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1961年，为何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2026-04-22 新闻

文 / 欧洲金靴

昨天柯庆施的文章(点击阅读)中有这么一段：

提出“反冒进”口号的领导同志，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在党内一直很难得到普遍支持，因为他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压过其他同志的“战功”，特别是在解放军中没有支持者。

同时，他也不像毛主席、柯老等人擅长农村工作，当年土改中就有的“左”倾错误就很难说与他完全无关，建国前后主张“富农剥削有理”更是引起毛主席警觉......

这些思维之后也都被他延续到浮夸风运动中，给毛泽东思想的践行、党中央三面红旗的落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后台很多同志想让聊一聊浮夸风，这只能简单说说了……

还记得大约三年前此时，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该方案强调：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一代代中国**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各级党委(党组)围绕12个方面的重点问题开展调研工作，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对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主要情况和重点问题。

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节点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因为，在那之前刚刚过去的抗疫大业之中，再度于中层、基层浮现了太多太多勾起人们“不好记忆”的施政行为，也正因如此，如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那般，三年前又一次向全党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的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况，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这是青年毛泽东致密友周世钊信中的一句话。

说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绝不夸张，不朽之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毛主席年轻时深入基层调研出来的，步行七百多公里，耗时一个多月。

主席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完全不同，始发现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

六十五年前，196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及为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席针对“近几年来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比较少，对情况不甚了了”的状况，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传统，希望与会者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两个月后，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并附上毛主席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后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县以上领导机关联系实际认真学习。

再两个月后，主席针对《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中提出的调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般干部挂帅的多，领导干部挂帅的少；漫无边际的多，充分准备的少；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层的少；昂首望天的多，当小学生的少；晃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干干净净的多，满身油腻的少；带走的东西多，留下的东西少；‘十月怀胎’的多，‘一朝分娩’的少”——即著名的“十多十少”情况，将文章标题改为《调查成灾的一例》，批示指出：

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

之后主席亲自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湘、粤农村进行调研，他自己也用一个月的时间乘火车离开北京，做调查研究工作和调查研究的动员工作。

中央其他领导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纷纷深入基层，形成了浓厚的调查研究风气。

这些调查研究用时短则几天，长则一个多月，掌握了实际情况，为各领域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有的调研还直接发挥了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

由此，1961年也成为党历史上有名的“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