羊肠山路逃向石隆门，蹿进边界的森林，再逃往加里曼丹，这些原本肩负保家卫民重任的军人，边往山区逃跑边将身上的制服脱掉，甚至扔弃手中的军械，以致很多军火落入黑帮份子的手中，他们后来因此拥枪自重，在地方治安上造成很多大骚扰，而有些军火则被各地方的民众收藏起来，后来全转送予西加里曼丹的抗日游击队。
日本膏药旗 插到诗巫去
油城美里和首府古晋相继沦陷， 1941年12月25日的圣诞节当天，日本侵略者出动了三小队共九架轰炸机，从古晋直朝诗巫飞去，并轰炸诗巫市区
上图：日治时的诗巫省长千田倪次郎（中），在1942年六月杪走马上任，不久后便下令逮捕筹赈会众理事和爱国侨领。
1941年12月25日 拉者政府在诗巫（第三省）的省长安德鲁麦柏生（Andrew Macpherson），以及他手下的县长、财政司等一批欧籍高官们，咸认日本鬼子会按照过去的侵略模式，于空袭后不久，便会发动大规模的地面攻击，因此趁着敌军未杀抵之前，连忙打包细软，匆匆的携眷离开诗巫，乘船朝拉让江上游逃去。这批临危落跑的官员，后来会合了也一样是弃城潜逃的第二省（成邦江）省长阿伦戴尔（G.R.H. Arundell），整队高官与家眷打算从巴丹艾上游攀越边界山脉，穿越原始森林逃往荷属印尼，但却在中途被日寇逮着，全部于乌鲁牧央遇害。
上图：砂劳越王国的国防部长约翰诺克斯遗照，他在沦陷时被捕，
囚禁于巴都林当俘虏营，战后任合作社总监。
民众洗劫政府米仓 诗巫顿时陷入“无政府”状态
省长逃避战祸擅离职守后，诗巫顿时陷入“无政府”状态，12月26日的傍晚，一些民众察觉政府位于市区的米仓没有设防，于是便用柱子强行把已上锁的铁门撞开，公众接着蜂涌而入，把仓库内的白米、面粉、布及日常用品等全部掠夺一空。
民众罔顾法纪，胆敢犯险洗劫政府米仓，除了因为省长等高官弃民而逃，治安单位由于大部分成员开小差而瘫痪，且战争又近在眉睫，劫粮为了防饥的缘故外，他们还曾听闻安德鲁省长公开叫民前往领粮的传说
原来早在古晋沦陷前，诗巫省长安德鲁鉴于时局越来越紧张，倭寇犯砂是指日之事，因此便以无线电报与古晋的上司，即辅政司李高洁联系，建议把米仓内的囤米全部发配予公众，胜过将来落入敌军之手，但此献议却被辅政司断然拒绝，要他继续派员看好米仓。
安德鲁在诗巫于圣诞节遭日机空袭后，便卷了包袱逃向拉让江上游，他在逃难途中，因不甘愿仓库中的米粮将来全落入敌军手中，所以逢人就告知他们到政府米仓去取米，以致演变成民众撞开仓库，盗尽所有米粮的骚动。
政府米仓被劫的消息传开后，沿河一些村落的民众也闻风而动，纷纷划着舢舨朝诗巫而来，他们很快的抢光了米仓内的囤米后，便抢码头边的货仓，接着失控的暴民，也纠众抢劫慕娘公司和森那美公司等英资机构，
甚至连市区华商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受到威胁，为了保护店铺免遭洗劫，华商们纷纷重金雇佣私家保安，情况远较圣诞节当天的空袭还来得混乱。
上图：奉派到砂劳越协防的大批旁遮普军团成员，沦为日军的俘虏。
黑暗岁月华人饱受欺凌…
上图：1942年8月8日，日本占领军司令前田利为主持将
诗巫易名为“志布州”的仪式后，与治理诗巫的“州长”和各级军官合影。
日寇志布州州长：皇军占领地内的人民生命与财产，绝对没有自由权
1942年正月29日，日军浅尾部队的十数名官兵“应邀”开抵诗巫，华商们还特别在当地的漳泉别墅设宴替他们洗尘，随着鬼子兵进埠后，市面上的骚乱也平息了下来，几天后，这批先遣部队撤回古晋，直至6月23日古晋的日军司令部，委任千田倪次郎出任诗巫州长，并率领六十馀名文武官员到任。新州长新官上任后便口出恶言：“皇军占领地内的人民生命与财产，绝对没有自由权”，也就是说占领军对辖地的人民，握有生杀大权。同年的八月八日，在占领砂劳越的日本第三十七军总司令，前田利为亲王的主持下，诗巫被易名为“志布州”，而于此之前，古晋也被改名为“久镇”。
随着日军进驻诗巫，砂劳越三个主要城市皆已沦陷，人民开始了他们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岁月，特别是华人族群，在如虎苛政下更是饱受欺凌。
沦陷岁月肃清行动 缉拿严拷抗日侨领
在侵略者的淫威下，很多民众为了筹措“国防金”与“人头税”，被迫变卖家产或举债，甚至搞到倾家荡产，苛政猛于虎，日寇在那段沦陷岁月的种种暴行，当真是罄竹难书，特别是逮捕与虐待爱国侨领的罪行，更是让老一辈没齿难忘。倭寇侵占砂劳越后，各种暴政相继出台，逮捕筹赈会领袖，对华社的管制更显残暴，三年多的沦陷岁月，华人可谓是在一片风声鹤唳，极度恐惧的氛围下艰苦度日。
上图：蔡木兴（左四）因拒绝帮日匪向华社征收国防金，惨遭日酋毒手而伤重身亡，图为他在1936年，和福建学校众理事合影的档案图片。
日本鬼子的铁蹄在1941年杪踩进砂劳越后，便接二连三的向占领区内的人民抽取各类苛捐杂税，特别是因为怀恨本地侨界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积极组织筹赈会，慷慨献金援华抗日的善举，所以一登陆便向华社作出严惩，强行勒令华人缴交巨额“国防金”，以及每名家庭成员六元的人头税。
上图：日治时出现在街头的漫画，将日军的侵略罪行，
美化为解放东南亚各族于欧美殖民地的虎口。
在侵略者的淫威下，很多民众为了筹措国防金与人头税，被迫变卖家产或举债，甚至搞到倾家荡产，苛政猛于虎，日寇在那段沦陷岁月的种种暴行，当真是罄竹难书，特别是逮捕与虐待爱国侨领的罪行，更是让老一辈难忘的噩梦。
