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谈中华文明通史与断代史课题

导读：本系列探索起步于科学调研。调研结果经追根究底的浓缩与排列组合，形成了一个表格。其结构大致对应于古代“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的框架。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古老理论的研读，最终形成了下面的“中华本土理论体系现代化重构阐发表”。

阐发表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上半部分是中华本土理论范式，下半部分是天道文明与人道文明两大系统论(兼析西方神哲科体系)。本文仍像前面一些拙作那样，主要围绕着这个阐发表而展开。

第一节：试解中华文明通史之一——调研起步与双向梳理。主要内容包括：1)研读中华本土理论范式的基本方法：“由厚到薄”(逆序)与“由薄到厚”(顺序)，类比于中医“由标及本”再“由本及标”。2)阐发表的核心内容：天道文明与人道文明两大系统论，并兼析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

第二节：试解中华文明通史之二——力克盲从盲信。主要讨论“崇古”与“崇洋”两种学术取向的分歧如何弥合，以及如何克服本本主义，并如何将它们吸收“入道”。

第三节：试解中华文明断代史——文科先行与断代划分。弥补前文只论通史而缺失断代史的缺憾。借助马列本土化，为中华人道文明通史填补理论空白，并为断代史划分提供依据，尝试提出新的断代史划分方案。

第四节：后记。回顾科学与文明理论的探索过程，说明其属于“摸着石头过河”、敢闯敢试的产物。文末提出一个延伸思考课题：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是否也属于一种急需?

本文阐述中，有些前文所运用资料尽量避免，但为了行文的需要，有时也不得不有所重复，请给予谅解。

第一节：试解中华文明通史之一（调研起步，双向梳理）

本人开始曾学习一些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并尽量将其联系起来、搞懂搞通，由此产生了一些思考，并由浅入深慢慢介入了理论梳理与探索。算起来，这应该属于一种笨方法。但这种笨方法也有它的长处：不懂哪里、感觉哪里有问题，就从哪里学起。比如学习物质运动时，自然会联想“物质为什么会运动”，于是便追究到隐藏在背后的能量运动。先是学习并思考生物学基础知识及其能量运动，后来便追究到太阳的核聚变，再后来便是宇宙大爆炸的能量运动，越追究联系越多也越深广，最终追究到宇宙学和宇宙观，一直自嘲是“误打误撞”介入了理论与文明问题的研讨。至于其是否还有些参考借鉴作用，就交给历史过滤吧。

（一）试解通史需经历两道梳理程序

这属于解读并研讨通史的方式方法课题，其对一些自以为是的论述具有较强的过滤作用。之所以先讨论这一问题，是因为它隐含于古代文明与古籍之中，尚未得到系统挖掘。这导致我们在解读中西方科学与文明理论体系时，缺乏足够的客观性与完整性。同时，受各种既有文本的盲从影响，学界产生了较大混乱，甚至严重影响了我们对世界文明运动发展的客观研判。

1．两道梳理程序类同于中医之“由标及本”再“由本及标”。这是中医药学的核心概念，专业、精炼且系统。而在文献与历史的解读中，我们通常使用“由厚到薄”(逆序)与“由薄到厚”(顺序)的表述。这两种表述在原理上与中医的“标-本”思维具有内在一致性。

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世界经济体系与近现代科学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全球化。然而，文明却远未达成真正的全球融合，世界反而陷入了深重的冲突与动荡。追究其根源，固然与资本主义制度密切相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人类对自然与自身“大本大源”(本根)的基本认知存在根本性偏差。因此，世界科学与文明亟待一场深刻的、脱胎换骨的思想和理论革命。

“科学”概念属于舶来品。在我国学界，它并非像西方那样主要局限于“实证科学”的范畴，而是演化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它一方面涵盖理科与文科(广义科学)，另一方面保留“分科而学”的本义。这一概念既包含着求真务实、严谨合理的含义，又具有某种通用性，因而获得了难以替代的语用地位。

文明以人类对自然与自身的基本认知为基础。由此生成的不同系统化的理解框架，构成了文明的知识主干——例如中华古老理论，以及西方的神学、哲学与科学。这些框架经过提炼凝聚为“理论”，并形成各自的理论范式。范式在文明的传承、批判与创新发展中，发挥着历史性的核心作用。

在本系列前文的多篇末尾，曾附有一《中华本土理论体系现代化重构阐发表》。该表是根据科学调研中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结合对古今中外各类文明理论之立论基础的核实，然后再给予“由标及本”再“由本及标”的双向梳理，经反复核验并系统性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这也是我们力克本本主义与自以为是的基本依据。

先请参考下面那个阐发表，其在“人道文明”栏，根据我们党和国家“人文经济学”的提示，结合我们基层的科学调研，表中对其给予了具体贯彻落实，并运用这一概念替代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同时在调研中也证实：无论是中国古代儒学，还是古今中外的神学体系，实质上均可纳入现代人文科学的范畴。由此可以识别世界文明难以统一并天下大乱的病根所在，据此可以开出对症下药的处方。

阐发表表明，无论是中华文明理论的基本范式，还是天道文明(宇宙学系统论)与人道文明(人类学系统论);无论是古老理论的现代化，还是马列的本土化;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的划分——它们都建立在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破解这一系列难题的基础性工程，仍然需要我们像党在历史上力挽狂澜时所做的那样，对革命(或改革)对象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从而得出应有的系统性结论。

根据该阐发表生成的基本过程，其主要经历了两道程序：

第一道程序：科学发展与理论生成调研（“由厚到薄或由标及本”的逆序梳理逻辑）。该程序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它要求大量学习近现代科学知识，既要研读“有字之书”(如物理学、化学)，也要参悟“无字之书”(如物质运动背后隐藏的能量运动);更需要边学习、边思考，在基本原理上下苦功夫，以生成具有解释力和统摄力的基础理论(即理论“主体性”)，否则便难以“入道”。

第二道程序：理论阐发（“由薄到厚或由本及标”的顺序梳理逻辑）。在“由厚到薄”所生成的基础理论之上，重新审视自然与社会的各类问题，便能获得较有深度的见解。由此，可以避免对神学、哲学或所谓“权威”的盲从与迷信，也能够对一些基本概念形成独立的判断。

运用上述调研程序审视中华经典，可以发现：《易经》主研运动，其主要经历了调研与理论生成程序(即“由厚到薄”的阶段);而《道德经》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理论阐发程序(即“由薄到厚”的阶段)，对理论进行了文字阐发，并由此提出了“天道”、“地道”、“人道”的区分。这两部经典，以今日眼光审视，虽在某些方面尚有未尽完善之处，但已基本揭示了中华文明及其理论体系生成与运行的根本理路，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思想和理论遗产。

纵观中华文明整个历史，其发展进程中虽有起伏波折，甚至时有偏离，但受中华道统理论(包括《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等)的深层影响，最终仍能回归于这一基本的发展轨道。这，正是基础理论所发挥的历史性作用。

然而，阅览当下的一些相关论述，不少作者未曾经历深入的科学调研，也未能领会古圣先贤先“由厚到薄”、再“由薄到厚”这一解读自然的基本程序，对“上了书”的学问多处于盲从或迷信的状态。至于某些标榜“自创理论”者，则更是不得要领。

尤为令人焦虑的是，经过长期的西方教育，我国学界被“思想殖民”的状况有些积重难返。虽然在“文化自信”的鼓励下，形式上和话语中出现了一些量变，但主观上仍基本奉行西方那种简单的哲学思维并停留于表面，难以跨过“文化思想”所导引的理论范式门槛，更没能发生质变而“入道”。

同时，在对理论探索的回检中也发现，前文虽然对中华文明通史给予了系统性研读，但其断代史划分仍然缺位，不得不对其加以补位。有鉴于此，本文拟就上述问题继续谈些看法，供读者参考。

2．两道梳理程序力克本本主义。这是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但也是在解读我们近现代历史中不得不重视的基本思路。若有不妥，欢迎批评指正。

不得不承认，我们党的诞生深受那“一声炮响”的影响。马列经典虽然对党史影响深远，但我们实质上将其转化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如今，我们正致力于“马列本土化”，这本身就是一条“由标及本”、再“由本及标”的独立自主之路(也是在摸索中一步步自己走出来的)。这正是我们所努力的方向。

在此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本本主义在我国学界仍然非常严重。马列经典在阐释自身理论时，一直运用西方哲学思维与话语，这使得许多学者在文章中仍不忘强调“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并将其奉为“金口玉言”。这反而成为一种卸不下来的历史包袱，积重难返，禁锢着中华本土理论范式的重新开启。正如前言所述，学术理论一直难以摆脱西方窠臼，用西方之“本”套用中华之“标”，难以走出“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的改革开放之路。

关于我们近现代学术理论独立自主之浅见，在前文《试谈中华本土理论范式带动两大系统论推陈出新》中已有所述及，在此不予赘述。

不过在此也坦言，自己也是从本本主义中逐步走出来的。起初也曾将“哲学”视为一种高大上的学问，随着学习与调研的深入，逐渐认识到哲学存在一些偏差，最终发现其存在根本性错误。由此也逐步认识到，唯有中华本土理论才是最“道法自然”、最科学合理的基本范式。

