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Chainmunity｜ 链合体

本章聚焦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与思想的深刻变迁，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战后美国语境中的沉寂与复兴，以及“新左翼”兴起的历史逻辑。

本章梳理了《每月评论》群体、斯威齐、杜纳耶夫斯卡娅等一系列关键思想家的思想实践，揭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在美国完成了从“经济危机批判”向“帝国主义批判”与“人本主义批判”的重要转向。同时展现了美国各学者对“青年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新发现，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回应新时代青年的多方面追问，从而重新焕发活力的历史过程。

同时本章也指出，新左翼并非简单复归马克思主义传统，而是在吸收反帝国主义理论、民权运动经验以及全球解放运动影响的基础上，对“革命主体”和“解放路径”进行了重新界定。

在反帝国主义、种族运动以及女性主义挑战中，我们能窥见马克思主义仍在散发不竭的活力，时至今日，美国尚未证明马克思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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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安德鲁.哈特曼

（AndrewHartman）

翻译| 杜子春

校订| Saturn

编辑| xingss

审稿| 烟尘

翻译｜马克思如何在美国复兴：新左翼的兴起

(选自《马克思在美国》第七章——人本主义解放者：新左翼)

一.美国尚未证明马克思是错的

威廉・阿普尔曼・威廉姆斯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二战后的数十年间，美国资本主义成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经济体系。1960年，美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7%，却创造了全球40%的收入。然而，就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具有压倒性扩张趋势的预言应验之际，他的声誉在这个作为该体系核心引擎的国家却岌岌可危。

马克思在美国的影响力几乎消失殆尽——但并非完全如此。在第二次红色恐慌期间，几位勇敢之士让马克思的思想在美国得以存续。其中便包括这份鲜活的独立社会主义刊物《每月评论》的无畏编辑们。该刊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与利奥·休伯曼于1949年创办，F.O.马西森为其提供启动资金，它连接了20世纪30年代围绕**运转的老左派，与20世纪60年代在反战青年中兴起的新左派。在《每月评论》的圈子里，马克思的理论在阐释美国战后无止境的扩张主义方面，其价值丝毫不逊于其此前剖析资本主义战前崩溃根源时的作用。

二.新左派与老左派之间的桥梁

斯威齐是《每月评论》背后最核心的学术支柱，考虑到他成长于美国东部资产阶级家庭，这一点或许令人意外。他的父亲是纽约市的银行家，母亲毕业于一所精英文理学院，他先后就读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与哈佛大学，并于1932年以最高荣誉从哈佛毕业。但与斯威齐一样出身东海岸特权阶层、后来成为知名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还有不少，其中包括詹姆斯·伯纳姆与德怀特·麦克唐纳。和他们一样，斯威齐也因大萧条走向激进化;同样与他们相似的是，列昂·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成为推动他踏上左倾轨迹的最后推手。但与伯纳姆和麦克唐纳不同的是，他并未加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斯威齐受苏联式国家计划经济吸引，是**的同路人，却从未成为持有党证的正式党员。

斯威齐于1932年首次接触马克思思想，当时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左翼学者琼·罗宾逊。从那时起，他便深信马克思思想的智慧。在1949年为《**宣言》发表百年所作的纪念文章中，斯威齐将这部传奇著作称作“人类整个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他对此从未改变看法。

在英国度过一年后，斯威齐回到哈佛大学，在约瑟夫·熊彼特的指导下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斯威齐凭自身资历成为哈佛讲师后，与熊彼特在多场公开辩论中展开交锋。这两位同代最顶尖的经济学泰斗正面博弈，凸显了20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之间的核心分歧。

斯威齐认同熊彼特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创新是必要的。但他强烈反对熊彼特“创新源于企业家天赋”的论断。相反，无论资本家多么富有创造力，他都只是“自身所处社会关系的工具，这些社会关系迫使他必须创新，否则就会被淘汰”。斯威齐借鉴马克思的理论，坚持认为利润才是资本主义的驱动力，而非创新。他写道：“从这一立场来看，盈利过程本身的形式催生了资本积累的压力，而资本积累催生创新，以此作为维系盈利机制及其赖以存在的阶级结构的手段。”创新是社会过程的结果，而非相反;驱动极具破坏性的资本主义体系持续运转的，是利润动机，而非企业家精神。通过这一区分，斯威齐将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与自由意志主义侧重以个体行为解释结构性经济现象的倾向进行了对比。

熊彼特担心民选官员会制造足够的抑制因素，阻碍企业家创新，进而终结资本主义。与之相反，斯威齐乐见资本主义的消亡与社会主义的到来。在斯威齐看来，由国家监督商品与服务分配的计划型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排除创新的可能，而创新或许能为更公平的分配提供保障。这种经济模式所要遏制的，正是利润动机——这一社会崩溃的终极根源。总而言之，熊彼特主张减少管制的资本主义，而斯威齐则倡导指令性社会主义经济。斯威齐构想的社会主义兼具创新性与非破坏性，是一种“创造性生产”而非“创造性破坏”的体系。

《每月评论》始终倡导社会主义计划。在大萧条结束后及二战期间，这种主张并未超出可接受的范畴，彼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国家，都对重要产品和资源实行中央计划体制。马克思主义者对计划的支持，与在严重经济匮乏时代兴起的老左派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完全契合。但《每月评论》也预见到了新左派对国家资本主义(即后来所称的公司自由主义)的担忧。

斯威齐1942年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提出，国家是资本的代理人。这种紧密关系最可怕的后果便是战争。该论点认为，现代战争大多源于政府为逐利资本家开拓新市场所做的努力。

二战期间撰文时，斯威齐认同自由派经济学家的观点：若国家不以社会支出取代军事支出，从战时经济转型可能会引发新一轮大萧条。但他同时指出，精英阶层会抵制社会项目支出。多数政策制定者认为，资金用于武器比用于公共住房更为妥当。斯威齐写道：“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大规模政府支出形式，唯有以帝国主义扩张和备战为目的的那些。”斯威齐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将老左派对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的担忧，与新左派对资本主义不可避免扩张的担忧联结起来。这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彼时美帝国构建过程中的暴力行径，成为数百万人最为关切的问题。

20世纪40年代撰文时，斯威齐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这使他有别于陷入困境的**人及士气低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但随后，反共迫害者将矛头对准了斯威齐。1954年，新罕布什尔州总检察长路易斯·怀曼依据州反颠覆法获权，对斯威齐展开调查，要求他交出**员关联者的姓名，还勒令其出示近期一场社会主义主题讲座的讲稿笔记。斯威齐拒绝了两项指令，被判藐视法庭罪。他提起上诉，案件最终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于1957年裁定，该州侵犯了斯威齐的正当法律程序权。尽管“斯威齐诉新罕布什尔州案”的多数意见基于狭隘的法律依据，但该判决含蓄地为学术自由确立了更为坚实的法律先例。该案也是反对麦卡锡主义的众多斗争之一，彼时新一代活动家开始反击反共迫害行径。

尽管取得了这一重大胜利，斯威齐却对社会主义的前景日渐沮丧。作为一名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生活在一个极端反共的国家，这彻底磨灭了他对美国工人阶级的希望。到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曾寄予厚望的工人阶级，看起来越来越不具备革命性。但并非一切尽失。佛罗里达州以南九十英里处，身处绝境的农民们重拾了斯威齐对马克思主义未来的信念。古巴革命者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并推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革，赢得了全球左翼人士的钦佩。

斯威齐于1960年访问了革命中的古巴。归国后，他成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社会主义实践的热忱拥护者。革命能动性不再存在于西方的城市工人阶级之中，而是出现在古巴的甘蔗田里。这推动了美国人对马克思思想认知的重大转变。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人士将马克思奉为至高无上的革命思想权威，视其超越所有其他革命思想家。而到了60年代，左翼群体更倾向于推崇切·格瓦拉、毛泽东和弗朗茨·法农等言辞犀利的反帝国主义旗手。这些新加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行列的人物，并未使马克思的地位受到撼动。事实上，在战后反共浪潮期间，马克思曾被视为美国社会最讳莫如深的禁忌，遭受冷遇;而当新一代激进活动家开始反击反共迫害时，这位共产主义思想的奠基人，竟以青年激进运动新象征的姿态重新浮出水面，焕发新生。

《每月评论》代表团古巴之行，从左至右依次为：保罗・斯威齐、保罗・巴兰、菲德尔・卡斯特罗、利奥・休伯曼，1963 年

马克思的重新兴起或许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新左派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毕竟，马克思是最卓越的反资本主义思想家。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即便左派重新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上，马克思的回归也有违直觉。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贫困化的预期相反，美国工人阶级的富裕程度前所未有。《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不再与那些日益自视为“中产阶级”的工人产生共鸣。但一场重大的历史交汇也在发挥作用。

马克思最广为人知的著作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中，为左翼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撑。《资本论》这类鸿篇巨制预言，逐利的本质既会剥削无产阶级，也会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推向危机。但在战后岁月，当资本主义体系复苏并走向繁荣时，这一论断的影响力便有所减弱。不过，马克思的著作有着丰富的内涵层次。他之所以能始终作为革命的思想标杆，是因为其分析与预言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时代、背景或群体。

马克思的思想无疑适用于20世纪60年代。《资本论》第一卷中有一个关键章节，论述了资本主义与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残酷征服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将这一过程称为“原始积累”，并讥讽其为“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玫瑰色曙光”。这一分析，与日益关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关联的新左派产生了强烈共鸣。原始积累包含了各类帝国主义行径，例如对土地与劳动力的无情掠夺，以及将民众强行纳入无产阶级行列。尽管20世纪的美帝国主义与早期欧洲殖民征服的形式不同，但年轻的左派人士，在这位痛斥资本主义中心边缘地带“征服与劫掠”的马克思身上，找到了思想同道。

三.发现青年马克思

但作为反帝国主义者的马克思，最终并未赢得20世纪60年代活动家的倾心。真正契合“宝瓶座时代”的，是其早期著作中雄辩阐述异化问题的马克思，这些著作在二战后才最终传入美国读者手中。这位青年马克思较少论述剩余价值与资本积累，更多探讨资本主义如何使人与自身真实本性相异化，他与撰写《休伦港宣言》的青年汤姆·海登成为同道，该宣言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的纲领性文件。1844年，青年马克思忧虑劳动如何“使人同自身的身体、外部自然界相异化，也同人的精神层面、类本质相异化”;1962年，青年海登则忧心他与同辈人“正不安地审视着我们所继承的世界”。对二人而言，这个世界都对人类精神抱有冷酷的敌意。

译者注

1.Age of Aquarius：宝瓶座时代或水瓶宫时代，这个名词表意本身就很有新自由主义色彩，我一搜这个批词的释义简直要气笑了

豆包释义：西方文化中象征和平、爱与反主流文化变革的时代隐喻，特指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青年反战、民权、反传统的社会运动浪潮。

DS：“宝瓶座时代”是一个源于西方占星学和文化思潮的概念，指的是地球在漫长的“分点岁差”周期中，春分点从双鱼座移动到宝瓶座所对应的时代。它并非天文学上的科学定义，而是一个文化、灵性和哲学上的象征概念。

● 在占星学中，每个星座都被赋予特定的能量和特质。时代的更替被认为会带来人类集体意识和社会形态的深刻转变。

●双鱼座时代的象征：与宗教、牺牲、救世主、二元对立(善与恶)、信仰与神秘主义等主题相关。基督教(鱼是其早期象征)、佛教等主要宗教的兴起与此时代关联。

●宝瓶座时代的象征：与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创新、科技、理性、社群意识、个人觉醒、信息共享等主题相关。它象征着从“自上而下的权威”转向“网络化的联结”。

一些人认为在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反文化运动、科技进步(互联网萌芽)、人权运动的兴起，其能量已开始显现。这个概念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新时代运动” 中被广泛推广和流行。它成为了一种文化叙事，用来描述和倡导：

●人类意识的进化：从恐惧、分离转向爱与合一。

●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民主、平等、环保等普世价值的追求。

●灵性探索的个性化：脱离制度化宗教，注重个人内在体验和直接连接宇宙。

青年马克思不懈地寻求摆脱各种束缚，这包括黑格尔这位思想巨匠对他及他人施加的哲学桎梏。黑格尔辩证法对于在日益复杂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人而言，具有极大的解放意义。马克思始终认可黑格尔的天才之处，其创立的方法将过去、现在与未来无缝地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但黑格尔一些最著名论断的政治内涵，例如其主张国家是人类集体意志的体现，对于马克思这样的革命者而言，其保守性令人无法接受。在马克思看来，他成长所处的专制普鲁士政权，不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马克思早年便与黑格尔决裂，因为他开始将阶级斗争视为世界历史的动力。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位天赋卓绝的思想者在洞悉正笼罩现代社会的日益深重的苦难时所作出的深刻阐述。这部手稿在马克思生前从未出版，是他首次将资本主义作为阶级剥削体系展开的系统性考察。他指出，资本主义使工人在物质层面陷入悲惨境遇，工人维持自身与家人的生计愈发艰难;同时，资本主义也使工人在精神层面饱受痛苦。