日寇弹投黄府 意图歼灭抗日侨领
上图：日本军机在1941年的空袭中，
曾向黄庆昌在马堤斯路的豪宅投了两颗炸弹，图为黄老故居的档案图片。
黄庆昌（1890—1978），在出任筹赈会的主席后，便联同其他的侨领积极推动各项活动，而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筹得了四十五万元的义款，且在翌年的十月十日，代表古晋筹赈会出席在新加坡召开的南洋华侨筹赈会大会。不过在1941年12月19日，当日本军机轰炸古晋时，黄庆昌在马堤斯路的住家，却成了投弹的目标，以致屋前的花园和后院各被掷了一枚炸弹，所幸黄老未卜先知，在之前就已从新加坡拨电予二女婿王其辉，要他把黄家大小暂时搬到其岳父王长水在大石路的农庄，而让家小得以避过一劫，后来日军将领在登陆后，拜访王长水时就亲口证实，当天军机向黄府投弹，乃是最高指挥部所下达的命令，目的是要歼灭这位抗日侨领。
尽管黄庆昌在日据时身在新加坡，但他还是两度被侵占新加坡的日军所扣留，甚至被判为“死囚”，所幸有当地的商界友人落力营救，花了巨款买通军部上下，才让他从鬼门关外脱险归来。
囚黑牢 非人酷刑 蔡木兴 身负重伤
古晋的日本宪兵队，在开展肃清行动时，所要缉拿的“要犯”黑名单里，名列首位的是当年的中华商会秘书长蔡木兴，而兴化才子涂耐冰则位列其次。
蔡木兴（1895—1943），福建金门人氏，战前活跃于商界，于卅年代之前，担任中华银行经理，后来应黄庆昌所聘，出任联昌银行的经理，历任福建公会（当时称为古晋福建公司）的副主席、财政，福建义校董事，砂劳越华商商会秘书与主席等职，生平急公好义，热心慈善与社会公益，是位极受族群爱戴的侨领。
饱受折磨的蔡君，被囚禁于黑牢一段时日后，有一天被押往圣若瑟教堂，会见居住在那的一名少将级日酋，后者命令他负责向华社筹措十万元的国防金，然而民族意识极强烈的蔡先贤当场断然拒绝，该少将在盛怒下，随手以夹于指缝间的香烟触烫他的脸颊，蔡君在剧痛下向对方撂下了重话，结果被该少将一把推倒在地，接着以穿着长靴的右脚，猛踹其胸、腹部，造成他严重内伤。
敌人见他威武不能屈，且又已身负重伤，危在旦夕，因此便释放他返家，不久后，蔡君便因伤重而牺牲成仁。
对筹赈会成员酷刑逼供日寇残杀平民枉死
在日军的苛政下，人民苦不堪言，唯一让民众稍微安心者，便是治安较诸半年前来得平定，然而就在1942年的8月15日，日军便侦骑四出，按着名单缉拿他们所谓的反日份子，“诗巫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的领导人包括刘家洙、陈仲虎、陈立训、张宗罗、周玉麟、林开臻、刘贤任、张杰儒、俞述梅、刘子钦等廿七人全遭逮捕，尝尽了卅多天的黑牢苦楚，直至9月15日才陆续获
上图：↑诗巫次任华人侨长张宗罗，在日据初期亦曾遭匪军扣留。
上图：↑林开臻为诗巫兴化人的侨领，热心于教育、
慈善与宗教工作，日据时亦由于曾是筹赈会的要员而被扣。
上图：刘家洙（1878—1954）福建省闽清县人氏，1901年随黄乃裳南来诗巫垦荒，后来被委为诗巫的次任港主。中日战争爆发，刘老联合多位社群领袖成立筹赈会，身先士卒呼号奔走，于短短的一年内，便筹得了三十万元现金义款，和寒衣代金21500元，因而在日寇的肃清行动下，成了首批被逮捕的侨领之一。
年逾花甲的刘港主，在被扣期间历经严刑拷打，33天的苦狱，把他折磨成骨瘦如柴，不成人形的模样，同时下颚还长出了一丛胡子，为此家人劝他把山羊须剃掉，但他坚持继续保留它们，以作为一种沉痛的纪念。
上述侨领们在逃出虎口后，很多都避居郊野，孰料在1944年杪，日本军部竟大兴冤狱，缉拿所谓的“华侨抗日会”领袖，一时间风声鹤唳，诗巫侨领们人人自危，最终导致两名青年刘会宏和张杰儒被枪毙后斩首，几十人无辜受株连——
剑胆琴心：南洋抗日军烈士张杰儒
日期：2016-08-26 11:16 来源：福州晚报
“九一八事变”后，张杰儒参加“闽变”，高举抗日旗帜；“七七事变”后，他成为南洋诗巫抗日领袖；日军占领沙捞越后，他组建抗日队伍，与日军血战数年。
上图：张杰儒（1907~1945），号少文，福建省古田县人，马来西亚华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沙捞越诗巫华侨抗日会会长、沙捞越诗巫筹赈祖国伤兵难民会副主席、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诗巫分会副主席、诗巫华侨抗日志愿队队长。
1907年，张杰儒生于古田县大桥镇芝山村一个耕读世家，幼承庭训，以聪颖好学闻名乡间。1924年，毕业于古田私立超古初级中学。1928年，毕业于福州青年会高中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杰儒正在福建协和大学（福建师大前身）求学。他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怒烧日货，举行抗日报告会，亲自登台作救亡演讲。他还与学生代表一起，吁请国民政府发兵东北，抗击日寇。当时，东北马占山将军奋起抗日，浴血白山黑水，但终因弹尽粮绝、后援无着，含恨失败。张杰儒写下的《感怀诗》，被校内师生传诵：“万里江山瞬沉沦，满朝朱紫唱和亲。英雄数啸嫩江畔，壮士群趋黑水滨。激战不知金甲冷，孤军欲挽漠南春。可怜守土终无术，呼援声嘶泪一身。”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英勇抗击入侵日寇，张杰儒相邀同学共同前往上海参加十九路军。因种种原因，张杰儒投笔从戎之志未能如愿，后来他以更大热情，投入抗日宣传。12月，蔡廷锴率十九路军入闽。次年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高举抗日反蒋大旗，公开同蒋介石决裂，又称“福建事变”，简称“闽变”。“闽变”期间，张杰儒随其舅舅林宪杰参加反蒋抗日活动。张杰儒就任安溪县教育科科长。“闽变”失败后，他退隐故里，也曾赴南京中山陵凭吊孙中山，表达自己誓死复兴中华心志。
