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晚八点三十五分，陈永贵离开了这个世界。

三月二十九日，陈永贵的遗体在八宝山火葬场火化。告别的有两百多人。华国锋站在陈永贵的遗体前，看着那张熟悉的、已经瘦脱相的脸。

他没有敷衍了事，而是缓缓地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

接着是第二躬。

然后是第三躬。

三鞠躬，在中国的传统礼仪里，那是对长辈、对极受尊敬的人才用的大礼。

做完这些，华国锋并没有马上离开。

他迈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地绕着陈永贵的遗体走了一圈。

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陈永贵的脸上，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威严，只剩下无尽的苍凉和不舍。就在华国锋绕灵一周的那一刻，一直强忍着眼泪的陈永贵家属，彻底绷不住了。哭声瞬间响彻了整个告别室。四月四日清明节，陈永贵的骨灰回到了大寨。大寨那天扎了个简易灵棚，准备迎接陈永贵回来。但“上级”下命令拆除，而且没有商量的余地。骨灰盒的后面，跟着浩浩荡荡的人流和花圈。

一、陈永贵三问邓小平

1980年1月15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国务院召开的会议行将结束时，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提前走出会议室，在休息室门口站着。很快，会议结束了，与会者陆续离去。当邓小平微笑着走过时，陈永贵上前招呼他进休息室，说有几个事要问问。邓小平犹豫一下，便点点头跟陈永贵进了休息室。

陈永贵见邓小平坐下点烟时，就迫不及待地说：“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数不算数?”

邓小平听了，抽了口烟，朝陈永贵看看，笑了笑。后来陈永贵对人说，邓小平那天的笑，让他非常可怕。邓小平将半截烟掐灭在烟缸里，冷冷地说：“你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的孩子那样的幼稚。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

陈永贵不服气地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的时候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究竟是要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邓小平不等陈永贵说完，提起公文包转身就走。

9个月后，陈永贵“辞去”副总理，担任北京东郊农场顾问。

1980年11月23日，经邓小平审阅，下发了《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的批语》。(此文网上可查)

二、陈永贵艰苦奋斗的一生

解放前，大寨很穷，有一句歌谣：打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1946年，昔阳就成了解放区。一解放，大寨就开始了互助。大寨第一个党员贾进才成立了第一个互助组“好汉组”。接着，陈永贵成立了“老少组”。当年，老少组的产量就超过了“好汉组”，亩产达到150斤，比“好汉组”多了三十斤。在劳动过程中，陈永贵带头在“老少组”实行了真正的合作社制。大寨有田七百多亩，却有四千多块。只有不分你的我的，挨着干，才省时省工。区里评比，大寨两个组都受到了表扬。老少组由9户增加到二十多户。贾进才看到陈永贵干得好，便主动让贤，陈永贵当了支部书记，贾进才当支部副书记。西方有学者研究过，即使最狂妄自大的人，对自己的能量的估计也往往不够。1950年9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战斗英雄和全国劳模会议，将二者等量齐观，全国开展了蓬勃的大生产运动，一切为了增产。中央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陈永贵来了从没有人干过的一手：让女人也上阵。

那一年旱情严重，却也比头一年收得多。1952年，陈永贵的组已出现了500斤以上的高产，这在昔阳不多见，他也因此成了全省劳模。1953年大寨办初级农业合作社。一是土地入社，按土地分红;二是只办三十户的小社;三是还剩三个小互助组和四个单干户，由贾进才负责，做“统战”工作。大寨环境恶劣，十年九旱，起风漫天风沙，下雨黄河决堤。合作社力量大，又取得了丰收，在村里大柳树下搞文艺节目庆祝。大家纷纷申请入社。1955年，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化。1958年，到处刮浮夸风，唯独陈永贵按实报数，县委有人做工作，要他多报，他坚决拒绝。

从1959年起，全国开始了三年自然灾害。大寨在完成国家上交任务后，还可以留下人均420斤口粮。陈永贵动员每户卖了三千斤，1960年卖了三千五百斤。在那三年中，在中国大地上这么做的，只有大寨。大寨有条白驼沟，是一条斜挂着的山槽，长一里半，三丈多宽。合作社要将其改成梯田，要修二十四道堤坝。他们一直干到腊月二十九，正月初三又上工。原计划一个月，结果只用了十八天就修好了。狠窝掌，近两公里长，三四丈宽。每年夏季暴雨，它就是个出水的地方。一座山的雨水由两旁汇集过去倾泻而下，在每个落坎上腾起一股股黄色的浪，那阵势比起黄河决堤毫不逊色。