它既使无产阶级陷入贫困，又使其产生异化，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恰恰源于资本主义极高的生产力。马克思写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其生产的力量与规模越壮大，他自身就变得越贫困。”他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了这一矛盾：“人的世界的贬值与物的世界的增值成正比。”

资本主义抬高了商品的地位，却将创造商品的人碾为尘埃。这便是马克思将异化称作资本主义核心特征之一的含义所在。人类生产自身所需之物是天性，为自用的劳动成果感到自豪亦是天性。但人类劳作生产出的物品最终与自身相分离，这便违背了天性。而当这些物品作为商品拥有了自身的“生命”，则愈发违背天性。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要素，其前提便是人的异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与自身相异化，与他人相异化。二十多岁的马克思，便已揭示出人类现代生存的悲剧本质。他余生都在为探寻出路而苦苦思索。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由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首次出版，却随即遭到斯大林主义理论家的查禁，这些理论家认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缺乏科学性，即其观点未能遵循正确的斯大林主义路线。对于铁腕的斯大林而言，马克思的思想过于探求本质、过于敏感，而斯大林治下的民众或许正经历着马克思所揭示的那种异化。但这些著作逐渐传到了其他地区热切读者的手中。20世纪30年代，少数通晓德语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发现这些著作的思想极具价值。青年西德尼·胡克借鉴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试图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其作为解决人类现实问题的方法”。在胡克看来，这些著作是其宏大研究计划的有效途径，他计划将对资本主义展开革命性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为实现革命目标提供现实且人道手段的实用主义相融合，构建一种新的自由哲学理论。但直到20世纪40至50年代这些著作的英文版本普及后，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与活动家才了解到这位青年马克思的思想。

为美国读者译介青年马克思思想最主要的人物是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她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却被忽视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杜纳耶夫斯卡娅原名拉亚·什皮格尔，1910年生于俄罗斯帝国境内后归属乌克兰的地区，其家人于1922年移民美国。杜纳耶夫斯卡娅向来激进，13岁时便领导罢工，抗议其就读的芝加哥公立学校严苛的校长。她少年时期加入**，18岁时因向同志提议阅读托洛茨基在遭清洗后对斯大林的回应文章，被开除党籍并被推下一段楼梯。

尽管如此，杜纳耶夫斯卡娅仍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她参与了1934年旧金山总罢工，并在洛杉矶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1936年，她迁居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与全国黑人大会合作，为佃农权益奔走。20世纪30年代末，她加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在墨西哥城担任过托洛茨基的私人秘书。1940年，因托洛茨基始终将苏联辩护为工人国家，杜纳耶夫斯卡娅与他分道扬镳。

与脱离该运动后在政治立场上转向右翼的数名托洛茨基主义者不同，杜纳耶夫斯卡娅始终是一名坚定、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她依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形成的非传统马克思主义流派，是一种新哲学的核心。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这一理论创新被称作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其提出恰逢其时。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激进分子因试图推翻前辈建立的体制而被铭记，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试图构想体制之后的图景。杜纳耶夫斯卡娅借助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恰好提出了这样的构想。

从左至右依次为：迭戈·里维拉、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列夫·托洛茨基，墨西哥城，1940年

四.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

杜纳耶夫斯卡娅并非独自创立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这种理论倾向早已与其他马克思主义流派并存。杜纳耶夫斯卡娅熟知众多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包括格奥尔格·卢卡奇、瓦尔特·本雅明、赫伯特·马尔库塞等更具人本学倾向的学者。但她的两位亲密战友——富有创见的C.L.R.詹姆斯与才华横溢的格蕾丝·李，对其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形成影响更为深远。

杜纳耶夫斯卡娅与詹姆斯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相识，后因苏联问题的争论一同退党，转而加入马克斯·沙赫特曼领导的工人党。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开创性理论家之一(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与国家相互依存)，杜纳耶夫斯卡娅与詹姆斯于1950年联合战友格蕾丝·李合著了一部著作。《国家资本主义与世界革命》一书既批判苏联的专制统治，也批判美国的职场专制。为阐明二者的关联，詹姆斯及其同仁诉诸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反抗“当权者”——无论其维护的是种族主义、资本主义还是帝国主义——本质上都是反抗沉思的青年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状态。

尽管杜纳耶夫斯卡娅与詹姆斯致力于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置于国际语境中，但他们对这个更关注地球另一端的事件、而非本土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始终不甚满意。因此，他们在工人党内组建了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团体，名为约翰逊-福里斯特派，该名称源自他们的笔名——J.R.约翰逊(詹姆斯)与弗雷迪·福里斯特(杜纳耶夫斯卡娅)。以里亚·斯通为笔名创作的李加入后，约翰逊-福里斯特派将其深厚的理论才能聚焦于美国的种族问题。

这三人组成了美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团体之一。杜纳耶夫斯卡娅凭借其深厚的哲学学识，以及对民权与妇女解放事业的热忱投身其中。詹姆斯贡献了其渊博的历史智慧，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行动主义结合点的敏锐洞察。李凭借其哲学与语言天赋，于20世纪40年代与杜纳耶夫斯卡娅一同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部分内容译为英文。李作为华裔移民之女，且最终嫁给黑人汽车工人、劳工组织者詹姆斯·博格斯，她也推动该派别重视民权问题。

该派别成员，从左至右依次为：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C.L.R. 詹姆斯、格蕾丝・李，约 20 世纪 40 年代末

杜纳耶夫斯卡娅、詹姆斯与李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分析与对美国语境下种族主义问题的人文主义关注相结合。这一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愈发显现出其现实意义。由三位移民——其中两位为女性、两位为有色人种——来修正并拓展美国左翼人士对马克思思想的认知路径，这并不令人意外。有时，身份立场能以富有成效的方式塑造认知视角。

杜纳耶夫斯卡娅1958年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使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为人所知。杜纳耶夫斯卡娅耗时数年周游世界宣讲此书，该书被译成多种语言。她希望通过此书，将马克思的思想从苏联手中重新夺回。1956年的两起事件使其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尤其在东欧，该书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流传。同年2月，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公开披露斯大林的罪行，此举举世闻名。这些罪行对苏联的批判者而言并非新事，但这是苏联领导人首次予以承认。这一讲话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中引发轩然大波，美国及其他地区无数人愤而退党，其中甚至包括许多长期为苏联辩护的人士。

1956年10月，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镇压了一场旨在建立独立、民主、社会主义匈牙利的革命。这一暴力镇压行径也令全世界民众，包括众多左翼人士感到憎恶。在数量不断减少的社会主义者中，部分人开始寻求不受苏联玷污的革命纲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由此登场，他曾主张，我们“尤其应避免将社会塑造成与个体相对立的抽象存在。个体即是社会实体。”杜纳耶夫斯卡娅指出，这一理念与苏联共产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她写道：“如今，面对铁幕两侧人类为争取完全自由持续进行的斗争，存在一场名副其实的阴谋，将作为解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其对立面——作为奴役理论与实践的共产主义混为一谈。”她的目标是“重塑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形态，马克思将其称作‘彻底的自然主义，亦即人道主义’。”

杜纳耶夫斯卡娅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一书中设定了两个目标。其一，她希望将马克思展现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与人类自由的灯塔。其二，她试图发掘马克思思想的美国渊源。事实上，该书副标题《从1776年至今》，彰显了美国历史在其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杜纳耶夫斯卡娅写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追求解放的本能诉求的理论表达。”与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强大资产阶级抗争的美国无产阶级，曾启发了马克思;而若按杜纳耶夫斯卡娅的愿景，它还将继续激励马克思主义者付诸行动。

尽管杜纳耶夫斯卡娅着重研究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但她坚称青年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之间不存在清晰的分界线。青年马克思抽象地探讨了导致人类异化的根源，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只是对此作出了更为具体的阐释。

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作为马克思成熟思想巅峰的《资本论》，建立在其毕生对人类实现自由所需条件的理论建构之上。此外，她提出，马克思关于人类自由的完整详尽构想，源于他对美国无产阶级的关注。这一点在其对工作日问题的聚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内战期间奋起反抗的被奴役者，助力推翻了对其工作日实施完全管控的制度。这一反抗行为向各地工人表明，他们能对自身的时间与劳动拥有更多自主权。正如颇具影响力的德国流亡马克思主义者赫伯特·马尔库塞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一书序言中所写：“社会主义社会中，衡量社会财富与界定个体存在维度的，是自由时间而非劳动时间。”

主张个体自由与更多闲暇时间的马克思，对于那些将马克思同苏联生活中的压迫和繁重劳作相绑定的人而言，或许显得十分陌生。纠正这一误解，正是杜纳耶夫斯卡娅撰写《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的初衷，也是她以美国为分析蓝本的原因。青年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概念，对因自动化而与自身劳动产品空前疏离的美国工人阶级而言，变得鲜活可感。正如詹姆斯在论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所写：“美国广大工人的感受与思考方式，赋予了这些百年前的文稿全新的内涵与价值。”美国工人阶级让杜纳耶夫斯卡娅及其同仁，领悟到了仅从马克思的文字中无法获知的思想真谛。

该派别将无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兴起，归因于工人阶级的态度与青年马克思对自由的向往相契合，这一解读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工人阶级已变得愈发满足、愈发保守”的主流叙事背道而驰。这种传统观点至少部分属实，但这仅在工人阶级被定义为白人男性的前提下成立。然而，杜纳耶夫斯卡娅及其战友对工人阶级的定义更为宽泛，将女性与非白人群体纳入其中。更重要的是，他们将革命阶级的范畴进一步扩大，涵盖了学生群体与民族解放运动。杜纳耶夫斯卡娅尤为重视民权运动，她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正是为20世纪60年代的时代背景量身打造的。

当杜纳耶夫斯卡娅及其战友为新的革命时代构建理论时，大多数美国人对身边这些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浑然不觉。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主流文化，大体以冷战、新政遗产等重大议题上的政治共识，以及在性别与种族关系上令人窒息的文化循规性为核心特征。美国是当时全球最富庶、最强大的国家，其众多民众生活富足。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去想象一个看似运转良好的体制的替代方案已是巨大的跨越，更遑论主动渴求这样的变革了。

五.自由主义的兴衰

1960年约翰·F·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看似是变革的先兆。凭借俊朗的年轻外形与激昂的言辞，肯尼迪激励着渴望国家更趋公正的美国青年。但事实上，他的总统任期却体现出一种停滞状态。作为出身马萨诸塞州富裕政治世家的温和派天主教徒，肯尼迪绝非即将推动革命性变革的激进新左派的先兆。

冷战时期的大多数自由派都站在肯尼迪一边，但他充其量只能算一位态度冷淡的温和自由派，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相比尤为如此。肯尼迪自诩为外交型总统，其执政期内，美国深陷从古巴到越南的一系列国际危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无论掌权的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这种形式的美国帝国主义几乎都是注定的。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副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迅速宣誓就职，接替肯尼迪，他受益于举国哀悼下民众的善意，这使其得以推动包括1964年《民权法案》在内的变革性立法。约翰逊的总统任期是20世纪中期自由主义的巅峰。在1964年总统选举中大胜亚利桑那州保守派巴里·戈德华特后，约翰逊推行了一套强有力的自由主义议程。“伟大社会”计划涵盖美国黑人的公民权与投票权、老年人医疗保障、公立学校联邦拨款、贫困人口食品券、国家公园建设、交通改善、劳工权益落实、职业培训项目，以及对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的扶持。作为新政的恰当继承者，“伟大社会”计划旨在惠及全体美国民众。

20世纪60年代早中期，自由派不仅在权力中枢如日中天，也登上了学术权威的巅峰。自由派思想家的信心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尤其将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并斥为旧时代的返祖性残余。直至1964年，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声称美国右翼的“愤懑思潮”永远无法赢得选举多数，这一论断在当时看似站得住脚。霍夫施塔特认为，美国右翼向来带有一种“偏执风格”;美国左翼亦是如此，他们自亨利·华莱士1948年总统竞选惨败后便一蹶不振。自由派知识分子低估左右两翼的前景，本无可厚非。但中间立场最终未能维系。

20世纪60年代下半叶起，美国自由主义遭遇急剧衰落。长期来看，保守派是自由主义式微的主要受益者。但短期内，左翼得以走出沉寂。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摒弃自由派中间阵营，投身各类激进运动，这些运动被统称为新左派。自由派知识分子未曾预料到，吉姆·克劳体系与越南战争竟会使数百万民众走向激进。

自19世纪末吉姆·克劳体系诞生以来，美国黑人便持续对其进行抵抗。但直至1954年最高法院裁定学校种族隔离违宪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运动才开始凝聚成型。仅靠法律变革不足以根除吉姆·克劳体系。南方白人至上主义者发起了一场名为“大规模抵抗”的反革命运动。他们将民权运动视作外部煽动者的阴谋，具体而言是共产主义者，声称这些人播撒种族不和的种子，以削弱美国。

然而，黑人民权运动并非由**领导，也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性质。该运动由南方黑人自身主导，是一场为争取尊严与平等权利的道义运动，而非针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但这场运动确实掀起了一股激进行动主义浪潮，其影响远播至前邦联各州之外。