然而在阅读中也能感到，有些理论家虽然对民间探索有所认可，但仍然对西方哲学恋恋不舍，总想将一些基本概念换成他们所熟悉的哲学术语。但需注意，经两道梳理程序生成的本土理论体系，其基本概念都是从本根衍生出来的，并经过了对“抽象思维”的严格过滤。中华本土理论在构建中，不允许这种杂质存在。

3．两道梳理程序反映出中西方文明处于不同的进化阶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先人通过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观察，从现象中提炼规律，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再运用这些理论指导社会行为。“道德”、“伦理”、“语序”、“思维逻辑”等都是这样生成并流传下来的，例如“由大到小”、“先老后少”、“先国后家”等。这些都属于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典型范例，体现的正是“由厚到薄”再“由薄到厚”的程序在中华文化中的自然运用。

更为典型的一个案例是“本质与现象”的基本关系。运用中华阴阳思维，较容易理解一些现象的运动。比如，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很少出现战略失误，有些阳谋令许多西方人想不到也看不懂。这是因为他们的思维仍停留于“现象→本质”的求索阶段，仍处于文明形成的第一道程序之中，一直未能找到确切的答案，因而在其神学与哲学中无以自拔。现将中西方文明在第一道程序中进展的概况比较如下，供大家参考：

（1）中华文明形成第一道程序推演结果：物质运动→正能⇄负能→大爆炸能量;再运用第二道程序反推回去：大爆炸能量→正能⇄负能→物质运动。

（2）西方文明形成第一道程序推演结果：物理学→哲学→神学;再运用第二道程序反推回去：神学→哲学→物理学。在古代，其物理学即自然哲学;大约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物理学才与哲学区分开来，并沿用至今。但严格来讲，自然哲学并未与物理学彻底切割，由物质运动“抽象”而生的一些概念仍然解释不了宇宙的“绝对运动”，最终仍需推演到神学上去。

由此可见，西方文明因其第一道程序在发展中自以为是，未能尊重自然运动的真实规律，并在长期运用中固化了这种思维。因此，在其第二道程序中出现了“神学→哲学→物理学”这种四处漏风的逻辑关系，更阻滞了其文明的进化，导致其“战略”思维往往脱离实际，出现自以为是的概率较高。

（二）试解通史需要科学调研，并具备一些必要的基本功

正如上文所述，文明以人类对自然与自身的基本认知为基础。这种基本认知，即属于中华语境中的“科学”，它涵盖理科与文科。

1．通过科学调研获取第一手资料，为理论研究打好基础。根据中华信史的追根究底，中华文明也是建立在古代科学基础之上的。面对近现代以来的天下大乱，破解难题仍需要向古圣先贤学习，通过对近现代科学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获取第一手资料，从而获得真知灼见。

通过对近现代科学的学习与考察，将其前沿的宇宙大爆炸理论与物理化学等统合起来加以排列组合，便呈现出宇宙从其诞生逐步演化至今的基本轮廓，由此形成了一种非常完整的基本结构。这一结构既高于我们古代的基本认知，也高于西方物理化学的基本认知，因而是一种高于古今中外所有科学的更高认知。通过比较也可看出，唯有中华古代的“太极→阴阳→五行八卦”在原理上与这一结构相通，只是需要扩容并适应近现代科学发展而已。因此，我们称之为“中华本土理论范式现代化”。

由此，近现代科学前沿的大爆炸理论需要在理论研究中纳入我们的视野，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否则，若沿崇古派“之乎者也”之路走下去，必然要复古;若按崇洋派之路走下去，科学必然会更加西洋化。如此一来，便只剩下一条路：对位于西方科学前沿的大爆炸理论给予合理性破解，使其既能补充完善我们古代对宇宙的基本认知，又能成为西方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基础性理论，将它们三者三位一体统合在一起，从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进而推动中华本土理论基本范式实现现代化。

2．运用调研第一手资料，重构中华本土理论的基本轮廓。有关中华文明的文章，古籍文献浩如烟海，近现代研究也层出不穷。而一语道破天机者，仍属于领袖们那句“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其实质就是宇宙观课题。

然而这一认知并非来自于书本，而是需要对近现代科学进行一番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前文曾对其给予过较详细介绍。为说明这一问题，现将“中华本土理论体系现代化重构阐发表”展示如下。该表详细汇总了对近现代科学调查研究的基本概况，并对古今中外文明及其理论体系给予了“由厚到薄”(由标及本)的凝练与浓缩：

（1）天道文明（通史）：（大爆炸）能量→正能⇄负能（绝对运动）→物质运动（相对运动）。这实质上属于古老太极图现代化的一种表格阐发形式，它将中华古老理论与近现代科学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系统性理论基本范式。

天道文明通史理论范式的基本结构属于“以道驭术(器)”。在对自然科学及其理论体系进行梳理时，首先需根据领袖们“向大本大源处探讨”的基本观点，梳理出宇宙本根(本源);再运用传统的“阴阳”思维，根据能量运动原理(如熵增熵减规律)，梳理出其基本矛盾(绝对运动)，并由此统率其特殊矛盾(相对运动)。阐发表首先标注的“中华本土理论范式”即以此为基础，经反复核对后才确定下来(下文将专设一节继续阐述)。

虽然近现代科学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异常复杂，但运用这一理论范式加以梳理，其自然会在“乾坤”两卦统率下分门别类，各得其所，各安其位。

通过天道文明(通史)的梳理，可以揭示古老《易经》、《道德经》等理论成形的基本理路：

1)由“八卦→阴阳”的逆序成形过程，即先积累资料，再梳理出基本规律(由厚到薄或由标及本)，如《易经》的初步成型。然而其根据自然运动追究出“阴阳”后，但仍未追究出阴阳运动的本质，仍缺失“本根”或“大本大源”那画龙点睛的一笔。孔子虽然将其描述为“太极”，但其仍类似于近现代科学前沿大爆炸理论之“奇点”一样，只将其理解为运动的起点，并没能点出其运动的本质;

2)由“道(气)→阴阳→天地人三道”的顺序成形过程，其首先运用“道”为《易经》填补了所缺失“本根”或“大本大源”的空白，由此以其为基础根据阴阳运动基本规律再顺序梳理各种自然现象(由薄到厚或由本及标)，如《道德经》的成形。此时，其对宇宙本根之“气”已有所认识，但仍模模糊糊，故以“道”表述之。除更明确的文字阐述外，这也是其对后世影响大于《易经》的原因。

在掌握中国古代理论先“由厚到薄”、再“由薄到厚”这一基本规律后，再看西方物理化学，其仍处于“由厚到薄”的资料积累发展阶段，仍处于碎片化罗列之中(即由物理化学所反映的大量物质运动现象，需要求出其本质运动加以统合)。因此，当大爆炸理论涌现出来后，便产生了种种难以破解的谜团，导致局面越来越混乱，呈现出“由大乱走向大治”的前夜特征。

严格说来，西方科学目前正处于中华信史的“殷商”时代，其宇宙观及基本矛盾(绝对运动)需要一场深刻的科学革命，由此也决定了其文明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大革命。这属于西方科学与文明发展所缺欠的一种历史性补课，而这种补课将带动其他宗教文明一起觉醒，从而影响整个世界文明的基本走向。

（2）人道文明（通史）：劳动意识→人性⇄兽性 劳动性⇄寄生性→当代社会。所谓“人道文明(通史)”，实质上是由马列本土化统合道儒释等所催生的“人类学系统论”，也属于古老太极图根据生物学发展所形成的一种现代化表格阐发形式。其中间的“阴阳”根据人类学基本内容给予了相应调整，从而按照熵减定律体现出人类学通史所特有的基本矛盾的绝对运动，并伴随人类社会运动的始终。

在对古今中外所有文明及其理论体系的考察梳理中会发现，除现代宇宙学(通史)外，人类文明通史实质上也一直严重缺位，这才导致世界文明一片混乱。然而，通过梳理并由马列人类起源论予以补位后，便发挥了“一锤定音”的奇效，促使一系列疑难问题迎刃而解，从而产生了天道文明项下名副其实的人道文明“通史”理论体系。该体系在“人道与兽道”的对立统一运动中，根据去芜存菁的基本原则，统率各种有神论等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如神学还俗，归入思想意识;儒学等礼仪，划归社会“德化”规范等)。

（3）“政道合一”才能引导社会有序发展。在近现代历史上，马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前文曾根据中医“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诊疗原则，历数了其丰功伟绩：

1）诊疗中国“急症”。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马列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我国社会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2）诊疗中国“缓症”。长期以来，中华“人道”科学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道儒释所开处方均不够对症。直至改革开放，党和国家再次下决心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并在十八大后向全国做出动员与部署。通过克服本本主义、深入研究马列原理，在马列本土化尝试中产生了名副其实的“人道文明”及人道科学理论体系，从而针对这一顽疾的病根开出实用性处方，实现了急症缓症一起治的理想效果。

在我们的人道科学理论中，马列的“劳动意识”(其属于一种能量运动)作为人类诞生之根，发挥着顶梁柱的作用。由此，马列原理通过本土化提升了一个档次，将其理论由现象学升级为本质学而“入了道”，并顺利达成了“政道合一”的理想目标。

