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最近，在浏览一些关于国际共运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讨论时，我又一次看到了那个流毒甚广、被各路“理中客”和反共右翼奉为圭臬的简中网特供谣言——所谓的“巴枯宁之问”。

这个段子的核心剧情往往被编排得极具戏剧性：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巴枯宁，在一场辩论中目光如炬地盯着马克思，抛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如果无产阶级成为了统治阶级，那么他们去统治谁呢?当少数人掌握了权力和资源，他们难道不会变成新的压迫者吗?”

然后，段子手们会得意洋洋地加上一句：面对这个旷世难题，马克思被问得哑口无言，冷汗直流。

每次看到这种毫无历史常识的降智地摊文学，我都感到一种深深的生理不适。

这种连出处都查不到、连巴枯宁到底是在哪一年哪次会议上发问都编不圆的粗劣谣言，却能在中文互联网上大行其道，被无数人拿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先天理论缺陷”的铁证。

能编出这种问题的人，其理论水平之低下令人发指;而那些把这个段子当成至宝四处复制粘贴的受众，估计在看到这段地摊文学之前，连巴枯宁是哪国人都不知道。

他们根本不知道，在马克思在世的那个年代，在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初蓝图中，所谓的“巴枯宁之问”，连成立的前提都没有!

今天，我们就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剖刀，把这个简中网特供的“巴枯宁神话”彻底剖开，看看马克思当年到底是怎么回答的，以及历史，又给这个回答开了一个怎样血淋淋的地狱笑话。

一

那些用“巴枯宁之问”来嘲笑马克思的人，脑子里预设了一个极其僵化且充满资产阶级官僚色彩的前提：他们认为所谓的“无产阶级掌握权力”，就是换一批人去坐凡尔赛宫里的真皮沙发，换一批人去指挥那支庞大的常备军，换一批人去驱使那套镇压人民的警察系统。

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国家”就是一座天然的压迫机器，谁坐进了驾驶室，谁就必然成为新的压迫者。

但这恰恰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用最猛烈的炮火所轰碎的旧国家观!

1871年，巴黎的工人阶级用七十二天的壮烈牺牲，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份无比珍贵的政权建设草图——巴黎公社。

面对巴黎公社的伟大实践，马克思的回答震聋发聩：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必须打碎它!

打碎之后建立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法兰西内战》中，恩格斯对巴黎公社政策那段极其精准的复述：

3月30日，公社取消了征兵制和常备军，把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公民都要参加的国民自卫军宣布为唯一的武装力量。公社免除了从1870年10月至次年4月的全部房租……4月1日规定，公社公务人员(因而也包括公社委员本身)的薪金，不得超过6000法郎(相当于当时巴黎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

次日下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4月6日，国民自卫军第137营把断头机拖了出来，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当众烧毁。

看明白了吗?在马克思的理论和巴黎公社的实践中，根本就不存在一支高高在上、脱离人民的常备军和警察队伍!

这也是为什么在当时，马克思的主张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废除常备军、实行全民武装”这一点上，甚至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二

让我们顺着《法兰西内战》的脉络，进一步看看马克思自己是如何论述这个伟大的防微杜渐机制的。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

所有其它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

在这张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玫瑰色蓝图里，巴枯宁那个所谓的“少数人掌握权力后会变成新阶级”的诘问，显得像是一个没有逻辑支点的笑话。

为什么?因为在公社的体制下，这所谓的“少数人”根本没有赖以形成阶级压迫的物质基础!

第一，他们没有暴力的垄断权。

常备军被废除了，警察的政治职能被剥夺了，取而代之的是“武装的人民”。当枪杆子握在巴黎三十万国民自卫军(也就是普通工人和市民)手里的时候，坐在公社办公室里的那几个委员，凭什么去压迫人民?

如果这几个委员敢发布一条违背无产阶级利益的法令，武装的巴黎市民当天就可以把他们从办公室里拽出来罢免掉。他们的政令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连公社大楼的门都出不去!

第二，他们没有经济的特权。

所有公职人员只拿熟练工人的工资，取消一切津贴和特权。当官不再是一门发财的生意，而是一项随时可能被撤换的苦差事。没有了巨额的物质利益输送，所谓的“特权阶层”如何孵化?