从民权运动到新左派的兴起，乃至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再度复苏，其间存在着一条清晰的脉络。杜纳耶夫斯卡娅对此有着深刻认知，她将取得胜利的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比作巴黎公社，二者均通过行动将理念转化为现实。在杜纳耶夫斯卡娅看来，抵制运动的参与者致力于让1776年、1844年与1871年所承载的理想承诺变为现实。她援引马克思的论述——“公社的伟大社会意义就在于它自身的实际存在与运作”，并指出：“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亦是如此，这场运动开启了非裔美国人及其盟友长达十余年的革命行动。”

马丁·路德·金在领导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后，成为民权运动的标志性人物。金拥有波士顿大学神学博士学位，求学期间研习了甘地与梭罗的思想，他推动非暴力不合作成为该运动的核心策略。白人警察用警棍、高压水炮和德国牧羊犬残暴对待黑人活动人士的画面传遍全球，金的策略看似成效显著。南方各地的年轻活动人士在种族隔离的午餐柜台静坐，忍受骚扰与逮捕，以此让吉姆·克劳体系的劣迹公之于众，这更凸显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有效性。民权运动或许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深刻地暴露了美国体制核心的腐朽，促使人们寻求答案。包括新左派年轻激进分子在内的许多人，最终转向了马克思。

越南战争与民权运动不相上下，共同成为新左派的发展动力，也促使人们转向马克思主义。这场战争起初受到长期受冷战宣传影响的美国民众欢迎。

但1961年至1973年间，超过5.9万名美国士兵以及约300万名越南军民丧生。随着死亡人数不断攀升，美国胜利遥遥无期，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战运动兴起反抗。1965年，波士顿公园的一场反战集会吸引了5000人;1971年，一场同类示威活动则吸引了数十万人。许多年轻人加入反战运动无疑是为了避免被征召入伍，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必须反抗好战分子。在许多人看来，动用全球最致命的军事机器，对付从未威胁美国民众生命的贫困民众，这是反人类罪行。数百万人将这场战争纯粹视为美国的道德污点，而随着美军犯下种种暴行，这一批判愈发尖锐——例如1968年3月在美莱村屠杀三至五百名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退伍老兵归国后，讲述了更多此类血腥屠杀的骇人细节。

面对这个国家显而易见的作恶能力，许多年轻活动人士对其救赎不再抱有希望。除马克思外，他们还从海外的切·格瓦拉、毛泽东、弗朗茨·法农那里寻求思想启发。但即便那些仍希望美国走向公正的人，也愈发接受日益激进的思想，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对许多新左派人士而言，这场战争已不再是一场悲剧性的错误，而是资本主义衍生出的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

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将这场战争描述为“美帝国主义针对世界革命攻势的关键组成部分，过去二十年间，世界革命的核心地带位于殖民地区域”。他们声称，“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目标是镇压民族解放斗争，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颠覆北越工人国家，从而对整个东南亚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致命打击”。一些年轻的反帝国主义者在反战示威活动中开始悬挂越共旗帜。这种不敬乃至不忠的行为，最终成为新左派的标志性特征。

新左派刻意的反抗行为，一个解释在于其成员的年轻特质。该群体的核心位于大学校园。随着数百万婴儿潮一代步入成年，大学体系的规模与重要性同步提升。1960年，全美高校入学学生近400万;到1970年，这一数字翻了一倍还多。学生群体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兴人口力量。1964年12月2日，马里奥·萨维奥站在警车车顶，高声宣告自己与伯克利同伴抗议者的存在——“我们是人!”——他不仅为言论自由运动发声，更具象化了整整一代人的疏离感。

在马克思看来，异化现象普遍存在，且是资本主义的特定产物。萨维奥等新左派人士并不认同资本主义，他们所阐释的异化概念则更为宽泛。诚然，他们与所处社会脱节，这个社会除了提供摧残心灵的工作、廉价商品与浅薄娱乐外，几乎别无他物。但年轻的激进分子还与现有政治体系相疏离，该体系的架构使得除少数特权阶层外，其他人几乎无法实现有意义的政治参与。左翼政治话语中充斥着对异化的详尽阐释。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特定马克思主义解读出发，对异化的批判演变为一场广泛的呼吁，要求从各类压迫性制度中解放出来。

年轻人不仅抗议国家征召他们为帝国主义杀戮、赴死;勇敢的活动人士不仅推翻了骇人听闻的种族隔离制度，反抗美国各类机构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原住民重新发起延续数百年的抵抗，反抗占领与种族灭绝;年轻女性反抗父权社会;男女同性恋者摒弃异性恋规范文化中非人性的束缚。各类人群都在反抗异化，更反抗强制压迫，他们反抗文化循规的桎梏，这一桎梏让他们无法做真实的自己。

20世纪60年代，各类解放运动常与马克思主义相互交织。以塞萨尔·查韦斯为例，他因与多洛雷斯·韦尔塔共同组织美国受剥削程度最深的群体之一——墨西哥裔农场工人，而享誉国际。

查韦斯于1962年创立的全国农场工人联合会(NFWA)成为墨西哥裔美国人抵抗运动的象征。该工会的口号“是的，我们能行”(Si se puede)宣告了奇卡诺力量的崛起。全国农场工人联合会也是一个跨越族裔、种族与国界的工人阶级联盟。其成员与菲律宾裔农场工人团结一致，发起抵制行动，对抗加利福尼亚州过度剥削劳工的鲜食葡萄种植商。

查韦斯从20世纪30年代颠沛流离的童年经历中深知，成为一名流动工人本就艰难，身为棕色皮肤的流动工人则更是难上加难。到20世纪50年代，他也明白，有权势的白人将他的组织活动视作共产主义颠覆行径。到20世纪60年代，查韦斯通过深入研习美国劳工运动史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核心在于经济杠杆。查韦斯宣称：“我们必须让种植商每为我们投入一美元，就得付出五十美元的代价。我们能影响生产、成本与利润。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胜利。”

帮助棕色皮肤工人，或任何工人的最佳方式，是组织起掌控生产环节的力量。在各类解放运动的核心人物中，并非只有查韦斯认为劳工斗争是解锁被压迫民众自由的关键。小马丁·路德·金同样深谙此理，他认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因为他认为“过剩财富与赤贫之间的鸿沟”是错误的。1968年，金在孟菲斯支持罢工的环卫工时遇刺身亡。《民权法案》已于四年前通过，但金深知，黑人工人的尊严仍需通过劳工斗争才能得到最切实的保障。

如今，马克思似乎与20世纪60年代的关切无关，但当时的人们看法截然不同。当然，20世纪60年代所呈现的马克思思想，是契合该时代特有关切的。马克思思想在美国历史上的接受历程远非线性发展：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是其传播热潮期，而在40、50年代，鲜有美国人认真研读马克思。杜纳耶夫斯卡娅等始终钻研马克思思想的左翼思想家，此前仅面向极少数受众发声，直至60年代，历史才与他们的思想相契合。尽管如此，这种关于马克思思想衰落与复兴的叙事，忽略了美国接受马克思思想过程中一项重要却潜在的发展：即那些被统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流亡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所产生的影响。

六.法兰克福学派

20世纪30年代，一批意志坚定、富有创见的理论家在纳粹主义的铁钳收紧前逃离德国，将他们1923年在法兰克福创立的社会研究所迁至哥伦比亚大学。马克斯·霍克海默、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埃里希·弗洛姆、利奥·洛温塔尔、西奥多·阿多诺、赫伯特·马尔库塞等人，开创了一种他们称之为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兼具创新性与严谨性的理论框架，对革命可能性的乐观程度远低于早期马克思主义形态。历史学家马丁·杰伊写道，批判理论“更多地充斥着失落与衰落之感，而非期许与希望”。

两大发展促成了这种“失败的辩证法”。首先，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必须直面革命工人阶级的式微，他们不得不正视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20世纪30至40年代，大量工人拥护法西斯主义。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已被大规模娱乐生产等强大文化力量所钝化。身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称“文化工业”的核心地带美国，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工人阶级革命潜力的悲观态度。文化工业造就了工人阶级的消极性。

但法兰克福学派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疆域。批判理论并非如马克思晚期著作那般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性研究，而是某种融合了社会学、哲学与心理学的非体系化理论。这种多元性与法兰克福学派揭示资本主义全面逻辑的核心使命相契合。资本主义的任何领域，从其掠夺性的经济特征、麻醉性的文化特质到束缚性的政治形态，均成为尖锐批判的对象，究其原因，正是资本主义的方方面面共同导致了人的异化。

在剖析异化的成因时，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等其他欧洲现代性哲学家的思想相融合。马克思关于资本家凭借巨额财富掌控国家政权的论断，与韦伯提出的官僚权力对社会的管控如同“铁笼”的观点相互契合。官僚体系的神秘运作已然糟糕至极，而受集中的财富与权力指使、呈现出卡夫卡式特征的官僚体系，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噩梦。

这种多元的理论融合凸显了马克思思想中的自由意志主义维度，这对于确保马克思主义在冷战时期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关联性至关重要。融合马克思与韦伯的思想，也让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获得了审视现代性如何从根本上重塑社会组织的有力视角。这种必须被正确认知并最终加以对抗的新型权力来源，便是他们所称的“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于20世纪60年代进入左翼话语体系，因其精准指向了酿成美国在越南推行帝国主义行径的多重力量结合体，该概念的源头可追溯至反斯大林主义左翼。约翰逊-福里斯特倾向在1950年出版的《国家资本主义与世界革命》一书中提出的理论范式，与批判理论存在诸多共通之处。对该倾向与法兰克福学派而言，现代性在象征意义上无异于一座囚笼。但由于詹姆斯、杜纳耶夫斯卡娅与李投身于劳工运动和民权运动，他们提出了一种反威权主义的马克思思想阐释，该阐释保留了对多种族构成的美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乐观主义。与之相反，流亡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身处精英学术机构，几乎与活动人士乃至普通工人阶级鲜有接触，这种疏离感加剧了他们的悲观论调。

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或许与行动主义团体相脱离——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末马尔库塞成为新左派某种意义上的精神领袖之前是如此——但他们与社会科学家却能融洽相处。批判理论影响了一代美国精英社会科学思想。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人阶级的悲观论调，与那些将麦卡锡主义归咎于信息闭塞、易陷入阴谋论的民众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共鸣。尽管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派人士，秉持强烈的反共立场，但他们不愿与约瑟夫·麦卡锡及其声名狼藉的乌合之众为伍。

由阿多诺联合主编的1950年著作《权威型人格》，堪称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精英知识分子影响力的巅峰之作。该书提出，一种全新的人格类型——“权威型人格”已然浮现。作者们认为，权威型人格将工业社会相伴而生的、有时具有启蒙性的新型认知方式，与困扰早期时代的非理性、迷信式信仰体系无缝融合。这一宏观范式在此后数十年间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塑造程度，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时至今日，每当右翼人物发表荒谬言论，评论人士便会搬出霍夫施塔特的观点，称美国历史始终受一种“偏执风格”的困扰，而这一概念无疑脱胎于《权威型人格》。在自由派精英看来，任何挑战其务实的技术官僚中间路线的政治表达，都必然源于人们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原生性缺陷。

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忧虑，也与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思想的转向相契合。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受无意识冲动支配，这使其易滋生暴力、威权主义与偏执倾向。但将弗洛伊德思想与马克思思想，尤其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结合研读，却能带来思想上的解放感。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如何造成人的异化的分析，与弗洛伊德“人类行为受隐性强迫性冲动支配”的理论形成互补。宏观社会体系与个体心理，共同让我们与真实自我、与他人相疏离。而揭示这些疏离与分裂的本质，正是批判理论的核心宗旨。

简而言之，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接受并未形成可预测的政治形态。其对工人阶级的悲观论调，与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相契合。但批判理论终究坚信人类自由的可能性——无论这种可能性多么渺茫——这一信念激励了新一代左翼激进分子。

精神分析思想家、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同时担任密歇根州立大学、纽约大学等顶尖学府教授的埃里希·弗洛姆，堪称将青年马克思思想与弗洛伊德理论、美国现实相结合，进而推动人类解放事业的理想人选。弗洛姆1961年出版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收录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首个全译本(杜纳耶夫斯卡娅与李此前仅翻译过其中部分篇章)。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该书将这部著作的核心思想精准置于20世纪的时代语境中进行阐释。

与杜纳耶夫斯卡娅一样，弗洛姆着重阐发了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尤其是马克思明确主张，自由是人类的终极追求，且唯有在社会关系的语境中才能实现。只有当我们从一部分人掌控另一部分人劳动的社会体系中解放出来，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作为人的全部潜能。这一核心前提贯穿于马克思的全部著作。正如他在1875年所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多不少，恰是如此。

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是优于西方资本主义与苏联式共产主义的另一种选择。但弗洛姆写道，若要使其成为令美国人信服的社会愿景，我们“必须摒弃当下美国思想界中对马克思主义无知且扭曲的认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对马克思思想的这种无知与扭曲，在美国比在其他任何西方国家都更为严重”。《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正是弗洛姆对此发起的反击。

