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中央国际部

俄罗斯联邦**《胜利纲领》的若干命题与多极世界：若干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在当代世界，多极化与公正已经成为国际政治讨论中被反复提出的核心议题。通常而言，人们借此所指称的，是一种全球影响力与权力不再集中于一个或两个超级大国手中，而是分布于若干主要大国或力量中心之间的国际体系。

为求论述客观，尚须指出，若从《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一款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来理解国际公正，那么所有会员国，无论其经济、社会、政治或其他方面存在何种差异，都享有平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

“公正”这一概念，已经稳固进入当代政治语汇，并在今天被不同国家的领导人在各种语境中广泛使用;尤其是在反思国际政治体系转型问题时，这一概念更被频繁援引。

然而，也正因为这一概念常常被预设为不言自明，相关论述往往并不对其作进一步展开，于是，各方多按自身需要加以理解，这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解释上的不确定性。

如果循着这一原则最普遍、也最便于理解的解释加以把握，便不难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从而塑造出一种较为均衡且多样化的全球经济互动格局和国际安全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各力量中心一方面围绕影响力展开竞争，另一方面又围绕共同问题展开协作，因此，健康竞争与互利合作得以同时存在。

就客观事实而论，二十一世纪美国地缘政治霸权及其所支撑的既有国际秩序的危机，促成了当代政治学关于多极世界论述的现实性凸显。其中最具实质意义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新力量中心潜能的增长，即经济重心由西方向东方、向新的工业中心——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转移;其二，美国地位的客观削弱，部分研究者据此认为，美国实力及其全球影响力的收缩，正在推动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其三，区域化进程的发展，即区域一体化体系的建构，在区域性大国实力上升而美国国际地位相对减弱的条件下，同样成为多极化形成的重要机制。

遗憾的是，俄罗斯今天已经失去了其作为世界力量中心之一的地位;这是一个必须予以承认并认真加以考量的客观现实。

战后若干十年间，依托反希特勒联盟三大国于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国际社会在相当长时期内得以维持较为稳定的地缘政治发展态势，并避免使若干局部冲突——诸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加勒比危机以及阿富汗问题——演变为新的世界大战。

冷战的终结，以及苏联所倡议并签署的一系列旨在建立国际安全体系的协议，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正是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一种能够保障国际关系稳定的新世界秩序在当时逐步形成。

然而，戈尔巴乔夫的背叛，以及其后对西方和北约作出的单方面让步，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继而又有苏联本身的瓦解，共同动摇了雅尔塔世界的基础，并使美国和北约产生了一种幻觉，似乎它们可以建立一种单极世界秩序，并把俄罗斯降格为二流地区性国家。

叶利钦和科济列夫所推行的、在外交上追随美国政策轨道并轻弃国家利益的路线，进一步导致俄罗斯外交能力及其地缘政治影响力持续衰弱。

当俄罗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并放弃在社会公正原则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向之后，它也就自动丧失了作为政治领导力量的地位，也就是丧失了团结各国共同争取一个公正的多极世界、使各民族权利与利益都得到考虑的那种政治号召力。

然而，苏联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所谓“缺乏生命力”的宣称，并未使世界所有国家都相信这一荒谬命题，更未使它们无一例外地转向其他社会经济轨道。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提法，最早是在1982年邓小平于中国**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被明确提出的。

邓小平强调，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但这一道路，归根到底仍然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

1992年初，邓小平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趋于成熟;同年10月，中国**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一理论作了科学概括，并宣布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目标。

此后，在中共十九大上，中共首次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这一思想随后被正式写入《中国**章程》。

从本质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复合型制度形态。它一方面保留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例如党的领导作用和集体目标导向，另一方面又吸纳了资本主义经济中某些能够提高效率的机制——例如市场关系、投资和创新。该模式大体建立在若干关键原则之上：其一，中国**的领导地位构成其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中心;其二，社会主义基础意味着能源、交通、金融等战略性部门继续处于国家控制之下;其三，市场经济机制被允许存在，私人企业、竞争与资本投入均获得制度性空间;其四，改革采取渐进方式，即坚持“无震荡改革”的原则，并把中国文化的民族特点、纪律性和长期规划能力一并纳入考量;其五，其最终目标则在于建成“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

