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扳道工是一位游走在主流法学教育与左翼思想之间的青年法律人。前不久，他曾向我们分享过自己关于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的种种看法。(https://mp.weixin.qq.com/s/cLEfm04koSH6sZrBeRfdKg)

在今天这篇访谈中，扳道工并没有过多展露法学生的严谨与锋利，反而用近乎慢热的语调，讲述了童年在东北乡镇目睹的荒诞现实，以及进入专业领域后试图在法律铁幕下寻找缝隙的无力感。

自幼在农村与乡镇的成长经历，让扳道工早早窥见了赤裸的权力运作——被当街殴打致死的小贩，被村长家的牛占据的学校操场，这些记忆构成了他日后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底色。作为一名主修刑事法律的专业人士，他可以顺从优绩主义的阶梯攀爬，却无法不将目光投向在司法程序中寸步难行的劳动者。

现实是沉重的，扳道工面临着这个世界的坚硬：在将“劳工律师”视为敏感标签的时代，个人的善良追求如何对抗庞大的系统机器？当教育神话在“酱油滴入水中”般的时差里逐渐瓦解，他又能如何畅想教育与社会的未来？

我们访谈了扳道工，并将主要内容整理出来呈现给大家。如果各位读者对他的法律援助经历有所共鸣，或是同他一样在寻找志同道合的实践伙伴，欢迎阅读本文并在文末留下你的想法。

文|旺角金鱼 眼镜框

编辑| 何子任

01

“那是村长家的牛”

我小时候生活在东北的一个资源型城市，因为煤矿，从小我就能看到和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务工者在这里聚集。慢慢地，容易开采的煤矿都采得差不多了，虽然谈不上“枯竭”，但其余矿体的开采成本更高，大部分矿井也就不再开工了。因此，我对家乡最初的整体印象，就是这样从表面上的繁荣逐渐衰败。

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是跟着外公在农村度过的。我们家可以说是一个东北的工人家庭，外公原本也是个国企工人，在历史浪潮中下岗了，之后就住在村里。

那时我住在外公家，对面是一个村里废弃的学校。这个学校虽然废弃了，但是设施基本还在，里面还有学校操场和教学楼(其实就是个平房)。那这个操场干什么用呢?养了很多牛。这事儿今天说起来感觉也挺魔幻，就是一个学校操场上，养了很多很多，我保守估计可能有六七十头牛每天在那儿逛来逛去。这牛是什么种类，肉用还是其他什么的，那时候我也并不懂，只觉得非常奇怪：村里的小学，就算没学生了，也是大家共同的集体财产吧?这样养牛用，村里允许吗?难道是全村的牛一起养在这儿?

我就问我姥爷，是大家的牛都养在这儿，还是说就是谁家就把这个地方给占了，其他村民没意见吗?外公只是淡淡地说：“那是村长家的牛。”因为村长家牛多，自家院子放不下，就占了学校。那时候我大为震惊：这村长咋这么有钱?咋能有这么多牛?外公说，你小学生哪懂这个，快别讲这种话了。

我意识到外公的禁止背后是有某种“敏感”“不宜多言”的意味，于是不再多说。但我心里却并不能平静：大家都在一个村里住，都是农民，怎么这个差距就这么大？

后来村里换届选举，那位村长自然是财大气粗，他的票都是买来的。我外公的姓氏在村里也算比较大，这位村长就找到外公同宗里比较有声望的人们沟通，商量以某个价钱买下同一姓氏的所有村民的票，事成之后还另有款待。最后这位村长顺利地再次当选，这更深地震撼了当时还年幼的我：他有多少钱啊能这样买票?为什么村长和其他村民在经济上如此不平等?

今天想想这事儿，我还是有些意难平，这一切都太不公平了。但总有更冲击，更直白的事情在继续刷新我的认知，在姥爷的村里是这样，在我自己生活的镇子上也是如此。

公家的学校里怎会有村长私家的牛?