天长日久，从上到下只剩下光秃秃的石板，石板缝中长着荒草，里面躲着狼。除了陈永贵，没人会想到要把这个凶险地方改成田。在他没开口之前，人们根本不知道他一直打这地方的主意。待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人们才想起他常常在这地方抽烟。他知道人们不会同意，一九五五年冬他才提出来，先在支委们中间鼓动，然后在群众大会上通过。他能说会道，语言有很强的感染力，与其说是征求意见，还不如说是要人们听他的。他以他的风采让大家跟着他走。当他说"同意的请鼓掌时"，会场便是一片掌声。再说不同意的举手时，却没有人举，即使有人不同意也不敢伸起自己的胳膊。其实背地里有不少人反对。开完了会就开始，第二天陈永贵天不亮上工，五十八个劳动力全部上阵，也是快过年了才收工，春节一过就接着干，筑下了三十八道堤坝，填了几万方土，便有了三十多块田。第二年大家高高兴兴在新改的田里播上了种子，眼看种子发芽，长成苗苗，大家上肥，松土，都计算着今年将会增产多少。

殊料正在人们高兴的时候，忽然一场大雨，三十多块田荡然无存，三十多道用石头垒起的堤坝被冲得无影无踪，五十八个人一个冬春的辛苦没留下一丝痕迹。人们看见那场景，真是欲哭无泪。那场雨也有些怪，仿佛专为这块地盘而来，冲尽了狼窝掌的全部梯田，它就不下了。在痛惜那么多汗水付诸东流时，还有的可惜种子，可惜肥料。的确，全村男女老少对它格外看重，谁知会成这样!许多人眼都直了。陈永贵心里难受，但他的难受却不能挂到脸上，他只能笑，笑着说：“不要紧，冬天再干。”人们背后却嘀咕：我的天，还干?逆境是一切英雄的成功之路，对陈永贵也是一样。果然一九五六年冬，陈永贵领着人们再一次地干起来了。他没有文化，不懂水量多大，落差的力度，研究阻挡的原理，有的只是经验。那经验告诉他，是头一年的石头太小，坝基不深，因此他交代人们，石头要大，基础要深。有了这些措施，还是有些不踏实，他看了地形，决定在上方修一个小水库，这样在雨水往下时有一个缓冲过程。这是经验和教训产生出来的理论，在那时便涌现了一些新的英雄，有的抬断了木杠，有的天不亮就上了工。天气奇冷，谁都没有手套，人人手上都被石头棱角划破了皮。头一年的堤坝砌了一层石头，这次砌了四层;头一年基脚挖了不到半米，这次挖了一米五。再加上方一座占地一亩多地的水库，相信再不会出现去年的那种事了。

整整三个月，二十多亩人造田再一次出现了。人们放心地播种，施肥，谁都不再想着去年的情景会再现。只有陈永贵紧张，天一阴就提心吊胆，一下雨就要往狼窝掌跑。他既希望来一场暴风雨让那些堤坝经受考验，又害怕老天爷再给他致命的一击。即使睡在床上，他也要挨着那一条条堤坝回忆，什么地方会不会出现漏洞。在他的脑子里，那些堤坝一时巍然屹立在巨大的山洪中，一时又如一堆堆草似地在冲击中崩塌。半夜里一声霹雳，他像被人扯了一把，从床上爬起来，点燃一只马灯，提了一把锹就往外跑。雷鸣电闪，大雨如注，还刮着狂风，人们都在梦中，唯有他跌跌撞撞奔跑在山梁。一时漆黑无光，一时大地一片惨白，昔日鬼哭狼嚎白天人们都不愿去的狼窝掌，此时更是一片凶险。但他顾不得了。他从下挨着往上走，一道道堤坝查看，见都是好好的，不觉有些欣慰。不料快到上面的水库时，忽然一阵沉闷的声响，如关着猛兽的笼子突然打开，水库堤垮，山洪倾泻而下，摧枯拉朽似地冲开了一道道防线，那些堤坝在倒塌时发出石头的撞击声......他眼睛一黑，浑身如散了架，软瘫在泥巴里。等三十八道堤全部垮了，等所有的田都化为乌有。那雨就不下了。接着来的，是一轮炽热的太阳。那时他才从地下爬起来，望着眼前的惨景，如得了大病，眼光呆痴，浑身无力。一身泥巴回到家，已经快吃午饭了，可那马灯却还亮着。他曾在大雪飘飞的工地上高喊过：“天冷冷不了热心，地冻冻不了决心，寒风吹不倒信心!”连续的失败使他的口号变成了胡吹，天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骂他。