诗巫园丁抗日争先
1934年，张杰儒赴英属海峡殖民地沙捞越的诗巫（今属马来西亚），此处为当年福州闽清籍先贤黄乃裳率福州十邑先亲开垦之地，福州老乡众多。张杰儒来到诗巫，先后执教于光华、中兴、竞南、开文等闽侨开办的华文学校。
张杰儒国学造诣深厚，诗文俱佳，教学诲人不倦，循循善诱，深得学生与家长爱戴。课堂上，对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教育是他不变的内容，他曾通过向学生介绍“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唤起华侨学生抗日救国之心。课余，他经常出席各种华侨集会和活动，抓住一切机会，向华侨控诉日军侵华暴行和报告中国军民英勇抗敌事迹，动员华侨支持祖国抗战，也因此获得诗巫侨界普遍赞誉。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祖国抗战全面爆发，张杰儒在诗巫首先发起创立抗日会，并任会长。担任会长后，他轮番到各华侨社团、机构进行抗日演讲，还经常深入华侨农庄，号召华侨急祖国之所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助祖国赶走侵略者。
在沙捞越筹赈祖国伤兵难民会成立后，张杰儒积极奔走，诗巫的筹赈会也很快成立，他担任副主席。在他和诗巫侨领的努力下，诗巫筹赈会的募款和招募青年回国抗日工作，都取得了突出成绩。其间，他发表大量宣传抗日的文章，组织学校师生成立合唱团、演剧团等各种文艺团体，并在诗巫、民丹等地进行义卖公演，将所得捐款汇回国内支援抗战。他还发动华侨华人参与航空救国行动，筹资为祖国空军购买战机。他四处做抗日演讲，动员、组织华侨回国杀敌，为此常常废寝忘食。
张杰儒老母亲在国内闻悉儿子成为诗巫抗日骨干后，担心儿子遭到迫害而坐卧不安，去信提醒儿子多加小心。他在给老母的家信中直陈抗日救国之心志：“中华民族存亡在此一举，为了抗日即使葬身蛮荒，也当为鬼雄，无所悔恨，所恨者不能抽身回国，驰骋疆场，杀尽倭奴，马革裹尸耳！”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加快侵略东南亚，沙捞越陷入敌手。张杰儒因力倡抗日，被日军列入必捕名单。这份名单开列了诗巫筹赈祖国伤兵难民会的领导人，包括多属福州十邑乡亲的刘家洙、陈立训、张宗罗、周玉麟、刘贤任、张杰儒、俞述梅、刘子钦等27人。日军侦骑四出，按着名单缉拿华侨抗日领袖，张杰儒遂退入农村，在乡间组织抗日志愿队，亲任队长。
1944年初，因情报线遭破坏，张杰儒率小分队化装外出侦察。走出大山，在通过木栅岗卡时被叛徒出卖，遭捕入狱。狱中，敌人施以灌辣椒水、火钳烙背、竹尖嵌指等酷刑，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
1945年6月9日傍晚，张杰儒被活埋於民丹荒郊，时年38岁。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诗巫、民丹各界华侨为张杰儒举行隆重公葬公祭活动，并在他壮烈就义处为其建造陵园。中国国民政府追认张杰儒为抗日烈士，明令褒奖，按例祠祀。
上图：↑占领砂劳越的日本侵略军将领大合照，图中前排左起为柳田中将、
田中中将、村口中将、松山中将与佐藤中将。
上图：↑日据时期管理诗巫的部分日本军政府官员合影。
抗日志士陈什模与姚仙水 被熨斗烫伤胸腹部而伤亡
其他落难的侨领，则全被押送到拉让江上游山城加帛的监狱服刑，直至1945年的7月27日，才被联军解救出来，但其中有两名无辜的受刑人，陈树模与姚仙水，因分别惨遭鬼子们以熨斗烫伤胸腹部，以及木棒敲头，在不久后便伤发身亡。
1945年澳洲Z特遣队在砂拉越
Bario是在砂拉越第四省靠近印尼西加边界的高原地带。主要是格拉毕(Kelabit)原住民居住的。这个少数民族为当年配合抗日联军作战，也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澳洲的Z特遣队队员他们曾在1945年日寇溃败前夕进入砂拉越进行秘密的白蚁行动（Operation Semut），行动中，队员们需要带着武器和氰化物药品从高空伞降至丛林。
1945年，Z特遣队中的英澳陆军、皇家海军及澳洲皇家海军成员合影。（澳洲广播公司图片）
Z特遣队队员杰克·特拉与他在二战中培训的婆罗洲当地游击队。（澳洲广播公司图片）
二战期间Z特遣部队与当地民众关系紧密。（澳洲广播公司图片）
二战中为执行秘密任务而空降至婆罗洲的Z特遣队。（澳洲广播公司图片）
上图：1945年英澳纽联军Z部队官兵空降加拉毕高原，建立军事基地，与训练当地原住民展开游击战。
美里28名宗教与教育工作者 惨遭日寇集体屠杀