“政道合一”的要求很高，它将政治由现象学之“术”提升到本质学之“道”的层面，覆盖面很广。它不仅要求党员干部既通天道又通人道(尤其是人道)，而且要引导社会如此发展，无论官场、学场还是商场等，概莫能外。

（4）兼析西方文明：运用中华理论范式剖析其“神哲科”理论体系。请参考表格所列兼析内容。上述分析属于运用中华理论范式对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的一种剖析结果，其不仅会与西方所宣扬的所谓“文明”大相径庭，而且会令人大惊失色，对其曾经的迷信更将一扫而空。

在此也需要特别注明一句：本阐发表是在近现代科学充分发展基础上生成的一种理论体系，不仅适用于中国，也同样适用于世界。在贯彻落实我们的四大全球倡议、推动世界科学与文明革命中，定能发挥出应有的历史性作用。

第二节：试解中华文明通史之二（力克盲从盲信）

根据阐发表上半部分“中华本土理论范式→历史演进：古代 现代化”所示，本节内容本应在阐发表随附的“注解”中首先予以阐释。但由于所含内容太多且极其重要，故将其独立出来，专立一大节加以阐述。

在改革开放中，我国虽然鼓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立”，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采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的基本原则，所以上一节内容主要是：1)如何介入科学调研，并对调研结果尝试着加以排列组合，以反映中华文明历史演进的基本轮廓;2)如何研读中华文明成型的两道梳理程序。同时也反映出，它们两者其实是相互依托，相互印证，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将其区分开来主要是为了便于阐述。

然而通过调研结果显示，学界目前有些现实问题尚未解决，需要继续探讨。

（一）“崇古”与“崇洋”两种学术取向的分歧需要弥合

通过网络观察，我国目前存在两大学派，相互之间分歧较大。其基本状况如下：

1．崇古派：我们那些捧着古籍、言必“之乎者也”的学者，其所继承的属于二手资料。况且，古圣先贤在当时科学发展条件下难以涵盖近现代科学，其阐述仍带有很大的模糊性与局限性，对近现代科学也存在盲区，仍需要后人加以补充完善;

2．崇洋派：那些秉承西方科学者亦复如是。其所凭借的物理化学等知识，基本都属于西方的二手资料，且日益碎片化，对宇宙的认知同样存在很大盲区(如宇宙时空，即我国古籍中的“道”)，也需要结合对古籍和西方科学前沿(大爆炸理论)的研学加以补充完善。

由此可见，两大学派都存在着现代宇宙学的盲区，均未能将宇宙大爆炸及其持续膨胀的基本事实纳入视野，因而各自奉行着不同的本本主义。如同“中西医结合”一样，由于基础理论不同，双方难以有效对话。尤其是崇古派，“之乎者也”半天也说不到点子上，文化复古显然不属于党和国家的目标(当前网络与各类媒体中涌现的所谓“国学”，大抵属于此类)。

面对世界文明乱局与国内文化乱象，普遍迫切需要一种既能融通中外、又能贯通古今的文明理论。这也正是我国一直紧抓不懈的重大系统工程。

（二）古老理论范式提档升级有助于克服盲从盲信，也有助于弥合分歧

通过网络观察发现，不少学者既未认真解读近现代科学的“有字之书”，更未解读其背后隐藏的“无字之书”，而是仅凭古籍中的某个理念便长篇大论，甚至基于对某一现象的自以为是的感想就“创建理论”在网络中大量发文，并以某某“传人”或“大家”自居，令人啼笑皆非。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首先阐明的基本观点，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与建设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在调查研究中，既需要读有字之书，也需要读无字之书，而重点应读近现代科学发展中物质运动背后所隐藏的能量运动，尤其是处于科学前沿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在将其“暗物质”定性为能量后，再将大爆炸理论所反映的能量运动与物理(化学)所反映的物质运动统合在一起，不仅解决了近现代科学中的一系列谜团，也基本呈现了宇宙运动的基本轮廓。

1．中华思维破译“绝对运动”密码并升级理论范式，古今中外文明理论莫不宾从。在中华文明现代化进程中，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将大爆炸理论消化吸收进来，站上了近现代科学的最前沿与制高点，从而成功破译了宇宙“绝对运动”的密码，坐实了中华本土理论的基本范式，古今中外所有文明及其理论体系莫不宾从。本文之所以未将其首先说明，是因为行文需要先介绍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属于中华古老文明现代化的基础。

在前文《试谈中华本土理论范式带动两大系统论推陈出新》的前言中曾这样强调：“目前所经历的这场世界科学与文明革命，首先是一场理论范式的革命。它由中华本土理论范式集中体现出来，既由它率先‘踢场子’或‘掀桌子’，也由它统合各种文明与理论，并由它打响中华文明大打翻身仗的第一枪。”该文发出后，未收到反驳意见，说明读者对此已有一定认可。

请参考以上阐发表，它是在近现代科学调研基础上，对考察结果所进行的一种“由厚到薄”的系统性阐释。实事求是地讲，这种系统性阐释在古代具有一定模糊性，导致许多学者对相关基本概念区分不清，甚至出现“一锅乱炖”的现象。由此，中华学理防线在西学东渐中严重失守，陷入极度混乱，为西方文化与思想殖民提供了极大便利，也给中华文明复兴制造了严重困难。

例如，“本质与现象”、“形上与形下”、“道与德”、“因与果”、“文明与文化”、“体与用”、“通史与断代史”、“基本矛盾与特殊矛盾”、“绝对运动与相对运动”等基本概念的表述，长期未能清晰厘定。而本表在近现代科学考察结果基础上，将这些基本概念运用近现代文明表述形式一一加以罗列，形成了中华本土理论所特有的表达范式。这不仅为中华文明复兴与理论重构提供了基本模式，也为学界统一共识提供了基本参考。

调研结果充分证明，这种理论基本范式在原理上与我国古代所阐释的“太极→阴阳→五行八卦”基本一致。它实际上是近现代科学发展推动中华本土理论范式实现的一次根本性提档升级，故特注明其为“中华理论基本范式现代化阐发”。现将其再次展示如下，供大家参考：

中华理论基本范式现代化阐发形式：本根→基本矛盾（通史-绝对运动）→特殊矛盾（断代史-相对运动）。

在此仍需要特别强调：这属于阐释宇宙能量运动原理的基本范式，也是我国古老“气一元论”的现代化阐发形式。用其中的“能量”比照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的三种宇宙本质——1)神学：上帝，2)哲学：概念，3)科学：物质——可以看出，中华本土理论这一基本范式对西方理论体系具有强烈的颠覆性(许多学者见了它都躲着走，原因正在于此)。由此才称其“既由它率先‘踢场子’或‘掀桌子’，也由它统合各种文明与理论，并由它打响中华文明大打翻身仗的第一枪。”

网络观察也反映出，学界对中华理论基本范式似乎并无感触。而前文曾指出，唯有领袖们点中了其要害，明确要求“向大本大源处探讨”。这个大本大源，就是宇宙的“本根或本质”，亦即我们所称的“宇宙观”或古籍中所称的“太极”。只要抓住这一点，就等于抓住了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本质及其诞生的本根;如果再辅以由此衍生的“基本矛盾(通史-绝对运动)”，整个宇宙便活了起来，从而理出宇宙诞生与运动之纲，并为我们解开所有宇宙之谜。

通过以上表格可以看出，其实质是对近现代科学所反映的基本事实进行“由厚到薄”的凝练与浓缩，并由此形成了中华本土理论的基本范式。这一范式不仅系统性地解决了我国学术理论界的一系列疑难问题，也解开了近现代科学所反映的种种谜团，因而成为衡量古今中外所有理论体系的基本凭据，为推动中华文明大打翻身仗，拥有了自身的话语权。同时也能感到，中华本土理论范式的这一现代化，对西化派和崇古派均构成了威胁，他们几乎都对其视而不见、讳莫如深的表现，正是这一原委的充分体现。

尽管学界对中华本土理论范式的现代化表达尚未给予痛快淋漓的认可与接受，但这实质上反映出整个世界对其的基本态度(其实国内许多学者对西方哲学的迷恋似乎更甚于西方)。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自前文在网络平台发表以来，至今未收到一条反驳意见，说明学界对此并不反感——那么多高手对此可不会客气，否则早就会大加挞伐了。

2．中华本土理论范式提档升级后可避免盲从盲信。科学调研所明确出的一个最大基本问题是：自宇宙诞生并运动至今，它一直在膨胀。这一事实已通过近现代天文仪器观测明明白白地摆在面前，无论是古老的气论还是西方的物理化学，无论是无神论还是有神论，它已成为世界科学界无法否认且普遍认可的基本事实。由此，便为近现代世界最著名的两位科学家——牛顿与爱因斯坦——的“第一推动力”问题找到了答案。我们根据马哲的提示，将其命名为宇宙的“绝对运动”。

由此，宇宙的这种“绝对运动”便成为覆盖古今中外所有文明和理论体系的一种客观存在，所有体系都不得不臣服于其麾下，接受其改编。现将其简介如下：

（1）近现代物理化学。这属于在全球普及教育中推广的科学知识。尽管那些顽固的“唯物论”者曾努力宣扬“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包括实物粒子和场”等等，我国一些“专家教授”也在极力将古代之“气”篡改为“极细微物质”，但根据物质的英文释义，其明确注明为可见或可探测的“有形之物”。因此，“唯物论”无论如何打扮，终究仍属“有形之物”之论。物理化学所研究的物质运动，仍属于我国古代的“形下之器”，也仍然被划归于“五行”之列。