今天的中国，已经以其现实成就有力证明了这一新发展战略所依据的各项原则的有效性，并正在确保其最终目标的逐步实现。

另一项值得关注的国家建设经验，来自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当代越南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在某种意义上，同中国所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具有相近性质。

在苏联解体之后，那个曾在数十年间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效法对象的苏联不复存在，越南于是开始循序渐进地引入中国模式。

由于河内直到最后始终仍是苏联的忠实盟友，因此其采纳中国式战略，事实上比中国晚了约十五年。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层面的结合，产生了预期之中的结果，并深刻改造了工业与农业，改变了城乡面貌，从而使一亿越南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

越南**的地位依然稳固，尽管西方试图使越南脱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努力，迄今仍在持续推进。

在越南经济中，实行的是一种“具有越南特点的社会主义”模式，其实质乃是在**发挥调节性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由党来确定民族发展的目标和速度。

同中国在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总体战略目标之前某一历史阶段所奉行的方针相似，越南也奉行一种刻意保持中性的对外政策。

中国曾一度实行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而越南同样不参加任何军事政治集团，并避免缔结双边同盟。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美国——这个国家在1954年至1973年历时近二十年的战争中给越南造成了灾难性破坏;同样适用于中国——这个国家在数百年间一直以宗主—藩属关系方式处理对越关系，并于1979年发动边境战争，且至今仍对南海若干岛屿提出主张;也同样适用于俄罗斯——俄罗斯曾在越南反抗法国、继而反抗美国之际无私地提供援助，但后来又为了同西方修好而把昔日并肩作战的朋友置于自生自灭的境地。

与国家层面的那种背弃性政策不同，俄罗斯联邦**从未背弃俄越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并且设法在普通越南民众心中保留了“兄弟民族”的形象;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把俄罗斯视为朋友和“老大哥”，尽管这一形象已经开始呈现出某种模糊化趋势。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近来新一届越南领导层同俄罗斯联邦总统之间的会晤和磋商，已经增强了外界对于越南真正奉行独立政策、并拒绝在这一高度易爆地区被推动去采取不审慎举措的信心。

支撑这一判断的一项重要依据，正是越俄之间互利性的经济、科学和军事联系正在恢复。

看来，俄罗斯领导层已经开始认识到，叶利钦式改革究竟把国家引向了何处，并且正在以一种渐进方式表明，俄罗斯仍然拥有保护其盟友和朋友的力量。

与国家对外政策不同，俄罗斯联邦**从未背离苏联**和苏联在对越关系上奠定的兄弟友谊基础。

即便在国内外经济崩解与政治不稳定并存的时期，俄罗斯联邦**也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并在力所能及的一切范围内援助越南人民。

俄罗斯联邦**与越南**于2024年1月签署了关于扩大和深化合作的协议;该协议构成双方党际关系的基础，而这种关系目前正处于顺利而富有活力的发展之中。

与此同时，越南对俄罗斯人的温暖情感，依然同俄罗斯方面对越南人民的友好感情一样强烈。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则一直密切关注苏联的改革、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并且从不掩饰其对这一进程的批判态度。

在分析苏联解体原因时，朝鲜方面认为，全部变局的发生，同对意识形态教育重视不足以及苏联**领导层脱离人民群众密切相关。

而在新的俄罗斯由鲍里斯·叶利钦掌权之后，情况则进一步恶化。叶利钦本人是认识金日成的——1984年，他还曾以苏共州委第一书记的身份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接待过金日成;但此时的他，已经完全不愿再听及朝鲜之事，并且在1992年冬访问首尔期间宣称，1961年同朝鲜缔结的同盟条约已不再有效。

于是，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开始被视为一个背叛者国家。

不仅如此，朝鲜同志还一度试图夺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甚至曾寄望于俄罗斯联邦很快爆发革命。

1992年，平壤曾举行**和革命党论坛，俄罗斯方面的与会者包括维克多·秋利金和萨日·乌马拉托娃等政治人物。

然而，最沉重的一击仍然是同俄罗斯之间传统经济联系的中断，其结果是朝鲜不得不经历极为严峻的考验。

1994年金日成逝世，使朝鲜人民陷入持续多年的哀悼之中，而与此同时，自然灾害和洪水又接踵而至。

对于继而掌权的金正日来说，局势尤其艰难：无论是在朝鲜获得解放和建立国家之时，还是在朝鲜战争期间，金日成都曾分别得到苏联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援助;而此后，朝鲜几乎已经没有可以依靠的外部力量。