在日据时代，美里的卑尔骚海滨与罗东旧桥旁，各设立一个行刑场，并把涉嫌反日的民众，押到此两个刑场斩首示众，残酷冷血的刽子手把“犯人”并肩排列在桥边，以配刀斩下他们的首级，把尸体推落河中后，再将死者的首级悬挂在高处示众，身在暴政统治下的老百姓，堪称是在人间地狱中度过沦陷岁月。
1945年的五月间，日本宪兵部接到密报，诬指一批传教士与教师，正在密谋与英澳纽联军的Z部队里应外合，于是便展开了恐怖大逮捕，扣留能讲英语的教会神职人员与教师，当中包括了圣哥伦巴教堂的牧师林德祥、教会学校老师张恩惠等28人，并对他们进行日以继夜的严刑拷问，务求能在他们的口中盘问出联军在巴南腹地的动态，然而因为所有的指控皆是无的放矢，日寇根本得不到他们所要的口供，可怜这些神职人员与教师，在“莫须有”的罪名下，惨遭非人的虐待，最终还集体被杀害。
上图：美里的28名宗教与教育工作者，因被诬与联军有联系，
而在日据后期被集体杀害 ，图为他们在圣歌伦巴教堂坟场的坟墓与纪念碑。
他们在被囚禁了一个多月后，即被押往罗冰地区的一个荒野处，廿八名烈士在敌军尖刀的淫威下，被迫挖掘了一个大坑，接着被勒令并肩排列在大坑前，敌军随即架起机关枪，密集的子弹向这群无助的文教界人士扫射过来，但见他们无一幸免的应声倒毙于巨坑内，鬼子兵在趋前查看一番后，便把泥坑填平，收队返回军营。
上图：1945年9月，在美里市区附近的圣哥伦巴教堂重新安葬，并在坟前竖起纪念碑。公墓的石碑顶端呈三角形，碑上镶有刻着：“1945年美里受难侨民公墓”字眼的铜牌，同时铜版的上边，还雕有双龙夺珠的图案，以及列出28位殉难义士的芳名，当中包括了张恩惠、赖国进、徐定芳、唐梯珊、戴锦喜、林德祥、王镇安、沈曾好、刘有存、庄天德、杨春茂、李万福、牛皮生、李锐、何元发、张运民、杨平治、杨己、徐耀祺，和另九位外籍受难义士的大名。
日寇准备在古晋大屠杀
在日本鬼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先后于诗巫与美里大开杀戒，残害他们所谓的抗日份子之同时，古晋的日本占领军，原也打算对战俘与被囚的侨领进行大屠杀，据说还分别在马当山脚，与市区田振安路附近挖掘了多个巨坑，所幸联军及时光复古晋，才使他们避过了一劫。
上图：中国南洋回教访问团在1939年抵新尧湾作抗日宣传时，
与当地的侨社代表合摄于新尧湾中华公学前。
上图：联军Z部队的军官，正在巴南内陆高原训练高山民族游击队射击时摄。
砂拉越抗日领袖 左翼运动先行者伍禅
1937年 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后，伍禅离开了烽火四起的祖国，来到古晋新尧湾的父亲店里，不久后便应聘到石隆门的华侨公学担任校长重职。
当时正值年轻，怀着满腔壮志雄心的伍禅在抵达古晋时，砂劳越各个大小城镇，都已成立了各自的“抗日筹赈会”，民间正如火如荼的展开一波接一波的筹措援华义款活动，因此伍禅很快就在石隆门及新尧湾等地崛起，成了此社会运动的领导者，登高疾呼各界慷慨解囊。
伍禅在南迁之前，已是位共产主义的信奉者，在抵达新尧湾投入教育、文化领域工作后，他不仅没有放弃政治信仰，相反的是扮演着“播种者”的角色，趁着教职人员在群众间拥有相当崇高地位之便，积极主动的参与地方社群的活动，努力去结合群众，宣扬爱国主义思想与共产主义理念，他是砂劳越左翼运动的“先行者”。
上图：伍禅（右）与中国近代文豪巴金，在战前曾合作编辑与发行亲共反蒋的书刊，图为两位老同志在1981年的合照。
进步青年南来砂拉越宣扬马列 积极推动抗日运动
当年在抗日战争时，和伍禅并肩耕耘，在乡区散播左派政治思想者，还有多位在廿世纪三十年代末年，从中国南来教学的知识青年，当中就包括了李树芬、陈仕民、何和珉、杨展谋和商人陈绍唐等人，这群左翼教师和商人，会师于新尧湾，继而扩展至乌梭、短廊与石隆门一带，有者藉教职人员身份，深入民间组织群众，有者则发起成立华侨青年社或外围社团组织，进而宣扬马、列主义思想，让左翼政治运动的青苗，于石隆门县内迅速的茁壮成长，使她继刘善邦的十二分公司之后，再度成为引人注目的政治活动基地。
上图：占领砂劳越的日本军司令个人照，首任司令前田利为中将、
上图：占领砂拉越次任司令山胁正隆中将，
上图：占领砂拉越第三任司令马场正郎中将。
伍禅组织北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早在砂劳越沦陷不久的1942年初，伍禅便与古晋和石隆门一批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诸如陈绍唐、李树芬、巫干铭、陈仕民、房若汉、林立信、杨展谋、何和珉、杨汉光，与杨展容等等，联合组织了“北婆罗洲反日同盟会”，伍禅挑起担当主席的大旗。
按照这群地下抗日领袖的原意，本来是要在古晋筹组抗日游击队，而且也有一些不甘受奴隶的爱国青年报名参加，随时准备上阵和鬼子兵打巷战，因此伍禅便联系上当年和他一起为中华商会办＜砂劳越日报＞的主编涂耐冰，除了征求他对成立游击队的意见外，还希望他能负责训练和率领这支抗日军。
鉴于涂耐冰有过带兵的实战经验，伍禅等抗日同盟会的领导人，便征求他在古晋成立游击队的意见，但却遭到涂氏的反对，他认为古晋缺乏提供游击队活动的森林环境，况且日本在古晋驻有重兵，力量有限的武装游击队，难以跟之抗衡，而且若发动巷战，恐怕会牵连古晋民众遭受日军的屠杀报复，所以伍禅等在听取了他的意见，再综合各个客观因素后，决定暂时搁置筹组游击队的原议。
古晋人民合作收集军火抗日
