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体系社会与中国历史中的区域（一）：何为中国？一种跨体系视野的反思

2026-04-21 新闻

原编者按：本文整理自清华大学汪晖教授于2021年7月12日在北京大学“精神人文主义”云讲堂的学术讲座实录。汪晖教授在“跨体系社会与中国历史中的区域”这一主题下清晰阐释了中国作为一个内在包含多文明、多族群的“跨体系社会”(或称“跨文明的文明”)，其形成是以中国化为主导、融合与冲突并存的历史进程;同时，中国历史上的区域，如长城走廊、藏彝走廊等并非固定单元，而是自然条件、王朝治理、经济活动和现代国家战略等多种力量持续塑造的、具有“稳定性”与“流动性”的动态场域。

这一分析框架超越了“汉化/胡化”的二元叙事与静态的区域观念，为从长时段和结构性角度理解中国的过去与当下提供了富有启发的视角。在后续的问答与讨论中，汪晖教授与王建宝博士进一步将论题拓展至对全球化、现代性、文明对话以及“学以成人”等普遍性人文议题的反思。

全篇共六部分，本文为第一部分。

王建宝（主持人）：

汪老师是江苏扬州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中文系、历史系博士导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1988年在中国社科院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海德堡大学、东京大学等欧美著名的高校担任客座教授，在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社会理论和民族区域研究方面卓有成效。曾获“卢卡·卡西欧丽奖”、德国“安内莉泽·迈尔研究奖”等荣誉，曾经与哈贝马斯教授共同领奖。主要著作包括《短20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去政治化的政治》、《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等。汪老师大量的作品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斯洛文尼亚文等多种语言，为我们在全球讲好中国故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何为“跨体系社会”？

汪晖：

我今天的题目是“跨体系社会和中国历史中的区域”，这实际上是我对过去一些研究稍作综合后展开的讨论。在今天中国社会的语境下，探讨跨体系社会与区域问题，我想是有一定意义的。我今天的讨论关乎文化认同，也与我们如何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文化与文化认同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之所以将“区域”问题纳入这一范畴里，也是基于对当代世界正在发生变化的考量。我们都知道，地理意义上的区域在现代世界中，或关联于民族国家与民族认同，或关联于区域认同与地方认同。这些认同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和谐的，我们在全世界、在中国都面临诸多挑战。我不会直接去讨论这些挑战和危机，但是我希望今天的讨论对于我们如何去思考这些问题，能够起一点作用。

首先，我会讲一讲“跨体系社会”这个概念。我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熟悉的一些范畴，比如费孝通先生把中国界定为“多元一体”。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绝大部分人类社会都带有“多元一体”性;在中国社会内部，不同的民族区域也都是多元一体的。在我的讨论中，“跨体系社会”与“多元一体”之间，可以说是沿着这一路径继续向前思考。

“中国化”与“汉化”：超越族裔民族主义框架

第二个概念是，我们在讨论中国认同时，历史研究中常出现一些争论，比如过去这些年的“新清史”争论，涉及所谓“汉化”“胡化”等问题。最近，我们又重新听到另一个在中国历史中长期出现的话题，即对作为历史进程的“中国化”的重新解释。

“中国化”这个范畴出现得比较早，比如我们常讲佛教“中国化”等。从政治意义上说，1938年毛泽东曾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点”，也就是按照中国的特性、特点去理解它。换句话说，“中国化”其实是现代中国历史，尤其是整个20世纪革命、建设、改革直至今天社会变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涉及民族文化、宗教，也包括政治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文和西方语境中，“中国化”与“汉化”的概念是难以区分的，其实都是用同一个英文词语(Sinicization是通用词，但内涵模糊，容易混同“汉化”与“中国化”)。比如新清史中涉及的“汉化”、“胡化”之争，“汉化”也可译为“中国化”。何炳棣先生过去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华化”。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混淆?因为在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知识的影响下，西方的“中国”概念也被打上了民族主义的印记。原本并不含混的“中国”概念，一经转译，就容易被等同于“汉化”。比如我们现在提出宗教的“中国化”，但像藏传佛教，本来就不存在汉化问题，它本是中国宗教中的一种。事实上，其他宗教也不存在近代文明论或民族主义知识意义上的“汉化”问题，而是这些宗教及其实践如何适应中国社会生活，即具有中国特点，也就是“中国化”的问题。

宗教的“中国化”或其他文化的“中国化”，意味着中国社会包含不同类型的宗教生活，而宗教在传播过程中需要适应中国社会生活。由于宗教实践常常嵌入到不同地区和族群的日常生活之中，若将“促进宗教的中国化”这类命题等同于英文中易被理解的“促进宗教的汉化”，将会产生严重误导。因此，超越族裔民族主义的概念框架，重新界定“中国化”，对于理解我称之为“跨体系社会”的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跨体系社会”与“多元一体”：一种动态的阐释

什么是“跨体系社会”?我认为它首先是指包含不同文明、宗教、族群和其他体系的人类共同体，或者说，是指包含不同文明、族群、宗教、语言等体系的社会网络。换句话说，“跨体系社会”中的“体系”，指的是文明、族群、宗教、语言等，地域也在某种意义上提供某种系统性。但一个社会在历史形成过程中，可以超越这些体系，并将不同体系纳入一个社会网络之中。这样的跨体系社会，在我看来可以是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