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投资不足”是因为利润太低吗?

从凯恩斯的立场来看，失业的产生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消费太低，解决的办法是多消费。但他也了解，在贫富两极化的社会里，扩大剥削阶级的寄生性消费，无异杯水车薪，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他对于增加消费的作用不太乐观。因此他又建议采用刺激投资的办法来扩大社会需求。他硬说，假如可能通过投资的增加来弥补消费的不足，从而提高生产，增加就业，则消费不足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危害。他还指责旧的消费不足派太着重于增加消费而忽略了扩大生产的另一个途径——增加投资。他认为，增加生产和促进就业的最聪明的办法是双管齐下，即增加投资和提高消费同时并进。他强调说：他的就业理论和经济纲领的重点，是建筑在投资需求方面的。他在1937年发表的《就业通论》这篇论文中写道：“这个理论可以概括地说，在一定的社会心理下，整个生产和就业的水准，决定于投资总量。”

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投资的情况是怎样呢?

在十九世纪时固定资本差不多一直是在逐渐增长的，但是并没有挽救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命运，差不多每隔八年至十二年，就要发生一次危机。而每次危机都大大扩充了失业大军的队伍。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增长率才不断下降：从十九世纪末期每年平均增长5%强降低到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平均每年增长4.3%，第二个十年每年为3%，第三个十年每年为2.5%，第四个十年每年为0.1%。资本增长率下降的原因，照凯恩斯的意见，是由于投资动机的衰退。他说，投资决定于资本家有没有获得利润的希望，而这一点又取决于两个因素：利润率与利息率。如果利润率大于利息率，资本家就进行投资，反之就不投资。他由此推断说，投资的衰减是由于利润率和利息率的比例失调所引起的。这就是说，投资不足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利息率虽然下降，但不及利润率下降的程度大。他企图从利润率和利息率的相对关系来说明投资的不足，然后从投资不足来说明危机和失业现象产生的原因。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投资不足是否因为利润率太低引起的?第二，危机和失业的产生是否由于投资的不足?让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分别来加以考察。

不错，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从而使一般利润率下降。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利润率却显示出相当的稳定性。

这一时期利润率的稳定，是因为有一系列因素阻止了它的下降，如资本家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机器原料等生产资料的价值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日趋低廉、不变资本的节省和对外贸易的不等价交换等。近二十多年来，由于劳动强度的提高和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进一步加强，利润率急剧地增长起来。例如美国加工工业的利润率从1949年的18.5%增长到1951年的27.9%。至于利润量，那就增长得更加惊人了。

从“美国公司利润的增长”表可以看出，凯恩斯所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很低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讲到利息率，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人人都知道，借贷利息是产业资本家因取得贷款而让给借贷资本家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所以通常利息率不会超过平均利润率。在平均利润率的限度内，利息率决定于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息率是相当低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不断增长，他们对于组织生产愈来愈不感兴趣，而宁愿做一个靠利息为生的食利者，于是借贷资本的供给不断增加;可是另一方面，现有企业经常开工不足，找不到有利的投资场所，于是借贷资本的供给经常超过需要，因而造成了利息率下降的趋势。

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上，短期借贷的利息1866—1880年为3.6厘至17厘，1881—1900年为2.63厘至9.75厘，1901—1920年为2.98厘至8厘，1921—1935年为0.75厘至7.81厘，1945—1956年为0.75厘至3.63厘。

根据上述情况，难道说利息率下降的程度小于利润率下降的程度吗?

一方面垄断利润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利息率不断下降，于是借贷利息在全部利润中所占比重也就日益减少。据美国商业部调查，美国大型与中型制造厂商中，所付利息占利润10%以上者，1927年有40%，而到1951年只有不到6%了。如果就全部美国公司来讲，所付利息占收益的比重，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后期是30%，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12%，而在1952年则只有8%了。