就在“北婆同盟会”成立了几个月后，印尼西加里曼丹坤甸和山口洋一带的各族民众，也跟着组织了“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并且派遣代表潜入古晋与北婆同盟会的领袖会面，商讨两个抗日同盟会合作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大计。
两个同盟会的领袖咸认，山口洋区域的日本驻军数量较少，且西加里曼丹拥有大片的原始森林，为游击战营造了绝佳的隐藏环境，尽管依当时敌我实力还相当的悬殊，无法与敌军打正规战，不过却能进行敌后破坏，骚扰敌方运输线，以致伏袭数量较少的日军巡逻队。
双方在详细研究了当时的局势后，决定把两个同盟会联合起来，成立“婆罗洲反日同盟会”，伍禅获推选为最高领导人，按照双方的共识，西婆反日同盟会负起武装打击日寇的军事任务，而古晋这边的北婆反日同盟会，则负责提供军火、粮食和药物，于是在日据期间，以伍禅为首的北婆同盟会成员，全面投入筹募资金，与秘密采集军火的活动。
民众同心捐献拾获军火
曾参与这场地下抗日行动的无名英雄们回忆说，当年古晋的北婆同盟会，确实有提供了大量的枪支、子弹和手榴弹予西加的游击队战士，而这些军火皆是在古晋沦陷前，驻防在砂劳越的英国旁遮普军团与拉者军队，在日军登陆时，仓促向印尼逃蹿之际，边逃边弃置的武器，后来部分军火落入一些匪帮的手中，成了打家劫户的凶器，其余的大多被乡区的民众暗中收藏起来，原来打算用来作自卫用途，他们在得知北婆同盟会正筹集军火，准备通过边疆山径送往山口洋打日本鬼子时，纷纷主动的把军火捐献了出来。
于民众同仇敌忾，热心捐献军火和金钱下，北婆罗洲同盟会不负重托的筹集了大批的军需品，由熟悉边疆山径的成员，好象战前在石隆门金矿公司任职的巫干铭等人，巧扮成商贩，把各类军用物资，源源不绝的潜运到西婆抗日游击队的大本营。
数十次运送军火赴西婆游击队
作为婆罗洲反日同盟会的最高领导人，伍禅不仅实际的参与指挥抗日地下活动，而且还把他从贩卖米粮所得的金钱，全捐献给了西加游击队，据负责潜运军需品到西加里曼丹的北婆同盟会领袖巫干铭回忆，单在1942年到1943年，他个人就曾数十次押运军火和金钱，通过石隆门的边疆山径，成功的运交到西婆游击队手上，其中一次还包括了伍禅个人所捐赠，重逾一斤的黄金与饰品。
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伍伯胜，在1946年杪访问砂劳越期间，
前往新尧湾与当地的侨领会谈后合摄于中华公学外，上图中前排右三为伍禅。
虽然北婆反日同盟会因客观因素，没有建立武装游击队，但在日据后期，倒有计划组织暗杀队，准备刺杀日本军官，然而由于不久后，日本便宣布投降，这项刺杀计划没有付诸行动。倒是西加里曼丹的游击队，在获得北婆同盟会的经济支援下，曾多次成功的偷袭击日军部队，甚至攻破日伪警察局，卤获大量的枪械弹药。
1943年 西加的中华义勇军在黄略汉等人领导下，建立两个根据地，与日军浴血作战2年。义勇军在抗击日寇时，联合当地马来人和达雅人，毙傷许多日寇。日寇残暴地在东万律（Mandor）坑埋三万多嫌疑者和抗日军，大部分都是华人，其中多名社会名流。
1945年日本投降后，北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形式上解散，但她的旧班底，在伍禅与陈绍唐等人的领导下，却转而在各地成立了中华公会，和华侨青年社等左翼组织，广召年轻人壮大队伍，投入了另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洪流。
雇船出海打旗号谍报军情 抗日联盟志士功不可没
除了雇佣渔船尝试把情报送出去，同盟会的主要骨干何和珉，在日据时还以打旗号的方式，向联军的战机传递情报，而且相信成功的让联军飞行员收到讯息，以致后来的登陆前的轰炸行动中，屡次击中日军的军事要害。
日据后期，每天攀上马当山，向联军战机打旗号传递军事情报的何和珉（后排右一），于1947年与他所指导的篮球队“公联队”全体球员合影，
前排握球者为年轻时代的已故拿督天猛公陈明聪。
上图：已故丹斯里杨国斯（右）在日据时，亦定期与伍禅等会面，商议将收集得来的敌军情资传递予联军的途径，图为杨君在1940年与兄长杨国祥的合照。
于新尧湾期间，杨国斯认识了当地文教界闻人伍禅，在日本公司任职时，杨君每逢周末都会从古晋骑着脚车到新尧湾，表面上是回去和女友王银燕相聚，实际上是要密会居住在镇上的伍禅，与同盟会的领袖们交换所收集到的情报。
杨国斯藉着于古晋的日资工作办公之便，负责收集日军在古晋的兵力部署、机场位置、状况和机种等等的情报，他和伍禅等一直都竭尽所能的试着把这些谍报传递予联军，甚至于还合资雇了一艘渔船，悄悄的扬帆出海，尝试将讯息传给在公海封锁航线的联军潜艇，或潜伏在新加坡的联军情报人员，就可惜在受托传讯的渔民抵达狮城后，一直都无法联系上联军的代表，以致情报没法传送出去。
1943年 石隆门华侨青年社 成立，秘密开展抗日爱国活动
日本法西斯在印尼西加里曼丹大屠杀
1943年 西加的中华义勇军在黄略汉等人领导下，建立两个根据地，与日军浴血作战2年。义勇军在抗击日寇时，联合当地马来人和达雅人，毙傷许多日寇。日寇残暴地在东万律（Mandor）坑埋三万多嫌疑者和抗日军，大部分都是华人，其中多名社会名流（引自李振源著《风暴原记录》资料）。