由此，尽管物质运动在近现代科学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但其在整个宇宙学系统中仅占4-5%的份额，实质上属于小角色。而在后台运行的95%不可见客观存在，才是真正的大角色。因此，物质运动不得不臣服于宇宙的绝对运动——明明白白的数据已摆在面前，那可不是随便可以否认的。

（2）我们古老的《易经》。其在我国历史上非常久远，最初仅用阴阳符号表述，诞生于文字之前，属于前文字时代的符号系统，说明中华文明在文字出现之前已形成了成熟的思维与表达形式。然而，由于古代无机界与有机界不予区分，其运用人文科学所作的注解，需要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所反映的基本事实加以矫正或纠偏。

（3）《道德经》。作为我国古代最早运用文字表述的一部系统性科学经典，它对中华文明在后世的传承影响较大。其不仅将宇宙本质的运动概括为“道”，而且进一步区分为天道、地道、人道。然而，由于古代无机界与有机界不予区分，同样需要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加以现代化解读。

（4）儒学。由儒学所阐述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它主要是从社会调研起步的。其通过调研概括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主要源于社会交往中的礼仪，更贴近日常生活，因此成为我国的显学。但孔子在读《易经》和《道德经》之后，便坦然将自己创立的儒学划归于“道统”，并将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内容退居于“道”之下，作为“德”来阐释。这是很明智的，也符合其学问的基本内涵。然而，通过马列本土化，为我们仍有所欠缺的人道填补了人类本根的空白，从而将人道文明补充完善并彻底丰满起来，儒学之“德”也需要与人道做好衔接。

（5）佛学等神学。在前文中，通过长期的网络研讨，不断向佛学、耶学等汲取优长，并经过反复梳理与总结提高，最终将有神论划归为虚拟性人文科学，这一归类较为合理。此后，各种有神论者也未再前来辩论，看来已基本接受了这一归类。在以上阐发表中将耶学(基督教)作为有神论的代表，除其影响较大外，主要是因为它总来找我们麻烦，所以才抓它个典型“兼析”一下。

3．看儒学、佛学、政治经济学等如何集体“入道”？既然话赶话说到这里，那就顺手谈谈它们如何集体“入道”的话题。这几种学说也是学界争议最大的学问，但根据“人道文明”的梳理，它们却集体入围了。然而实质上还不止如此，其涵盖的范围更广，基本包括了古今中外文科的主要学问。下面就将入围者一一道来：

（1）道学中的人文科学。其自然被包含于其中。在马列为其填补了人类本根空白之后，便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人道文明”，道学中的人文科学自然包含于其中。

（2）儒学。其实质上属于人文科学，但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属于古代说法。公平地讲，它应属于人与人关系中的公序良俗。再结合人类必不可少的“劳动性”，将其归入“人性”则更为简明扼要。如此，其实质上便“入道”了，从而提升了半个等级。

（3）佛学等神学。经前文深入梳理，所有的神学实质都是借助神祇来映射并影响人类社会，它们事实上都属于一种虚拟性的人文科学。将其“还俗”后，再结合其关于“真善美与假丑恶”的理论阐释，实质上便划归为人文科学中“人性与兽性的对立统一运动”，由此也就“入道”了。

（4）马列政治经济学。请参考以上阐发表。通过深入调研可知，马列所依据的科学与哲学都属于宇宙自然和社会运动的现象学，无论其论述的“阶级斗争”还是“公有制与私有制”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都属于社会运动现象。然而，根据其人类劳动起源论并将其本土化后，形成了中华“人道文明”项下的“人文经济学”。由此，其政治现象自然归入“人性与兽性”对立统一运动的人文科学，其经济现象自然归入“劳动性与寄生性”对立统一运动的经济学，从而一起“入了道”。

这几门学问在此轻描淡写地合而为一、集体“入道”，实质上也就带动古代与现代政治一起“入了道”。由此，才在阐发表中称之为“政道合一”。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希望大家积极发表高见，更希望能对其进一步补充完善。

不过在此也提醒一句：儒学等古籍唯有实现现代化，才能在西学的文化入侵中参与实战。否则，如果继续抱着古籍吟经诵典，以此与西方文明进行博弈，那无异于“隔靴搔痒”，难奏其效。

综上所述，伴随着近现代科学发展推动中华本土理论范式提档升级，它也通过统合、整编古今中外文明与理论体系，一起实现了升级换代。由此说明，理论范式的提档升级或现代化，在这场科学与文明革命中能够发挥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统领性作用。

然而，根据我们人道文明对各种人类学知识的统合也可以看出，无论是世俗化的人文科学，还是虚拟性的人文科学，这一统合并不带有霸道的强迫性。对其认可与否，由各种文明自由掌握;能达成多少共识，便达成多少共识。它仍然遵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理念，各民族与各文明和平共处，仍然是其基本原则。

（三）近现代科学发展推动两大系统论产生现代化变革

所谓“两大系统论”，在中华道统中被称为“天道文明”与“人道文明”，在近现代科学中亦可称为“宇宙学系统论”与“人类学系统论”。实事求是地讲，中华本土理论基本范式主要是由宇宙学系统论烘托出来的。因其结构简单，在对宇宙演化的考察结果进行排列组合后，便明确反映出“0→历史→现在”这种简单的演进逻辑关系。通过在网络中与大家共同研讨，逐步修改为以上这种“现代化阐发”形式。

中华理论基本范式的这种现代化阐发，对马列本土化发挥了根本性作用。大家知道，马列本土化一直是我国学术理论界的一大难题。这一课题也在自己脑中回荡了几十年，始终找不到理想的答案。但在中华理论基本范式确立后，将马列的人类“劳动”起源论代入其中，问题便迎刃而解。当时曾感觉是“歪打正着”、“误打误撞”，获得了既准确又简洁的满意答案。

但在研究两大系统论之前，我们必须先明确自然界所运行的两种不同能量，因为它们属于这两大系统论运行的基础。

1．科学理论研究必须遵循两种不同的能量运动。这在前文中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但为了行文的需要，不得不再次提起，因为它属于两大系统论必须遵从的基本规律。

（1）宇宙大爆炸能量运动。大爆炸能量属于宇宙的总能量，由正能(暗物质)与负能(暗能量)所组成(此认知需深入考察)，并由前者向后者不断转化，从而推动宇宙不断膨胀(遵从熵增定律)，产生宇宙的“绝对运动”。

宇宙在膨胀过程中，其能量自然被稀释，也稍有冷却(这里所说的冷却只是相对而言，当时温度仍然很高)。稀释较快的部分变成了环境，而稀释较慢的部分则冷凝成形，转变为物质，这类物质被称为无机物(无机物所含的能量也称为“无机能”，这是无机物向有机物转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一个概念)。自此开始，宇宙便呈现为大爆炸理论目前所称“暗能量、暗物质、物质”三种客观存在形式，其中有形之物占4-5%，而无形存在则占96-95%，它们的组分比例一直处于不停地变化中，由这种变化也一直在推动宇宙处于不停地绝对运动中。

既然物质是由能量凝聚而来，那么其本质及其相互之间所产生的“相对运动”，自然也都由大爆炸能量衍生而来，并服从于大爆炸总能量的绝对运动。

（2）生物能运动。亦称“有机能”，即生物界所运行的能量。根据考察，含有生物能或有机能的物质才被称为“有机物”——这与科学界以“碳结构”为核心的定义存在根本性分歧，因为含碳物质并不都属于有机物。

有机物的诞生与运动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课题，为避免重复，在此不予展开。但需要了解：人类生命是在微生物、植物、动物依次进化的基础上产生的，人类作为动物界的一员，被称为“高级动物”。在生命进化中，生物能遵从熵减规律，由此产生生命的负熵，并由这种负熵的递进与累积，才进化出人类的大脑和智慧。

由此，人类的生存环境极其复杂：既处于宇宙大爆炸所产生的宇宙膨胀(绝对运动)中，也处于无机物所产生的“相对运动”(物理运动与化学反应)中，更处于地球生物界微生物、植物和普通动物的生命运动中。这些都属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基本内容，也属于人类学所需要了解的一些基础知识。如果不具备这些基础知识，一上来就拍脑门研究人类社会，并产生自以为是的所谓“真理”，那纯粹是胡吹海侃、自欺欺人(此类现象比比皆是)。

2．科学发展必然推动两大系统论产生现代化变革。通过以上阐发表可以看出，无论是本土理论范式的现代化，还是两大系统论的现代化，都是在近现代科学考察中自然涌现出来的。它们相互印证、紧密联系，并经过了无数次的反复核验。其基本概念也都是由本根自然衍生的，完全属于“道法自然”，不存在任何人为因素。