他无脸见人了。他天天到狼窝掌发愣，坐在那里不停地抽烟。失败了不再干不是他的风格，但再干必须要大家干，没有必胜的把握让大家再白干一场，不能不考虑到严重后果。后来他终于想出了主意，那是一座窑和一道桥给他的启示。人们住的窑洞是拱形，一道石桥也是拱形，烧砖的窑更是拱形，为什么天长日久经受那么大的压力就不垮呢?妙处就在那一道拱上。什么都考虑到了，就只没有想着将梯田的堤坝砌成拱形。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将田堤向里成半圆形砌着，压力越大就越是坚固。有了必胜的把握，便再次跟他的支委们商量开了。

他必须打赢。支委们和干部们也有经验。就在那一年冬，他凭着他的坚韧不拔，再次开始了造田运动。一个大队不足六十个劳动力，奔赴改田工地的居然有七十人!夫妻有十七对，好几个家庭全体出动。这既是党员们干部们做工作的成效，也是村里人们的好心肠。书记遇到了这么大的打击，不去帮一把似乎对不起人。大家都去，干不干得成功倒成了次要的，陈永贵为难之际要人支持，这才是主要的。所以许多人倾家出动。而那时，气温是零下二十多度。冰渣饭，也是大寨的专用词。是说饭送到工地，都结了冰。用火烧烤一下。大雪覆盖，找不到可燃的东西，只能就那么吃。妙的是人在寒冷中必须大干才能不冷，干到浑身发热，冰渣饭吃到肚子里居然感到凉快。开工的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雪，石头没地方弄了，必须到金石坡。从那里将石头抬到狼窝掌，至少三里路。糟糕的是整座山就是一块石头。不是冬天要开它都难得下手，一进冬，那石头就更打不开了。贾进才带头，先是用火烧，然后再用锤砸，再上钢钎。

这个让贤的贾进才，摔着三十斤的铁锤一连砸了九十八锤，石头才开了一条缝。他在那次改田中，一个人开出了一千八百多方石头。开石不易，运石也不易。没有像样的路，推不成车，是用人抬到狼窝掌的。开工第十天，雪下了一尺多厚，三十多道堤坝，最高的垒起两丈五高，也就是说，有八米多高，相当一座楼房。灌浆的石灰用去了六万斤。从一九五二年开始，他们每年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投工数比田间作业多三倍;每个劳动力移动的土石方有一千多立方米;将垒起的大坝摆成一米宽两米高，可以从虎头山摆到大庆油田，那是十三万立方米;每人每年担石头八百八十多担;担去的土有八十万担;强劳动力每年往地里担粪，担庄稼十万斤......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对于精明的“资产阶级”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事实，是“愚蠢”。在美国，种一小亩麦平均用工不到半个工时，在法国一点七工时，在昔阳，则大约需要二百人十八个工时。难道说要等到我们像美国、法国一样科技发达了再种?如果用这种“聪明人”的眼光来看，移山的愚公当然是愚蠢了。1959年国庆节，陈永贵应邀上北京，远距离看到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1960年，山西省委发出了向模范党支部书陈永贵学习的号召。1961年，《山西日报》称大寨是太行山的一面红旗。1963年，大寨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水旱天灾，但大寨人以超常的气魄、超常的劳动克服了。当年大寨的收成不错，亩产达到704斤，比上年仅减产百分之四。卖给国家二十四万斤，社员口粮四百多斤，第二年粮食就过了长江。

