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外卖骑手的身影穿梭在两岸的城市街巷，串联起千家万户的烟火气，他们的劳动权益保障，却成为两岸共同面临的民生痛点与时代课题。作为数字经济催生的新就业形态，外卖骑手群体始终被三重困境紧紧裹挟：平台的数字霸权、劳动关系的模糊难辨、劳动权益的保障缺位。

面对这一共同难题，大陆与台湾地区基于自身的制度体系与治理逻辑，都进行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探索，其中台湾地区《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以下简称“外送专法”)的突破性设计，更是为破解骑手困境提供了刚性范本，其进步性值得深入探讨。

一、同源困境：两岸骑手无法挣脱的三重枷锁

无论是大陆超千万的外卖骑手，还是台湾地区14至15万的外送员，尽管身处不同的社会环境、依托不同的运营模式，却被同样的三重困境牢牢束缚。这既是两岸骑手权益保障面临的共性难题，也是两地启动制度探索的共同起点，更是数字时代平台经济对劳动保障体系提出的共同挑战。

(一)平台数字霸权：算法裹挟下的被动劳动困局

两岸外卖平台均凭借数字技术形成绝对主导权，将骑手困在无形的“算法牢笼”之中，构建起难以挣脱的数字霸权。大陆平台通过精准算法，全面掌控派单逻辑、配送时限与奖惩规则，却未充分考量路况、天气、上下楼等实际变量，一味压缩平均配送时长，倒逼骑手闯红灯、疲劳作业;一旦出现超时、差评，骑手便会面临罚款、降权、封号等严厉惩罚，为保住单量与收入，他们不敢拒单、不敢停歇，彻底沦为被算法支配的“工具人”。台湾地区的平台同样依托算法推行“强制派单”，叠单压价、不合理考核成为行业常态，加之Uber Eats与Foodpanda形成的双寡头垄断格局，骑手彻底丧失议价空间，只能被动接受平台制定的所有规则，即便在极端天气下，也可能被强制派单，陷入“想停不能停、想退退不了”的被动境地。这种数字霸权的本质，是平台以“效率优先”为借口，将用工成本与职业风险直接转嫁给骑手，凸显了资本无序扩张对劳动者权益的挤压与侵蚀。

(二)劳动关系难确认：维权无门的根源症结

两岸平台均普遍采用“承揽合同”“合作协议”等形式，刻意规避劳动关系的认定，这成为骑手维权路上的最大堵点与根源症结。在大陆，80%以上的骑手以众包、兼职形式就业，平台多将其界定为“独立承包人”，拒绝签订劳动合同;即便骑手实际受平台严格管理、完全依赖平台获取收入，也难以被认定为劳动关系，进而无法享受劳动法规定的各项保障。司法实践中，骑手维权时还常面临诉讼主体混乱、平台推诿扯皮、举证困难等问题，部分骑手甚至历经多次司法程序，仍无法明确责任主体、实现合理诉求。台湾地区的骑手也曾深陷这一困境，平台以“承揽关系”为挡箭牌，否认自身的雇主责任，将外送员置于“劳动”与“承揽”之间的灰色地带，骑手即便遭遇工伤、欠薪，也因劳动关系无法确认，难以获得相应补偿，维权过程漫长且艰难，往往陷入“求告无门”的绝境。这种“只享权利、不担责任”的商业模式，本质上是对劳动者权益的系统性掠夺，也是两岸骑手共同面临的核心痛点之一。

(三)劳动权益难保障：无兜底的风险困境

劳动关系的模糊不清，直接导致两岸骑手的劳动权益长期处于“无兜底、无保障”的悬空状态。在大陆，多数外卖骑手未被纳入社保体系，养老、医疗保障覆盖率极低，送餐途中遭遇交通事故、意外受伤时，难以认定工伤，只能自行承担高额医疗费用;同时，骑手收入极不稳定，平台随意降低单价、乱扣款的现象屡见不鲜，且部分灵活就业骑手缺乏最低工资标准兜底，不少骑手陷入“多劳未必多得”的困境。此外，不少骑手参保意愿不强，担心工作不稳定导致社保断缴、白白投入，进一步加剧了保障缺位的问题。台湾地区的骑手曾长期面临无强制保险、无最低工资标准的尴尬，外送员因送餐遭遇车祸身亡却无法获得合理补偿的事件频发，休息权、拒单权被严重漠视，报酬计算不透明、叠单压价等问题突出，骑手的生命健康与基本劳动权益，得不到任何有效保障。

二、异径破局：两岸劳动保障制度的异同与外送专法的出台

面对相同的三重困境，大陆与台湾地区基于不同的制度体系、治理逻辑与发展阶段，立足自身情况，设计了差异化的劳动保障制度，两者既有共性的价值追求，更有本质的制度差异，而台湾外送专法的出台，以其突破性的制度设计，凸显了远超传统保障模式的特性，成为破解骑手困境的重要范本。