当时，许多人都预言这一政治体制将很快崩溃。然而，依托朝鲜人民的思想信念和勤劳品质，依托军队在河流上兴建小型水电站、修筑新道路等多种计划中的实际作用，朝鲜最终得以支撑下来。

到新世纪初，朝鲜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顺利实施了包括核计划在内的各项既定方案。

而在俄罗斯，弗拉基米尔·普京开始执政;其最初几项重要举措之一，便是实现同朝鲜关系的正常化。

首先，双方签署了前述《友好条约》;继而在2000年夏天，俄罗斯总统亲赴平壤，从而成为第一位访问这一奉行主体思想国家的俄罗斯领导人。

至于俄罗斯自身，则经历了一段漫长演化：从试图同世界霸权国家建立友好关系，逐渐转向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之后同其展开直接对抗;而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为俄罗斯最为密切的盟友。

也正因此，双方关系便顺理成章地从《友好条约》推进到《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而后者意味着，一旦遭受第三国攻击，双方将相互提供军事援助。

在本题讨论的语境之下，还应当就古巴这一英雄民族略作说明。

可以说，直到今天，古巴仍然是唯一一个在欧洲社会主义阵营悲剧性消失、苏联解体之后依旧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尽管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遭到污名化，其参与世界政治的权利遭受屈辱性限制，并且其国内社会经济局势被以人为方式推向极端困难的状态，几近世界历史上最艰难时期的某些情形。

古巴提供了一个具体经验，即一个小型发展中国家如何在距离历史上最强大国家海岸仅90英里的位置上，在遭受其粗暴围堵和打压的条件下，仍然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古巴清楚认识到，社会变革必须通过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决裂来实现;正因如此，它持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并继续沿既定道路前行。

古巴**所承担的使命，在于围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最高共同利益维护人民的统一和团结;而这一利益，已经在宪法公民投票中获得古巴人民压倒性多数的确认。因此，任何障碍都不可能削弱其抵抗、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决心。

如果把上述各国那些在实践中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发展纲领加以比较，便不难发现，这些国家社会政治发展中的许多关键方向，在不同程度上都同俄罗斯联邦**及人民爱国力量联盟《胜利纲领》的基本命题存在对应关系。

这一纲领，从本质上说，乃是一整套经过审慎校核的具体行动体系，其宗旨在于按照公正原则和不断向前推进的逻辑建设现代社会。

这一纲领集中吸收了苏联以及当代中国的成功经验。

从实践层面看，上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结果，已经对这一纲领的诸多命题形成了现实印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一纲领已经证明了其现实生命力。

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第三届国际教育部长论坛“塑造未来”上强调，知识与技术的可获得性，是形成公正多极世界的主要因素之一。

他指出：“我们愿意分享所积累的经验，并开展开放对话。我们坚信，自由而平等地获得知识、技术和科学成果，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塑造一个更加公正和更加安全的多极世界的主要因素之一。”

俄罗斯联邦**完全赞同这一判断，并且通过援引现实实例，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作出了有论据支撑的论证。

在信息传播与舆论影响层面，所采用的手段包括国际论坛、圆桌会议、党内媒体以及社交网络等公共活动形式。

除此之外，还在积极推进代表团互访机制，其中包括地方党组织代表以及媒体领域专业人员的参与。

与此同时，也在逐步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成果以及经典作家理论遗产研究成果的交流机制。

在当前阶段，这种合作主要涉及同中国**的协作;但随着实践经验的逐步积累，其国际受众范围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在这一方向上承担信息传播与宣传功能的工具之一，将是新近设立的国际信息中心;该中心旨在整合**、社会主义及其他左翼取向政党与组织的媒体资源。

其运作的基本原则，是信息获取的平等性、信息本身的客观性，以及面向广泛国际受众的传播取向。

此外，通过研究国际信息中心项目框架内潜在参与者的信息资源，俄罗斯联邦**还计划在未来进一步扩展其所运用的信息反制方法体系。

从当前国际信息场域的现实状况来看，该中心具备覆盖广泛受众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信息影响范围的良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