02

两个小贩被活活打死了

我们那个镇的镇长也是靠行贿上位的，之前他则是“道上”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黑恶势力”背景。

曾经有一次，县里想在我们镇上搞一个“人防工程”，其实说白了就是地下商场，应该很多城市都有。现在这种东西肯定不时兴了，但那时还是一个并未完全进入网购的时代。这个工程选址在我们镇的主干道，于是就要在这条路上开挖。这肯定会侵害很多人的利益，首先就是我们普通居民，镇里的主干道也就这么一条，是许许多多居民每天上学上班种种出行都要经过的地方，一开挖就要封闭好久，谁会觉得舒服。另外就是对这条路街边的门市部，个体户们，也是个打击，开挖封路当然影响他们的生计，如果等到地下商场建成，分走的还是街面上店铺的生意，这都是一望即知会发生的事。

因此，很多人不赞成这项工程，他们就在这条路上聚集反对。这样的局面完全难不住我们神通广大的镇长同志，他运用自己的涉黑背景，竟然叫来了很多那种社会上的打手，直接在街面上开始打反对的群众。那时我正好放学经过这条路，“有幸”目睹了这样的场面。它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即使我是个小学生，也一直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国家”，光天化日之下，镇长叫来的打手在大街上拳打脚踢地揍老百姓，把很多人打进人民医院。这个画面我都不太好描述，估计大家也不太好想象，毕竟这在日常生活中应该也算难得一见，那时我只觉得震惊和残酷。

“现代国家”中的反对与打手

后来这位镇长对自己的职位不满意了，毕竟我们镇上有啥油水搞头?于是他盯上了当时仍有价值的煤矿，通过再次运作，他调动到了负责生产安全监管的安监局去做局长。安监局不仅管煤矿之类的企业，也管其他各类安全生产问题，比如曾经很流行的烟花爆竹，摊贩们沿街卖的产品其实很难说安全保障如何，这也是安监局该管的部分。

镇长变了局长，还安排了自己两个侄子到安监局上班，这两个侄子也不是什么良民，其实也是给他卖力的打手之一。有一年，两个小贩想来我们这里卖烟花，就被这两个安监局的侄子给查获了。查获就要没收烟花爆竹，两个小贩自然不乐意，双方就起了冲突，大打出手。结果，那两个作为打手的侄子，直接在我们镇的大街上把那两个小贩给活活打死了。

这个事儿对我冲击还是挺大的，虽然那个局长因为这起刑事案件被查、落马了，但还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这些事儿虽然可能和宏大的理论没关系，但这类事情确实是我对社会不公最早的认知来源，对我影响很大，也是我对左翼产生兴趣的远因。

03

社会应该是这样的吗

比起这位希望在煤矿上分一杯羹的局长，我们那里的煤老板才是真的挣钱。那时我有一个一起打乒乓球的玩伴，他的父亲是煤老板，家里的收入是一个我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即使放在今天也觉得惊人。而另一方面，身边也能经常听到有人“为了多挣点钱”而选择下井，因为做矿工其实相比于许多体力劳动，工资也已经不算低了，但没有人喜欢这份工作，往往是为了“挣点快钱”。我小时候听闻的矿难很多，矿工们为了相对高些的工资，可以说是用生命做赌注去冒险，而生命换得的价钱，在煤老板的日常收入面前却是九牛一毛，几乎不值一提。

教育方面的不平等也同样惊人。一起打乒乓球的那个朋友，后来转学去了一个昂贵的“贵族学校”，那时我并不能听懂这个词。直到小学毕业那年，我参加了一个去旅顺的旅行团，路上大巴车经过一个特别大的区域，长得简直像《哈利·波特》电影里的霍格沃茨。车上的导游告诉我们，这是一所贵族学校。那时我才明白，啊原来贵族学校长这样。导游接着说，这都是有钱人家孩子读的学校，一年学费几十万都打不住(那个年代)，学费还分好几档，以后这些孩子都是要保送去国外上学的，那花销可就更大啦;整个学校是“全封闭”的。

“全封闭”?这个概念，那天在大巴车上我也是第一次接触。那时我想起村里学校出过的一场事故：我们东北冬天路滑，那天，村小学的校车又超载，不慎出了事故，车上有好几十个小学生，全都不幸遇难了。那件事的结果之一是，县里决定把不安全路段的农村学校全都停办了，那以后农村的孩子只能去镇上上学，自然是处处不方便。从车窗里望着这所“贵族学校”，我就想，如果村里镇上的学校也是这么大又这么“全封闭”的，那些学生是不是就不会去世了？