在3年多的时间里，日本法西斯对西加人民大屠杀的史实 惊心动魄，在印尼历史工作者林世芳 著《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史》第六章里有下面的许多的珍贵史料记载。
日寇侵占西加里曼丹 进行最残酷的统治
1941年12月19日中午日军飞机九架轰炸西加坤甸市，坤甸市民两千余人被炸死。1942年1月27日日军在西加里曼丹邦戛（Pemangkat）登陆。当时陆军成员是从中国沦陷区抓来当兵的壮丁，所以对华侨还有同情心，但同年8月他们全被日军撤离，由海军接替。日本法西斯开始执行世界上最残酷的统治手段，执行严格的经济统治、贸易统治、教育统治、思想统治、生产统治、言行统治、吃饭统治等等。总之以统治为控制一切手段，使每一个人都得听他的指挥。
加里曼丹岛)是日军在印尼最先登陆的地区，这里的华侨也较早开展了抗日活动。起初，华侨自发组织了一些抗日游击队，其中有中国国民党直属支部领导和组织的，也有由当地爱国华侨和印尼抗日分子联合组成的。1942年底，“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简称“西盟会”)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山口洋。“西盟会”联合和吸纳了各地的抗日团体，先后在西婆罗洲坤甸等主要城镇组织了15个“西盟会分会”，成员总数3500余，绝大部分是华侨工人、店员、种植园农工、渔民及教师。
西婆罗洲是印尼各岛中唯一建有抗日根据地，进行武装抗日斗争的地区。“西盟会”领导的抗日斗争，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日军对其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妄图消灭这一抗日组织。日本法西斯在占领荷属婆罗洲的三年八个月中，先后进行了三次大搜捕，被捕的三千多人中有两千多人均被日军枪杀和活埋。印尼独立后，为了纪念这些被日军杀害的华、印(尼)抗日人士及爱国者，当地人民及华侨在坤甸、山口洋和东万律建立了三座“华、印(尼)人士遇难纪念碑”，它们至今仍然矗立在这三个城镇的中心。
西婆反日同盟会
1942年由 贝震寰、刘云天、李道夫、陈强、谢水金、吴金乡6人发起。在山口洋秘密商议后，开始联系各地抗日力量，酝酿成立“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西婆罗洲的抗日军：
根据《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史》资料，卡江上侯，周淑杏（印尼**省委书记梭菲安的夫人）的父亲周德冰，在昔加罗组织反日同盟会会员与华人联合达雅领导人进山打游击。 抗日游击队，当时在三发就有三组，卡江就在昔加罗有一队华人和达雅联合的部队。
1．由原荷军少校巴帝辛及黄春枝领导的荷印散兵、荷印保安军散兵。在三发中游山区及山口洋郊区农村隐蔽，约两百多人：
2．李石祥、彭传旺原抗日自卫团部分成员，包括华侨青年、教师、店员、工人及华印中上层人士等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
3．由中国国民党山口洋直属支部主任李华照、黄聚安领导的反日活动：
4．砂拉越伍禅、林立信、陈绍棠等的北婆罗洲反日同盟会积极配合，在物力和经济上积极支持印尼西加里曼丹，於1942年底正式成立的“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总部设在山口洋市，主要负责人有：陈强、李道夫、徐宜陶（徐行）、刘云天、谢水金、贝震寰、吴金香、贝翰香、邬松风。
“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宗旨是：建立武装根据地；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反对日本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侵略者；收容和保护抗日志士。
西加人民惨遭日寇大屠杀
东万律(Mandor)——西加人民值得骄傲的历史圣地，日本时期受难者烈士纪念碑与罗芳伯纪念碑同时巍然屹立在此。是巧合吗？我们必须翻开历史寻找根源。这里曾经是罗芳伯黄金时期当家作主的圣地，以他的魄力最初在此建立了自力更生的华人村社，这里代表着印尼华人的尊严。正因为如此重大意义，日本侵略者选择了这座尊严地作为屠杀华印人士和抗日勇士的地方，是对华印人士的严重打击。先杀众贤达士，华社领导和苏丹头目等，目的是杀了龙头华印人就变成了无首之龙，无能为力，无法反抗他的残酷统治。
下面是一组相关图片供参看
日寇罪状铁证 - 东万律“万人坑”
六位印尼社会工作者在东万律(Mandor)——西加人民值得骄傲的悲壮历史圣地，日本时期受难者烈士纪念碑前留影（上图右起1 是 《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史》作者林世芳与夫君，左起1邓修清夫人莎莉，邓修清，陈瑞霖）
东万律(Mandor)日本时期受难者烈士纪念碑和残暴屠杀浮雕
东万律的“万人坑”
东万律是著名的历史史迹，18世纪就有过华人村社堡垒，罗芳伯最初在此建立了自力更生的华人村社，直至今天罗芳伯墓地还巍然屹立，这里代表着华人的尊严。日本选择了这座尊严地为大规模屠杀印华人士的地方，是对华人的严重打击。先杀众贤达士，目的是杀了龙头华人就变成了无首之龙，无能为力，无法反抗它的残酷统治了。