弗洛姆力图破除的一大迷思，是认为马克思哲学追求“划一化与顺从”的观点。这一冷战时期的刻板印象，常与“马克思是决定论者”的错误认知相伴而生。与之相反，弗洛姆描绘出的马克思，其思想具备出人意料的灵活性。用弗洛姆的话说，马克思“主张人的生产方式决定其思想与欲望，而非认为人最主要的欲望是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马克思始终批判“人类天生逐利”这一预设。弗洛姆坚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全部批判，恰恰在于它将对金钱与物质利益的追求塑造成人类的主要动机；而他所构想的社会主义，正是一个物质利益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

弗洛姆认为，资本主义对人类的掌控近乎压倒性，其力量之强，已然消解了个体社会领域与心理领域之间的界限。这些领域紧密交织，人们已无法区分个体欲望与资本的强制驱动。弗洛姆写道，人们“愈发满足于受国家、大型企业及其各自官僚体系管控与操纵的生活；他们的循规程度已达到极大消解个体性的地步。”借鉴马克思的观点，弗洛姆指出，大多数人已沦为“商品人”(commodity men)，即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资本主义已然殖民了我们最深处的心理，而我们几乎未作任何抵抗。

弗洛姆的悲观论调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体研究取向一脉相承。但得益于弗洛伊德的思想，弗洛姆仍保留了一丝乐观。青年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一样，认为“人类行为的真正动因，是其自身所未意识到的”。人们对自身欲望的根源浑然不觉。“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这类欲望“根植于人类的力比多冲动;而在马克思看来，其根源在于人类的整体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将人的意识导向特定方向，并使其无法察觉某些事实与体验。”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意识是虚假的，因为这个体系阻碍我们看清自身的真实处境。但马克思揭穿了这层束缚我们的意识形态伪装。通过揭示“经济人”只是近代才出现的产物，马克思表明这种状态或许只是暂时的。在致力于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人类也将实现自我改造。构建社会主义，就如同从当代这片炼狱的灰烬中涅槃重生。

弗洛姆的乐观主义，深刻塑造了新左派运用马克思思想的方式。一批日益增多的美国本土思想家的研究同样起到了这一作用——他们对马克思的同情式解读，是其摒弃冷战自由主义的核心部分。激进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便是其中代表。1962年米尔斯英年早逝前，撰写了多部开创性著作，深入探讨美国社会的权力与阶级动态。法兰克福学派的读者，会从这些著作中发现诸多熟悉的理论主题。

七.在美国新左翼想象中的马克思

在1951年出版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米尔斯以反乌托邦的视角描绘美国，认为其深陷政府与企业官僚体系构成的“铁笼”之中。在1956年的《权力精英》里，米尔斯同样运用韦伯式视角剖析美国精英的制度结构，即“那些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圈子，它们作为一套错综复杂、相互重叠的派系集团，共同制定着至少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决策”。

与批判理论如出一辙，米尔斯认为美国的权力结构等级森严。因此，他同那些流亡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一样，时常持悲观论调。尽管这位自诩的叛逆者，与阿多诺那般拘谨的美学家形象判若云泥，米尔斯却内化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精髓。事实上，他最重要的导师之一，便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流亡学者汉斯·格特。然而，与其他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纽约知识界人士不同，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的悲观视角，并未将其引向保守主义道路。自由派知识分子拥护冷战国家机器，米尔斯则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

在1960年出版的《听着，洋基佬》(该书销量超40万册)中，米尔斯明确主张美国不应干涉古巴革命，他笃定地认为，这场革命正孕育出一种“人本主义社会主义”，而非苏联式的威权主义。美国并未采纳他的建议。尽管古巴革命初期在扫盲与医疗保健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米尔斯却也逐渐对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是否真正走在人本主义道路上产生了质疑。即便如此，他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蕴含着解放人类的核心潜力。

米尔斯的最后一部著作《马克思主义者》于1962年他去世后出版，该书为美国读者提供了非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概述。米尔斯从未加入**，也未加入任何其他左翼组织。他始终不认同苏联及左翼威权主义。但米尔斯也对美国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并强烈反对美国的冷战政策。米尔斯希望超越铁幕。在此方面，米尔斯不仅对美苏政策提出尖锐批判，还探寻一种能够弥合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日益扩大鸿沟的政治哲学。

米尔斯认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已僵化沦为粗陋的意识形态，一旦民族国家将这些政治哲学奉为教条，这便是可预见的结果。美国的自由主义已沦为对不公现状的辩护，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则成为对压迫性体制的合理化阐释。这颇具讽刺意味，因为两种哲学均脱胎于崇尚反叛的人道主义传统，而这一传统正深陷危机。应对这一危机、挣脱冷战逻辑“铁笼”的最佳且最有效途径之一，是对卡尔·马克思进行彻底的重新审视。原因在于，马克思比自由主义者更珍视自由等19世纪自由主义理想，他将这些理想延伸至“自由主义社会的底层深处”。在马克思的阐释下，自由主义价值能够惠及所有人。

米尔斯理解马克思对工人阶级与穷人的吸引力，马克思称这些人“只要资本主义存续，就会遭受剥削”。但许多并非出身“底层”的人，包括不少生活相对优渥的美国人，也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卓越且切中现实——“一个既萦绕人心又极具吸引力的幽灵”。米尔斯写道，掌握马克思的著作，“便是在我们自身的思想发展历程中，亲历过去百余年间社会与政治思想发展的核心主题。”

米尔斯认为，包括众多社会科学家在内的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都未能意识到深层历史结构如何塑造了他们的生活。与之相反，马克思是宏观思想的大师。米尔斯在阐释马克思的结构理论时写道：“每个时代都是一种新型社会，它塑造出新型的男男女女，而无论是社会本身还是身处其中的人，都无法依据旧时代的视角来理解。”

通过帮助人们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相联结”，通过揭示其个体身份由社会与历史进程所塑造，马克思开创了米尔斯所称的“社会学想象力”。以这一视角看待世界的人，绝不会将自身的个体境遇误当作普遍状况。

米尔斯尤为推崇马克思的时代框架。他写道：“任何人都只能在自身所处的时代中思考，但他可以思考过去与未来，从而试图拓展‘自身的时代’，以其时代的素材构建出一个时代的图景。而卡尔·马克思，在极高的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

不过，米尔斯并非对马克思毫无批判。与自由主义同行一样，米尔斯承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会加剧工人阶级经济困境的理论已被证明是错误的，至少在美国这类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如此。自由主义者对这一反驳津津乐道，认定它已彻底否定了马克思。米尔斯的立场则更为复杂，他认识到，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趋于稳定，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巨额的军费开支。对一名反帝国主义者而言，这几乎不值得庆贺。

抛开那场争论不谈，马克思关于心理异化的思想仍具现实意义。马克思提出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在物质与心理层面都会愈发痛苦。美国工人的物质生活或许相对优渥，但受自动化与日益精细化的专业化分工影响，其自主权不断缩减，进而产生异化。工人们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却并不意味着他们比以往更幸福、更有成就感。资本主义对大多数人而言仍是一个问题，因此马克思的思想仍具现实意义，但这其中存在一个隐患。

当工人遭受经济困境时，他们易于产生反抗情绪。但米尔斯认为，心理层面的异化并不会催生革命冲动。米尔斯写道：“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心理选择，并不比阶级结构更具两极分化性。决定性的心理状态往往并非保守主义或反叛、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对立，而是社会冷漠——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冷漠。这种冷漠难以用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形式与阶级意识的理性主义模型，或是其异化概念来轻易解释。”20世纪的历史证明，人们极少做出符合自身最大利益的选择——至少以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看是如此。异化不会催生革命，只会带来更深的异化。

米尔斯的这一观点并非完全正确。他未能亲眼目睹，尽管生活相对富足，仍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萌生革命冲动。事实上，这一历史现实是区分新左派与老左派的核心。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随处可见经济剥削与贫困，20世纪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则需更费力地去探寻这类现象(尽管如迈克尔·哈灵顿在其1962年的贫困研究著作《另一个美国》中所揭示的，这类现象显然仍存在)。但他们仍处处可见苦难，并渴求一种能够解释这种苦难的理论。因此，新左派同样转向马克思，却诉诸于一个不同的马克思。这一分歧有助于我们理解新左派在美国左翼更长的历史脉络中的轮廓。

1961年，激进思想期刊《左翼研究》的创始编辑之一埃莉诺·哈基姆，巧妙地以一场垒球比赛(“毛派重击者队”对阵“飞行布尔什维克队”)为喻，形容老左派与新左派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哈基姆在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尤金·热诺维斯的信中写道：“看来，随着老左派的行事能力衰退，且愈发站在历史的对立面，他们不得不诉诸愈发露骨的策略与强硬手段!”事实上，《左翼研究》正是跨越老左派与新左派界限的典型代表。该刊对马克思的解读，清晰展现了这一历史转型。

《左翼研究》由威斯康星大学的一群研究生创办——其中多数来自历史系——包括哈基姆、詹姆斯·温斯坦、迈克尔·莱博维茨、索尔·兰道、史蒂文·沙因伯格、马丁·斯克拉以及戴尔·刘易斯。其编委会最终还吸纳了热诺维斯、斯托顿·林德与汤姆·海登。尽管普遍看法认为新左派对三十岁以上的人毫无用处，但《左翼研究》的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尊重前辈，他们通过严肃对待马克思思想、坚守社会主义的标签，以及刊发马尔库塞、米尔斯、赫伯特·阿普特克、诺姆·乔姆斯基、菲利普·方纳、兰斯顿·休斯、让-保罗·萨特与威廉·阿普尔曼·威廉姆斯等一众名副其实的资深左翼名流的文章，彰显了这份尊重。这份权威性或许与该刊最初获得的热烈反响有关：其创刊号仅数周便售罄全部三千册，此后不久，全球各地的左翼人士纷纷向其投稿。

但《左翼研究》的这些青年编者有时也颇为桀骜不驯。1961年，一位法国学者提交了一篇文学类文章，哈基姆直言其“粗暴地过度简化”且“愚蠢至极!”她接着写道：“文章行文满是陈词滥调，既有法国学界的陈词滥调(这或许尚可原谅)，也有存在主义的陈词滥调(这绝不可饶恕!)”另一位编辑对崭露头角的黑人知识分子哈罗德·克劳斯的一份稿件写下了尖锐的审稿意见，《左翼研究》最终经数轮激烈的编辑修改后刊发了该文。审稿人认为，克劳斯的行文充斥着“民族主义式循环往复的空话(与‘垃圾’押韵)”。九十岁高龄的W.E.B.杜波依斯提交了一份他为尼日利亚政府撰写的小册子。尽管斯克拉在回复中对杜波依斯表达了应有的敬意——“您能想到《左翼研究》，我们深感荣幸与自豪”——但编委会还是拒绝了这份投稿。

这种大胆无畏是新左派的典型特征。这些年轻人不会不假思索地向长辈低头。但《左翼研究》也抵制新左派的某些特质，比如近乎反智主义的理论严谨性缺失。该刊编辑试图塑造一种美国化的马克思思想，使其契合这场由年轻人主导的运动的认知情感。

与该时代的许多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左翼研究》的思想家们通过法兰克福学派接触并研究马克思。汉斯·格特任教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是研习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想之地。格特除了讲授马克思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思想，还布置阿多诺与弗洛姆的研读内容。得益于格特，以及一批不拘一格、乐于研读马克思文本的思想家——这在冷战初期实属罕见——该校历史系与社会学系成为思想激荡的温床。曾师从格特的威廉·阿普尔曼·威廉姆斯受聘于历史系后，这一学术声望得到进一步巩固。威廉姆斯很快成为《左翼研究》编辑们最推崇的老师。威廉姆斯的思想植根于马克思，但其历史与政治研究路径亦源于共和主义等美国本土传统。由此，该刊的编辑理念融合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与威廉姆斯更具乐观色彩的本土激进主义，形成极具张力的思想组合。这一融合为美国左翼思想史作出了丰厚的理论贡献。

补充

威廉·阿普尔曼·威廉姆斯：史学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战后五十年代末,美国产生一种新的社会思潮。进入六十年代,这种思潮对哲学、社会科学发生重大影响,形成一个“新左派”运动。史学“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威廉·阿普曼·威廉斯。 威廉斯生于一九二一年,一九四四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大战期间曾服役于太平洋两栖部队。战后至威斯康辛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毕业后，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和俄勒冈州立学院任教。威廉斯培养的一批历史研究生形成了史学翻枯三派的基本力量。他们于一九五九年创办一个新左派史学家的主要论坛—《左派研究》，到六十年代著书立说，崭露头角，对于史学界的影响日益显著。

《左翼研究》的编辑们致力于运用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美国政治与历史。1962年，斯克拉鼓励马尔库塞为《左翼研究》撰稿，因该刊力求“重振对辩证法的研究兴趣与分析，尤其是其与认识论以及作为广义世界观的意识形态的关联”，无论这“在美国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知识界”会面临多大困难。斯克拉的信中尽显其对批判理论专业术语的娴熟运用，也表明《左翼研究》希望以最严谨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应对美国的各类问题。更具体而言，斯克拉表示，他希望该刊探讨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核心问题：工人阶级为何抗拒社会主义革命。