如此种种更让我困惑，我们的社会应该是这样吗？“社会主义”应该是这样吗？“和谐社会”应该是这样吗?反过来说，我们的社会现实，和那些冠冕堂皇的宣传，是一样的吗?怀疑的种子就在那时埋下了。

后来我上了中学，跟随家人从镇上搬到了市区。本以为市区的学校肯定比我们镇里的强，但没想到遇上了一个很坏的班主任，彻底颠覆了我的想法。苛刻、体罚这些，其实也还罢了;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这位老师总在精神上攻击大家，挑动同学之间的互相不信任。每当班里发生什么让老师不满意的事情，她又不知道到底是谁干的，就开始用一种“陶片放逐法”，让大伙投票，谁票高谁就当选了，当选这个“坏人”，于是她就处理谁。我本来就是转学生，自然也含冤高票当选过。另外，我们这位老师按学生家庭条件实行系统性的歧视，我家里条件也不是特别好，自然更不受她待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捷克电影叫《女教师》，里面的主角和我的班主任如出一辙。她会对同学和家长们“人尽其用”：如果谁家庭条件好一点，她就会对这个学生好一点，当然相应的你家长也要付出一些代价，行一些方便或好处。如果你家里的条件不好，那这个老师对你就是另一副面孔，但即使这样她也有办法利用。当时我们班上有一个女同学，她家里条件特别不好，单亲家庭，妈妈还长期抱病在家。那老师怎么利用她家呢?就让这个养病的妈妈中午去给自己带饭买饭。因为老师中午有时候加班嘛，她就安排这个家长，这个没有固定工作的家长：你不是比较闲嘛，那你就帮我买饭。

如果说前面那些村长镇长煤老板什么的，还是我的见闻的话，那在这个班级的生活则是我的亲身经历，有这些事情在，我很难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

但即使这样，我还是长期相信现存的**。因为，虽然他们鼓吹的和我见闻的不一样，但是，我们不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人民民主专政不还是昭昭写在鲜法的开篇吗?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在现行制度下慢慢变更好呢?这样的观点持续到本科后期，2018年的深圳，对我真是影响挺大的，从那以后，我是彻底对现在这一套真是没什么信心了，思想上想法上真是发生不少变化。

理论方面我那时主要阅读了马恩原典，还有阿尔都塞，以及毛的作品。当然，我也读过一些自由主义和社民道路的书，但那些对我的说服力远不如马克思主义，后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把握是最深刻的，即使放在今天的社会现象面前也是合适的。

04

我心中的社会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理论化的人。我尝试用一些比较庸俗化的描述来表达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其实是以一般自由主义的主张为“他者”来论述的，看看社会主义与其有什么主要的不同。毕竟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也曾吸收过古典的自由主义，但却与其有明显的区别。

其实我们和自由主义之间当然有一些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可能两派都认为政府应该是群众选举产生的，大家可能对这个选举的理解不一样，但是比如说民众要有选举权，类似这种问题，其实两派观点我觉得本质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像这种我就不再特别强调了，下面我主要说说和自由主义不同的。

第一个就是经济上，那肯定是不一样，我是主张公有制，而且公有制程度是越高越好，经济上公有制才能说你是社会主义嘛。不仅是工业上产权上实现公有制，还有土地制度，我们今天的土地制度其实对公有制也已经破坏的差不多了。无论是工业，农业还是服务业，我都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另外，社会主义经济应该让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够有一些保障。在这个意义上，我支持将“全民基本收入”作为至少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方式。

在政治上，我对代议制民主带有怀疑，是直接民主的支持者。我明白，哪怕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可能也难免有代议制的存在，尤其是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但我们直接民主的程度是不是越高越好?我是这样一个想法，支持直接民主。

前一阵我和几个互联网方面的朋友还搞了个关于“互联网与直接民主”的茶话会。讨论下来，感觉目前在技术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大家会有一些技术之外的疑虑，比如担心网络投票会导致隐私泄露，不记名投票形同虚设。还有的朋友比起隐私泄露，更怕后台篡改数据：我怎么知道我投的票不会被改掉?如果这票被改成了投给别人的，那对选民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我依然觉得，随着技术的发展，直接民主的程度是不是可以更高一点?哪怕不是选举，但是在一些对大众影响深远的议题上，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民意得到反映?直接民主我觉得也是社会主义应该具备的东西。