1945年9月26日，适当联军军官澳洲第九师团团长，厄斯狄将军来坤甸的第二天，贺南信和李清华受东万律华人之托来坤甸报告：在荷兰未建成的飞机场境内发现骨髅。
27日早晨华商总会会长黄业良，特派记者许行和黄静安先生前往报告地点视察，下午四时到达东万律，在一片矮青（灌木）处发现骨髅无数具，这里有印尼苏丹、印尼知识分子等的遗体，他们把骷髅叠成堆，在鲜红的旗帜下举行庄严的纪念仪式。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西加西盟的武装队伍先于英奥联军之前，缴了日本军队之械，成立了“华印治安委员会”维持当地的治安。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向全世界宣读《印度尼西亚独立宣言》。荷兰想乘苏加诺等民族战士，刚接过政权还未统一全国，以至西加还陷于真空无政府状态而卷土重来，想再度统治印尼。
许行先生等还把散沙一般的华族团结起来，与荷兰殖民者争夺战，他们组织华侨社团“中华公会”，并乘真空时期，推动和合办了华侨学校，团结大家，才有今天的潮客大团结。
直到现在东万律还竖立着被难者烈士墓纪念碑，在收藏牺牲者的相片室里罗列着被杀害的华人领袖、苏丹等领导人及牺牲者的遗照。在罗列相片室外的侧旁挂了一张指路牌，有一条小路，路旁写着“Jalan Kematian” 即死亡之路（高中时代，老师带我们第一次来，有一个大坑，我们在坑里，跳上跳下，不知道是埋葬华人的坑）这一切都证明了日本法西斯屠杀印尼西加各族人民的铁证。
不远处又有一块纪念碑，那是“罗芳伯纪念碑”
西加华人对侵略者的反抗，深深地影响了西加下一代的华人，传承了上代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因此当日本法西斯对西加华人进行武力迫害和屠杀的同时，西加华人随即联合其它族群如达雅族和马来由族等组成一个反日大联盟，组织抗日同盟军坚决进行抗战，写下了西加好男儿英勇斗争的一页。
印尼政府在西加东万律立碑，确定每年的6月28日为西加人民被日本屠杀的“被难者哀悼日”。
日本蝗军逮捕而牺牲的西加各地华人先贤部分领导人名列：
1) 黄业纯 广东潮安人，坤甸华侨统治会会长。1944年1月23日被日本军杀害。
2) 林福源 揭阳古乔村人，创合兴有限公司，坤华慈善会财政，曾出席南桥代表大会。1944年与其儿子林金泉，侄子林长泉一同被日本军杀害。
3) 锺体仁 岳龙川县人，曾任坤国民党直属支部秘书，1944年被日本军杀害
4) 吴清松 揭阳曲溪乡人，曾任坤华商总会，米商工会，慈善会等职。1943年被日本军杀害
5) 林翼如 坤甸华商总会副主席，1943年被日本军杀害。
6) 邓克荛 广东焦岭县，新浦人，接受坤甸中华学校之聘请而来，兼星洲日报驻坤记者，1944年4月9日被日本军杀害。
7) 凌烘章 广东梅县人，历任梅县东山中学教师及广州土地局任职，被派到西加代理中国银行汇兑，以充实抗战力量，在坤甸华侨中学任教。凌熙章、凌耿章兄弟三人全被日本军杀害。
8) 黄竹友 粤之蕉岭人，在大院创万丰号生意，为桥校及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慈善会要职，1944年3月被日本军杀害。
9) 钟义达 广东梅县人，热心坤甸、大院教育社会公益，大院人1944年3月被日本军杀害。
10.) 尤湘来 粤惠来县，任上侯青年会会长兼中公委员，1944年1月24日被日本军杀害。其父为尤源盛。
11) 王福成 梅县松源堡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历任上侯慈委会财政。1944年月2日被日本军杀害。
12) 许新明 梅县锦屏堡小砂人，参加双沟月社会公益，1944年4月被日本军杀害。
13) 陈明轩 梅县松口堡，前任松伯港中华商会长及慈善会主席，1942年3被日本军杀害。
14.) 李慕堂 梅县松口人，民国三十，任喃巴哇国民党直属支部秘书，1944年3月26日被日本军杀害。
15.) 谢勤林 梅县白度堡人，任喃巴哇中华体育会及民立学校等职，1944年3月28日被日本军杀害。
16) 刘长英 广东惠来，其子刘盛芳在广州中山学校编入侦探队服务，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日，被派南昌临空杀敌，中央特给一万元抚恤金，刘长英把抚恤金回捐赠给航空委员会。1944年3月刘长英被日本军杀害。
17) 曾德业 紫金乌山秋河乡人，父子均任百富院侨长之职，1944年2月14日被日本军杀害。
18) 林宋宏 广东揭阳乔林乡人，抗战时期任侨善委员会财政，中华商会潮州工会会长。1944年其二子宋松发、三子宋松和，父子三人被日本军杀害。
19) 张伟鸿 广东揭阳，于1943年7月被日本军杀害。其父张紫阁历任山口洋维新学校董事长，中华商会会长，抗战期间慈善会主席，后出境新加坡。
20) 黄春枝 是山口洋西加抗日同盟会负责人之一，1944年被日本军杀害。
21) 郑壁光 蕉岭三圳虚马会上村人，从事山口洋教育事业，1944年3月7被日本军杀害。
22) 黄业江 潮安揭阳人，任山口洋慈善会委员及维新学校主席，中华商会会长等职。1944年12月30日被日本军杀害。
