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的劳动人民是踩在泥里，踩在砾石上，踩进齐膝的荒草里，一脚一脚踩出自己的路，这才知道自己和文明能走多远。他们也不是先领悟了创造图纸再去把握工具——是抡起锤子砸在铁砧上的那一刻，人才知道自己是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劳动向人们展示了自己是那条使人们“成其为人”的路。这便是实践向度的人类自由图卷——自由不是没人管你与纯粹放任，自由是你亲手把自己放进这个世界里，又从这个世界里把更丰富的自己辨认出来。

或许事情就该这样发展下去——人对“人”的画像越来越清晰且丰富——一条通衢大道摆在眼前。然而比照今日劳动者身上的鞭痕累累，可知历史从来不是径直的：事实上，劳动常常沦为谋生的苦役，我们与创造自由的过程及结果正在日益疏离……

或许“众生恒苦”，就像佛教《大般涅槃经》说的：“一切众生于下苦中横生乐想”。然而我却无法忘记，这块土地曾经孕育了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劳动者把理想一锤一锤砸进现实，砸出美好的未来，脚手架上的身影是当家作主的注脚。带着镰刀斧子透出的光，反照自身泛黑的眼眶：我们用尽气力，只为把自己的主体意志一点一点砸碎，拌入996的晨昏交替。明暗交织，中间是一个时代的转身。我们很多人还没来得及站稳，就被高速列车甩了出去。这种比较下来的感觉很奇妙，大家管那种站不稳又停不下的感觉，叫“异化”。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如果想要打破体系之于个人的异化，降罪于个人不够努力——这无异于要求一棵树自己拔着自己的根把自己拎起来。当劳动成为一种异己的、被迫的力量时，人就已经失去了对劳动过程的掌控，也失去了在劳动产品中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可能，那些“斜杠”们在得意自满时，又是否会想起那幅《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呢?

1922年5月1日，毛泽东在长沙的报纸上写《更宜注意的问题》，说劳工要争三件事：生存权、劳动权、劳动全收权。“工人做的东西应该完全归工人自己。”那时候“异化”这个词才刚刚在东瀛邻国被译出。但毛泽东看见的是同一件事：一个人流着汗、磨着手、把命搭进去造出来的东西，最后不是他的。劳工熬的夜变成资本的天亮。这口气，从根上就不顺。马克思管这叫异化，毛泽东管它叫“劳动全收权没实现”。词不同，说的是同一个世界翻过来的样子。

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异化剖成四层：产品被拿走，人就成工具;成了工具，劳动就成受罪;受着罪活着，人就活成了动物;活成动物，人和人之间就只剩下互相踩踏。毛泽东那三权，正好对着这四层往回扳：劳动全收权，是把产品还给人;劳动权，是把活动还给人;生存权，是把人还给人的样子。这不是巧合，恰恰反映了他俩都同时面对着一套共属于全人类的枷锁——马克思从哲学走进现实，毛泽东从现实走进哲学，走到中间，碰上的是一样的问题：人怎么才能做自己活的主，做自己劳动的主?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炒作”萨特的一句话：“他人即地狱”;小破站上Cheems视频的爆火也散射出现代人内核的极度空化。异化劳动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扭曲，这种竞争关系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的孤立感和无助感。

异化是地上长出来的草——能长出来，就能拔掉。我们不必退回什么黄金时代，也无需等待什么救世主。我们就是那个“把自己放进世界”的人，也是那个“把世界翻过来”的人。镰刀和斧头不是挂在墙上的徽章，是握在手里的家伙。劳动者从来不是靠怜悯活着，是靠自己的手、自己的汗、自己的骨头站着。异化能编出网，人就能撕开网。异化能造出锁链，人就能砸碎锁链。一百年前能砸碎，一百年后也一样。

一百年前教员写下那篇文章时，也没指望光靠文章就能直接把锁链砸开。他写完之后，去安源，去韶山，去把那些道理一句一句说给连字都不认识的人听。是那些人，抡起锤子，把锁链砸开了。

凌晨三点的灯还亮着。理论还在争论，困境似乎还在延续。可答案不在谁的论文里，不在谁的口号里。我们不是等答案的人，我们就是答案本身。书斋里吵不出来的，路上能走出来的。往前走，路才在脚下。你动了，世界就跟着你动。世界动了，你就知道自己还活着。

破局的钥匙在哪?我们一贯持实践的态度，很显然本文无法直接给出。当下这个思考的力量已然厚积，行动的向度似乎总也被大坝拦蓄，希望诸君再思起鲁迅先生说的那句话，不被冷气再度束缚：“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