根据凯恩斯的说法，投资决定于利润率与利息率的相对关系，只要利润率高于利息率，资本家便会进行投资，直到利润率与利息率相等时为止。现在利润率比利息率要大好几倍，为什么资本家反而不肯投资了呢?事实上，投资并不决定于利润率与利息率的相对关系，它完全决定于现有的利润水平。马克思写道：“决定生产的扩大或缩小的，是无酬劳动的占有，是这个无酬劳动对物质化劳动一般的比率，用资本主义的话来说，就是利润和这个利润对所用资本的比率，因此，也就是利润率的一定水准，而不是生产对社会需要，对已经在社会中发展的人类需要的关系。”在帝国主义阶段，投资决定于最大限度利润。其原因有三：第一，生产与资本的集中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为实现经常的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不是平均利润，不是超额利润，而是垄断高额利润。第二，垄断组织间的竞争已经变成消灭竞争对手来建立个别垄断组织霸权的残酷斗争，要达到这个目的，平均利润或超额利润也都是不够的，任何一个垄断组织如果不能保证自己获得最大限度利润，它就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更谈不到打倒竞争的对手了。第三，由于垄断资本对国内外劳动人民的剥削和掠夺的加强，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部门结构的变化和帝国主义垄断集团间竞争的加剧，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的刺激，固定资本的贬值和消耗急剧增长，必须依靠垄断高额利润来弥补。所以，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不能保证垄断高额利润，资本家是不愿意进行投资的。另一方面，垄断资本家为了维持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就利用自己的强大势力来阻止资本流入垄断化的生产部门，而自己也不肯继续投资扩大生产，以免生产增加，价格下跌。因此垄断资本的统治才是投资受到限制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帝国主义时期，企业的长期开工不足则是阻止资本家继续投资的新因素。所有这些情况都阻碍了投资的增长。由此可见，投资衰退的趋势是垄断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但是，凯恩斯对于垄断资本的统治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闭口不谈，却想从利润率和利息率的对比关系来说明资本家投资的动机，并从利润率的低落来说明投资的衰退。世界上除掉丧失了任何现实感的人还有谁敢于说这样大胆的谎言呢?凯恩斯还认为造成危机和失业的原因就是由于投资不足，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下面就来谈这个问题。

凯恩斯对造成危机的原因，提出了极其荒谬的论点。他说：当资本家对资本的未来收益作乐观的估计时，预期利润率提高，于是投资增加，因而便形成了周期的上升阶段;相反的，当资本家对资本的未来收益作悲观的估计时，预期利润率下降，于是投资停止，社会需求缩减，结果便形成危机。这是一种最庸俗的“投资不足论”，其荒诞无稽是显而易见的。危机的经验表明：造成危机的原因恰恰不是由于投资不足，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消费基础相对狭小的矛盾所引起的相对于社会消费能力的投资过多。当商品充斥市场，企业开工不足，原料堆积如山时，如果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投资不足，生产资本缺乏，那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知道，投资的周期变动，是决定于再生产的条件。当经济高涨时，物价上涨，利润增加，在这种具体条件下，资本家自然要增加投资，扩大生产。相反的，当经济衰退时，利润减少，资本家看到情形不妙，因而停止投资，收缩生产。

因此，凯恩斯主张在生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用增加投资的办法来制止危机，这是非常矛盾的。这等于说：如果纺织品生产过剩，就多投资制造一些纺织机器吧!如果汽车、冰箱卖不掉，就多投资生产一些钢铁吧!他把消费和投资看成各自独立的两个因素，好象投资可以不依赖消费而独立发展，只要投资增加，就可以万事大吉。他完全抹煞了在生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投资的增长会引起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的问题。事实上，在市场商品充斥和销路停滞的情形下，哪个清醒的资本家愿意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呢?

凯恩斯企图用“投资不足”来混淆经济危机的真实原因，以便论证他的主要结论，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靠调整投资来克服危机的可能性。他所说的投资，主要是指资本家对厂房、机器及其他生产资料的支出，他认为，当经济危机爆发或生产衰退时，增加投资有着药到病除的作用。照他的看法，新增加的投资支出，成为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人们的收入，这一部分人按照当时的消费习惯，把其中一部分用于消费，成为生产消费品部门的收入。生产消费品部门的资本家和工人又按照当时消费习惯把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从而进一步引起从事消费品生产的人们的收入增加，他们的收入增加了，又引起他们消费的增加。消费这样继续扩展下去，就会引起收入和就业的增长，这比最初投资产生的收入和就业要大好几倍。人们从其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越大，那么这个“倍数”也越高，收入和就业的增长额也越大;如果将这种收入全部用于消费，那么这个“倍数”就会大到无限，收入和就业也将增加又增加，一直到充分就业。这就是他所吹嘘的“倍数原理”。