在文化上，我其实没那么激进。我主张包容，不主张把其他的“非社会主义的”文化都给它消灭了。但是关于宗教问题，我前几天正好碰到一个信天主教的朋友，他是美籍华人。聊了一下之后，发现他主张完全的宗教自由，这我就不认同。我觉得如果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哪怕抛开无神论不谈，宗教也不应该完全不受限制，完全自由。

出于好奇，我就问了这位朋友，我说你是一个天主教徒，在美国生活，那你怎么看待印度教，伊斯兰教他们在西方社会势力的扩张?结果他说，我恨不得把那些人都给突突了!当时我就感觉，虽然他主张“绝对的宗教自由”，但是好像一聊到其他教派，他就又特别激进，主张把他们全都给消灭掉。那我跟他的观点肯定是不一样，我主张所有宗教都不应该是一个无限扩张的状态。

05

“我希望自己是个法治的维护者”

我大学的专业是法学，毕业后也在相应的系统内工作。对我而言，法学是一个有价值的专业，我相信这个社会可以是有序的，可以用规则去化解纠纷矛盾，即使权力也应该在特定的规则下运行。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我愿意相信良好秩序的意义吧。

其实最开始想入行的原因说来有点冲动，就是因为看了高仓健主演的那个《追捕》之后，就一直想做检察官。然后一搜，做这个工作需要层层做题考试。今天对这个我肯定有些发怵，但那个时候我本来就也算是个“小镇做题家”，肯定不怵做题，何况掌握知识也是一个快乐的过程。

电影《追捕》海报

法律考试说实话挺难的，但我倒并不痛苦。咱们国家法制史上，有一个秦代的小官，他的墓被发掘后，不像别人的墓里都是各种宝贝陪葬，他那里面居然全都是一卷卷秦代法制的竹简!我不喜欢严苛的秦律，但我想，这位墓主真的是一个法律文化的爱好者;在这一点上，我和他是心有灵犀的。

研究生毕业典礼的时候有个老师对我们说，你们以后都会从事法律相关的职业，可能掌握一些司法权力。你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我们这个法律，它是用来对付这些当官的，对付这些权贵的，它不是你们用来对付老百姓的。老师的这些话呢，其实也不能说是一个左派的思想，但是这句话我是认可的，而且真是挺难忘的。工作之后，每次我涉及到一些案件的时候，心里都会想起他这句话。

在《追捕》里，高仓健饰演的主角被陷害后，一个“风尘女子”，也就是在娱乐场所上夜班的这么一个女同志接济了他，还调侃他说，你一个执法的检察官，现在变成了犯法者被人追着满街跑，这是怎么回事?男主角就回应说：我希望自己一直是一个法治的维护者。说实话，这也是我理想状态下希望能实现的，但现实里往往有更多掣肘的东西。

06

“单个劳动者的力量在资本面前，真的太渺小了”

我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维护公共利益，但是作为一个支持阶级史观的人，我明白每个阶级的诉求肯定是不一样的，让我觉得难受的是，我们目前没有一个机制，能使不同阶级的诉求经过博弈或其他什么方式形成一种人们认可的“公共利益”。常见的情况是，某某集团的声量最大，那么他们的利益可能最后就是我们说的“公共利益”。当然可能也有一些相对阶级性没那么强的“公共利益”，比如环境保护等问题是我们都需要去面对的。

我主修的方向是刑法、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这些，原本没想过要去碰劳动法。但现实推着我不得不去学去用。我心里一直有这样一个逻辑：我们去上大学，背后是有财政补贴的，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让我们一年学费可能就交那么几千块钱。我们以廉价的成本学到的知识，当然有义务把它们拿出来去免费地帮助大家，这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回馈。这样的模式也是我自己比较理想的状态，可能法律人里和我想法一致的人不是特别多。很多人觉得这个知识就是应该付费的，怎么能拿出来免费给别人呢？