由此，我们的天道文明与人道文明现代化，也都属于近现代科学发展所推动的结果。现将其再次展示如下：

（1）天道文明现代化阐发：宇宙演化通史理论体系：（大爆炸）能量→正能⇄负能→正负能推动物质诞生并运动。

（2）人道文明现代化阐发：人类进化通史理论体系：劳动意识→人性⇄兽性 劳动性⇄寄生性→断代史运动。

再请参考以上阐发表。在中华理论基本范式现代化阐发的带动下，中华文明及其学术理论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翻身仗。在世界文明与学术之林中，它反客为主，由近现代以来的一路跟跑反而一举转变为领跑，并成为衡量与评判古今中外文明及其学术理论的基本依据。中华文明由此成为世界科学与文明革命的“话事人”，不仅彻底颠覆了西方文明及其理论体系，也让我们重新扬眉吐气。

3．理论范式的现代化必然推动我们思想理论的现代化。大家一定还记得2016年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那句铿锵有力的话语：“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它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与肩负的使命，也昭示我们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1）中华思维回归本位，政治思想与“道”同行。通过以上阐发表可以看出，理论范式、理论、思维、思想这些基本概念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理论之所以将其“哲学”排在第一位(然后才是政经与科社)，就是要先将思想理论控制起来，再谈具体的经济与社会事务。因此，人家这个排序对固化西方理论思维大有讲究。

西方的“唯物论哲学”由于是由物质运动人为“抽象”而来，因而仍隶属于宇宙学的物质运动现象，由其所产生的政治及一些基本概念自然也隶属于现象学。尤其是其所谓的“意识形态”，不可能不属于自以为是的“唯心论”——因为它根本未能深入到“基本矛盾(绝对运动)”的深层(也包括这样那样的一些“主义”)，所以仍未脱离西方文明发展的时代特征(再往深处追究，便会令人尴尬了)。

再说我们的儒学等。上文虽将其“仁义礼智信”等划归为社会之“德”(即文化)，但由于缺失人类诞生之根，其“人道”始终未能真正立起来。按照马列本土化所形成的人道文明来衡量，其政治只能算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仍有欠完善。

然而再对照以上阐发表，其人道文明项下的“人文经济学”将人文科学与经济学一同提携“入了道”，显然对原有的“政治经济学”给予了提档升级。其政治也就与人道同行，并成为人文科学与经济学一同拱卫的一种概念，直接掌控着思维与思想的实权，从而达到了“政道合一”的理想境界。

（2）对政治导向的领悟。坦率地讲，自己一直属于政治素人，也对其不感兴趣(尤其是浮在社会运动表面的人际关系)。但由于探究理论问题，也与之产生了一些联系，故而根据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斗胆谈点感悟。

1）我国思想理论领域出现新变化。大家都应注意到，在思想理论领域，我们一直在坚持从西方舶来的“唯物论”。而最近，国家将道学(玄学)再次推举出来，强调其属于我们传统文化的正宗传承，同时也在积极推行中医药。这应是我国思想理论将要转型的一种积极信号，其大方向正在推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

2）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由此而带动社会文明建设。从网络观察中也可明显感受到这一点。例如，我们党狠抓党风建设，除了强调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整顿“面子工程”外，党媒也在遏制“空谈”、倡导“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尤其是在文明复兴问题上，更是一呼百应。这些都获得了社会基层非常积极的响应与追随(“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兴”，这是少见的盛世来临征兆)。

最近，手机中推送的“小人和无能者不干正事、重社交，拉帮结派整人、欺负干实事的老实人”等内容也多了起来，社会风气正在发生根本性好转。这反映出社会基层并不像某些“教师爷”所认为的那样愚钝，而是感应十分敏锐。民心民意已不再停留于社会运动的表面(正在清理那些弄虚作假者)，而是向着运动深层的思想(如劳动性)不断深入。

严格来讲，由于社会学理论尚欠完善，社会建设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古代虽将儒学抬举为显学，但“历史周期率”仍然反复上演，尤其在西学东渐中被击得粉碎，说明其在诊疗社会运动的“本与标”病症时，所开出的处方仍不够对症。然而，通过党和国家复苏道学与中医药学的举措，并以党风带动民风，使整个社会评判是非的标准趋于简单化、普世化、实用化，这表明这次为社会深化改革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处方，可以对症下药了。

据推测，我们党和国家收集到的改革方案应该不少，究竟哪种最符合国家的需要，也已基本心中有数。目前正处于更广泛征求意见的阶段，同时也在通过一些改革举措进行实验。这似乎使评判是非的标准趋于简单化，易于普通百姓掌握，应该说已经为我们向“创新理论”转型开了个好头。

（3）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是新时代的国家战略与文化使命。通过以上对通史所需第一道梳理程序的解读可以看出，理论探索越是深入，反而越是简洁，其覆盖面也越广。伴随着我国学术理论的“入道”，不仅实现了现代化，而且深入了一个层次，更有利于国家在文化建设中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从而为文化繁荣开辟出更为广阔的空间。

文化繁荣需要自由，也需要广阔的空间，不可将其限制得太窄。根据我们的人道文明或人道科学理论，只要在“人道与兽道”的对立统一运动中不逾矩，便可以肆意发挥。如此，便为文艺工作者充分解放了思想——他们可以大胆写、放情唱、放情演，文化必然会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文化强国定然可期。

第三节：试解中华文明断代史（文科先行，断代划分）

我们所谓的“文明”，其实质主要指人类文明。虽然我们也崇尚“天道文明”，并强调“天人合一”，但那是在强调必须遵循宇宙之“天”的自然规律，因为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是在“天下”产生并运动的。人类文明所涵盖的范围也很广，例如人类社会所尊崇的各种神学、我国古代的儒学以及近现代的马列等，其实都属于人类学范畴。我们党所特别重视的“创新理论”或“人类文明新形态”，更是如此。

前文及本文以上两大节主要在探讨通史课题，而中华文明断代史仍然缺位。本节将根据通史理论，尝试对断代史加以划分，供大家参考。但在着手划分之前，有必要先梳理文科与理科发展中存在的一些不同步现象，以及中西方“文明”概念的混乱问题，以便在断代史划分中更易形成共识。

（一）鉴于理科发展局限，建议人道文明先行

人们一般认为，现在科学已经非常发达，比如我国已由农业化实现了工业化，如今“正在数据与计算驱动下，向智能化、平台化和开放科学方向深入发展”。这些都是按照西方科学的理解与阐释所产生的结果。然而，随着我们道统“气论”(能量运动原理)重新步入人类认知的视野，并将自然界能量运动主线依据近现代科学发展完整清晰地揭示出来，现代科学仍存在着很大的盲区需要填补，由此也暴露出其尚有欠发达的一面。

根据能量运动主线这一基本线索，自然界被区分为无机界与有机界，从而为我们揭示了天道文明与人道文明(类似于现在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运行的基本轨迹。由此，也对西方近现代科学给予了正确定位，并将其盲区及缺欠与不足完整而准确地和盘托出，同时也为我们依据近现代科学发展研究天道文明与人道文明(即宇宙学系统论与人类学系统论)提供了基本依据。

1．断代史研究需要以通史为基础。这个问题在上文介绍现代科学基础知识时事实上已有所说明。如同我们古代文明一样，在阐释人类文明时，必须首先定位其在“天下”或宇宙自然中的位置。由此，古今中外的各种文明理论体系，都必须以宇宙观或其本根(大本大源)作为立论基础(人类观或人类本根从属于宇宙观)。否则，若缺失这一基本定位作为立论基础，便必然会被定性为伪学。

如此，便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基本关系大体表达出来了。虽然我们强调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其也必然联系着世界，必然与贯彻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联系在一起。因此，对待文明的调查研究容不得半点马虎大意，必须认真对待。

通过对近现代科学的调查研究，我们顺利实现了中华本土理论范式的现代化表达形式：“本根→基本矛盾(通史-绝对运动)→特殊矛盾(断代史-相对运动)”。这一范式同样可以在贯彻落实我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为文明全球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通过近现代科学所产生的理论基本范式，实质上是在古今中外所有文明及其理论体系之上，又产生了一种能够俯瞰一切的理论。无论是我们的古老理论，还是古今中外的各种神学等，都要在科学全球化的环境中臣服于其麾下。这一范式为人类文明的全球化提供了一种优选参考方案，同时也为中华文明通史中的断代史划分奠定了基础。

2．为何人道文明需要先行？根据中华本土理论范式的现代化阐发形式，经近现代科学调研确立两大系统论的本根为：1)宇宙学本根(立论基础)为“大爆炸能量”;2)人类学本根(立论基础)为“劳动意识”(类属于能量)。在古代，我们的“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相对而言较为完整。但随着近现代科学发展，涌现出有机界的“生物学”(即“生命科学”)，而生物学则以生物能(有机能)运动为基础。于是，宇宙能量运动便出现了无机能与有机能的分野，人类学不得不划归生命科学范畴。这打破了古代无机界与有机界不予区分的混淆模式，同时也反衬出近现代物理化学所存在的盲区与缺欠。

（1）近现代物理化学存在盲区与缺欠。近现代物理化学的这一盲区与缺欠是非常明确的：1)据古代理论审视，其只反映“形下之器”的运动，而缺失“形上之道”的运动;2)据现代科学调研审视，其只反映有形的物质运动，而缺失无形的能量运动。因此，其理论不得不被定性为一种“瘸腿理论”。