“倍数”的神话并不是凯恩斯发明的。早在1931年，另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在《国内投资和就业的关系》一篇论文中，就曾经提到政府举办公共工程所起的倍数作用。到了1933年，凯恩斯接受了凯恩的观点，在《繁荣的途径》一书里用“倍数原理”来分析公共工程的支出及其效果问题。现在他又强调说，在失业问题非常严重的时候，如果政府决定修筑公路、兴建学校或扩充军备，都会引起收入波浪式的增加，在一定条件下，收入从而消费的不断增加，又会引起生产从而就业波浪式的扩大。于是这个奇妙的“倍数原理”就成为他的就业理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倍数原理”的根本错误在于夸大了新投资所引起的生产扩大过程，从而抹煞了资本主义矛盾为生产扩大所造成的界限。因为用增加投资的办法来对付生产过剩危机，必然使危机期间无法在物质形式上消灭一部分生产能力，这就会延缓生产同消费之间平衡关系的重新建立，因而现有矛盾也无法获得暂时强制的解决。相反的，由于投资的增加，生产能力更加增长了，这就使生产能力和市场之间的矛盾扩大到空前尖锐的程度。矛盾的尖锐化自然不会使资本主义从危机中得到解脱，而只能使危机越来越加深。所以，凯恩斯认为新投资会引起漫无边际和毫无阻碍的生产扩大，这简直是幻想。

其次，“倍数原理”的基本前提是“斯密教条”，它忽视了不变资本。斯密错误地认为商品价值最后全部分解为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而不包括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的价值，因为生产资料的价值最终也是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凯恩斯的“倍数理论”就是建筑在这一错误的信条的基础上的。他硬说，一笔新投资会全部变成人们的收入，当人们的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依一定的比例增加，这一部分消费的支出又会成为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如此往复循环，就会形成一系列收入的膨胀过程。在这里，他也完全撇开了商品价值中的不变资本部分。事实上，每一笔投资都必须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作为不变资本，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另一部分作为可变资本，用来购买劳动力。提供收入增加就业的只是可变资本，不变资本部分不能成为人们现在的收入，因而也不能影响消费和消费品的生产。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假定政府增加一亿元用来购买军火，照凯恩斯看来，这一亿元全部成为军火工厂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他们的收入增加了，所以他们的消费也要增加。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个军火工厂为了扩充生产，除了拿一部分钱增雇工人外，还要拿大部分钱去购买机器原料，而购买机器原料的钱，既不能成为军火工厂的资本家的收入，也不能成为生产机器原料的资本家的利润和职工的工资，因为他们的收入早已到手也早已花费了。对生产机器原料的资本家来说，机器原料的出售，并没有引起收入的增加，而只是引起资本的变形，即由商品形态转变为货币形态。很明显，政府投资花费的钱不可能全部变为人们的收入，它所直接增加的就业和创造的收入，只限于它所分解的可变资本部分。因此，凯恩斯根据“斯密教条”所提出来的“倍数原理”，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凯恩斯的“倍数理论”之所以荒谬，也与他抽掉了时间因素抽象地看待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有关。就时间来讲，他所说的投资效果不是短期实现的东西，自新的投资引起第一次收入和消费的增加，到第二次收入和消费的增加，再到第三次收入和消费的增加，以至于最后一次收入与消费的增加，需要经过无限长的时期，我们不能把一个长期的过程当做一种短期的效果来理解。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资本的有机构成是在不断提高的。一般说来，新投资总是在采用新技术的条件下进行，因而投资增加时，往往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造成大量失业的主要原因。所以投资的增加，决不会象凯恩斯所描绘的那样，就会引起就业的巨大增长，有时投资增加，失业也增加了。例如，战后美国投资的支出，曾由1945年的87亿美元增加到1948年的221亿美元，然而，在这一时期内就业人数却缩减了。仅官方登记的完全失业的人数，就由1945年的64万人增加到1948年的285万人。哪里有什么投资支出的倍数作用呢?