《左翼研究》立志成为承载精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刊物，这一追求常使其与倾向反理论道德主义的同道激进人士产生分歧。这种道德主义左翼思潮植根于对正义的执着追求，在美国左翼中有着深厚渊源，可追溯至废奴运动;而与美国马克思主义更具关联的是，其源头还可上溯至第一国际第十二支部。这些渊源与美国自由主义史相互交织，但道德主义左翼与自由主义并非同一概念。前者对美好生活有着更为广阔的愿景，涵盖职场工人、家庭女性、草原农民以及各地美国黑人的正义诉求。此外，自由主义者往往信赖法律以匡扶不公，道德主义左翼人士则笃信激进行动的教化力量。但道德主义左翼与自由主义存在一项关键共性：二者均质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范式，也均未将自身政治主张建立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之上。

在《**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批判罗伯特·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幻想“历史行动将让位于其个人的创造性行动”。就此而言，他们的批判无异于针对道德主义左翼。但《左翼研究》的编辑们并未明确参与这种长期以来构成马克思主义传统特征的宗派内斗。事实上，他们致力于吸纳道德主义传统的声音。例如，激进历史学家斯托顿·林德于1963年成为该刊特约编辑，他更常援引亨利·戴维·梭罗而非卡尔·马克思。尽管林德秉持道德主义立场，彻头彻尾的马克思主义者温斯坦仍将其称作“我们希望与《左翼研究》建立关联的激进青年知识分子的典范”。

对于《左翼研究》那些以劳工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编辑而言，接纳非马克思主义者与混合式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非易事。1962年，林德提交了一篇题为《令人钦佩的激进者：亨利·梭罗》的文章，哈基姆将其贬斥为“文笔拙劣”且“不可接受”。但在编辑团队中，唯有哈基姆认为梭罗与当代激进主义存在关联。哈基姆警示道：“恐怕《左翼研究》编委会里的这类激进人士，其思想动力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分析路径，他们未能领会、甚至未能认可良知型激进者的价值。”她接着说道：“在我看来，林德将新激进主义的本质界定为道德驱动、行动导向，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哈基姆在为林德与梭罗辩护的过程中，力求打破理论精深的欧洲马克思主义与直白质朴的美国本土激进主义道德主义之间的壁垒。

在左翼思想家中，并非只有哈基姆一人希望将马克思思想与良知激进主义相结合。左翼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便是另一位。作为广受赞誉的《SNCC：新废奴主义者》一书的作者(该书聚焦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津恩精准把握着左翼社会运动的动向。他观察到，新左派已然将马克思思想的精华与道德主义左翼的精华相融合。他认为，将“实用主义、经验主义与存在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做法，可直接追溯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也直接契合新左派的精神内核。这份提纲是马克思于1845年撰写的十一篇简短哲学札记，其中那句名言振聋发聩：“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津恩等行动导向的新左派人士将马克思凸显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倡导者，却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其抽象理论家的一面。津恩写道：“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便是要提醒我们自身，诸多所谓的‘思想史’，不过是对现存与过往事物无意义的翻掘，而非对经验的创造性回溯——这种回溯本应指向人类生活的改善。”马克思的价值，仅在于他能成为通往更美好世界道路上直接且实用的向导。基于此，津恩提出了一种融合化、道德化、美国化的马克思思想。

为强化实用主义的马克思形象，新左派人士本可从阅读西德尼·胡克1933年的著作《理解卡尔·马克思》中获益。但到20世纪60年代，胡克的身份标签已从才华横溢的马克思研究学者，更多转变为偏执的新保守主义者。胡克本人禁止该书再版，也由此断绝了青年活动家接触其对马克思富有创见之解读的可能。渴求可资运用的马克思思想的活动家们只得另寻他途，其中许多人转向杜娜叶夫斯卡娅，而她则引导这些人关注青年马克思。

《左翼研究》时常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1962年，该刊刊发了一篇关于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的长篇书评。书评作者盛赞该书是重塑马克思人本主义世界观的标志性著作，着重指出杜娜叶夫斯卡娅的核心观点：现代技术作为资本主义机器体系的组成部分，将人异化为“碎片化”的存在。这一观点在经济空前增长的时代引发广泛共鸣。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或许已被证伪，至少暂时如此，但他关于资本主义使工人丧失人性、愈发陷入异化的论断，依然切中现实。

津恩是20世纪60年代众多研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左翼思想家之一，他认为，该手稿对异化的阐释直击青年群体的内心。用津恩的话说，马克思“描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所生产的事物与自身相疏离，这些事物(不妨说)化作独立于他们的庞然怪物——这或许预示了我们如今的汽车、电视机、摩天大楼，乃至大学的境遇。”这与塑造新左派的整体逻辑相契合。津恩写道：“我们发觉，自己正过着一种与内心真正向往截然不同的生活。”

对青年马克思的推崇，助力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新左派与将正义、自由等抽象目标置于首位的道德主义左翼建立起真正的联结。尽管这份坚守有助于消解宗派分歧——若非如此，这些分歧本可能在新左派起步前就将其扼杀，但值得注意的是，对青年马克思的热忱，本质上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而非对自由主义的认同。1961年，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在美国评论界新近获得的声誉，竟建立在对其左翼政治立场的否定之上，哈基姆在一篇对此表达失望的文章中，明确划清了二者的界限。作为《左翼研究》马克思主义者群体中，美国本土良知激进主义的首要倡导者，哈基特将怒火直指埃里克·本特利——本特利出版了布莱希特多部剧作的英译本，却从中删去了关键的政治内容。

在其翻译的《四川好人》(一部讲述一名妓女试图坚守良善生活的剧作)中，本特利删去了布莱希特带有政治意图的尾声。在原剧本里，布莱希特安排演员直面观众，阐明革命是破解剧中困境的唯一出路——善良的女性之所以被迫行恶，根源正在于此。剧中女性呐喊道：“你们成就了伟大神圣的功业，而我却太过贫穷、太过渺小。”哈基姆指出，本特利的译本遮蔽了布莱希特更深层的反讽内核："在公正的世界里，根本无需这般伟大神圣的功业"。

在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撕裂的世界中，个人英雄主义是必要的；而真正的自由社会，无需个体做出非凡壮举。自由主义者容忍一个需要英雄主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则坚称，自由是社会性的。在一个为少数人利益剥削多数人的体系里，无人能获得自由——没有团结，便没有自由。这一要义贯穿马克思毕生著述的核心，也是美国人从马克思思想中所能汲取的最重要观点;而对于一个将人与人相互对立的体系而言，这一要义也最具颠覆性。

哈基姆对马克思思想的包容性解读，既力求与道德主义左翼打通联结，又坚守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核心意涵，这正是《左翼研究》非宗派主义特质的最佳体现。该刊致力于打造基础广泛的新左派，意味着要对部分非马克思主义政治传统保持包容，即便这些传统与自由主义存在亲缘关联。然而，这种隐忍并未延伸至对自由主义政治传统本身的容忍——这已是无法跨越的界限。《左翼研究》催生了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敌视。

斯克拉在规划《左翼研究》编辑方针上的贡献无人能及，他提出的一套理论，为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敌视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撑。他认为，自由主义已然沦为企业阶层的政治工具。斯克拉创造了“企业自由主义”这一术语，该概念堪称新左派对战后美国国家形态进行概念化阐释的标志性成果。在这一理论视角下，自由主义不再是一种以正义为导向的政治哲学，而不过是为企业统治服务的意识形态粉饰。

斯克拉的企业自由主义与C.L.R.詹姆斯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概念上一脉相承。两种理论均认为，一个强大的、奉行干预主义的国家，其存在是为了保障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运转。自由主义者对这一观点予以否定，他们指出，新政时期的国家曾为普通劳工群体带来诸多切实益处，而这些举措往往违背了资本家的意愿。但斯克拉以极具说服力的历史证据为其论断提供了支撑。

在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中，斯克拉提出，伍德罗·威尔逊广为人知的理想主义为美国企业的物质利益提供了合理化阐释。与20世纪初的大多数进步主义者一样，威尔逊将其道德提升的愿景适配于大型企业主导美国经济的新政治现实。他认为，监管型国家应减少对提升小企业竞争力的关注，转而更多地扶持大企业。斯克拉指出，威尔逊的使命并非解散大企业，而是确保其以公共利益为行事准则——至少是威尔逊所界定的公共利益。自由主义国家应与大企业紧密协作，不仅为美国，也为整个世界构建一种道德经济。斯克拉称，威尔逊由此推动了企业自由主义的巩固成型。20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成为新左派的主要意识形态对手。《左翼研究》用远多于批判保守主义的篇幅来抨击企业自由主义。这促成了意想不到的同盟。《左翼研究》刊发了自由意志主义者默里·罗斯巴德的文章，罗斯巴德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一样，认为新政是威权主义的幌子。尽管罗斯巴德的观点部分受哈耶克式保守主义影响，却与该刊对企业自由主义的猛烈抨击高度契合。在一篇有悖常理的文章中，罗斯巴德论证道，“胡佛的新经济学与罗斯福的新政极为相似”。人们普遍认为赫伯特·胡佛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最后代表，而罗斯福是首位与经济权贵抗争的总统，罗斯巴德将这种普遍认知归为自由主义的无稽之谈。胡佛与罗斯福均试图强化国家权力以维护企业精英的利益，二者的差异仅在于程度，而非本质。就此而言，罗斯巴德助力《左翼研究》实现了其核心目标：将企业自由主义塑造成一个统摄20世纪美国国家形态的单一整体。

反国家主义并非自由意志主义的独创。马克思主义有着悠久的反国家主义传统，因为马克思常将国家视为自由的障碍。这一马克思主义流派影响了意大利**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述。葛兰西遭法西斯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监禁，他提出理论认为，统治阶级利用国家及其他机构对工人阶级建立意识形态支配权。葛兰西将这种权力形式称作“霸权”，其尤为隐蔽，因为工人阶级即便在国家为资本家服务时，仍认同国家。在1967年《左翼研究》的一篇文章中，杰诺韦塞提出，葛兰西的理论为更现实地解读美国历史提供了指引。杰诺韦塞写道：“我们必须正视这一事实：资产阶级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契合，存在且一直存在……贯穿美国历史始终。”精英阶层之所以能确立统治，是因为其理念甚至被受其支配者所接受，这一观点构成了企业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支撑。

企业自由主义这一概念引发广泛共鸣，因其为一种新型阶级统治提供了合理阐释。该理论亦具备说服力，原因在于一个极度动荡的经济体系，最终凭借一个规模与范围均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国家实现了稳定。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马克思的论述始终与这些发展动向相契合。1967年，马丁·尼科劳斯在《左翼研究》刊文，提出一种解读马克思的路径，该路径将马克思的思想与资本主义实现自我稳定的现实相统一。尼科劳斯在翻译马克思篇幅浩繁、未经整理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时，发现了马克思思想的这一侧面。这部写于1857至1861年间的《大纲》(字面意为“蓝图”)，实为《资本论》的初稿。尼科劳斯认为，马克思在该著作中摒弃了此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依附。这一思想转向，让马克思的理论对20世纪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具参考价值——这些人深信，企业自由主义已彻底阻断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

包括杜娜叶夫斯卡娅在内的诸多学者与活动家，坚持认为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思想具有连续性。但包括尼科劳斯在内的部分思想家则强调二者的断裂性，他们认为思想转变后的晚年马克思，更契合其所处的现实境遇。尼科劳斯指出，在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之前，马克思惯于做出“黑格尔式的信仰飞跃”，假定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会持续以此种方式发展、展开，直至两大阶级发生对抗。20世纪60年代的读者若想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汲取价值，就必须摒弃这种对辩证法范式的执着。20世纪的历史已然表明，无产阶级革命远非迫在眉睫，黑格尔式的矛盾发展预设并不成立。尼科劳斯认为，“工业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无产阶级往往最为沉寂，不具起义性。”

认为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探究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人类如何突破资本主义，迈向一种能更好地让人作为自由个体充分发展的社会制度，这一观点有其合理性。这一核心主旨，对于在将马克思与共产主义威权主义相绑定的资本主义世界中重塑马克思的形象至关重要。但认识到马克思的部分研究重点在其一生中发生了转变，同样具有价值。倘若马克思在某些问题上存在谬误，且他本人做出了方向修正，那么我们无疑也可以效仿此举。

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译者，尼科劳斯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判定，马克思的这部纲领性手稿已摒弃了黑格尔目的论。正是在《大纲》中，马克思首次详尽阐述了其著名的“劳动力”理论，该理论也成为《资本论》的核心要点之一。马克思提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产阶级通过迫使无产阶级延长劳动时间，从劳动力中榨取剩余价值。但当这种利润最大化的方式触及极限——工人早逝，或更糟的是工人组织起工会时——机械化使资本家得以在固定工作日内继续榨取剩余价值。