但也不得不承认，由于科技发展的局限，有些能量运动至今未能在“实证科学”中得到证实，其检测手段仍不够发达，依然存在缺欠与不足。有幸的是，西方科学既不受“气一元论”的束缚，也突破了其神学的禁锢，近代其物质科学得以迅猛发展，涌现出大量物质运动现象，产生了现代物理化学等，这也属于其一大历史功绩。然而，根据能量运动原理，能量才是运动的本质内容，而物质运动仅是能量运动的表现形式。因此，我们的能量运动理论难以对大量的物质运动现象做出合理解释，仍有待科技进一步发展，才能使其慢慢补充完善。这便是天道文明(宇宙学系统论)所存在的短板，在近现代科技发展条件下在一些具体细节上仍难以得到全面的补充完善。

（2）马列本土化为我们文科再立新功，力推人道文明一马当先。通过马列本土化可以看出，由于其隶属于自然界有机能(生物能或生命科学)运动系列，因此在自然无机能运动项下，既从属于宇宙的能量运动，又从属于与宇宙能量运动方向(熵增)相反的有机能能量运动(熵减)，具有相对较强的独立性。

通过科学调研与深度梳理可以看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无神论还是有神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其所谓“文明”的大量篇幅，实则都属于人类学研究的范畴。这是人类最为关注的一个领域，内容也特别丰富。其实，我们党和国家所称的“创新理论”或“人类文明新形态”，所指的也正是这一重大课题。

回顾近现代历史，马列之所以能立下大功、受到我们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原因正在于：

1）马列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急症”发挥了“治标”的历史作用。面对西方列强入侵，我们传统理论表现出软弱性，无力抵抗，唯有马列的“阶级斗争”理论能够弥补传统理论的不足，指导中华民族取得救亡图存斗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2）马列本土化也将对中华文明“缓症”发挥“治本”的历史作用。马列通过本土化，不仅填补了我国古代人类学立论基础的空白，而且将古今中外的人类学通过去芜存菁统合在一起，同时将人文科学与经济学紧密结合，从而为名副其实的“人道文明”开了先河，实现了急症与缓症一起治的奇效。

在马列本土化对人类学短板补充完善之后，我们的人道文明完全可以说名副其实、完美无缺。由此，它将中华文明软实力这一弱项一举转化为强项，因而可以在我国教育和社会普及中率先推开。在日、美、欧、印、澳等试图搞“亚太北约”围攻中国的当下，将其首先推开正逢其时。这既属于我国所急需，也属于整个世界所急需的一种文明，在目前的世界大乱中，定能发挥非常积极的历史作用。

在首推人道文明的同时，我们的天道文明也不能缺席，因为它属于人道文明的基础。有鉴于天道文明项下的物理化学等能量运动内容尚不够健全，可将其“本根(大爆炸能量)→正能⇌负能”对立统一运动的内容先行确定下来，而所欠缺的物理化学等具体细节的能量运动内容，则可留给近现代科学领域的内行专家们慢慢补充完善。

（二）“文明”概念需要重新定义

学界有关“文明”的定义，目前在我国主要存在着两种版本：一是中国版本，二是西方版本。根据我们本土理论基本范式加以理解，二者则存在着不同的释义。

1．中国版本。其主要属于孔子说与孔颖达说。孔子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这是孔子在注解《易经》时于《易经·乾卦》中的解释。孔颖达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这是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的解释。

大家清楚，孔子是以研究人类关系学见长的，因此他习惯于通过人类学来解读《易经》。根据近现代科学的学习考察可知，古代科技由于难以区分无机界与有机界，很容易将两种不同的学问“搞串门”，这类似于西方运用神学解读宇宙所犯的同一类型错误(对此都不必过于苛责)。二者的区别仅在于：一方属于无神论，另一方则属于有神论。中西方也基本各自以其解读沿用至今，并对现代继续发挥着相应的影响。

而孔颖达的解释则表明，其“经天纬地曰文”显然是对天、地的基本认知，并未注明其在“字”出现之后才有“文”，这就为我们对孔颖达的解释留出了空间。但一般情况下，“文明”则是与文字联系在一起的，而文明则是在文字出现之后才产生的，所以根据近现代科学理解，我们古代文明主要指向了现代的自然科学，包含着古代的天道与地道，而其“照临四方”则也给我们与人道产生理解留出了空间。

202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冯时的《文明论》，其基本观点为“天文为文明之源”。他认为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龙”属于根据天象而虚拟的一种生物，那么孔子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则可理解为其既包括天文也包括人文了。所以，孔子说与孔颖达说既可以说是全面的，也可以说是模糊的，让后人很难把握。

根据近现代科学进行梳理，我们古典中的一些概念的内涵就明确起来了，其既包括现代的天文学也包括现代的物理学和人文科学。而根据马列的本土化，其为我们古代人类学弥补了人类诞生本根，并结合道儒释等形成了现代名副其实的人道文明。由此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和马列本土化，其为我们中华文明两大系统论划清了清晰的界限，使我们拥有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天道文明与人道文明”(注：天文学与物理学因“道与器”关系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马列本土化不但为我们人道文明增光溢彩，而且也使我们的天道文明与人道文明两大系统论更加完整而清晰。

2．西方版本。伴随着西学东渐和我国长期普及西方教育，西方将文明标准定义为“文字、城邦与青铜器”，这一标准在我国发挥着广泛影响，例如中华文明几千年乃至上万年之说，便是在此框架下展开的讨论。受其影响，我国考古学致力于地下挖掘，以证实中华文明如何起源、如何悠久。这在客观上对我们研究文明起源产生了一定的误导作用，并大量耗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至今仍未能完全摆脱这一影响。

3．“文明”概念的混乱导致一系列课题难以走出泥泞。最近通过网络观察，有两种现象再度引起了自己的关注，它们都与“文明”概念相关：

（1）古籍之“箭”难以射中近现代科学之“的”。这个问题在前文中已有所讨论，但仍有些意犹未尽。中华古老文明与近现代科学之间的那道代沟，至今仍难以填平。在中西方文明博弈的话题中，有些学者虽然很能“之乎者也”一通，却很难找到与近现代科学对话的接口，难以进入其前沿阵地展开实战，往往难以一语中的，不过是“隔靴搔痒”。有时甚至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在中华文明保卫战中向天放空炮，反而与进攻方打成了“互不相害”的局面。

（2）西方哲学的非黑即白思维阻遏我们阴阳的互根互存思维回归本位。由于长期以来普及西方教育，我国学界基本已习惯于西方哲学的理论思维，对我们传统的本土理论思维基本无感。虽然我们党媒通过循循善诱加以引导，一些西史辨伪和资深学者对其认识也在逐步深入，但总感觉其未能掌握我们领袖们那种“纲举目张”的简约要领，在贯彻落实中仍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

在对“文明”概念的理解中，主要是根据西方划定的“蒙昧时代→文明时代”而来，而如此划分的理论依据，完全是秉承西方哲学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一划分并非全无道理——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纵向上，后者确实比前者在文明程度上有所进步。但其本质上属于一种静止思维，暗含着非黑即白的逻辑关系，要“消灭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便与其存在很深关联。

然而，中华文明的阴阳思维则不同。对立统一运动的双方互根互存，始终处于运动之中。阴不能消灭阳，阳也不能消灭阴，否则自身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此，在中华语境中，“文明与野蛮”才是一对互根互存、对立统一的基本概念。正如《道德经》所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正是这一思维的体现。这也与我们人道文明中的“人道与兽道”、“人性与兽性”、“劳动性与寄生性”相统一。所以，唯有排除干扰、端正思路、回归我们传统理论思维的本位，才能“正本清源，返本开新”，从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立自主之路。

（三）尝试中华文明断代史划分

关于中华文明断代史的划分，多年前就曾在网络中遇到有学者提出这一问题。但由于当时自身知识积累不够，也缺乏系统性思考，所以一直未敢在这一话题中置喙。

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既然中华文明通史已经重新得到现代化解读，那么其断代史也毫无疑问需要依据通史进行相应的现代化阐释。

愚下虽然才疏学浅，且是半路出家，但仍觉中华文明通史与断代史划分的基本关系有必要加以研讨，亦需予以现代化处理。故此决定撰写本文，并连同网络观察中所遇到的其他问题，继续献丑谈点个人看法，供大家思考。

1．中华文明研究虽然以天道文明为基础，但重点应落脚于人道文明。这并非中华文明的独到见解，世界各种文明其实都是如此。虽然它们都从怎样认知宇宙开始，但其重点都落脚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与操控。因此，世界各种文明在此存在着某种统一性，这是非常明确的。

只要具备基础科学知识就会明白，宇宙演化通史不等于人类进化通史。宇宙的断代史(自物质诞生起)也不等于人类进化的断代史(如所谓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两者相差甚远，不可同日而语。由此，便将我国学界那种对天文与人文不加区分的解读，剔除出局了。

根据天文与人文的这一划分，西方神学与哲学事实上也被剔除出文明之列了。前者天文与人文不分，统一由上帝“创世纪”;后者则运用“抽象思维”人为地解读天文与人文，同样将二者混为一谈。由此观之，神学与哲学都属于缺失科学根据而人为编造的文明和历史，它们实质上是一回事。当前正如火如荼的西史辨伪，以及欧洲几个八国联军列强国家现已有意归还曾劫掠我国文物和埃及金字塔“露出钢筋”等，正为其提供着越来越多的证据。