(一)两岸劳动保障制度的共性：核心导向高度一致

尽管两岸制度设计路径迥异，但核心追求高度统一，这是两地保障制度的共性所在。

其一，均以破解骑手三大困境为核心目标，聚焦平台数字霸权管控、劳动关系确认、劳动权益兜底三大关键问题，致力于打破平台“自定规则、自我裁判”的垄断格局;

其二，均明确平台的主体责任，强调平台需承担骑手的权益保障义务，杜绝平台通过“承揽关系”规避责任的行为;

其三，均注重多主体协同发力，推动政府监管、平台履约、社会监督有机结合，形成全方位的权益保障合力;

其四，均聚焦骑手核心权益，围绕报酬保障、职业伤害保障、休息权、维权渠道等关键诉求，完善保障机制，本质上都是对“劳动价值”的尊重与回归。

(二)两岸劳动保障制度的差异：“渐进试点”与“立法兜底”

两岸制度设计的核心差异，根源在于各自的制度体系与治理逻辑，具体体现在四个核心层面，这种差异也更凸显了台湾外送专法的重要意义。

其一，保障路径不同：大陆走“行政主导、试点破冰、分类施策”的渐进式路径，台湾走“立法先行、刚性兜底、专属保障”的路径。大陆依托统筹治理优势，不打破现有劳动保障框架，坚持“贴合灵活就业特点、逐步推进完善”，通过政策引导、试点推广，逐步扩大保障覆盖，其理念是要避免“一刀切”对行业的冲击，步子要稳，要一步一步来。台湾地区则依托自身制度特点，直接通过专项立法，将外送员权益纳入法律刚性约束，无需依赖试点探索，一步到位破解核心困境，这种“立法兜底”的路径，更具强制性与确定性。

其二，劳动关系认定不同：大陆“分类界定、弹性认定”，台湾“实质认定、全面覆盖”。大陆结合骑手就业形态，对长期工作的全职骑手明确标准劳动关系，对众包、兼职骑手不强行捆绑劳动关系，仅通过职业伤害保障弥补权益缺口，仍受传统劳动关系“全有或全无”二分法的限制，灵活就业骑手仍难以获得完整保障。而台湾地区外送专法打破这一局限，不再纠结于合同形式，而是根据“实质从属性”(骑手受平台严格管理、依赖平台获取收入)，将所有外送员纳入“类雇佣”范畴，无论签订何种合同，均享有与劳动者同等的核心权益，从根源上破解了劳动关系难以确认的症结，这一设计也突破了传统劳动关系认定的局限，更贴合新就业形态的特点。

其三，责任界定与执行不同：大陆“政策引导 平台自律”，台湾“法律强制 高额罚则”。大陆的保障制度更注重政策引导，通过多部门联合监管督促平台履约，但平台违法成本较低，部分规则执行依赖平台自律，存在“纸面保障”的风险;同时，大陆实行“五险一金”分项并行的社保模式，骑手保障需依托现有社保体系逐步推进，灵活性不足。而台湾外送专法将平台责任以法律形式固化，实行“举证倒置”原则，平台对骑手停权、解约需书面说明理由并自行举证，同时强制平台全额承担外送员职业灾害保险等费用，未履约则面临最高两百万人民币的高额罚款，以刚性约束倒逼平台履行责任;台湾实行“劳健保 国民年金”的整合式社保模式，外送员保障可快速纳入现有体系，覆盖更全面、衔接更顺畅。

其四，维权机制不同：大陆以“行政投诉 劳动仲裁”为核心，依托现有劳动保障维权体系，在部分地区为骑手开通专属投诉通道与劳动仲裁绿色通道，简化维权流程、降低维权成本，依托行政监管与司法仲裁衔接，解决骑手维权过程中的举证难、流程长等问题。台湾地区则以“独立申诉 专业监督”为核心，外送专法明确要求平台设立包含第三方代表的独立申诉小组，专门处理骑手与平台的纠纷，骑手无需经过复杂的劳动关系认定流程，可直接向申诉小组提交诉求，同时依托专门的劳动权益监管部门进行监督，确保申诉结果公平公正，维权渠道更直接、效率更高。两者的差异核心在于维权渠道的设置与流程简化程度不同，均是结合自身现有治理体系形成的适配性设计。

外卖骑手的劳动保障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当前，两岸骑手的权益保障仍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大陆的渐进式保障尚未实现灵活就业骑手的全面覆盖，平台自律的短板仍需补齐，骑手参保意愿与保障落地的衔接仍有差距;台湾地区的外送专法虽具突破性，但在落地执行中的监督细化、平台合规成本消化、骑手权益诉求的精准回应等方面，仍需持续磨合。

而放眼两岸，平台数字霸权的隐性挤压、新就业形态与传统劳动保障体系的适配难题、资本逐利与劳动者权益的平衡困境，仍是亟待破解的共性挑战，每一位奔波在街巷的骑手，依然可能面临权益悬空的焦虑与无助。

劳动创造价值，每一位劳动者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外卖骑手不是冰冷的“配送工具”，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是撑起家庭的支柱，是串联城市烟火的“摆渡人”。他们的权益保障，不仅关乎千万个家庭的幸福，更关乎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