最后，凯恩斯的“倍数原理”是根据一种形式逻辑的推论，而这种形式逻辑是和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不相符合的。譬如说，政府的投资变为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于是消费也增加了。但增加的消费可能靠现有的商品储备来满足，而毋须扩大消费品的生产，那么政府投资的膨胀作用，可能在这一阶段就停止了。在资本主义危机加深时期，过剩商品经常堆积如山，例如1971年6月30日美国零售商存货量为475亿美元，批发商存货量为274亿美元。由于大量过剩商品的存在，政府投资即使引起消费的增长，它也只能减少一些存货，而不会象凯恩斯所幻想的那样，收入和消费不断增加，生产和就业也就不断扩大，结果“一个比较小的投资增加量，就会引起充分就业”。这完全是空中楼阁。

总之，凯恩斯的“倍数原理”是非常荒诞无稽的，它既不能掩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不能制止危机的发展。

综上所述，凯恩斯的投资理论的逻辑是这样的：危机和失业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投资的不足，投资的不足是由于利润率太低。我们对于这个理论的批判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投资不足不是由于利润率太低，而是垄断统治和资本主义危机加深的结果;(二)“投资不足”的危机论是倒果为因，把经济变动所制约的派生因素看作是经济变动的决定性力量;(三)他企图用增加投资的办法来防止危机，其结果是加深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最根本的矛盾。

四利息是“心理现象”吗?

我们曾经指出，国家调节投资是凯恩斯经济纲领的核心。照他的说法，投资的大小，取决于利润率和利息率的相对关系，只有利息率降低到利润率以下，资本家才肯进行投资，从长期来看，利润率是趋于下降的，但利息率却不会相应地跌落，在他看来，这是因为利息率的变动要受“灵活偏好”的心理规律的制约。关于利息问题，他并不首先确定利息的真正性质，也不想从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中去探讨利息的来源，却想混淆视听，将利息说成是心理现象。