马克思后来在后来成为《资本论》第三卷的手稿中写道，资本主义之所以易于爆发危机，正是因为它力图压制劳动力。但作为独立理论，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力”这一创新概念，助力新左派人士阐释了企业资本主义的稳定性。这正是尼科劳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极具深刻意义的原因。自动化使大型企业能够应对涨薪诉求，因为唯有大型企业能开展的大规模机械化投资，能确保其在压榨劳动力之外获取超额利润。如此一来，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式剥削——即从劳动力中榨取利润——即便在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持续提升的情况下，也能无限延续。这种对马克思的解读与杰诺韦塞对葛兰西的解读异曲同工，因为二者均表明，企业资本主义的伴随物并非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而是其顺从默许。

在资本主义的这一黄金时代，欧洲几位颇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者推测，即便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并非必然服务于每一个资本家的利益——这些利益各不相同且时常相互冲突——它也确实在为维系资本主义的长期存续提供支撑。在管控这一极具动荡性的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国家行为体往往被迫做出一些令个别资本家难以接受的艰难决策。国家的核心目的在于平息一切威胁资本主义的力量，即便某些具体举措会触犯部分资本家的利益。

斯克拉的企业自由主义理论是这种反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变体，是对早期针对罗斯福与新政的批判的进一步阐发。在斯克拉看来，在任何企业主导的稳定化进程中，精英阶层合谋以牢牢掌控权力。尽管许多美国人在无意识中认同这一安排，少数人却以牺牲多数人利益为代价攫取了全部权力。在青年左翼人士所认可的任何意义上，民主都不过是一场闹剧。

企业自由主义理论解释了新政背景下资本主义权力的存续。然而，若非美国自由主义者发动了致命的越南帝国主义战争，这一理论或许会无人理睬。新左派愈发将企业自由主义视为资本主义战争机器的政治哲学。1968年暴力冲突达到顶峰时，津恩希望这场战争至少能改变人们对美国权力的看法。他写道：“在美国，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均被蒙蔽，转而拥护国家权力，因为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执政时期，国家权力看似仁慈：它推行了各类经济改革，并对希特勒发动战争。我们必须寄望于新左派继续认清：国家不可信，正如‘自由主义的美国’既无法被信任将改革推行到底，也无法被信任只对纳粹侵略者投弹，而不对身处本国的亚洲农民投弹。”

随着年轻人加入蓬勃兴起的反越战运动，他们接触到了一些关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尽管反战运动的核心诉求简洁却有力——停止战争、撤军回国、终止征兵，但许多活动家将这场战争视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此类推演由来已久，可追溯至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其后又延续至列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成因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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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马克思反对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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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越南战争推动，部分左翼思想家对马克思与列宁的理论加以拓展，以阐释20世纪美国帝国主义的成因。哈里·马格多夫1969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时代》销量超10万册，因该书满足了渴求相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左派读者群体的需求。

马格多夫1914年生于布鲁克林，父母是俄罗斯犹太移民，他15岁时首次阅读马克思著作。“这彻底震撼了我，”马格多夫回忆道，“他的历史观是一种启示……这让我开始研读经济学。”马格多夫获纽约大学经济学学位，此后进入联邦政府担任经济统计员，先后供职于公共事业振兴署与战时生产委员会。这一时期，马格多夫愈发乐观，认为通过国家规划或可实现社会主义。但参与注定失败的亨利·华莱士竞选活动后，马格多夫对美国国家的乐观态度消退(他对国家规划的信心从未减弱)。他投身马克思主义研究，试图厘清资本主义对美国国家的牢牢掌控。

《帝国主义时代》一书主张，美国处于一种新型帝国主义的前沿。早期的帝国主义国家最为关注的是来自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竞争。

但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的核心关切，转为扭转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收缩态势。这一点在美国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二战后美国成为无可匹敌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其在全球总投资中的占比到1960年激增至59%以上，便是明证。当全球各地民众从欧洲帝国的统治下赢得自由时，部分群体也为挣脱美国主导的新型国际体系的压迫性桎梏而争取独立。美国将这些运动视为对自身利益的直接威胁——对资本主义帝国的直接威胁——进而试图镇压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运动。在马格多夫看来，这一逻辑解释了美国对危地马拉、伊朗、古巴与越南的干预行径。

尽管马格多夫的论述对反战运动中的诸多人士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在塑造新左派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方面，非正统左翼历史学家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的贡献无人能及。一次受伤迫使他放弃军旅生涯后，威廉斯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投身历史学领域，先是作为学生，后成为深受左翼研究生欢迎的教授。读研期间，威廉斯受几位进步主义历史学家指导，这些学者吸纳了查尔斯·比尔德对美国历史的经济至上式分析方法。这一与道德左翼传统深度交织的思想取向，在威廉斯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最负盛名的著作《美国外交的悲剧》于1959年首次出版，该书以融合式马克思主义视角撰写，兼具道德左翼的语调。书名使用“悲剧”一词，是因为威廉斯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因领导者的意识形态盲区走上歧途，而这些盲区部分源于其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关联。

《美国外交的悲剧》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始终具有扩张性，但直至国务卿约翰·海伊发布“门户开放照会”，这种扩张才在全球层面变得明确。“门户开放照会”是1899至1900年间，为回应欧洲列强瓜分在华势力范围而发布的一系列外交文书。威廉斯称，支撑“门户开放照会”的核心理念，塑造了此后所有的美国外交。美国决策者认定，应赋予所有国家平等进入全球各地市场的权利，无视国界、帝国主张或贸易协定。

在威廉斯看来，门户开放政策是一场悲剧，因为它以直白的帝国主义式表述定义贸易，将贸易视为“为我国过剩产品开拓市场、为我国工厂掌控原材料”。更关键的是，这一外交准则意味着美国有权主导全球任何市场，而决策者急于用武力捍卫这一权利。因此，《美国外交的悲剧》为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干预提供了现成的解释，尽管威廉斯远在越战升级之前就完成了该书的写作。

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约20世纪60年代

在批判美国外交政策的同时，威廉斯构想了美国的另一种外交政策路径。与冷战的主导逻辑截然相反，他憧憬美国能“逐步制定并推行一项方案，在我们努力践行自身理想的同时，鼓励并助力共产主义国家朝着其自身关于美好社会的乌托邦愿景迈进”。威廉斯将这一主张称为“革命的门户开放”。其首要步骤，是先以更公正的方式重塑美国社会。唯有如此，美国才有可能助力其他社会实现各自的理想。这样的外交政策，不止于口头上践行民族自决理念，才是真正的反帝国主义政策。这亦是植根于道德左翼传统的一种预言。马克思与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无法接受任何约束，而威廉斯则恳请美国人接纳这些限制。

称威廉斯汲取了道德左翼传统的养分，并非意味着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60年代，这场围绕未来左翼愿景、持续百年的派系纷争达成了脆弱的休战。此次休战使得道德左翼传统与以劳工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忐忑共存。威廉斯正是这一短暂左翼和谐时期的典型代表。一方面，秉承从亨利·戴维·梭罗、爱德华·贝拉米到小马丁·路德·金等道德先知的精神，他构想了一个以正义、机会均等与手足情谊为根基的共同体。而另一方面，威廉斯也从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与革命的更为冷峻的预见中汲取了思想养分。事实上，1964年威廉斯撰写了一部风格独特的小书，阐释马克思思想对理解美国社会与历史的价值，书名为《巨大的逃避：论卡尔·马克思的当代价值，以及接纳异端参与美国未来对话的智慧》。

威廉斯致力于对抗美国人回避令人不快的真相的倾向。在《巨大的逃避》一书中，威廉斯提出：“在美国人沉湎的所有逃避行为中，最严重的或许是他们始终逃避在思想与道德层面直面卡尔·马克思。”美国人实现了经济繁荣，却始终与有意义的生活相疏离。“这种异化加剧、匮乏加深、挫败感蔓延的日益严重的危机，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被卡尔·马克思所预见。”马克思的人文主义关怀，与威廉斯对友爱共同体的追求相契合。“他写道：‘马克思关注的是，人如何定义自身、如何构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人如何运用自身的创造力。’”这一马克思形象引发了众多新左派人士的共鸣。但对于那些更熟悉老左派所解读的马克思——即聚焦阶级与劳工问题的马克思——的人而言，新左派所解读的马克思是一种严重的歪曲。

尤金·杰诺韦塞坚定的老左派立场虽有所缓和，但他仍对威廉斯对马克思的解读提出异议。杰诺韦塞批评威廉斯对“共同体”这类概念的使用不够严谨，他强调，包括法西斯主义者在内的众多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将共同体视为解决异化问题的途径。此外，威廉斯在强调共同体的同时，忽视了马克思思想中最具革命性的核心——阶级斗争。共同体与阶级斗争难以调和，因为后者几乎从根本上否定了前者。若未开展彻底的反资本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催生的分裂隔阂下，人们又如何能够凝聚在一起?尽管存在上述批评，杰诺韦塞仍认可威廉斯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的代价远不止于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杰诺韦塞写道：“仅共同体团结的瓦解这一点，就足以判定资本主义的罪恶。”在威廉斯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自由的经典呼唤。

为说服美国人直面马克思，威廉斯将其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道德主义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相调和。与马格多夫一样，威廉斯将美国帝国主义界定为美国经济实力的延伸。他写道：“从17世纪至今，资本主义对市场扩张的执着追求，既指引着美国外交政策，也为其划定了边界。”但威廉斯也将这种扩张主义归因于更为独特的动因。在论及边疆的终结如何促使美国将其帝国主义目光转向海外时，威廉斯写道：“世界本身成了美国自我意识肆意张扬所需的空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彰显自身的诉求，满足了其深层的心理欲望。

威廉斯意在表明，美国帝国主义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具有不可避免的扩张性力量的论断。但他也坚持将马克思思想融入其友爱共同体的乌托邦愿景中，他写道：“千百万民众彼此之间、与社会之间、与自身人性之间的异化，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美国非正式帝国发展进程中固有的组成部分。”美国人唯有在本国境内找到更人道、更平和的生存方式后，才会放弃暴力的帝国建构，摒弃原始积累，不再在全球范围内肆意张扬自我。

最终，威廉斯认为，直面马克思的思想将迫使美国人认识到，其历史并非例外，与世界各地的人们一样，他们都是历史列车上的乘客。马克思不会认为20世纪美国的扩张主义有任何独特之处。他只会将其与此前的欧洲帝国主义区别开来，原因仅在于它契合了一种新型资本主义形态，即企业自由主义。总而言之，威廉斯写道：“美国并未证明马克思是错误的。”

与冷战自由主义者声称战后美国资本主义已使马克思理论过时不同，威廉斯认为，美国资本主义至多只是与马克思所指出的、推动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那些内在力量达成了一种“高水平的僵局”。威廉斯认识到，这种僵局具有特定的时空属性。他意识到美国资本主义靠帝国主义维系，也明白帝国主义是一头变幻无常的猛兽。美国输出自身社会问题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

九.黑人权力的挑战

与多数时期一样，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是种族主义。因此，黑人权力运动的激进分子常将国内的种族压迫与美国在海外的侵略行径相联系，这一逻辑顺理成章。黑豹党活动人士将黑人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激烈融合，把他们在美国街头的抗争与越南丛林中的战斗联系起来。1969年11月，在被当局杀害的一个月前，该党芝加哥分部主席弗雷德·汉普顿对全神贯注的听众说道：“越南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巴比伦(指美国)受压迫民众的自由……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片土地之上——这片土地，由这些侵略成性的恶犬的尸骨与鲜血浇灌而成。他们闯入我们的社区，如同军队侵占外国领土般盘踞于此;他们奔赴越南，为攫取民族自决权，对越南人民展开残酷的镇压与征伐。无论他人是否认同，这都是我们的立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汉普顿这篇深刻的演讲，揭示了新左派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国内受美国资本主义压迫的非白人群体，向海外受美国帝国主义压迫的非白人群体表达声援，左翼阵营重新涌现出强烈的国际主义意识。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环境中蓬勃发展，恰恰是因为马克思将其反资本主义思想界定为必然具有国际性。“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许多黑人权力运动活动家在与越共站到同一阵线的过程中，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但在其他层面，马克思主义与黑人权力运动并不契合。

注释（by DS）

总结来说，在学术、历史或需要精确表达其激进与自决内涵的语境中，“黑人权力”(黑权)是更专业和准确的译法。而在泛指或大众语境中讨论平权时，“黑人民权”也可以接受，但需注意其概念上的模糊性。此处采用更能表现其激进意涵的译法

哈罗德·克吕斯从黑人权力运动的视角出发，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有力批判者。克吕斯的这一立场源于其个人的思想与经历挣扎。作为前**员，他遭到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鄙夷，这些人机械地排斥一切聚焦种族问题的政治思想。当克吕斯最初撰写关于黑人民族主义的文章时，他本以为会得到新左派同志的认可——这些同志与他一样，摒弃老左派的陈腐教条。但事实证明，调和黑人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