陈永贵抗住了大灾，为一大二公取得了佐证。11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国为怀，顾全大局------大寨大队受灾严重重红旗不倒》。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应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人大邀请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一万多名各界人士听陈永贵讲大寨人民抗灾夺丰收的故事。会议由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主持。劳模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走上台去，总觉得手脚无处放，也总有排解不开的腼腆和羞涩。陈求贵却没有那一说，一万多人盯着他，他旁若无人，仿佛那么多人都是认识的朋友。西装革履是一种风度，他的白头巾对襟褂再加那一脸憨厚的笑，也是一种风采。他不懂成语典故，也不知哲学为何物，却讲了几个小时，从容不迫，条理分明，"集体经济是千里马，贫下中农是千里人，光有千里马没有千里人不行"。他的语言中充满了类似的豪言壮语，又全都那么平实，举了若干生动的例子，扯上了许多庄稼汉，这在文化名流集中的首都，在毛泽东提倡朴实文风的当时，真如一阵清新的风，使大家精神一振。陈永贵的讲稿，上面很工整地用毛笔书写，在一些陈永贵不认识的字旁，写上了别字，以便他掌握。但他至死也没有掌握住按讲话稿讲话。相反，凡是没用稿子的讲话整理稿，都是那么出色。作家赵树理评价说，陈永贵没一处讲到毛主席，却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没一处提到哲学，却处处是辩证法。除此外他还有一绝技，上台时手里夹着烟，几个小时讲完了，那烟还夹在手里，不见烟头，烟缸里却装满了烟灰。他嘴里不停，右手边讲边挥舞着，一支烟快完，他的右手从衣袋摸出烟来抽出一支，眼睛不望，快烧完的烟头很准确地就接到了才抽出的那支烟上。难以知道那次在人民大会堂是不是也是如此这般。虽说那次进京的也还有其他几位劳模，但主要是为了陈永贵才开了那个会。一个庄稼汉，目不识丁，却在庄严的地方慷慨陈辞，恰到好处地驾驭着那么多人的情绪，而且其中不少属于旷世奇才。只能说他也是一个旷世奇才，就连才华如郭沫若者，也愿意在去世后要到虎头山与他为伴。陈永贵还没有起身离开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了现场录音;二月十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报道大寨事迹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

全国的信如大雪般飞向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接着，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捅上了天。1964年12月，陈永贵去北京参加人代会，会议结束时是12月26日，毛主席71岁生日。他刚要走，就被周总理的叫住了。周总理说：永贵同志，毛主席要请你吃饭，你跟我走。陈永贵感到又惊又喜啊，这是毛主席第一次请他吃饭，心里很高兴，但是也非常忐忑。毛主席的一生是很少给自己过生日，之所以要请大家吃饭，是因为当时建国已经15年了，各行各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他想借着这个生日说一下这些问题。到场的人基本都是中央的重要领导，包括周总理、刘少奇等人。毛主席专门嘱咐周总理，说把钱学森、陈永贵、邢燕子、董家耕等基层代表也喊来。到达宴会厅之后呢，陈永贵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毛主席，紧张的双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毛主席看出了他的紧张，主动和他握手，笑着说道：你是农业专家呀!毛主席有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陈永贵根本没听懂，只好一个劲儿地笑着点头。一旁的周总理看出了陈永贵的尴尬，小声对他说，毛主席夸你是农业专家呢。陈永贵听到之后，赶紧说道：我不是专家，不是专家。毛主席哈哈大笑了起来，随后，让他坐下吃饭，还问他多大了。陈永贵说，已经50了。毛主席接着说，50而知天命啊!陈永贵还是没有听懂，只能继续点头，根本没有听出来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毛主席没有介意，而是示意他吃菜，还关切的问陈永贵，湖南菜很辣，你吃的习惯吗?这句话陈永贵听懂了，赶紧回答道，习惯，习惯。在谈到工作的时候呢，毛主席对他说，你搞出大寨很了不起，可别翘尾巴呀。

