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塘一镜开，天地入清明。

万籁乘风起，五弦动广庭。

有学者说：今天，回头来看，赫鲁晓夫关于大战可以避免、不同制度可以和平共处的观点，无疑是对的;而他提出“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对于社会主义最终在全世界战胜资本主义的判断，显然是过于乐观了。说这段话的人，真应该看看现在的世界格局是怎样的。个人认为，他上述观点可以拆成两点：第一，不同制度能否和平共处，大战是否可以避免。第二，社会主义能否战胜资本主义。关于第一个问题。不同制度的国家，要想实现和平共处，是平等共赢的关系，必须是以“打胜仗”为准备，而不是放弃此种准备，拔掉自己的虎牙得到的。也就是说，不同制度的国家，因其强弱差异，道路相异，如果自己不做好“打胜仗”的准备，没有这个决心和实力，那么弱者天然就会被强者欺负。或者，弱者天然就要做出牺牲。平等共赢的和平共处就成天方夜谭。我们只稍看伊朗与美以，便真相大白。回到该学者的观点，看似他认为这种“和平共处”，能轻而易举，或者理所当然一样，显然是“涉世未深”的空中楼阁之言。个人认为，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是非常正确的决定。看那些所谓学者之言，真是不知世道之艰辛，在资本丛林较量之险峻。不让他们在最苦最难的最前线亲身实践、体验过，只在故纸堆或者空中楼阁，就不知此种滋味，也不可能有真知灼见。

关于第二个问题。社会主义能否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该学者认为，难度很大，几乎不可战胜。他自己不想想，或者更准确地说，不从他认为的这一结果倒推，为何当年伟人要千方百计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

为何当初他要纠正刘“不依靠基层和人民，而是依靠省级以上干部”的极端想法和做法。为何他要发起某革，要在全国人民心中植入一颗“革命”的种子，要让所有上位者知道，只要他们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人民就会起来革命推翻他们的危机感，给他们敲响警钟。

这是那位伟大的老人家看远一百年的艰苦用心：防止社会主义道路被改变了。至于社会主义能否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假如1966年以后，不被两股不同的力量利用，不走向太极端的死角，新中国就很有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工业之路。理由是，除了两弹一星之外，在伟人时代，我国实际已经在发展半导体、计算机等一度卡脖子的高科技，还对第三世界国家输出工业技术，在农村也大量涌现了集体经济所有的乡镇企业。假以时日，社会主主义公有制就很有可能战胜资本主义。

而时至今日，已经市场经济化的社会主义，还能否战胜资本主义。个人认为，假如我们能始终洞察犹太资本的深层秉性和目标企图，始终以“打胜仗”为准备，不断独立自主地强大，就很可能会战胜他们。

该学者还说：“官僚主义的根源不只在工资等级制，更是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派生出来的弊端。”这同样是轻浮之言。

我们先看计划经济的诞生，其并不天然出现，而是社会主义的重工业即社会化大生产。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天然要求着执政党利用国家机器调度物资优先发展工业，也即“集中力量办大事”。

或者具体言之，计划经济的产生，直接原因是：粮食物资匮乏。一是粮食和重要物资短缺(人口激增，城镇人口激增)，这是直接触发原因，二是重工业发展需要原始积累，三是公有制社会改造，需要相应的体制给予支撑。四是苏联经验的移植，借鉴社会主义模范国家的经验。

而促成这一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在1950年出现的粮食短缺危机。这一年，虽然是丰收年，但是农村人民惜售粮食，加上新工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等都需要大量粮食，这导致全国粮食出现大幅缺口。不得已，伟人采纳了陈云的建议，由国家出现，统一向农民采购，再统一向市民分配销售。相当于，在粮食资源短缺的年代，通过“统一调配“粮食，最大程度地集中钱粮，兼顾工业发展和民众生存。

也正是曾经的计划经济，快速高效地解决全国粮食短缺危机，为往后新中国经济建设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物质基础。

可是，其后来出现的弊端愈加被人诟病：掌控“分配”生杀大权的人“不仅有政治大权，而且有经济大权，别人的生活资料全在他手中，饭碗端在他手里”。至今，几乎没人肯定计划经济的积极作用。甚至像上述该位学者将官僚主义的出现归结为计划经济，是所谓集权政治所致。显然这是不对的。

如果当年一开始就采用邓子恢的建议“主张自由贸易，把供需关系交给市场：贸易商与农民的贸易调度。”那么现在定然早已成为犹太资本的囊中餐，全被资本说了算。

究竟官僚主义源头是从哪里来的?个人认为，很大程度一来源于人性的弱点，由对权力的内在欲望驱动。二来源于缺少对人性弱点的外在约束。

这两者与计划经济和谓之的集权政治并不能直接等号。因为在任何制度里，在任何社会组织里，都不乏人对权力的欲望与掌控，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所不同的是，计划经济的权力，主要表现为行政权力。市场经济的权力，主要表现为资本权力。而集权政治，同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资本主义社会，主要体现在权力集中在资本手上。计划经济社会，主要体现在权力集中在“分配”的行政权力手上。不过，值得客观地指出的是，计划经济下的“一大二公”，确实有所不妥。应该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经济比较合理。承认人有一定程度的私有人性，同时在私有之上还有集体公有加以调和与约束。这样既不失人性特点，又不让人性弱点泛滥。

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官僚主义呢?总体上，应当在于两个维度加以着手。首先从人内在的人性弱点上着手，给人持续不断地灌输“大公无私”的崇高观念，以“无私”“利他”，克服“自私”“利己”，这样对掌控他人的权力欲望自然减弱，甚至消解。这亦是教化的作用。然后发挥外在的约束作用。让下位者对上位者行使监督与纠错的权力。让上下不同层级的权力得到均衡。

简言之，无论社会主义或者计划经济的集权，还是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集权，要想真正实现平等民主，其衡量标准都是，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他们着想。而非文字游戏的自由民主。

这是我们老百姓早已明了于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