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存在着一种把现实分裂为显隐两派的观念，这个观念声称，在表面的，宏大的(因而=政策的)决定关系之下，其实存在着一个真实的、残酷的，市民的因而是经济基础的因果系统。这个系统要求我们接受实用主义、追逐切实利益、把自己与作为顶层的社会关系相隔离;也就是根本避免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考虑在现实中的选择，转而从恒定的、客体化的视角，多多少少自由主义式地确保个人的最高利益。当然，这种自由主义的悲剧性在于它不是去争取自由主义要求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而是它把表面上的自由选择和机会平等作为自己的前提。当然，相比于自然的分工观——据说人的分工差异与阶级关系是神预先建构好的社会关系——承认在分工门槛上能看到的极端不平等已经是市民社会的自我意识。相较于某些人“我是螺丝钉”的听天由命，狡黠的小市民风情更能勾起这些“奋斗者”的热泪。

这种感动相较于冰冷的“政策式分工需要论”，不难想到张雪峰受到何等的来自市民社会的爱戴。一方面，张雪峰指出某种现实，即人文学科的衰颓现状(尽管他是从收入方面来考虑的)，但是，这种对经济效益的批评迅速超出那个纯功利的算计范围，转为对非技术理性式理论的彻底攻击。例如，张雪峰批评新闻学时，他指出的仅仅是新闻学的就业前景;但这个批评迅速引起人们对新闻现实的联想。毕竟，直到普鲁士的第二个千年，它还没有自己的新闻法。在这个基础上，新闻学的“批评之批评”当然直指新闻报道的“欣欣向荣”。但是，这个批评也有另一种解释。这一种解释认为，新闻学专门用来“制造”对立(就好像现实中发生的冲突预先由报道这个冲突的新闻来煽动那样)。不论是喉舌还是别有用心，我们的市民社会终究有自己的结论。但是，一切的出发点依然是“经济收益”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当张雪峰攻击人文学科除考公考编外的一切效用时，他被迅速大张旗鼓地批评。当然，来自官方的批评当然不会是捍卫人文学科的本真性，而是捍卫其存在的必要性。

但是，这种捍卫再怎么动听，也不能动摇切实存在着的经济关系，即社会分工的极端情况。市民社会必须首先意识到社会不平等(自然而然地)，才能意识到自己，意识到自己相对于国家的位置。当然，与其说是市民社会，倒不如说是“国家市民社会”即复合起来的“小市民”。差别在于，市民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交换关系之上的共同体，而小市民是市民社会发展到极端的产物;即否决一切表面上不存在、却实际存在于生产方式中的社会联结，把唯一的、纯属个人的需要和满足当作真正的原则。小市民的意识把现实经济关系作为自己的前提，进而像每个真正的投机商那样利用这种关系。

教育产业不是在利用这种经济关系吗?不是在兜售文凭、制造阶级跳跃的幻觉吗?据说是为普通人孩子着想的张雪峰，其直播连线咨询报考事宜的价格却略显不那么“普通”。比起通过强调不平等社会结构的必要性来维持这种社会结构的喉舌，号召人们在不平等社会中肆意享受，在这一点上不能说未明子和张雪峰没有共同之处。粗糙的讲，可以说二者都是小市民意识形态的体现：复合了自由主义幻觉与个人利益至上的残酷。不错，在极端经济不平等的社会中保护自己并不能算一种错误，选择利用现成分工关系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更是非常“自然”。但是，一如每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给人的幻觉那样：接受教育实现阶级跨越对整个阶级来说是不可能的。在社会结构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即使经济增长速度再高，要么是普遍的阶级生存环境的改善，要么是个别人有幸通过越来越激烈的文凭竞争获取优渥的社会地位，除此之外教育(我们说的尤其是应试教育，那个所谓对普通人最公平的体制)不可能带来任何的改良。问题在于，小市民把自己作为唯一的人，唯一的幸运儿，通过个人努力奋斗，对集体行动漠不关心，就足以实现一个市民的最高生活。在学生运动高潮期的日本，每所学校也有四成人对此漠不关心，甚至觉得影响了自己学习;小市民会问：你们想要罢课，那些想学习的人怎么办呢？

想要学习!这是我们说过最多的谎言，最言不由衷的口号。不论文理生，想要学习都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面对极端的测验压力和僵硬的理论知识时，他们想的无非是通过普遍考试实现那个在意识中设定的个人目标。前些年的小说“全球高考”就无非是这些狂想的文本结晶，一如巴尔扎克是那个时代正在形成的市民社会的文本结晶那样。如果说这里有什么平等的话，那么当然是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把这种幻想拿来为我所用。

因而，张雪峰的“揭示”本身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种认识早就在小市民头脑中形成，并且通过阶级再生产过程不断流传。人们把张雪峰当作赫尔墨斯，是因为他确实在公共议题上表现了官方的，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小市民社会之间的冲突。某种意义上，张雪峰的猝死恰好预表着这种冲突的不可调和。就像圣子蹩脚地把自己的行为与旧约中的文本联系起来那样，我们把张雪峰当作市民社会与国家冲突的的预表也是纯属修辞学的。真正的冲突很可能永远不会公开爆发，因为在这个所谓的市民社会中的社会联系相当薄弱，且无非是形式地复活那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人格的依赖关系。穿着家天下的戏服的人们是不可能演出超越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戏的：这幕戏只能以典型的自由主义戏剧的形式落幕——大多数人跌足，少数幸运儿被立为榜样。小市民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政治方面的低级形式，因而我们认为，小市民的限度就在于它不可能超越在最好的情况下承认个人最大化利益将会促进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那种意识。

另一方面，张雪峰的言论也确实反映着大学衰落的现实。与招生人数扩张、居住条件落后同时发生的，正是大学生的非知识分子化。个人追求在压抑的社会环境下转化为纯粹功利性的愿望，在使用价值角度彻底贬低文科的非应试因素。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集中爆发在几年内，但大学生作为社会力量的退化从三十年前就开始了。与其说今天还存在大学生，倒不如说今天存在的是一些完全从属于“类”的人。借用预制菜的说法，也可以说这些是“预制人”。这当然是再生产的成功方面：这个市民社会终于成功创造出最符合它的审美的，最贴合其现实的小市民和预备小市民。这些温驯又暴戾的工业产品和张雪峰一道彻底拥护现存社会秩序、公开化小市民的意识形态并把它当作自己的古兰经，可以预见到，衡水中学的礼拜寺迟早在全国的大学机构搭建起来。到那时，张雪峰恐怕也早已入土，一如每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庸人迟早要面对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