但是做劳动相关的法律这一块，我必须承认，在这个领域时常觉得挺无力的。在中国，没有哪个律师是能够专门去做、去帮助劳动者的。有很多律所是专门服务于企业，用人单位的;但如果你要做一个专门服务劳工的律师，做出名堂，你就会被打上“劳工律师”的标签，这就跟那些所谓的“人权律师”差不多了，基本就是要被专政的对象。你的职业道路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连生计都成问题，搞不好还会因为刑法上专门给律师定制的罪名而被抓进去，有很多种方式针对你的。何况劳动法涉及的那些真实问题往往也都很复杂，工作内容本身的挑战也不小。

在这样的环境下，劳动者，工人阶级，在劳动纠纷面前是非常无助的，很难得到充分的法律帮助。明明是他们的合法权利，是本该毫不费力就能得到的东西，但在我们的国家要经过漫长的仲裁、判决等等司法程序，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拿到。

而我能做的真的很有限。因为身份和风险的原因(我毕竟有工作单位)，我没法全身心地帮他们跑每一个程序，只能给工友提供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告诉他们需要收集什么证据，写法律文书的时候要强调哪些点。工友们常常觉得我帮了大忙了，但我心里清楚，面对一整套庞大的司法程序和国家机器，个人的力量真的太渺小了，做得还是太有限了。而且我毕竟不是劳动法出身，很多具体问题我也得赶紧去查论文，所以我时常想，如果能有一些知识技能水平比我高，又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组成一个团队来做这件事就好了。不过你如果是个团队做这种事儿，就更容易被针对、打标签了。

07

无法忘记那个孩子的眼神

除了法律方面之外，我也曾做过一些支教等其他“社会服务”方面的东西。读大学的时候，我曾在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做孩子们的初中历史老师——他们甚至没有专任的老师，整个历史课都由我这个一周来上一节课的法学生来负责。在这段经历中我更多地了解了来京务工这个群体，也传播了自己的种种观点。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也变了，我确实努力地教孩子们文化课，但是文化课就算学得很好，以后读了人们眼中所谓很好的学校很好的专业，就能过上某种“好日子”吗?还是可能会失业，找不到出路。那支教这件事能不能带来一些其他有意义的东西?

因此，我会把我个人关于公民教育的一些理念，比如说一些权利意识，一些规则意识，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参与，渗透给这些同学们。可能有人认为，你作为一个文化课老师，不应该带着自己主观的意识形态去课堂里“夹带私货”。我倒觉得这么做是没啥不对的，课本上的知识，它有的时候不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灌输?既然他们可以这么干，那我为什么不可以?而且其实我所宣传的那些东西跟我们课本上内容也不冲突的，比如说政治教材，现在叫“道德与法治”，它也宣传一些什么公民权利，法律神圣，那其实我讲的这个也没有超出课程纲要的范围。

“道德与法治”与意识形态灌输

支教的经历对我来说是宝贵的。自从正式参加工作之后，我能接触到很多人，但也就是固定一个区域的人。可是支教曾经让我去了咱们国内很多地方，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和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工人，有一些是个体户，小老板什么的，跟这些家长、学生都会接触，会聊这些孩子们。与其说我把我的一些想法带给他们，不如说他们在很多事上启发了我。

跟这些同学们接触的过程中，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有很多反思。最近一次去接触这些孩子们是我们单位有一个宣传活动，去农村的一个小学讲“反校园霸凌”。这事儿其实通常司法人员讲完就讲完了，甚至可能是照本宣科，念完稿就结束了。但我觉得那样就没什么意义了，于是我和孩子们设置了一个提问环节。有不少同学提问，最后提问的是个小女孩儿，她大概也就四年级吧，但是眼睛里却满是沧桑的感觉。这件事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但她那个眼神儿我一直忘不掉，她才四年级，怎么是那样的眼神呢?