在马克思和当时无政府主义共同构想的这种极限民主、全民持枪、官民同酬的社会状态下，权力的形态被彻底重塑了。

暴力不再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而是人民自卫的手段。

所以，马克思当然不会对巴枯宁的问题“哑口无言”，因为马克思早就用极其严密的制度设计，在理论上将巴枯宁所担忧的那个“新的压迫阶级”扼杀在了受精卵的阶段。

三

然而，历史的残酷之处就在于，理论上的逻辑闭环，往往经不起现实中血与火的暴力撕扯。

巴黎公社的这套玫瑰色蓝图虽然完美，虽然从根源上杜绝了官僚阶级的产生，但它却有着一个极其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它太脆弱了。

当公社的委员们还在大厅里为某一项社会法令进行冗长的民主辩论时;当巴黎的国民自卫军还沉浸在“取消常备军”的喜悦中，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纪律时;梯也尔的凡尔赛反动军队，已经在普鲁士的暗中支持下，完成了集结与武装。

公社没有建立一个高度集权、拥有铁一般纪律的先锋队组织;没有对法兰西银行进行果断的接管和没收;没有组建一支正规化、能够进行大规模野战的红军;更没有建立一个无情镇压反革命特务的肃反机构。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凡尔赛军队攻入巴黎，进行了长达一周的“五月流血周”。三万多名公社战士和无辜平民被屠杀，塞纳河的水被染成了红色，公社那面象征着世界共和国的红旗，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墙下被子弹撕得粉碎。

巴黎公社的烈士们用生命证明了一个残酷的真理：在世界资本主义依然占据绝对优势、帝国主义随时准备将革命扼杀在摇篮里的时代，放弃常备军、放弃高度集权的暴力机器，就等于主动把脖子洗干净，伸向资产阶级的绞肉机。

玫瑰色的幻想，终究挡不住凡尔赛军队的排枪。

这就注定了，在此后的国际共运史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对国家机器消亡的乐观预期，必须被迫向残酷的生存法则让步。

四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来到了1917年的俄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布尔什维克拿到了政权。其实在革命刚刚胜利、列宁写下《国家与革命》的时候，他脑海中的蓝图，依然无限趋近于巴黎公社。

列宁在书中同样痛斥了常备军和官僚机构，同样呼唤着武装的工人和取消官僚特权。

但是，现实很快就给了刚刚上台的布尔什维克一记最为狠辣的重锤——全俄吃鸡大赛开始了。

这根本不是什么在议会里打打嘴仗的文斗，而是一场长达数年、惨烈到极点的绞肉战。

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的白军从四面八方扑来;英、法、美、日等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军在俄国的土地上登陆;国内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富农、以及被巴枯宁思想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四处发动叛乱、暗杀和怠工。

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被压缩在莫斯科周围极其狭小的区域里，面临着断粮、断弹、随时被彻底抹杀的绝境。

在这种命悬一线的时刻，你跟列宁说“我们要搞公社普选”、“我们要废除常备军代之以全民武装”、“我们要废除秘密警察”?

那就是在叫苏维埃去死!

为了让革命政权能够在这片被十四国围剿的绝地上活下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被迫祭出了那些原本被马克思主义者深恶痛绝的工具。

没有常备军就打不赢战争?好，托洛茨基收编了沙俄的旧军官，用极其严酷的纪律和政委制度，组建了五百万正规化的红军。

没有肃反机构就无法对付暗杀和间谍?好，捷尔任斯基组建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契卡)，毫不留情地向一切反苏维埃分子举起了利剑。

没有粮食就喂不饱前线和工人?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派出武装征粮队，用枪杆子从富农和农民手里强行征集余粮。

布尔什维克不再是巴黎公社里那个由各派别组成、整天吵架的松散联盟，而是变成了一支如钢铁般坚硬、纪律严明、高度集权的先锋队。

这支先锋队确实成功了。他们打赢了全俄吃鸡，把帝国主义干涉军赶下了海，保住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