1961年，克吕斯向《研究》期刊提交了一篇长文，题为《古巴、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与美国黑人》。克吕斯认为，美国黑人从古巴革命者身上能学到更多的，是其民族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这引发了该刊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编辑们深刻的思想反思。他们本就难以与梭罗的支持者找到共识，如今，还被要求正视一种以马库斯·加维与马尔科姆·X思想为根基的社会哲学的价值。但《研究》期刊真心致力于打造一个包容的新左派，最终刊发了克吕斯这篇倡导民族主义的论战性文章。然而，这一团结之举，仍不足以让克吕斯相信，他的政治愿景在美国左翼阵营中拥有未来。

1967年，克吕斯的大部头著作《黑人知识分子的危机》出版，此后他脱离左翼阵营，转而倡导一种多元形态的黑人民族主义。克吕斯提出：“个体黑人所享有的权利实则少得可怜，究其原因，是其族群（无论他本人是否真正认同该族群）几乎不具备可实际行使的政治、经济或社会权力（道德层面的影响力除外）。”美国黑人若不先建立自身的各类机构，就永远无法实现自由。

克吕斯此言所指，远不止政治与经济层面的机构。他同时提出，黑人的自由离不开独立的黑人文化机构——剧院、报纸、学校——而自哈莱姆文艺复兴以来的黑人知识分子，始终未能建立起这类机构。黑人知识分子投身于种族融合的文化环境与机构中，更有甚者为白人文化赞助者效力，这使得他们始终无法获得作为黑人自由必要前提的文化独立。

就《黑人知识分子的危机》主张通过构建种族团结以获取权力而言，克吕斯的这部著作与当时的黑人权力相关著作立场一致。同样出版于1967年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与查尔斯·汉密尔顿所著《黑人权力：解放的政治》，其核心观点便是“一个群体唯有先实现群体团结，才能在多元社会中有效形成具备实力的谈判地位”。《黑人知识分子的危机》的独特之处，在于克吕斯同马克思一样，愿意“无情地批判一切现存事物”，其中包括美国白人左翼与美国马克思主义。他提出，美国**(包括党内黑人成员)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根基与美国民众的认知格格不入。克吕斯认为，马克思思想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毫无立足之地。

哈罗德·克吕斯，约20世纪70年代

在这一主张上，克吕斯受到了其思想偶像之一V.F.卡尔弗顿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卡尔弗顿提出，欧洲马克思主义并不适合在美国构建左翼力量。克吕斯以卡尔弗顿的观点为基础，提出若要在美国孕育出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理论，必须由黑人知识分子来开创。克吕斯援引W.E.B.杜波依斯的话：“我们这些有色人种，能以美国白人无法企及的视角看待美国。”唯有受剥削最深的群体，才能真正洞悉美国资本主义的本质。克吕斯写道：“黑人革命者显然从未意识到，在美国，唯有他们自身才具备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丝毫可能。”克吕斯对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除非黑人知识分子结合美国国情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左翼阵营中的许多人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在20世纪60年代末最具影响力的新左派刊物《纽约书评》上，为《黑人知识分子的危机》撰写了一篇持赞同态度的书评。拉什在根本上认同克吕斯关于建立独立黑人机构的必要性的观点。他写道：“美国历史似乎表明，一个群体若不先建立起能够彰显并塑造自身独特性的机构，就无法实现‘融合’——即平等。”

拉什也认同克吕斯对黑人激进派的不满——这些人盲目加入美国白人左翼，或是“错误地以与美国黑人处境无关的阶级概念来构想集体行动”。鉴于这一观点带有反马克思主义内涵，在左翼刊物上表明此种立场实属反常。这似乎预示了拉什本人最终与左翼决裂的结局，他后来也因反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进步主义意识形态而声名鹊起。但作为当时的左翼人士，他的这篇书评预示了左翼思想的一项重要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末，许多美国左翼人士开始接纳后来被称为“身份政治”的思潮，黑人民族主义亦包含其中。这一趋势对此后美国对马克思思想的接受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黑人知识分子的危机》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克吕斯认为，相较于阶级团结，种族团结是获取政治权力更有效的途径，部分原因在于他认为种族是一种更真实的归属形式。基于此，他主张即便是表面上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团体，其核心也围绕种族或族裔展开。他提出了颇具争议的观点，称美国**是犹太势力的工具。事实上，克吕斯宣称卡尔·马克思是首个将犹太势力掩藏在阶级斗争表象之下的人。据此，他批评黑人**员在无意间助长了犹太势力。克吕斯断言：“对黑人激进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洗脑，并非由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资本家实施，而是由美国**内的犹太知识分子完成的。”在族裔政治的零和博弈中，克吕斯认为黑人**员在无意中阻碍了黑人权力运动的推进。

如果克吕斯鲜明的黑人民族主义成为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左翼的风向标，马克思主义似乎将被迫退居次要地位。倘若身份政治及其他非阶级导向的政治分析范式占据主导，美国对马克思思想的接纳似乎又将濒临新一轮的低迷期。然而，一些核心思想家仍致力于将马克思思想与黑人民族主义、女性主义或反主流文化所塑造的新思潮相结合，赫伯特·马尔库塞尤为胜任这一工作。

十.新左翼哲学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最多产的作家之一，赫伯特·马尔库塞在老左派的鼎盛时期步入思想成熟阶段。但与大多数老左派人士及其他批判理论家相比，马尔库塞更能包容年轻活动家彻底重塑左翼核心议题的种种尝试。在左翼因代际冲突陷入分裂之际——阿多诺报警驱逐大学建筑内的学生抗议者便是这一冲突的典型缩影——求知欲旺盛的马尔库塞却欣然接纳了正在发生的变革。难怪《纽约时报》将他称作“新左派的哲学家”。

马尔库塞的著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就与新左派的思想倾向相契合。在1955年出版的《爱欲与文明》——这部最早、也最具说服力地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相融合的著作中，马尔库塞提出理论：作为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性压抑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一观点，与那些认为性革命同反资本主义运动紧密相连的年轻左翼人士的反主流文化思潮相呼应。1967年，马尔库塞在面向柏林学生群体的一场演讲开篇高呼“花之力”，呼应反战运动“要做爱，不要作战”的核心口号，他实则将此视作一场革命的号召。反主流文化，正是消解异化的良方。

马尔库塞是反主流文化的忠实理论家，同时，他也在工人阶级非激进化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理论进行革新。马尔库塞1964年的著作《单向度的人》提出，革命工人阶级的绥靖化兼具物质与意识形态双重属性：一方面，美国资本主义通过物质收买换取了工人阶级的忠诚；另一方面，权势阶层的需求被塑造成看似普世的价值，用马尔库塞的原话来说，即“整个社会秩序俨然成为理性的化身”。

在马克思看来昭然若揭、终将引发共产主义革命的那些矛盾，在一个不仅物质丰裕、更受全面管控的时代，已然不再不证自明。与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一样，马尔库塞观察到了美国社会的共识性状态——他将其称作“单向度的人”。但冷战自由主义者将这种共识视为唯有在美国精妙的政治传统中才能实现的民主理想，马尔库塞却与之不同，他将单向度社会视作一场卡夫卡式的噩梦。他写道：“一种舒适、平稳、合理、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工业文明中盛行开来。”

马尔库塞的冷峻描述，与斯克拉对企业自由主义的悲观阐释如出一辙。对二者而言，资本主义看似固有的矛盾已被消弭。马尔库塞质疑这种均衡是否转瞬即逝——“从其并未触及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揭示的矛盾根源(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意义而言”。但他也思考，这种均衡是否建立在一种更根本的“对抗性结构自身的转型”之上，该转型通过将矛盾变得可容忍而使其得以消解。与斯克拉及其他诸多新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马尔库塞认为后一种情形更有可能发生。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结构已发生深刻变革，以往被视为不可避免的矛盾已被彻底压制。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工人阶级将空想社会主义视作自身悲惨境遇的对立面与理想图景。而在马尔库塞所处的时代，工人阶级生活过于安逸，思想也陷入迷思，已然无法构想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可能。这是一场悲剧性的演变。马尔库塞写道：“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被升华了的奴隶”，但即便如此，“他们依旧是奴隶”。工人们并未意识到自身所处的被奴役状态。

尽管马尔库塞不再相信工人阶级注定会成为革命者，但他依然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他始终致力于探寻摆脱资本主义的路径，即便这意味着要突破马克思从未预见的全新物质与意识形态桎梏。因此，《单向度的人》虽通篇弥漫着浓重的悲观基调，却在结尾处留下了希望的余韵。马尔库塞提出，一种“新历史主体”或许会应运而生，为人们带来解放：

在保守的民众基础之下，潜藏着被排斥者与边缘人、其他种族及肤色的被剥削者与受迫害者、失业者与无业可就者构成的底层群体。他们置身于民主程序之外，其生存状态催生了终结一切无法容忍的处境与制度的最直接、最真切的诉求。因此，即便其意识尚未觉醒，他们的反抗本身已然具有革命性。这种反抗从外部冲击现有体制，故而不会被体制所消解、偏转……他们开始拒绝参与这场游戏的事实，或许正是标志着终结开端的关键节点。

马尔库塞将目光投向传统工人阶级之外，在那些受体制压迫、且对体制并无过度依附的群体中寻找革命主体。倘若反资本主义革命终将到来，其领导者将是弗朗茨·法农口中的“全世界受苦的人”。在美国，这一群体特指那些身负压迫烙印的人，尤其是美国黑人——他们“能以美国白人无法企及的视角看待美国”，同时也包括女性群体。

十一.女性主义的挑战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主流女性主义运动，旨在让女性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机会。但除此之外，主流女性主义并未对资本主义提出过多诉求。然而，任何致力于实现平等的运动，都不得不考量制约平等实现的各类因素。许多女性主义者很快意识到，即便是机会平等这一看似温和的目标，在现有体制下也几乎无法达成。结果平等等更为激进的诉求，更是难以想象。部分女性主义者因此转向马克思主义。正如社会批评家芭芭拉·埃伦赖希所言，她们得出结论：“若不将性别歧视置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语境中，便无法理解其在我们生活中所产生的实际作用。”

如果说部分女性主义者是因主流女性主义的局限而转向马克思主义，那么更多马克思主义者则是因左翼阵营的局限而开始关注女性主义。罗宾·摩根的政治转型便是这一轨迹的典型写照。1962年，摩根开始为新左派刊物撰稿，其核心诉求是结束越南战争。但1967年，她将自身行动主义拓展至妇女解放领域，协助创立“纽约激进女性”组织，该组织于1968年发起了对美国小姐选美大赛的抗议活动。此后不久，摩根对激进政治的认知发生转变。她写道：“无论你对他人的压迫遭遇多么感同身受，唯有当你意识到自身所受的压迫时，才会真正投身于激进变革。”在1970年的文章《告别这一切》中，摩根公开与左翼阵营决裂：“我们认清了敌人，而他曾是我们的盟友。”摩根对众多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始终回避女性议题的做法深感失望——这些人将女性议题斥为“资产阶级议题”。与之相对，摩根提出父权制是世界范围内的“首要压迫形式”，这一观点道出了众多女性的心声：她们在一场宣称追求普遍自由的运动中，却只能屈居文书类辅助岗位，早已对此疲惫不堪。

正如众多左翼女性拒绝在男性主导的新左派组织中屈居从属地位，一批激进知识分子也逐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未能妥善回应性别不平等问题。当女性主义者创立致力于妇女解放的组织时，她们也投身于明确的女性主义理论建构。英国女性主义者朱丽叶·米切尔以极具影响力的1966年论文《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开辟了这一理论路径，用她的话说，这篇文章“源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及我对任何从经济学视角解读女性处境的做法的不满”。米切尔的分析以西蒙娜·德·波伏瓦、贝蒂·弗里丹等开创性女性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为基础，但在此之前，她先剖析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女性问题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所存在的缺陷。

《起源》于1884年首次出版，时值马克思逝世仅一年，是恩格斯为纪念其战友创作的多部著作之一。该书由恩格斯独著，但其核心思想源于马克思针对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1877年所著《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野蛮时代至文明时代的发展历程研究》一书所作的详细批注。马克思与恩格斯均认为，摩尔根的研究结论印证了二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尤其印证了他们的核心观点：阶级关系的变动会引发包括两性关系在内的其他社会变革。

摩尔根对土著文化的深入研究让恩格斯认识到，马克思所称“原始共产主义”的狩猎采集社会兼具非占有性与母系属性，且这两种特征密不可分。恩格斯将“母权制的颠覆”(即母系制的消亡)比作“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他还指出，这一变革的发生与财产法的诞生恰好同步，这并非巧合。当财产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父权制家庭便开始充当财产权属的载体。资产阶级男性依托父权制家庭结构实现财产继承。核心家庭并非无产阶级生活的固有特征，原因是无产阶级无财产可继承；但由于两性关系根植于财产关系，许多工人阶级女性被迫以卖淫为生存手段。女性被男性禁锢，要么作为妻子困于家庭，要么作为性工作者流于社会，而这一切的根源是所有人都被资本主义所奴役。恩格斯暗示，父权制是资本主义的延伸，因此社会主义的到来将同时终结资本主义与父权制。