陈永贵听到之后，备受鼓舞，表示自己会继续努力。1965年，大寨成为朝圣的地方。周恩来三访大寨，很多外国首脑也到大寨参观，到大寒的外宾有2288批，高峰期一天接待50多个国家的外宾，其中22个国家的元首和首相。荷兰公主说：“我和和我的丈夫早就要来大寨”。墨西哥总统说：“陈永贵的有机农业战略，对我们很有记示。”瓦尔德海姆说：“大寨是中国的骄傲”日本学者说：“海绵田不仅对中国的发展有意义，对日本的农业改革也是有意义的。”1966年，陈永贵访问了墨西哥这个农业大哥。不久，陈永贵当了昔阳县委书记，在昔阳办起了化肥厂、酒厂等企业。昔阳是少数没有武斗的县，他不准昔阳有几派，更不准有武斗。有他这个人物坐阵，谁也不敢乱来。昔阳的水利建设遍地开花。1969年9月，中共九大召开，陈永贵当上了中央委员。

1970年8月，在昔阳召开北方十四省农业会议，纪登奎主持。会议精神全国传达。其间，有人讲到大寨割资本义尾巴，农民没有自留地。陈永贵说：“大寨没有自留地，但那是社员们不愿自己种了，因为自留地的庄稼没有公家地里的长得好，社员们提出来，还不如集体一起种，产的还多些。可是有些地方学大寨不学大寨的精神，倒学这种形式，你把人家自留地收了，人家要吃菜怎么办?”后来，为了解决昔阳机关落后于农村的情况，他就将农民往机关厂矿派，创出一支“农宣队”，搞起了“倒蹲点”。1973年，天大旱，那时大寨已经有了渠道。但大寨不放水，把水让给别村。(陈永贵就是有这种共产主义的精神)一连四十天，他们刨了一百万个坑，担了十二万担水，陈永贵注重科学种田，深挖深耕，改良土壤。种子五百多亩玉米，秋后达到亩产一千零二十一斤。1973年9月，党的十大召开，陈永贵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几十年的农业探索，无非是一个饱肚子工程，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一个农民进了政治局。这与后来重视商业时，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当了副主席是一个道理。

陈永贵想，中央要我当这个政治局委员，无非要我代表着农民，起着下情上达的作用。如果脱离了农村，我的作用就失去了。陈永贵向中央打报告，提出了“三不”的要求：不搬家，不穿军装，不拿工资。同时提了个“三三制”：即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处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此外他还提出搬家，不住钓鱼台国宾馆，搬到市井民房去住。1975年1月，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75年5月3日开会，毛主席握着陈永贵的手说：“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嘛。”1975年9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出席会议的县以上领导三千七百多人。这是中央要搞好农业的一个举措。邓小平在会上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县像大寨、昔阳那样，粮食就没地方搁了。”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陈永贵辞去了副总理职务，任北京东郊农场顾问。从此，我们不学大寨了，不但不学，而且要总结学大寨的“教训”。倒是一些外国佬去大寨学习的一直源源不断。比如日本人要围海造田，大寨精神让他们受益非浅。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陈永贵一生的消耗，不及某些人桌上一把牌;陈永贵一生吃的，抵不上某些人请客一桌酒;没有艰苦奋斗的民族是没有指望的民族。朱明王朝定都南京没有几年，就要迁都北方。南京是温柔富贵之乡，不利于励精图治。大寨精神就是民族精神，嘲弄它是一个危险的信号。1996年清明节，昔阳召开了纪念陈永贵逝世10周年大会。昔阳提出了两句口号：弘扬大寨精神，再现昔阳辉煌!

三、陈永贵的遗恨

昔阳西边有一条肃水河，中间隔着一座大山，如果把这座山打通，能为昔阳解决许多问题，至少可以浇数十万亩地。这当然是个好事。但是那水也不是好引的，须修一百八十公里的干渠，要凿十九公里的隧洞，投资五千万，投工数百万个。

如果修起，可谓天下奇观。不是陈永贵，谁也不敢动也动不了如此干戈;没有相当地位的人支持和干部群众的认可，陈永贵也不可能不顾人家反对而一意孤行。这个“西水东调”工程从一九七七年开工，昔阳县委领导差不多所有人都上了，还动员了机关干部，学校教师，解放军，工人，浩浩荡荡开赴西水东调工程。那时提的口号是"向一九八0年全国第三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献礼"。