可是，当硝烟散去，历史却给列宁、给卢森堡、给全世界共产主义者，讲了一个血淋淋的地狱笑话。

五

为了对抗吃人的资本主义怪兽，无产阶级被迫打造了一头属于自己的利维坦。

而这头为了保卫革命而诞生的利维坦，在吞噬了敌人之后，它的基因无可挽回地变异了。

当年那个关于“巴枯宁的诅咒”，以一种极其扭曲的方式，在苏维埃的躯体上应验了。

随着红军的正规化，常备军重新建立起来了，而且比沙皇时期更加庞大;

随着国家管理的复杂化，那些在内战中立下战功的政委和干部们，逐渐脱下了布拉吉，换上了定制的西服，变成了拥有专属商店、特供医院和乡间别墅的“官僚特权阶层”;

随着党内外斗争的残酷化，随时可以被罢免的普选制名存实亡，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政治局委员，甚至是一个绝对领袖的手中。

罗莎·卢森堡早在十月革命初期，就以惊人的洞察力警告过列宁：

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

卢森堡的话一语成谶。

当革命政权活下来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是巴黎公社那个纯洁的模样了。

庞大的官僚集团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阶级利益，他们开始在内部实行板结，开始脱离群众，开始用警察和军队来镇压那些对他们提出异议的工人。

这时候，那个曾经被马克思用《法兰西内战》驳得体无完肤的巴枯宁之问，仿佛从历史的坟墓里爬了出来，发出了阴冷的嘲笑。

少数人掌握了权力，确实变成了新的压迫者。不仅变成了压迫者，在几十年后，这批苏联的官僚甚至嫌弃“社会主义体制”阻碍了他们把特权传给子孙，于是他们主动解体了苏联，把全民的财产瓜分殆尽，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寡头。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绝望的历史闭环。

但这绝不是因为“马克思答不上来”，而是因为历史的客观物质条件，远比任何理论家的推演都要冰冷和残酷。

在资本主义全面包围、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政权如果不搞高度集权的先锋队体制，就会像巴黎公社一样被立刻屠杀;

可一旦搞了先锋队体制，就必然会催生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最终滑向修正主义的深渊，自我毁灭。

生存，还是变质?

这成了悬在二十世纪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跋

当我们将目光从冰冷的苏东剧变中收回，再回望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

面对这个似乎无解的“先锋队变质”死结，面对这个历史开的血色地狱笑话，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领袖中，有没有人试图去破这个局?

有。

在这个星球的东方，有一位老人家，在晚年以一种悲壮的、甚至被后世视为“疯狂”的姿态，向这个历史的死局发起了最后一次冲锋。

他深知那头名叫“官僚主义”的利维坦一旦长成，会带来怎样的反噬。

于是，他试图越过庞大的国家机器，直接唤醒底层的群众;他试图用一种最激烈的方式，打破官僚阶层的板结，让人民重新掌握罢免权和监督权;他甚至不惜砸碎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这套体制的坛坛罐罐，也要把“大民主”的权力还给群众。

他晚年的那些探索，无论是四大自由、两参一改三结合，还是对群众武装的强调，本质上，都是在向《法兰西内战》中巴黎公社的那套纯洁蓝图，进行一次悲壮的回溯与回归。

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运动本身的失控，这场伟大的演习最终以失败告终。

但他却给全人类留下了一笔无比丰厚的政治遗产，他用行动告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在打倒了资本家之后，革命并没有结束。

如果不进行持续不断的革命，如果不让人民在思想上彻底觉醒并时刻准备捍卫自己的权力，那么今天打倒的龙，明天就会变成更残暴的恶龙。

所以，不要再拿什么“巴枯宁之问”来显摆那种可怜的优越感了。

马克思早就给出了最完美的理论答案;列宁为了让这个政权在吃人的世界里活下来，付出了变质的惨痛代价;而东方的老人家，则用尽一生，试图在变质的悬崖边，拉住那辆失控的马车。

历史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

先辈们在血泥中趟过的路、犯过的错、流过的血，不是为了让后人在键盘上冷嘲热讽的，而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资本愈发肆虐的寒冬里，依然能看清前方微弱的火光。

文 /子珩墨

编辑 /子珩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