她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她说：老师你给我们讲校园霸凌，这些行为都是在学校，在同学们之间发生的。可是社会上也有很多人欺负其他人，但是他们做完这些坏事以后，因为他是权贵，或者说他有钱有势，就可以逃脱法律的追究，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霸凌？

她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当时这样的宣传活动，我们领导、同事和她们校领导都在，我估计这些人听到这个问题心里应该都挺紧张的;也正因为这样的场合，我也无法直白地表达自己，只能劝慰她说：你说的这个现象确实存在，这也是我们宣传活动的意义，如果大家在学生时代都明白了欺负其他人的霸凌行为是不对的，等我们大家长大以后，社会上不好的现象是不是就都减少了?我只能这么回答她，只能把这件事默默记在心里。不知道我的话是否对她的疑问有意义，但她的话却让我无法忘怀。

08

流动儿童的教育资源比留守儿童还要更差

前面说过支教让我更多地接触了流动儿童，或者说随迁子女。相对而言，大家可能对“留守儿童”更加耳熟能详，其实这是一个有点奇怪的事儿：两个群体都不小，主流媒体为什么更多地关注留守儿童，却几乎对流动儿童视而不见？

我个人的理解，留守儿童已经是我们这个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一个不公义不道德的现象，流动儿童的情况其实更甚。很多农民也好，小城镇的居民也好，中国人都安土重迁，难道这些人他们想抛下孩子在家里，自己到处跑吗?他不想管自己的孩子吗?是他一个劲儿非要跑到外地去生活吗?其实是他出于生活压力被迫的：我们国家发展不均衡，很多人被迫地去外地务工，想办法获得更好的收入养家糊口。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但可能主流媒体觉得还好，可以拿出来讲：我到外地挣更多钱了，这不是好事儿吗?有啥不道德?其实这就导致了很多孩子被忽略、被寄养，产生了留守儿童群体。

而我之所以说流动儿童的处境是一种更不道德的社会现象，首先就是因为他们还要赤裸裸地承担户籍制度的种种限制和歧视，它简直是人为地把人们分成三六九等。因为你是外地的，你父母在北京务工，你没有北京户口，那你这个孩子就和北京的所有教育资源无关，只能去打工子弟学校。而打工子弟学校呢，比如我教过的那所初中，当时就可以说是已经处在危急存亡之秋了。那时北京市当局想把这类学校处理掉，它们的生存空间都成问题，更别说什么财政或其他资源的帮助和补贴了。

流动儿童群体的复杂性还在于，他们距离家庭生活和亲情关系比留守儿童还更遥远。留守儿童很多是和祖辈亲属生活在一起的，尽管这也会产生很多问题。但是流动儿童表面上是和父母一起进城了，但绝大多数作为务工人员的父母是根本没有时间管孩子的，他们基本就生活在那个打工子弟学校里，活动范围就这么大。

那个地方真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你到了那里才会感觉到：“啊，原来北京还有这种地方。”人们印象里的北京都是光鲜亮丽、教育资源汇聚的;可是，很可能就在这些精英的、士绅化的、世界级的空间附近，就有这么一个很破的、硬件条件很差的、专职老师都养不起几个的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孩子只能在这样的条件里活动，父母也没有精力管他们，他又是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都市环境中的局外人，其实孩子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也没有勇气去接触外面歧视性的环境。留守儿童很多至少还生活在自己从小到大熟悉的地方，有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什么的。而且，当孩子们与外界环境接触时，最容易触及的往往是社会上一些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赌博甚至**。在昌平等地，不仅有打工子弟学校，还有打工者聚居的社区，你走进去，会真觉得像是西方社会说的贫民窟那种感觉，是非常复杂的环境，也是流动儿童们最熟悉的环境。

坚守二十年的北京打工子女学校——黄庄学校

他们面对的最大问题还是接受教育。因为他们在教育资源上跟其他孩子是相当不平等，能接受的教育资源比留守儿童还要差。我是东北人，举一些东北的例子。其实东北的地方教育条件还可以，比如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地区，教育资源肯定谈不上好，但是也还可以，留守儿童们也能接受相对正规的教育。但我所见到的进城子女，别说和北京户口的孩子比了，他们享受的教育资源比老家的这些留守儿童还要差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对他们的关注还差很多。有一些志愿者能够参与进来，但在经济上，无论是财政补贴和其他资助，基本上是得不到的，也很少有人为他们宣传。

我觉得大家能去开始看见他们，舆论能够就此讨论教育公平问题，就已经很好，甚至是一种帮助了。但是更进一步，我希望他们能享受到和其他孩子一样的资源;咱们不说像北京孩子那样，哪怕就能够像地方上做的那样，对于随迁子女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很大的进步。

