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秉君(华语智库高级研究员、新华社瞭望智库特约军事观察员)

2026年4月27日的东京首相官邸，注定作为一个危险的日子被载入东亚安全史册。就在这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召集了修订“安保三文件”的首次专家会议，公开声称日本必须“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从“专守防卫”到“长期战争”，四个字的措辞之变，折射出的却是日本战略本质之变。

这一重大战略转向，并非孤立的政治表态，而是一场系统性工程的核心宣言。自2025年底以来，日本强军扩武的步伐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加快。2026财年初始防卫预算高达9.0353万亿日元，国防开支在GDP中占比已从2023财年的1.19%飙升至2%，防卫预算已连续14年增长，近5年来增幅超过60%。扩武力度之大、增速之快，令人震惊。

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早苗政权正在系统性地构建一套完整的新型战争准备体系。从“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修改，到“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再到“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加速——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日本完成了从“专守防卫”到主动进攻、再到海外实战的“三级跳”。这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指出的，日方近期在军事安全领域“危险、冒进和试探、挑衅动作频频，戳穿了其‘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

相似还是变异?“新型军国主义”的定义之辨

“新型军国主义”这个提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对日本当前安全政策走向的精准概括。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它在思想根源和政治驱动力上与旧军国主义一脉相承——都崇尚强军扩武、迷恋以武力解决争端——但其表现形式更具隐蔽性和系统性。

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指出：“当下，日本社会右倾化趋势日益显著，甚至带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思潮在抬头”。与此相呼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的分析更为系统，他将高市内阁当前的“统合情报、严控舆论、解禁军售、扩张军备”系列动作，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路径进行了比对，得出了二者“高度重合”的结论。

但细加剖析，“新型军国主义”与旧军国主义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旧军国主义以公开的军事扩张和领土侵略为特征，而“新型军国主义”则采取更为隐蔽的渗透方式：它凭借军民两用技术的掩护，以“经济安全保障”“网络安全”“太空开发”等现代话语包装军力扩张意图;它依赖军工复合体与政治集团的利益捆绑，推动“修宪—扩军”的利益闭环，而非公开的侵略狂热。这种隐蔽性，正是其最大危险所在。对此项昊宇指出，日本当下的军事大国化进程“在思想根源和政治驱动力上，却与战前的军国主义一脉相承，本质上是对‘和平宪法’和战后国际秩序的系统性挑战”。

“新型军国主义”的特征可概括为“五化”：战略意图遮掩化、扩军路径渐进式化、法理突破隐蔽化、军工手段利益捆绑化、对外包装国际化。安全专家佐道明广一针见血地指出：“一边标榜坚守‘和平国家’定位，一边一步步抛弃和平主义核心原则”。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的核心欺骗性。

被掏空的和平宪法和对东京审判的践踏

“安保三文件”每一次修订，背后都是日本对战后国际法秩序的公然挑战。从2013年解禁集体自卫权，到2022年写入“反击能力”，宪法第九条被层层架空;东京审判确立的“侵略战争犯罪化”原则，正被“正常国家论”悄然消解。所谓“专守防卫”，早已在实战化部署、远程打击能力建设与海外军事存在中名存实亡。

何谓“专守防卫”?这项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基石，意味着日本只能在遭受攻击后，才得以在必要最小限度内行使武力。然而，2022年版“安保三文件”已经写入所谓“反击能力”，从法理层面突破了专守防卫的核心原则。而2025年底启动的修订，标志着这一突破将进一步深化。

据专家分析，当前修订的核心方向，集中在五大方面。即;大幅提高防卫预算，内阁已提出进一步增加防卫开支占GDP比重的目标，同时增设防卫特别所得税以保障资金来源;深化进攻型战力建设，扩大远程防区外打击武器的部署，推进西南离岛的要塞化，将琉球群岛打造为军事干预的前沿支点;全面松绑武器出口限制——4月21日内阁已通过决议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消杀伤性武器出口禁令;挑战核政策底线——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条款，为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创造条件;强化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体系。

在这五大方面中，对核政策的突破意图最令人忧虑。日本共同社曾独家披露，自民党内部讨论的重点之一，便是从“无核三原则”中删除“不引进”核武器的表述。2025年11月，高市在众议院应询时称，无法确认“无核三原则”是否将在安保政策修订过程中保持不变。在东京审判开启80周年之际，日本政要竟反复诋毁“无核三原则”，无疑是对战后国际法理的公开否定。

从修订时机来看，2022年版“安保三文件”原本被设想为10年左右的中长期安全政策框架。高市早苗上台后打破惯例，推动提前修订。修订周期从5至10年压缩至短短4年——这样的“加速”，折射的是日本脱离战后和平发展轨道的迫切与不择手段。

军事能力的“质变”与体制的“脱胎换骨”

日本的军事扩张远不止数字层面的增长。核心军事能力的“质变”，正在使自卫队的性质发生根本性转变。

2025年末，加上相关费用和补充预算案的资金，日本防卫开支合计达到约11万亿日元，防卫支出GDP占比已达2%——达到北约国家军费标准。为了给这一膨胀提供长期资金保障，日本甚至可能增设“防卫特别所得税”。

预算的投向更具进攻性。2026财年防卫预算将主要用于获取长射程导弹、构建海岸防御系统所需的攻击型无人机。更令人震惊的是，日本已提出加入美国“金穹”反导计划，将推进太空拦截部署并共享卫星情报;驻日美军也启动了“联合作战司令部”设立程序，美日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加速融合。与此同时，日本正计划将核心军工企业特别是弹药生产部门，转为“政府所有、承包商运营”模式。这一举措为确保所谓“长期战争”的后勤供应链提供了体制性保障。