23) 锺拱良 梅县松口堡人，在山口洋历任中华商会、慈委会、中华学校、嘉应公馆等要职，1944年12月30日被日本军杀害。
24) 李承德 梅县松口人，任山口洋嘉应公馆主席财政等职，1944年9月17被日本军杀害。
25) 冯炯芳 揭阳河婆区人，任中华商会、潮州公会、维新学校等重职。1944年3月7日被日本军杀害。
26) 许华祥 广东惠州人，曾出任山口洋甲必丹，1944年12月30日被日本军杀害。
27) 吴声亮 广东海阳县，任邦戛中华商会会长，慈善会主席，1944年3月8日被日本军杀害。
28) 傅维萼 福建泉州南安西山乡人，慈善会财政，任邦戛中华学校福建会馆主席委员等职，1944年3月7日被日本军杀害。
29) 李开回 曾任邦戛教育慈善的要职，1944年3月间，被日本军杀害。
30) 梁星秋 广东梅县松口人，曾任邦戛慈善及商会主席。1944年被日本军杀害。
31) 傅家种 福建南安人，曾任邦戛的闽桥工会主席，慈善会委员，国民党员，1944年被日本军杀害。
32) 黄其祥 广东番禺人，任邦戛慈善、教育、商业社团等要职，1944年9月，被日本军杀害。
33) 欧阳南钦 广东惠阳人，生长大院埠，被派山口洋任老大，后任坤甸侨长五年，政府派任鹿邑甲必丹六年。1944年3月被日本军杀害。
34) 朱锦元 广东陆丰人，曾任慈善会、商会主席其它社团赞助人等。1944年3月被日本军杀害。
35) 魏土秀 广东陆丰人，任政府书记，邦戛贫民银行行长等职。1944年9月，与其子魏吉郎一同被日本军杀害。
36) 傅炳文 福建南安人，曾任慈善会、学校等要职。国民党中常委，1942年3月被日本军杀害。等等。
37) 其它
（上述历史资料取自“印尼西加里曼丹史”和“西加风云”林世芳著）
东万律(Mandor) 日本时期受难者烈士纪念碑 左边浮雕
受难者烈士纪念碑 浮雕长廊
东万律(Mandor) 日本时期受难者烈士纪念碑广场
日寇残暴屠杀华印人士和抗日勇士纪念墙面前，是被杀众贤达士，华社领导和苏丹酋长等部分的相片。
被日寇残暴屠杀的华印人士和抗日勇士及众贤达士 等部分的相片。
上图：印尼政府建造东万律(Mandor)日本时期受难者烈士纪念碑和残暴屠杀浮雕公园 。
上图：在坤甸出版的Borneo Sinbun（婆罗洲新闻）於西加大屠杀期间的相关报章报导, 新闻标题是：”不效忠日本天皇的反日集团，已全曝光， 抗日集团的头目及跟随者己全被枪毙，西婆罗洲己恢复安全。“ 在报刊在报章刊出了被屠杀成千上万西加抗争勇士之中的12张印尼抗日英雄相片。
一位在当时乘日本人不注意，侥幸逃脱魔掌的受访者说：我妈妈曾与我谈过当日本军侵略印尼西加时，日军进入我家乡大院，大院乡亲们全都藏到森林里，有的孩子在逃跑时哭闹，为了全村人的安全，有的抛弃在路边，有的被抛到河里。我隔壁的一位男人，被日本捉到东万律，我们家乡大院不少人被抓去东万律杀头。我们中学时代，老师带我们去东万律参观，当时有一个大坑，现在已被填平。老师讲述当时捉来东万律的华人，就在这大坑前，杀人前，打开盖着布的头，手被绑着，就向头上砍杀，把头和身体踢进坑里。法西斯日寇的残暴真是馨竹难书，世界人民已经将他们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印尼苏门答腊和爪哇的抗日斗争
苏门答腊成立华侨抗日协会
苏门答腊有丰富的资源，并且隔马六甲海峡与马来亚相望，战略地位极为重要。1942年5月，该岛的重要城市棉兰的华侨青年成立了全印尼第一个抗日秘密组织“华侨抗日协会”，并油印出版有汉文和印尼文两种文版的《正义报》(后改名为《解放报》)，宣传抗日。1943年4月，“苏盟”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取得联系，积极准备力量，开展武装斗争。
苏门答腊地下抗日组织抗日活动的蓬勃发展，引起日本占领当局的恐慌。1943年9月，日军在苏门答腊进行大搜捕，被捕者总计有上千人，后来被关押在先达政治犯集中营的就有545人，其中有华侨90人。面临日寇电刑、灌苏打水、用烙铁火灼、皮鞭棍棒毒打，华侨抗日志士坚贞不屈，视死如归。1944年3月23日，“苏盟”的主要成员陈吉海、甄树熙、霍警玉、陈吉满、陈金湧、方木生、杨万元、李振华、谢世鸿、冯禹萱等被日本枪杀于苏岛武吉丁宜，另一领导人周斌于1945年3月7日被枪决于棉兰市第一刑务所。
爪哇华侨组织”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
爪哇是日本在印尼的统治中心。尽管日军对爪哇的控制最为严密，但华侨仍奋起进行抗日活动。爪哇华人最大的抗日组织是“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成员有一千余人。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收听盟军广播，油印传单，通过地下交通线传递反日宣传品，揭露德、意、日法西斯的败绩和日寇的残暴统治，倾覆火车，绑杀日军。1942年12月30日，雅加达等地的华侨地下组织因汉奸告密遭到严重破坏，53人遭日军逮捕，其中8人被迫害致死。1944年10月，雅加达支部的一个小组因汉奸特务告密，会员沈望青等三人被捕，受到日军严刑拷打，沈望青被拷打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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