其实，通过以上“中国版本”对文明的阐释可以看出，它们实质上指的都是人类文明，并且始于运用语言、符号或文字记录自然与人类的运动。由此，才能通过对事物运动发展的观察与分类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形成初步的认识，以便认知、适应与改造自然(注意：这种认知、适应与改造自然，与马列的“劳动”含义基本相通)。

2．中华文明断代史划分也彰显出我们鲜明的中国特色。前面已经提到：人类也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在对自然的认知中必然包括我们人类自身，不能将自身划归自然之外，更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如神学)。由此，人类对自身的认知也应属于“劳动”，我们的人文科学同样属于劳动的产物，否则便犯了原则性错误。

（1）中华文明断代史划分应注意人文科学这条主线。既然通过马列本土化补齐了我们人道文明的短板，使我们对人类文明通史具备了完整的认知，这就为断代史的划分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指导的过程中，我们得出了“人文经济学”理论体系，并可以拿出独立自主的断代史划分方案。但在着手划分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首先理清：断代史的递进，究竟应以人文科学运动发展为主线，还是以经济运动发展为主线?若不理清这一问题，便难以得出与人类通史相应的答案。

马列的人类劳动起源论，我们对其的领悟往往是偏狭的，一般都将劳动理解为体力活(如学校组织的学农、学工，以及“工人阶级”等)。但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将科学技术划归为“第一生产力”，这无疑是对“劳动”概念的一种延展，具有进步意义。而根据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基本含义，其首先对“人性”给出了基本定性，说明人的本质事实上属于“劳动性”。经济则是从属于人类的一种活动，由此便摆正了人文科学与经济学的基本关系。

这对长期接受马列“政治经济学”教育的许多人来说，未免有些“离经叛道”。因为我们一直被灌输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由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虽然也补充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但其存在和运动的基础终究是生产力。于是，这一教条就很值得商榷一番了。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而不像西方那样“以神为本”。因此，以儒学著称的人文科学便成为我国的显学，其显然发挥着类似西方神学的功能。所以，我们党鼓励研究“人文经济学”，并将人文科学置于经济学之前，这既合乎中华传统，续接中华文脉，也符合我国国情(下文还会继续这一话题)。

（2）中华文明断代史划分的尝试。这在我国学界，如同马列本土化一样，属于一个老大难问题。近现代以来，我国学界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思维逻辑，无论是学术理论还是科学技术，无论是文明通史还是断代史划分，基本都是以西方马首是瞻、曲意逢迎，一直处于跟跑状态。为此，许多学者深感委屈，也有些愤愤不平。

前几天，曾将自己对断代史划分的雏形在网络小范围内进行过共同研讨，结果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好评。现在就结合划分依据，将其展示如下，供大家讨论：

中华文明断代史划分尝试：原始社会(文明初启)→ 神人文明(特征：半神半人进化状态，类似于现代美西方的“半神半兽”发展阶段)→ 初级天道文明 初级人道文明(如儒学等)→ 现代天道文明 现代人道文明(包含：社会主义 → 中级人道文明 → 高级人道文明)。(注：对于“社会主义”，在此也不区分什么特色不特色了，反正都是我们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如此也可以消弭一些不必要的争论。)

下面就将中华断代史如此划分的基本依据简介如下供大家参考：

①原始社会（文明初启）。在原始社会，应该说中西方文明不存在多大区别，都应处于“文明初启”状态，但对“文明”的理解与解释则出现了分歧。根据中华的“阴阳”思维，“文明与野蛮”属于对立统一运动的一对矛盾体，它们互根互存、互根互用。由此，人类文明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与人类的进化绑定在一起而不断演进。根据达尔文进化论，人类是由普通动物进化而来，由此便出现了“人性与兽性”之分。人性自然与文明同类，而兽性自然与野蛮同类，如此归类，才符合我们的阴阳思维。

很显然，这也是根据马列本土化而来的。根据恩格斯的人类劳动起源论，显然也采纳了达尔文进化论。由此，“人性与兽性”和“劳动性与寄生性”自然合并为同类项。因此，“劳动”也与文明概念相关联。

然而，如此理解文明概念，既不同于我们古代，也不同于西方。

1)我们古代由于科学发展所限，也由于无机界与有机界不分，更未能求出人类诞生之根。尽管其文明之“文”与文字相关，但根据《易经》与《道德经》根本性的阴阳思维，不应仅仅局限于文字来理解，例如，《易经》的阴阳符号早于文字，谁能说其不属于文明?再如，我们中华语言一直就属于“先大后小，先老后少，兄弟姐妹”的逻辑排序，说明在其语言诞生与发展过程中，早已存在着这样的顺序逻辑关系，谁又能说其不属于文明?若不承认这种顺序逻辑关系也属于文明，便会束缚我们的思维，难以透彻领悟与理解中华文明的准确含义(对此，我们不应苛责先人，但也应承认其思维的局限)。

2)根据我国学界的反映，其仍然深受西方“蒙昧时代→文明时代”划分的影响，实质上仍深陷于“文字、城邦、青铜器”的框架之中难以自拔。很显然，西方“蒙昧→文明”的进化并未反映达尔文进化论，而是表达人类社会“落后→进步”的一种比较，这同样局限了我们的思维。这个问题对我国影响不小，为了证实我们文明如何如何早于西方，上面已列举出考古界大量挖掘古坟古墓，至今仍乐此不疲。

②神人文明（特征：半神半人进化状态，类似于现代美西方的“半神半兽”发展阶段）。

在上古时代，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我们的历史一直由神话传说在流传，直至商朝才出现了早期的甲骨文记载。由此，虽然不知道原始社会从何时结束，但商朝之前这段历史由于产生了初步的文字记载，便由神话传说在慢慢向着无神论进化之中，所以称其为“半神半人进化状态”。

周朝因《周易》的产生，使我们中华文明主流进入了无神论时期。但实质上，我们的“半神半人进化状态”仍在一条副线上持续流传，例如后来的“天子”和“君权神授”等观念。直至现在，有神论在我国一部分人群中依然存在。

也正是从“神人文明”时代开始，我们中华文明便与西方文明产生了分野：我们处于“半神半人进化状态”之中，而西方则迈入了“半神半兽”的发展阶段，直至现在都未能从中挣脱出来。西方产生文字较晚，长期缺乏素材积累供其汇集整理，其文明进化因此被延误，至今仍处于“半神半兽”状态，仍在奉行“丛林法则”，仍然将“人性=兽性”来理解。

严格来讲，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美西方“半神半兽”的人文科学，还没有我们商朝时期先进。至少我们先人没有将人当做“禽兽”来看待，并且已经将人类与禽兽区别了开来。

根据我们中华人道文明对西方文明进行评判，直接就抄了西方文明进化的后路。尽管西方几百年来抓住物质运动研究取得了科技的快速发展(说明其在搜集物质运动现象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但其社会科学的“丛林法则”较其自然科学的“物质运动”还要落伍。根据其“神哲科”理论体系总体来看，其基本矛盾(绝对运动)仍由上帝来操控，而其特殊矛盾(相对运动)则任由“弱肉强食”的禽兽群魔乱舞，说明其社会科学比其自然科学更加落后。

这一下就给所谓的“西方文明”摘了高帽，也给我国那些崇洋派当头泼了一瓢凉水。由于西方长期缺少文字记载历史，这可把西方社会给坑惨了，以至于其文明和历史仍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那种由“现象→本质”的初级求索阶段，严格来讲这属于“逆序思维”。由此，无论其思维还是语序，更包括其文字表达，都是由“小→大”、“子→父”、“果→因”等基本逻辑在流传，其与事物的自然演化顺序倒着来，导致其深陷积重难返的泥泞状态而难以自拔。

③初级天道文明 初级人道文明（如儒学等）。自商朝的“神人文明”(巫政合一)到周朝道德文明的建立，我们的主流文明通过文王“演周易”进行重构，步入了无神论时代，从而为中华文明的定型和信史的流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朝所诞生的三大学问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扬影响深远：

1)《易经》的修订初步产生了我们的天道文明。根据考察解读，《易经》是从研究“运动”着手研究自然的，其阴阳符号反映的是运动，所以仍有待于补充完善;

2)《道德经》以《易经》为基础，在天道文明之上也大量涉足人道内容，为我们人道文明的形成开了先河;

3)儒学源自社会调研，并对调研结果给予了初步加工，形成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理念。由于受科学发展所限，未能找到人类诞生之根，所以难以形成系统性的人类学理论体系。但其结合《道德经》的论述，将自己开创的儒学归入了“道统”，并着重强调“德”的作用，为其儒学的归位做出了非常明智的抉择。

根据近现代科学考察也发现，尽管周朝这三大学问并不十全十美，受当时科学发展素材有限的局限，仍存在某些缺欠与不足，但我们古圣先贤凭借着自己的高超智慧，创建或重构了这三大学问，为我们后人进行学术理论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范式，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文明遗产。