自卫队的组织架构也在经历战后最大规模的改组。今年3月，海上自卫队实施“史上最大改组”，将现有护卫舰队和扫雷队群整合为水上舰队，下设3支水上战群，同时新设“水陆两栖战水雷战群”，计划与“水陆机动团”协同作战。同月，航空自卫队下属“宇宙作战群”正式扩编为“宇宙作战团”，并计划在2026财年进一步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其主要任务包括太空监视、数据分析、电子干扰等。3月31日，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和静冈县，正式部署了两款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4月，日本政府敲定了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计划重新启用“大佐”等旧日本帝国军队名称，被批军国主义企图借尸还魂。显然日本正在系统性颠覆“专守防卫”原则，加速向“能战国家”转型。同时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不再是潜在可能，而是已转化为一种严峻的现实威胁。

从造“盾”到铸“矛”与军工复合体全面激活

军工产业的系统性重塑，是“新型军国主义”成势的又一关键环节。

2026年4月21日，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这彻底打破了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长期坚持的武器出口限制。此前的2025年11月，日本政府已完成向美国返销“爱国者”防空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杀伤性武器成品。

修改后的新规不仅原则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更明确规定，特定情况下经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审批，可向处于武力冲突状态的国家出口武器。这意味着日本已不再满足于在战场之外“助战”，而是随时可能成为冲突的直接武器供应方，这将对国际和平与地区稳定构成实质性威胁。

这一系列动作的背后有多重战略图谋。日本国内军工企业长期依赖防卫省订单生存，市场狭小导致研发成本居高不下。解禁出口后，日本军工企业将获得全球市场入口，大幅摊薄研发成本。高市政府近期动向显示，首相本人甚至可能亲自出访推销武器——这一行为本身，便是一个“和平国家”的极端异化。日本**委员长田村智子直接发出抗议，称这一行为将使日本沦为“死亡商人”。

更为深刻的是，一旦军工出口形成产业规模，经济利益将倒逼日本政府持续扩大军费、放宽军事限制，进而推动宪法修订，形成一个“修宪—扩军”的利益闭环。用法国学者常用的概念类比，这一机制与“军事凯恩斯主义”极为相似——通过军事支出拉动经济的逻辑一旦成型，修宪扩军将不再仅仅是政治主张，而会变成经济刚性需求。这正是“新型军国主义”比旧军国主义更为隐蔽也更为危险之处。

谁在驱动日本狂奔?

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加速背后，外部推波助澜与内部动力激化相互交织。

从外部看，美国的“纵容”与“诱导”起到了关键作用。美国将日本视为所谓“印太战略”的前沿支点，默许甚至鼓励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推动其在美日同盟中从“防御盾牌”向“进攻矛头”转变。美国此前曾暗中要求日本将防卫费提升至GDP的3.5%。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在2026年3月底明确警告，日本正沿着“再军事化”的危险道路推进，并指出日方若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挑战，俄方将采取相应反制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则在4月24日公开表示，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的行为“证明高市早苗政府完全无视历史教训，粉饰残暴罪行”。

从内部看，右翼势力通过渲染所谓“台湾有事”等外部威胁叙事，系统性地煽动日本民众的安全焦虑与危机意识，以此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转移国内经济民生矛盾。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进一步指出，高市政府持续推动军事化，深层意图是借强化安保政策“凝聚国内政治共识，迎合右翼势力诉求，巩固其执政基础……试图彻底摆脱战后体制的约束，打破长期以来的‘专守防卫’原则，实现日本军事大国化，最终推动修宪”。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反对的声音也在持续发酵，只是被右翼舆论洪流淹没。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在社交媒体上明确表示，“日本是不能进行战争的”。日本参议院议员山添拓则尖锐地批评高市政权“缺乏外交、单纯依赖军事”的政策路径“极其危险”。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对高市政权进一步改变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形态“深感忧虑”，并对修改“无核三原则”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发出警示。但遗憾的是，这些理性的声音被右翼鼓噪下的政治议程忽略。

警惕“新型军国主义”覆巢之祸

“殷鉴不远，不可不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的警语掷地有声。

80年前的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正式开庭。在这座庄严的审判庭上，11国法官以铁证如山的事实，昭告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反人类罪行，确立了战后国际秩序与和平底线。然而80年后的今天，就在东京审判80周年之际，日本高市政权却公然宣称为“长期战争”做准备，靖国神社内侵略战争甲级战犯的灵位依然被政要恭敬参拜，战后的国际法理被一页页撕碎。

这不是“和平国家”的正常转型。这是日本在国家战略层面的一次根本性歧途——以“应对威胁”为名，行“再军事化”之实;以“自主防卫”为旗，行“颠覆战后秩序”之实。日本当下的军事大国化进程，正如同一个危险的覆棋之人，将二战后国际社会用鲜血换来的和平棋子一颗颗推翻重摆。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高市政权加速修宪的时间节点，“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已变为现实。倘若国际社会再不以明确态度应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能在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年份完成关键节点突破。亚洲人民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曾给这片土地带来的创伤。而当今世界，需要的不是又一个穷兵黩武的日本，而是一个真正恪守和平宪法、尊重历史、融入地区的正常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