究竟凯恩斯怎样捏造事实将利息说成是心理上的问题，就要先了解他所谓“灵活偏好”是什么东西。

关于人们的收入，凯恩斯认为要做两个心理上的决定：第一，收入中多少要用于现在消费，多少要储蓄起来;第二，储蓄份额确定后，又要决定用什么形式来保持储蓄——用现金的形式还是债券的形式。在这里，最荒诞的“灵活偏好”便插足进来了。他说，关于第一点消费与储蓄的划分，是由消费倾向来决定的，至于第二点储蓄如何保持，这就要看人们的“灵活偏好”了，所谓“灵活偏好”是指人们要以现金形式来保持财富的愿望。但持有货币就得不到利息，假使换取债券，就可得到利息，那末，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持有货币呢?换句话说，就是为什么人们会需求货币呢?他认为，这是因为货币是大家所接受的交易媒介，具有流动性，周转灵活，可以用作种种开支，可以用来应付紧急需要，也可以用来满足投机的动机。在凯恩斯的利息理论中，他特别强调这种投机动机。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凯恩斯的庸俗观点。当一种债券的利息率为3%时，一个人打算用1,000美元来购买这种债券，每年获得30美元利息收入。但是当他预测市场利息率不久会上涨到4%时，他就踌躇不前了，因为那时债券价格大约要跌到750美元。这意味着，凡是用1,000美元来购买这种债券的人，实际上要损失250美元，他岂不是因小失大吗?所以，如果市场上一批投机者认为利息率将来可能上涨，他们就宁愿保持现金而不去购买生息的债券。这样，市场现金供应缺少，银根吃紧，利息率就要上涨。反之，如果这一批投机者预期市场利息率会下跌，债券价格会上涨，他们就不愿保持现金而去购买债券，结果银根松动，利息率就要跌落。于是凯恩斯断言，这种“灵活偏好”同利息率的变动具有密切的关系。他所谓“灵活偏好”的心理规律就是说，在一定的货币总供给量下，利息率决定于货币的总需求，而货币的总需求又决定于人们保有现金的愿望——“灵活偏好”。这样一来，利息率又是决定于一定的心理状态，即人们想以货币形式保持财富的心理动机了。他认为，如果一般人保持现金的愿望很大，因而人们愿意保持现金的数额大于现有货币数量，在这种社会心理状态之下，利息率就要上升，只有相当高的利息，才会引诱一些人们放弃现金。反之，一般人保持现金的愿望很小，因而人们愿意保持现金的数额小于现有货币数量，在这种社会心理状态之下，利息率就要下降。它最后将停留在一点，在这一点上保持一定数量现金的愿望刚好被利息率的引诱力所抵销，使得货币的供求趋于平衡。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利息的大小，是由人们的心理动机来决定的，“利息是一种高度的心理现象”，它不是“等待”或“储蓄”的报酬，而是“在一定时期内放弃灵活性的报酬”，也即是放弃保持现金的报酬。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诡辩方法。任何人都知道，在商品社会里，货币的需要量，是由一定时期内商品流通所要实现的价格总额来决定的。所谓“灵活偏好”纯粹是无稽之谈。利息率决定于“灵活偏好”状态和货币数量的说法，更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全套把戏在于迷惑读者，歪曲利息的实质。但是它的虚伪性是很显然的。凯恩斯说，利息本身是在一个特定时期放弃灵活性的报酬，这就将利息的产生说成是物自体的一种属性，货币能从自身中生出货币来，正如种瓜得瓜一样地自然。但是，我们不免要问：放弃灵活性为什么就会生出利息来呢?难道货币的灵活性也和劳动一样是生产性的吗?这些问题，他就不敢进一步去分析了，他并不想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去探求利息的来源，他也不想知道，利息是货币资本的报酬，是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者占有他人劳动的成果而产生的。可是我们知道，资本家借得货币是为了靠这一资本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非常明显，利息是工人所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由产业资本家分给货币资本家的。因此，离开了生产关系就无法说明利息的来源，也不能理解利息率的决定力量。然而凯恩斯的利息理论却撇开生产关系而大谈其心理动机，他企图玩弄心理把戏，来粉饰资本主义而遮盖其剥削掠夺的本质。这种辩护意图是与臭名昭著的“节欲说”和“等待说”同样反动的。

凯恩斯捏造“灵活偏好”的利息理论，把利息说成是心理现象，他的目的是：(一)进一步掩盖危机和失业的真实原因;(二)为实行他大力鼓吹的赤字财政政策制造借口。凯恩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危机和失业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投资动机的衰退。而投资动机之所以衰退，是由于借贷利息没有随着利润率相应地下降，借贷利息之所以没有相应地下降，是由于政府通过货币数量的控制来操纵利息率有一个限度。当货币数量增加太多，以致人们对于未来发生疑惧时，他们就宁愿持有现金，而不愿买进债券，于是一般的“灵活偏好”发生变动。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再增加货币，也不能降低利息率。这样一来，他就将政府靠金融政策来“消除”危机和失业的困难归之于人们的心理因素，即人们持有现金的愿望加强了。因此他断言，金融政策往往收效不大，所以政府必须采取更直接的干预方式，这就是采取赤字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来“补偿”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之不足。在“反危机”措施中，凯恩斯特别强调赤字财政政策，这是他不同于以往庸俗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一点。

总起来讲，凯恩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民收入和就业总量决定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这就是说，国民收入和就业总量决定于消费和投资的大小。工人失业是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的结果。消费需求不足，是由于消费者对于消费的心理倾向，这是第一个基本心理规律。投资需求不足，是由于利润率和利息率失调所引起的，利润率决定于产业资本家对资本未来收益的心理预期，这是第二个基本心理规律。利息率决定于货币资本家对于灵活性的心理态度，这是第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凯恩斯的全部就业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上面的。在他看来，国民收入和就业总量就是受这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所决定的有效需求的限制，他企图根据这种庸俗荒诞的主观唯心论，建议资产阶级国家采取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来挽救垂死的资本主义。这岂不是痴人说梦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