通过对这三大学问的梳理，可以反映出一条基本线索：其重心在由天道逐步向人道转移。虽然我们的人道文明理论框架尚不够健全，但其“道”与“德”这一基本结构则是完整的。孔子将自己的儒学主动归入“德”这类应用类人文科学，正是这一结构的具体体现。

也正是由于这三大学问仍不够十全十美，存在着自身的缺欠与不足，所以在两千多年的传承中时断时续，尤其是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下，使我们险遭亡国灭种之灾。因此，称其为“初级天道文明 初级人道文明”应该是实事求是、合理的。

(注：前文曾将儒学的“仁义礼智信”与人道文明之“人道”作比，并称之为“半成品”，在此特做检讨。此处将其归类于“德”，便顺理成章了。这样既符合历史的真实，也能使众多儒学者易于接受，更能突出我们中国特色。)

④现代天道文明 现代人道文明（包含：社会主义→中级人道文明→高级人道文明）。严格来讲，我们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已进入了“中级人道文明”，其事实上属于我们中华文明在西学东渐中走失自己后，在我们党领导下又逐步回归人道文明的一种过渡。

对于如此划分断代史，尤其是对所谓的“近代史”连提都不提，争议可能很大。但我们划分的基本依据是人文科学，而不是“生产力”或“经济基础”。比如，自八国联军入侵以来，我国的人文科学有所发展吗?没有，反而是倒退。那时不但不讲道德、崇德向善，反而把我们的传统文化砸了个稀巴烂，并将西方的丛林法则引入进来。西方的“哲学”更是把我们传统的顺序思维改造成了逆序思维，通过物质运动的“现象”永远也求不出“本质”，最终只能皈依于神学。

因此，这段历史实质上是在拉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倒车，只能将其如“五胡乱华”或“元清入主中原”一样，划归动乱时期，不应成为我们文明发展的历史主流。

说到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不得不专门研讨一番：中国为何没像西方一样走入“资本主义”?根据我们传统的人文科学，这一问题的答案便更加清晰了。

中华文明发展的主流一直属于人道(这也正是中华文明传统的“意识形态”)，它对西方那种资本主义的“兽道”具有天然的排异功能。再加上我们党领导劳动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鼓动并运用的仍是一种人道力量，资本主义在我国就更是立不住脚了。因此，我国社会革命成功后，在西方话语的政治体制中选择“社会主义”，便顺理成章了。

社会革命的成功并不能代表文化革命的成功。对这个问题认识最为深刻的，仍属于我们老一代革命家。他们担心“资本主义复辟”，实质上就是担心寄生在劳动身上的“兽性”泛滥，担心会改走“兽道”之路，导致我们党领导并牺牲那么多人所开创的伟业“付之东流”。因此才毅然决然发动了那场“革命”。

虽然那场革命的初心毫无挑剔，但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度，运用西方哲学那种简单的操作方法，便难以奏效了。最终，它并没有成功。

严格来讲，那场“革命”在摸索前进中也属于一种试错。在此不得不敬佩我们党：在领导我国摸索前进中，既敢闯敢试，又灵活多变，通过社会实践发现失误也能够及时止损，更能像四渡赤水一样另寻战机。于是便出现了我们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使我们终于“北上”成功，为我们继续革命和建设打开了另一片崭新的天地。

这就是我们的中华智慧。在这次国际性的“四渡赤水”中，把美西方也整得有些晕头转向。他们现在才慢慢品出味来，但看到我们发展壮大后，为时已晚，不得不纷纷前来向我们作揖了。

严格来讲，西方学术理论的一些概念基本都属于现象学，在我国其属于“术”或“器”的层面，难入中华之道的大雅之堂。大家都应注意到，十八大以来，通过倡导“文化自信”等，党和国家正在引导学术理论向我们的传统文明回归。最近，媒体中倡导道学的宣传越来越多了起来，网络中更是此起彼伏、如火如荼。这说明，我们的文化复兴终于突破了思想理论的禁锢，正在形成一轮汹涌的波涛，奔涌向前。

这应是在“初级人道文明”的基础上，通过消化吸收近现代科学发展成果和各种文明的优长，融合成集大成优势，正在迈入“中级人道文明”的门槛。

至于我们人道文明发展的未来，其方向也已经明确：待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它将既融合大同社会，又融合共产主义，走向更加“高级的人道文明”。

第四节：后记

探索至此，这一文明理论的尝试性梳理算是可以划个句号了。但回顾其梳理过程，它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供我们继续思考。

（一）理论梳理也属“摸着石头过河”并敢闯敢试的产物

在对科学调研与理论问题的探讨中，其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后来又在不断地往回收，希图通过一种简单而便于理解的形式呈现给大家。在梳理中，自然呈现出了“由厚到薄”再“由薄到厚”的读书法，运用它来解读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同样适用。用中医术语来概括，可以称之为“由标及本”再“由本及标”的动态解读，这也正是其标本兼治的基本原则。

正是这种读书法，使我们在近现代科学发展条件下，进一步读懂了我们古老的《易经》与《道德经》等，也读懂了古今中外文明的历史及其理论体系，从而为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理清了基本的思路。

既然通过近现代科学调研读懂了我们最经典的古籍和古今中外文明，那么运用其“由标及本”再“由本及标”两道梳理程序审视我们的近现代理论与思维，就可以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再运用科学调研中所积累的人类文明一切成果，完全可以地地道道地构建我们的现代文明和理论体系，从而回归中华文明运行的基本轨道。

然而，中华文明的这次回归却惊险异常。在中西方文明博弈中，我们虽曾一度成为“丛林”中猛兽们围猎的猎物，险遭亡国灭种之灾，但最终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运用自己的智慧反守为攻，反而将西方文明解构重组，坦坦然然地消化吸收进来，使其成为我们文明茁壮成长的营养。

同时，这次文明回归也非同小可，它属于三千年来我们古老文明的又一次史诗级重塑。它不仅补充完善了古老理论的缺欠与不足，也推动世界科学与文明将要产生一场大革命，从而在近现代科学推动下使我们古老理论焕然一新。具体表现为：

1)中华本土理论范式实现了现代化，从而在所有理论体系之上建立了崭新的一级学科，并成为古今中外所有文明共同拱卫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2)运用本土理论范式成功实现了马列本土化，并由此统合道儒释等，产生了名副其实的人道文明;

3)在中华本土理论范式之下，天道文明(宇宙学系统论)与人道文明(人类学系统论)也都经过现代化洗礼，并煜煜生辉，共同组成了中华文明理论体系的强大阵容，在世界文明星空中成为一颗光彩夺目的星斗。

（二）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是否也属于一种急需？

根据马列本土化所产生的“人文经济学”，人文科学显然居于首位。按照国民经济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的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一，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显然已经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出现了人文与经济发展倒挂的局面，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我国虽然是一个文化大国，但是否也属于一个文化强国?这一问题问得我们心灵发颤。我们的人文科学曾一直领先于世界，然而一百多年来，居然被西方文明压抑得难以翻身，自问起来，不能不令我们国人汗颜!

我们党反复强调：“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但面对卷帙浩繁的古籍文献，结合近现代科学发展，我国学界是否也需要为全民阅读提供一种现代化的“供给侧改革”方案?这也是历史向我国科学文化提出的一种心灵的考问。

此外，在前文中曾提到，这场世界大乱中的“文战”主要在中美之间上演。面对当前的世界之乱，积极献言，为我们党的“创新理论”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多提供一些参考以备急需，并由其配合我们党和国家的四大全球倡议走向世界，助推人类文明勘乱，难道不正当其时?!

然而纵观我们的文明复兴，国学仍在“之乎者也”的泥泞中艰难跋涉，科学也基本在西方的物理化学中徘徊不前，文化教育更与现代化需要有些“文不对题”。历史的发展要求我们古老文明以马列本土化所催生的人道文明或人文经济学为凭据，从其“治本”开始进行彻底的“供给侧改革”，由此才能将道儒释等统合在一起，对其缺欠与不足给予公平公正的评判，从而形成一种现代化的理论体系。

这里所谓的“供给侧改革”，是沿用我们经济改革词汇而来。严格说来，其实质是依据近现代科学发展，对我国古老文明三千年来的又一次历史性重构。

根据中华文明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程序，按照我们文化思想的指导，其“主体性”或基本盘需要先建立起来。例如，天道文明中的“大爆炸能量→正能⇌负能”，以及人道文明中的“劳动意识→人性⇌兽性 劳动性⇌寄生性”的对立统一运动，这些都属于通史的基本矛盾(绝对运动)范畴，属于“经学”。在历史的纵向发展中，它们遵循着严格的原则性。

而断代史中的特殊矛盾(相对运动)，则呈现为历史向前运动发展的横截面，属于从属性的矛盾与运动，这属于“纬学”。它可以根据历史的具体运动变迁而调整，体现出相应的灵活性，允许出现一些暂时性的偏离甚至走失，但最终仍受基本矛盾(绝对运动)所制约，不可逾矩。

回顾中华文明整部历史的发展，虽然曲曲折折，但最终仍要回归我们道统理论体系的运行轨道，由此组成了一幅经纬相织并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

坦率地讲，这一系列探索与目前惯于运用哲学思维的专家学者是不同的。除理论范式的差异外，所运用的基本概念也有所不同，这完全属于一种既古老而又崭新的探索。由于才疏学浅，疏漏与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