与恩格斯不同，米切尔认为，要正确理解女性所受压迫，必须将两性关系视为独立于资本主义之外的“特定结构”加以考察。她写道：“这意味着要摒弃一种观点，即女性的处境可以从经济层面衍生推导而来，或在象征意义上等同于社会整体。”大多数女性主义思想家最终认同米切尔的观点，其中包括加拿大裔美国女性主义活动家、作家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她1970年出版的《性的辩证法：女权主义革命的论证》一书便以米切尔的论点为基础。

费尔斯通与米切尔一样，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足以解释对女性的剥削。但与仍认可马克思作为资本主义理论家价值的米切尔不同，费尔斯通认为自己的历史理论比马克思的更全面、更激进，因为她“探讨的是一个更宏大的问题，一种可追溯至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乃至动物界本身的压迫”。由于生育的生物必然性要求男性保护女性与儿童，人类历史伊始，男性便对女性行使着权力。父权制是最早的压迫形式，且构成了其他所有压迫的基础。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者将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等历史暴行归因为资本主义，而费尔斯通认为这些实则应归因于男性至上主义。在费尔斯通看来，阐释女性解放路径的理论必须考量父权制的永恒性，任何关于政治自由的理论，都必须从性别支配这一永恒存在的问题出发。

费尔斯通关于两性间持续斗争的观点，与马克思的永恒阶级斗争思想有着显著差异。费尔斯通强调父权制的永恒属性，马克思则突出阶级统治的语境特征。马克思以宣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闻名，这一范式看似脱离历史语境，但他始终论证，阶级动态与历史语境相互交织。例如，封建阶级制度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存在巨大差异。相比之下，费尔斯通虽将自身理论类比为辩证唯物主义，却淡化了两性关系的动态演变。

马克思式的历史语境理论的一大优势在于，它让变革显得可行，甚至必然。如果资本主义只是人类漫长历史中的最新阶段，如果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是近代才形成的，那么构想一种替代性的、后资本主义的、甚至是社会主义的未来便更为容易。与之相反，若父权制压迫是人类的永恒特征，便难以构想摆脱它的路径。考虑到费尔斯通理论的解放诉求，这一结论令人困扰。但费尔斯通仍乐观认为，20世纪晚期有望实现性革命。她写道：“人类已开始超越自然，因此我们再也不能以性别阶级体系源于自然为由，为维系这一歧视性体系辩护。”技术进步催生了革命性的条件，人类繁衍不再需要性别差异。受孕等生育机制、育儿等儿童抚育环节均可实现社会化，由此消解父权制的存在依据。女性不再受生物必然性的驱使，被迫处于男性的桎梏之下。

尽管费尔斯通在历史观上与马克思存在分歧，但二人对未来的愿景趋于一致。费尔斯通写道：“正如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不仅是终结经济阶级特权，更是消除经济阶级差异本身，女性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也必须是……不仅是废除男性特权，更是消除性别差异本身。”这将意味着所有压迫性体系的消亡。费尔斯通认为自己彻底颠覆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将迎来一个消除一切压迫（包括父权制）的世界，而费尔斯通则主张，女性主义才是革命的支点。

费尔斯通的观点因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圈子内部的性别歧视现象得到佐证。《左翼研究》唯一女性编辑埃莉·哈基姆，遭到众多男性同事与撰稿人的性别歧视对待，其中一些人甚至称她为“亲爱的”。托洛茨基主义历史学家乔治·拉维奇发现哈基姆存在存在主义倾向后，写道她“像大多数女性一样，沉溺于某种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胡言”。尽管此类厌女行径最终促使她离开《左翼研究》，但哈基姆在刊物创办初期，凭借大量深刻且风趣的通信往来维系着刊物运转。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分析是推动一场解放所有人（包括女性在内）的革命的正确方法。

哈基姆并非唯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女性主义者，尽管20世纪6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在女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安吉拉·戴维斯作为杰出的女性主义思想家与解放论理论家崭露头角，同时也是全球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戴维斯在阐释妇女解放理论的过程中，始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

戴维斯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由左翼父母抚养长大，在布兰代斯大学读本科期间结识了马尔库塞。马尔库塞让她深刻认识到，一个人既可以成为学院派哲学家，也可以成为激进活动家，二者实则相辅相成;她也追随马尔库塞的脚步，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求学。尽管戴维斯自幼便高度关注民权运动，但她对黑人民族主义并不认同，当听闻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将共产主义斥为“白人的玩意儿”时，她倍感失望。戴维斯加入美国**，成为党内黑人团体“切-卢蒙巴俱乐部”的成员。马克思主义自此成为她一生的思想与政治指导力量。

戴维斯在马尔库塞从布兰代斯大学转校任教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以及东柏林洪堡大学获得高等学位后，于1969年受聘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全国范围内城市动荡之际，在州长罗纳德·里根的施压下，戴维斯因加入美国**、参与黑人权力运动被校方解雇。这并未放缓她的维权行动，尤其是为黑人政治犯奔走发声。1970年，一把属于戴维斯的枪支被用于一次法院解救囚犯的失败行动，该行动导致包括一名法官在内的四人死亡，警方随即对戴维斯发出逮捕令。戴维斯在狱中度过16个月，期间“释放安吉拉·戴维斯”成为全球左翼人士的呐喊口号。

服刑期间，戴维斯撰写了一篇厚重而深刻的关于性别不平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文章——《女性与资本主义：压迫与解放的辩证法》。对于最了解戴维斯学识的人而言，取得如此高深的理论成果不足为奇。马尔库塞称她是自己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学生。历史学家迈克·戴维斯(与安吉拉·戴维斯无亲属关系)表示，她是美国**加州分部中唯一一位精通马克思著作的人，他唯一惋惜的是，戴维斯因过于繁忙，无法向分部其他成员讲授马克思理论。

戴维斯在《女性与资本主义》一文中尽显其对马克思思想的熟稔。她的写作目的，是将妇女解放相关论述拉回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论重构”框架之中，以阐明女性的受压迫状态、以及女性在意识形态层面被归置于自然领域的处境，与资本主义的巩固过程如何形成密不可分的联结。戴维斯不认同主流女性主义理论的观点——该理论主张性别歧视的根源独立于资本主义之外，且“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均是男性至上主义的表现”。在戴维斯看来，20世纪的男性至上主义不能归因于远古父权制，而应归因于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深度绑定的、晚近形成的父权制变体。

赫伯特·马尔库塞与安吉拉·戴维斯，1970年

尽管许多女性主义者将性别压迫归因于自然差异，戴维斯却认为，女性“被牢牢锚定在自然领域”的观念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性别歧视的自然化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意识形态母题”，它为“资产阶级统治时代”提供了合理化依据。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男女有着看似自然的分工：男性从事狩猎、捕鱼与农耕，女性则负责采集、生育与抚育子女。但当男性逐渐沦为工业机器上的齿轮、进而与自然相割裂时，女性却仍以照料者的身份停留在自然领域之中。

随着自然成为男性理应掌控的对象，女性被划归自然领域的处境，对维系资本主义秩序愈发至关重要。戴维斯写道：“与男性相对，女性仅仅是自然造物的这种被实体化的观念，明显是谬误的，它是女性日常所受社会压迫的遮羞布。但即便这一观念是虚假的，其中也隐含着真相：当下女性所受的真实压迫，与资本主义攫取、掌控自然的模式密不可分。”人类受资本主义逻辑驱使去征服自然，而在这一隐性推演中，男性也被推向压迫女性的境地。

与费尔斯通等性别决定论女性主义者一样，戴维斯相信未来有可能摆脱男性至上主义。但与费尔斯通不同的是，戴维斯认为一切解放的绊脚石是资本主义。这并不意味着在革命胜利前可以无视性别不平等，相反，反抗性别歧视是反资本主义斗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此问题上，戴维斯借鉴了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认为“男女关系是社会复合体的核心要素，这一复合体必须经由革命进程予以推翻与重塑”。与马克思一样，戴维斯认为人性具有可塑性，即便是两性关系这类看似难以改变的层面亦是如此。她写道：“男女结合的模式极具可变性，始终受社会变革的影响。”戴维斯同样秉持马克思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阻碍了更优人性的发展，她指出：“只要社会生产仍受资本主义关系的桎梏，只要对自然的攫取意味着对人的剥削，两性关系就会始终处于畸形、扭曲的状态。”资本主义违背人性的恶行，滋生了父权制压迫女性的恶行。

女性因被视作自然界的一部分而遭受剥削的观点，处处体现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但戴维斯必然清楚，其理论构想过于抽象，无法为女性主义行动提供实践指引。因此，她以一则极具说服力的例证对该观点加以佐证。资本主义使劳动者无法享有自身的劳动成果，他们只得从其他愉悦活动中寻求慰藉，尤以性为甚。然而，性作为对抗异化的慰藉手段，其问题在于本质上的动物性。人是社会性存在，因此摆脱异化需要社会性的解决方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唯有如此，人类才能更贴近自身的真实本性。

性非但未能解放男性，对女性而言，它往往还成为另一种压迫形式。女性承受着双重异化。戴维斯写道：“女性被迫对社会生产仅做出极少贡献，甚至毫无贡献——即便在异化的劳动模式中也无法参与其中——其实际地位被降格为男性单纯的生理需求载体。”这便是戴维斯主张将女性划归自然领域必然导致其受压迫的核心意涵。

女性如同树木，沦为任人利用、甚至屡遭践踏的客体。戴维斯承袭马克思的思想，希望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反资本主义革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路径。

戴维斯在阐释资本主义对两性关系的影响时，其研究视野不止于探讨资本主义如何塑造资产阶级家庭。正如恩格斯所言，家庭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诞生，核心目的是维护财产所有权，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便是养育并抚育子女，使其成为未来的财产继承人。而戴维斯将工人阶级家庭也纳入了研究范畴，她提出，这一家庭形式的重要性已然凸显，成为男性工人唯一能找寻到自主感的场所 —— 尽管这种自主感不过流于表面。

倘若女性的角色已然深度嵌入维系工人个体生存所需的社会结构根基，倘若工人阶级家庭已成了冷漠世界中的一方栖身之所，那么女性也便成为维系资本主义存续的核心力量。将女性束缚在枷锁之中的，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诉求，而非自然法则。在戴维斯看来，这正是资本主义两性关系的核心矛盾所在：女性一方面被生硬地归为自然的存在，另一方面却承担着维系家庭完整、进而支撑资本主义制度运转的社会功能。

戴维斯的分析所蕴含的革命意涵十分明确。关于优先推进妇女解放还是社会主义的争论，其立论基础本身便是错误的。脱离资本主义的解放，便无法实现摆脱父权制的解放，反之亦然。这一点在20世纪后期的数十年中愈发凸显：核心家庭沦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冲击的牺牲品，开始走向解体。

马尔库塞对此表示认同。到20世纪70年代初，他已然认为妇女解放是最具革命前景的运动之一。马尔库塞承认，“女性并非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且“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女性仍有可能遭受歧视”。但即便他坦言“男女关系的范畴跨越阶级界限”，却也提出了另一观点：“女性的现实需求与发展潜能，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受阶级境遇制约的。”

女性遭受压迫已达数千年之久，而资本主义将女性裹挟至特定的依附性角色之中。男性走出家庭劳作，沦为受剥削的工业齿轮;女性即便外出工作，所得薪酬也始终低于男性。但更关键的是，为维系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女性还被要求承担全部的家庭内部劳作。就此而言，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范式，女性的家务劳动本具备价值，然而因这份劳动毫无报酬，其价值便被完全归作剩余价值，且这份剩余价值最终悉数归属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简言之，女性的无偿劳动成为了资产阶级实现财富积累的重要助力。在马尔库塞看来，若妇女解放运动想要取得成功，若父权制想要被彻底推翻，就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任何真正践行其初心与主张的女性主义，都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20世纪60年代后，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双双走向式微，左翼力量也几近从美国政治版图中销声匿迹。与此同时，一股声势浩大的保守主义运动开始稳步崛起，新政自由主义也随之步入急剧衰落的阶段。伴随保守主义的崛起，关于国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共识逐步形成：人们不再期待国家通过管控资本主义来安抚工人阶级，取而代之的是，美国政府加紧将资本主义推向全球各地。马克思笔下所构想的资本主义，如同被压抑的记忆般卷土重来，可具有革命精神的工人阶级，却未能以相应的姿态再度崛起。马克思精准指出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并未就此显现——至少，并非即刻显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历经数十年的沉淀，才再度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眼前。但马克思的思想始终在美国存续着，虽步履维艰，却从未消亡。

20世纪60年代的解放运动渐趋式微，马克思的思想却仍留有余绪。它不再如20世纪30年代那般，在工会会馆中引发广泛共鸣，也不再像60年代那样，在青年激进分子群体中激荡回响。但马克思的思想依旧在学术期刊与研究生研讨课堂中存续。至此，美国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成为了高度专业化的领域。马克思的思想不再是社会运动的精神图腾，反而成了彰显广博国际学识的象征。这样的马克思思想，恰适配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