不幸到一九八0年六月，也就是陈永贵三问邓小平之后5个月，沿途都在大干之中，炮声隆隆，人如潮涌，工程时时往前进，每日都有小句号。忽然有人到工地，传达“上级”命令：下马!负责的头儿脑袋晕了，正干的人们呆了，埋了炮的问："还点不点?"杏庄水库即将完工，安坪山渡槽已经搭起了架子，指挥部的人欲哭无泪，哀求道："缓几天吧，不要多，只要几天。"但命令如山倒，不行!有人歪倒在地下。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的蠢事了》的长篇社论，无疑是对陈永贵政治生涯的兜头一棒。接着还有个通讯说它"投资巨大收益少，劳民伤财效果差"。还有一篇文章里举了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修运河的例子，以证明劳民伤财导致垮台。我们当然无权也无资格说短道长，倒是有一点常识性的东西还不糊涂。只要是水利工程，哪一个不"劳民伤财"?大禹"疏百川"也决不会轻松。至于长城和运河，也并非导致那两个独裁者垮台的根本原因，相反，那倒是他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利民的东西。

对于这个工程的对与错，当时还难以检验，待十几年后，昔阳遇到了大旱，据说，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去昔阳调查灾情，看见那个半截子工程，沉默了好久。最后说："我赞成再咬咬牙，花点钱，争取'八.五'把这件事情办好。”“八.五”过了，也没办好。因为"八.五"要花的钱就不是当初的数目了，要大好多倍。如今，昔阳县城居民们的用水和好多企业的用水，都有赖于那个工程。如果那时下马的命令晚几天下来，那该如何?“不按科学办事，必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这句批评西水东调工程的话若是安在那个下马的命令上倒是恰到好处。西水东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不按科学办事。三战狼窝掌失败了两回，武松打虎打断了棒子，这些真实的或演绎的故事，也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价值。登上珠峰一步之遥却掉了头，再要登时必须从头来，这"惨重的代价"是否有人总结?

是谁让“西水东调”工程下马?从工程下马后居然《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可见让工程下马的绝非一般人。此人的名字可能一百年内也没有人敢公开点出来。但可以心知肚明的是，下令撤除迎接陈永贵灵棚的“上级”和让工程下马的“上级”当属同一个人。这个“上级”为何对陈永贵恨之切也?竞然不顾及基本的人情，竞然让传出巨大、即将峻工的利民工程噶然而止?忍将无数的劳动付之东流?西水东调工程，是陈永贵至死也放心不下的，病重期间一次再一次地对去探望他的朋友们说，请他们看见省里的领导，中央的领导就说说，“俺们花了那么多力气，就是灌几万亩也是好的呀!.....”议论最大的，往往也是最有价值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工程的重要性就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有文章批判昔阳的西水东调工程，说它是劳民伤财，是蠢事。文章列举了许多数据，说花工多少，花钱多少;搬迁人数多少，而其中多少“无家可归”;造田多少，并算出每亩土地要花上千元，“这钱我们花不起”;而外国(主要是发达国家)是怎么干的，人家讲科学，我们不讲科学，云云。以此证明那个工程错了。

谁不愿自己的国家干任何事有尖端科技作指导，大型机械开道?问题是，在那种力量没达到之前我们该怎么弄?秦始皇修长城的确是又笨又蠢，驱赶一国民夫，倾其一国财力，只为将那些城墙连接起来;隋炀帝修运河更是劳民伤财，只为了那一条水道。但要抵御外侮，要疏通内河航运发展经济，难道都要等到计算机时代再进行?经过几千年的奋斗，我们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焉知就没有长城和运河的功劳?诺贝尔造炸药，炸死了那么多人，掀掉了那么多厂房，他的亲弟弟就死于他亲手制造的炸药爆炸;许多国家明令禁止进口他的产品，连著名的军火商都称他的公司为死亡公司。

按照我们"不见成功便是蛮干"的思维方式，他对科学的努力我们也可以判他一个不科学。汉武帝为了改造中国的战马，用数万人历时数年，才从西域弄回来几匹。那也是够蛮的了。但从此不但改造了马种，还打开了西域的通道。我们在影片资料上看见过战争岁月解放军的生活，用打汽筒给飞机轮胎打气，够落后了;为了一小块不长庄稼只长草的国土，多少将士战死沙场，够不划算的了。这样的例子还多，只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判断一个事物的正确与否，不在于只看它划不划得来，有没有帐算，而应看它是否对人民有利，是否对社会发展有利。这是另一种价值观。

