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延安春寒料峭，延河渐渐解冻，一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正在全党普遍开展。

这天，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发表著名的《反对党八股》演说，列出“党八股”八大罪状。

讲到第三条罪状“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时，他说了一个故事：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见过一条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意思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中间一竖拐了两个弯，“人”字的一捺加上了三个撇。

至此，毛泽东顿了顿，严厉地说：“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战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

此时，中央大礼堂现场气氛格外热烈，室外却北风呼啸。此刻，有一个人的心情比北风更加寒冷，他就是这条标语的书写者——钟灵。

钟灵确实很难“解释”。毕竟，4年前他书写这条标语时，只是觉得“工人”两个字笔画太少，与其他字放在一起显得不太匀称，就想来点儿花样，把美术字写得好看一些，一点也没有“发誓不要老百姓看”的意思。钟灵一颗心七上八下，生怕别人知道那条标语是他写的。

其实，担心是多余的——延安整风贯彻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目的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很快，钟灵就释然了：毛泽东不过是顺手拈来的一个例子，就事说理，用来说明文艺和宣传工作必须改进文风、紧贴实际、弄清对象，一撇一捺都要让群众看得懂且乐于接受。

“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整风运动中，这样的批评并非孤例。有一次，毛泽东看文件大为光火：“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

还有一次，他看完高克林整理的《鲁忠才长征记》，感慨道：“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并亲自撰写按语，要求把“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

时间来到1949年9月，为了迎接开国大典，从延安鲁艺走出来的艺术家钟灵，负责天安门“门面”设计：毛泽东画像悬挂在城楼的正中央，两边是两幅宋体美术巨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一切就绪，钟灵站在金水桥上，瞧着两条标语中各有一个“人”字，不禁想起《反对党八股》中那段话。他自言自语：“这次我写的‘人’字可没那三撇。”说罢，由衷地笑了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钟灵担任中南海俱乐部主任。后来毛泽东得知他就是当年写那条标语的人，钟灵红着脸解释，那种写法本来是隶书的一种，被批评后，再也没那样写过。毛泽东听后先是哈哈大笑，后又语重心长地说：“我当初批评你，不是说你写错别字，而是觉得你为大众做宣传，不该将这种字写在延安城墙上”，“隶书也好，篆书也好，该怎么写还要怎么写，不必受我那篇文章的影响，当然也要看对象，理解我的本意就好了。”

“该怎么写还要怎么写”，这正是实事求是的优良文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理性、务实致用，深入实践、贴近群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则是、非则非，不夸大成绩、不掩饰问题，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自此，钟灵内心深处飘了好几年的阴影被吹拂一空，也更加理解了毛泽东的“本意”：文风话风从来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鲜活的话语、简朴的表达背后，体现着党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反映着党对群众的态度和感情，蕴藏着决定成败兴衰的伟大力量。

时至今日，这则故事仍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说到底就是群众观点不牢、群众立场不稳。从这个角度看，今天我们痛批的那些文风痼疾，根子上是同一种病。那些言之无物的空话套话，是懒得去了解群众想听什么、需要什么;那些装腔作势的吓人表达，是习惯了对群众摆架子、抖威风;而那些热衷于造声势、树“亮点”的材料，更是把群众的感受抛在脑后，满心只想着“上级注意”。凡此种种，文风之弊的背后，都是群众路线的偏离。

“改文风，改什么?一切不良文风都是不符合党的性质、宗旨的，都是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相背离的。”习主席反复强调“文风不是小事”，鲜明指出了文风与作风的内在关联。当前，全党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核心就是回答好“为谁创造政绩、创造什么样的政绩、怎样创造政绩”。检验政绩的唯一标准，说到底就是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从“标语写给谁看”到“政绩为了谁”，道理一脉相承：不看对象，就是忘了根本;不为群众，就是丢了初心。

作者：张顺亮

编辑：汉 梁

校对：葛 畅 秦耀达 戚志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