09

我们能否对孩子更加宽容？

我多花些时间精力在未成年人相关的工作上，还有一个考虑。社会上有很多弱势群体值得我们帮助，但在我法律系统的工作岗位上，帮助未成年人这个群体是最可能的。假如我致力于帮助工人或帮助农民，那领导对我的看法就很难说了;但是我的工作重点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目前的社会共识下，再不感冒的领导，至少也要在口头上提供一些支持，不能明着阻拦。因此对我来说，这块的阻力小些。

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已经很残酷了，具体的就不多说了，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优绩主义也好，社达意识形态也好，它们都折磨着我们，也早早地摧残着上学的孩子们。我希望至少在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可以过得更好一点，能够更多地享受这个世界好的部分。这样的话，我想，哪怕以后走到社会上遇到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回想起自己未成年时受到的保护，内心是不是会稍微温暖一些?对未来会不会更有希望?

现在网上、社会上，大家好像对“学生”这个群体都不太友好，比如互相攻击对方是“学生思维”，比如左派右派，粉红目田，对喷的时候都会指责对方是一群学生，“学生”都快成贬义词了。但我想“学生”也是需要大家理解和支持的一个群体，叁零柒会不会可以尝试做一点这些东西?比如之前发过讲职校的文章我就觉得特别好。2025年，我曾经教过的初中生们参加了高考。我做过一个高考应援，但并不是面对高考生，而主要是那些无缘高考的职校生。每到6月份，高考就成了一个仿佛举国关注的话题，好像所有那个年纪的孩子都在参加高考。但其实很多人不记得，许多孩子连进入高中的机会也没有，其中很多人不是自愿进入职业教育的，他是被优绩主义的教育方式筛选，塞到一个地方去，而他只能被迫接受这样的现实。

10

教育神话的瓦解，就像一滴酱油滴进水里

从参加高考的群体而言，在和家长们的接触中我发现，不同的家庭对高考的期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其实本质上又是一样的。大多数家庭还是希望说孩子考个更好的分数，上一个更好的大学以后有一个更好的工作，我觉得跟十年前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分别。我能感到教育神话在瓦解，但本质上这些家长这些家庭的期待没变，或者对于他们来说，教育神话其实还没瓦解。但我们知道，它应该瓦解，它也已经在瓦解了。只是咱们国家这么庞大，14亿人，每个人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和对社会的认知都不同，“神话瓦解”就像往一大缸水里滴了一滴酱油，酱油扩散到水的每一部分，速度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方面，即使这个“教育神话”真的全面瓦解了，大家是不是就对教育丧失信心了?家长就觉得自己孩子上不上学、上什么学都行?我觉得这个倒是没有，大家只是失望了。现在我感觉人们的想法更接近：我学好了也不一定就能怎么样，算了。但反过来讲，你去内卷，未必能有很好的结果;可你如果不参与这个内卷，可能会更惨。因此，很多人还是抱着“参与一下”的想法，但可能教育方面的投入会有所减少。

在目前这个复杂的过渡阶段，一些矛盾的情况会同时出现。比如说有一些家长还是疯狂鸡娃，每个月花几千块甚至几万块去给孩子补课，希望孩子去考一个好学校好专业，最后获得一个好的工作，一个稳定的生活，很多家长还信这一套。但也有很多家长确实他已经卷累了，现在整个社会经济条件也不好，有的家长也没有那么大的经济能力供孩子去怎么怎么样，而且他们也客观上可能也认识到说，就算你真怎么怎么样了，又能怎么怎么样?所以与其说把孩子逼的很苦，逼出心理疾病来，又是何必呢?可能还不如退一步。

其实我当然明白，我们仍然处在一个优绩主义的社会里；所以我也只能和学生们说：如果还在这个社会里的话，你们如果能取得好成绩的话，那就更好。我只能这么说。

可是，对我自己而言，比起大家取得好成绩，我更希望我们都能成为一个正直善良坚强的人，这比好成绩更重要。至少，我们不要在沉默中变成只会唱赞歌的人，甚至变成了那个把大家的学校当成了自家牛棚的村长。

END