如果干一切事情都以眼前的经济利益看待它的价值，那么一个政府无异开公司，为人民服务就变成了做买卖。一位老农民花了数千元，一家人投工若干个，在荒山上造了一块田，一量，才一亩。采访者问那位老农民："你花这么多钱，这么多工，划得来吗?"老农说："划得来，子孙后代还可以种呢。"这就是"但惜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的具体做法，它的价值难以用钱衡量。在那些文章发表数年之后，老天一场严酷的干旱，大片土地和人畜苦无水的时候，那工程的威力就显示出来了。即使当初也欢迎工程下马的人们也不禁慨叹：如果那时硬口气把它搞完该多好!还有受益的农民，提出清明节时在渠道旁给老陈烧一把纸钱。工程下马之后，在那个半截天桥前，在未完工的水库旁，有为数不少的领导对着它沉思，叹息，痛惜工程半途而废，怀念陈永贵的叱咤风云。

然而挺身而出仗义直言者甚少，更无一个慷慨陈辞冒死呼号。在这般时候，我们想想陈永贵当年为了保大寨那前一枪后一刀的作为，不得不产生由衷的敬佩。陈永贵在弥留之际，对看他的人说："我死后，只要有机会，还是要求领导，把工程搞好，国家的钱呀!......"山西省委书记问当时的县委书记，为什么要搞西水东调?那位下台的书记反问："你到山西干什么?到昔阳干什么?不是要把工作搞好吗?"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到山西考察旱情，人们汇报时格外提到西水东调工程，无一人说那个工程不划算，更无人说"我们花不起"。邹家华说："现在不仅昔阳缺水，山西缺水，整个华北都缺水。要把水做为经济的重要问题加以研究和规划。"省长胡富国说："我赞成再咬咬牙......"还有那位写《再不能干西水东调的蠢事了》文章的作者，文章发表后五年重到昔阳，看到昔阳的情景之后敢于说一句话：“如果当初上马是蠢事的话，那么下马就更蠢!简直是犯罪!”(主要素材来源于《陈永贵传》，映泉著，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笔者买的是一本二手书，巧的是这本书是陈永贵的孙女陈红梅2003年10月3日签名赠送给她一个熟人的。买到这本签名书，也算是我与陈永贵有缘吧。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我在写南街村时，再回头看看当年大寨这个典型)

四、大寨今天依然是旗帜

郭凤莲，1980年被调离大寨，任晋中果树研究所副所长。如果郭凤连不调离大寨，她会让大赛搞单干?大寨的单干搞不下去，那全国怎么办?“总设计师”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

1991年，“总设计师”已辞去所有职务两年(谁也不知道一年之后已经是普通党员的他会“南巡”)。郭风莲重回大寨任大寨党支部书记。这位1973年接替陈永贵任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铁姑娘，开启了大寨在的新征程。成立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亲任总经理，大力发展村办企业和旅游业，连续当选为十四大至十六代表。又当选为五至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大寨村为70岁老人提供每月300元养老金，加上国家补贴和分红，年收入近万元，实现养老尊严。这个全国模范村通过集体企业、旅游业等多元发展，让村民享受医疗、教育全免费，为全国农村养老提供借鉴。现在的虎头山上，游人如织，曾经以梯田闻名的这片土地，如今随处可见拿着手机拍照的游客，特色农产品展销点前围满了人。大寨展览馆里，讲解员正讲述着那段战天斗地的历史，而馆外，农家乐飘出的饭菜香气与游客的笑声交织在一起。大寨的红色旅游每年接待游客60多万人次。如果说农业学大寨那些年的参观者是组织为主来的，那么现在的游客则全是出于们的自发，人们要看看陈永贵当年战天斗地的虎头山，要亲身感受大寨人当年艰苦创业与奋斗的精神。陈永贵艰苦奋斗的精神，今天依然被大寨传承，依然鼓舞着全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